疏影

来源：http://www.360doc.com 文:王爱忠

路遥，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该作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因肝病早逝，年仅42岁。本文为你记录路遥：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一生。

在新中国文学的天幕上，路遥犹如一颗流星，在短暂写作生涯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辉煌。其作品展现出奋斗不息的昂扬斗志曾经感染了无数读者心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征程。可路遥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郁闷、痛苦和煎熬，以至于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让我们走近路遥，一起去感悟他平凡而又悲壮的人生旅程、透视其鲜为人知而又跌荡起伏的内心世界。

终生与贫穷为伴

路遥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清涧县，原名王卫国。他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父亲用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担。为了生存，在路遥七岁时，父亲就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远在延川县的王玉德。对于路遥在父母家的生活，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与屈辱。父亲性格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是被抛弃的生活。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把他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父亲再打一顿。路遥一直在伯父家度过了他的学生年代。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家里也很穷，他时常为买不起几分钱一支铅笔而发愁。当时，路遥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搞恶作剧，专门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贫困艰难的生活给路遥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

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让路遥上学的，他们一心想在土地里培养这个养子，让他在未来接替伯父的班。为了证明自己，他参加了考试，结果从一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可伯父无力再供他上学，就找来劳动工具，让他砍柴、放羊。他愤愤地把绳子、锄头扔进沟里，最后通过与家里谈判，勉强给每月25市斤粮票。不够吃，学习完后，他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这段饥饿和屈辱的经历对路遥的人生和创作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都有作者本人的苦难身影和辛酸烙印。我们可以感受到可怕的生活窘境以及少年路遥独特的心理历程。

1973年，路遥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因当过红卫兵头头，北京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都不敢要他，最后延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申沛昌冒着风险拍板，路遥才迈进大学校门。大学里，路遥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同学白正明说，一身灰的卡服是他的礼服，“老三样”（白、黄、玉米发糕）吃饭后一碗开水冲菜汤是他很喜欢的美味佳肴。“儿子上大学前靠家里，上大学后靠的是林达，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在经济上给了儿子很多接济，就连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路遥的养母李桂英老人说。

路遥的《人生》在全国获奖了，但他到北京领奖的路费还是给四弟王天乐（当时《陕西日报》记者）借的。路遥曾与朋友说过，《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他那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王天乐曾经回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情景：“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人，没有路费去领奖，更没有钱去买自己写的书！王天乐告诉他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找不来外汇。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路遥在陕北农村有两个家。四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还有众多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帮扶和赡养。何况故乡的人们，远亲近邻，七舅八姑，哪个乡下人遇到难处，能不向这位出了名的作家伸手?在城里还有小家，他极不善精打细算，日子过的真够窘迫。路遥为改变自己经济情况作过不少努力：为了赚钱，他还炒过股，甚至开价5000元给企业写报告文学。但换来的5000元稿费，却是在路遥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去世后只留下1万元的存折和近万元的欠账。

仕途的失败与留恋

路遥七岁离开亲生父母过继给伯父，养母靠着乞讨供养他上中学。路遥和家人当然是希望他能够谋得一个公家人的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进而出人头地、建功立业，赢得人们的尊重。但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户籍管理、计划供应等制度在城乡之间构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文革”的爆发，升学毫无指望，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回乡当个农民。这对于路遥来说，是痛苦的选择。但时代好像为路遥提供了一条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依靠其出众的写作、演讲、组织才能，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一步当上全县红卫兵头头，晋升为“军长”。大联合后，路遥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是“好运”转瞬即逝，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中，路遥跌向了深渊。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于1969年年底被彻底赶回老家郭家沟村务农。这个只有十八岁的少年难以承受这种风云突变的打击，他哭了，哭得肝胆欲裂……他的干姐、作家刘风梅曾看到路遥在冬天穿一身白，白裤、白衫、白腰带。后来问他为什么穿一身白？他说他是给自己戴孝。这足以说明这种政治仕途的无望给他带来的刺痛。

路遥是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况下才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没有放弃政治。这在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且不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大段引用《人民日报》等官方报纸的社论，也不说这部作品中对各级官员之间复杂关系的描写，就说路遥把孙氏三兄妹的爱情写成都与高干子女有关、孙氏三兄妹的爱恋者和竞争者的父亲无一例外都是官场上的高官大官（而不是金钱上的富有）。这样的安排，似乎印证了路遥看重的更多是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而不是财富；潜意识里也流露出他对高官显贵的认可和渴望。据说路遥“文革”结束后在担任陕西省文联主席期间，在文联大院里进进出出，勇猛而好战，令他的对手们闻风丧胆。陕西作家贾平凹在《怀念路遥》一文中也曾写到，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路遥）指着山下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贾平凹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然后把尿尿得老高。远村在《路遥二三事》中曾写到：“路遥曾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文学与政治从来未分过家。他病情十分严重，几乎看不清东西，还坚持看报、看电视，关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还说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协搞好。”这说明，在内心深处，路遥有着对政治仕途的留恋。可惜的是，关注时政的路遥无法成为一个政治家，纵然他具备政治家的天赋和气魄。仕途失败的阴影一直潜伏在他内心深处，即使“文学”这个神奇的药方，也不能抚平路遥心底的伤痛。

苦涩的婚恋

在引导他走向文学之路的好友、诗人曹谷溪撮合下，路遥在人生最为辉煌时刻与北京知青林红展开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恋情。1970年延川县招工，路遥争取到了一个指标，但是他把这个名额转让给了林红。生活总有许多说不清的巧合，浑身长疮，折磨得两个月不能行走的路遥被县革委会宣布隔离审查。当天中午，林红因路遥的“农民身份”而提出断交，爱上了一位支工的解放军下级军官。林红的离开对他有重要影响，路遥一生都没有走出这段恋情所带来的幸福与阴影。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中，走进县城变为城市人的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可能就是北京知青林红抛弃路遥的翻版。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也可能有林红的影子。

仕途失败、初恋受挫，路遥痛不欲生、彻底绝望，不得不回到农村。在干爸、大队支书刘俊宽帮助下，当了民办教师，重新过起物质上穷困和精神上孤独的生活。他只好用写作来充实自己，因时而在曹谷溪主编的《山花》上发表诗作最后被借调到县委通讯组。这时，颇具文学才华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达走进了他的生活，用爱抚慰了他的创伤。路遥考上延安大学后，大多经济来源是靠林达资助的，正是因为有了林达，路遥在延安大学能够安心读书和进行文学创作。

路遥离开延安大学后担任文学期刊《延河》编辑，到西安工作。后来林达也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俩1978年1月结婚，1979年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路远。遗憾的是，婚后生活并没有起初想象的那般甜蜜，更谈不上和谐、幸福。他没有享受到夫妻之间真正的恩爱，或者说这种恩爱的时间十分短促。作为“农民的儿子”的路遥希望妻子是一位能体贴入微，对自己学习、工作，都能够有所帮助的妻子。在潜意识里，也许只有《人生》中的“刘巧珍”才是他最好的“媳妇”，但林达是一个具有“小资”情调和独立意识、事业心极强的现代知识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而半夜写作、通宵达旦，早晨从中午开始，尤喜独处而又时常“封闭”自我的路遥让林达难以适应、无法容忍。在林达看来，她希望有一个体贴自己能够保持正常的夫妻生活的好丈夫，而不是一个不管家，甚至一个不管她的贴着各种光环的“圣人”。在生活习惯、性格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凸显，一度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短短几年时间，路遥和林达就行同陌路。

1980年秋末冬初，回到延安的路遥向自己的好朋友、陕西作家高建群诉说自己的不幸。他在延安呆了三天，为了安慰路遥，高建群在宾馆里陪他住了三天。之后为他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句子：“自然，我们的生活无限美好，\歌声总是多于忧愁。\但是，谁能保证说，\我们没有被命运嘲弄的时候。\有一天早晨一觉醒来，\生活突然出现了怪诞的节奏，\你的妻子跟着别人走了,\一瞬间你是多么孤独！”以后的几年中，林达多时提出离婚，路遥因《人生》小说与电影轰动全国，他怕给自己造成负面影响，更怕给自己亲爱的女儿带来很大的伤害而一直是一拖再拖。在写作《平凡的世界》过程中，路遥四弟王天乐也是想让他先离婚，不要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不如找一个陕北女孩，不识字最好，专门做饭，照顾他的生活。结果还是因为他女儿的问题，又一次放弃了调养身体的机会，继续过着“二个蒸馍，一根大葱”，饥一顿、饱一顿的无规律生活。在辞世前三个月，林达扶起病床上的路遥，他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婚姻不幸，路遥深深陷于夫妻感情破裂的深谷之中不能自拔。在他苦难屈辱的心灵深处也埋下绝望与无奈。路遥苦涩的婚恋影响着他的创作，他作品中的婚恋无不具有悲剧色彩：如田晓霞在洪水中丧生，孙少平走进一个孤儿寡母家庭；秀莲好日子刚开始就得了绝症；田润叶对爱情苦苦守望并成了官场利益圈中牺牲品，最终守着李向前终其一生；郝红梅一心想走入上层，却婚姻不幸嫁给软弱的润生；金波因恋爱而被开除军籍，再次寻找已是物事人非；模范夫妻侯丽叶莫名其妙投入第三者怀抱……作品展示了相对复杂的爱情，结局却往往具有作者本人婚姻失败的阴影。

内心世界的孤独与无奈

路遥卑微的出身、少年苦难屈辱的阴影注定要产生一种无法适应周围环境的自卑，他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从表面上看，是高傲的路遥，风光的路遥。他也说过一些大气磅礴的话，使人感觉到他生命中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动。他对国内一些当红作品很少有溢美之言，经常是流露微词。对全国的作家，他看上眼的也没几个人。在文学界，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也可能因为他太实在、不善于应酬。他看不见尘世种种，眼睛只盯着自己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他自觉不自觉地伤害着亲人，伤害着朋友，伤害着同事，他陷入了思想者特有的孤独。王天乐曾说过这样一件事，说路遥骨灰在西安三兆公墓存放了三年后，必须重新安放，墓地选在了延安大学校园。于是第一天他和弟弟王天笑把路遥的骨灰搬到作协院里，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前来为路遥送行。他说决不为路遥感到悲哀，主要是觉得这个院里的儒士和名流们有失学者风度。是啊，路遥都去世三年了，作协大院里的朋友们还不能放下心中的不快么？

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吐露了自己内心真实想法：

“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你不顺眼。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在这样一种机关……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这些地方虽然听不见枪炮之声，且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心高气傲的他无法融入当时的环境。路遥是郁闷的，人们很难读懂路遥。其实，坐在平房小院里，不停地抽着烟仰望天空，若有所思，忧郁、寂寞、孤独的路遥，才是真正的路遥。现实的世界里，没有人与之同行，他的灵魂在孤独与痛苦中游荡。是啊，他把自己沉浸在文学创作的忘我之中，塑造了一个个寄托个人诉求的硬汉（如马建强、孙少平、孙少安等）形象，掩盖着其内心的悲愤与无奈。他想通过自我奋斗，驱逐那些蛰伏内心浓烈如斯的自卑情绪。不管上天怎样冷酷无情，他都要认真耕耘这片生活的土地！

文学殿堂的艰难跋涉

无庸讳言，路遥从事创作的动机也有很强的功利性，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意识远远强于对文学的爱好。文学更多的是一块改变身份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跳板，他试图用文学打拼出一条人生新道路。在好友曹谷溪帮助下，路遥凭借创作才能在延川县站稳了脚步。1972年8月2日《陕西日报》报道：“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创作员路遥同志，一年间创作诗歌五十余首，其中六首发表在报刊上”。正是由于路遥创作上的突出表现，在一些人的质疑声中，他进入了延安大学中文系，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农民身份，真正进入了城市。1976年8月，经陕西省作家协会争取，路遥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做编辑工作。这对于路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获得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文学也成了他今后必走的人生之路。

路遥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人生梦想，可他的文学之路并不平坦。当中央还没有对“文化大革命”作结论，别人还在喊“文化革命好”的时候，他逆风而动，以超常的勇气与远见卓识，写出一篇声讨文化大革命的六万字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他寄给了在全国的各大型刊物，可都给退回来了。没有人理解他的小说，也没有人敢发。他当时很苦恼也很无奈。他说他还要往外寄，如果这次再寄出去不发表的话，那他就把这个作品撕掉了。后来，《当代》慧眼识珠，尤其是得到老作家秦兆阳的欣赏，才得以在这个杂志上发表并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惊心动魄的一幕》的获奖，增添了他前所未有的自信，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向更高目标攀登的基石。1981年6月，不到三十二岁的路遥，以顽强的毅力，用了二十一个昼夜，创作完成了十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他自己认为可以开创一个时代的作品，写出来后先后寄给几家刊物，可还是被退稿。但他坚信并预言：要么巨大的成功，要么彻底失败。结果《人生》果然让路遥一举成名。《人生》对于路遥的创作生涯来说，是属于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他在陕西文学界的地位。

贾平凹曾在路遥逝世十五周年时作祭文评述路遥：“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是的，路遥以他苦难挣扎的一生，在广袤的陕北高原上谱写了一曲浓烈而沧婉的信天游。

这时候的路遥其实也负载着极大的心理压力。他无法忘记与他的文学教父柳青的一次谈话。柳青说，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需要一天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体裁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待的。而他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挑起来”。路遥一直为此而感动。而当时，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路遥不可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可争强好胜的路遥很难承认《人生》就是他的一个再也越不过的横杆。十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不足以安慰像他这样怀有远大抱负的灵魂。他要完成最尊敬的文学教父对他的嘱托，在更大范围和格局上，确立自己的文学地位。于是，路遥背着重如泰山般的十字架开始了他文学的远征。这又是一次挑战，他要用他的青春、他的生命做赌注去制作属于他自己的鸿篇巨制！

《平凡的世界》这座辉煌艺术大厦，路遥建造的并不轻松。第一部全部完稿了，过去发表过他的作品的一些刊物（都是些有影响大刊物），把这部作品看过后，纷纷都给他退稿了（大多认为不适应时代潮流，属老一套“恋土”派），辗转了几个编辑部，最后由谢望新主编的广东《花城》杂志表示愿意发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之后，路遥没有赢得掌声与喝彩，相反却遭遇文学评论人士的当头棒喝。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是路遥的挚友，据他回忆：“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很多评论家认为《平凡的世界》相较《人生》而言，是个很大的倒退。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长篇，居然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路遥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回到西安，路遥去了一趟长安县柳青墓。他在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柳青墓碑前，放声大哭。有谁能理解路遥众人皆醉唯他独醒的悲怆呢？

在当时中国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的路遥，对此还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因为他坚信，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让人在精神上变的更坚强！路遥对白描说他要继续写下去，写第二部，写第三部。可就在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路遥本来没有恢复好的身体再次出现了问题，吐了血。他告诉王天乐，说这辈子是没吃没喝，还打了半辈子的光棍汉。王天乐让他立即停止第三部的写作，并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路遥说，他已经考虑好了，他要用生命去结束《平凡的世界》。是啊，他不想让自己的文学梦想同肖洛霍夫、柳青一样因生命突然终止而成为残破的遗憾。

六年的文学远征，流血、流汗。《平凡的世界》终于在他顽强毅力支撑下圆满完成，并一举夺得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这曾经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内在魄力，具有博大恢宏“史诗般品格”的现实主义力作，应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但此时的路遥已明确感觉到了死神的侵袭，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这位原准备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发表演讲的作家，又坚持完成了不朽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而后带着未竟的事业，离开了这个平凡的世界。

路遥故去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年仅42岁的路遥因肝硬化，消化道出血医治无效，走完了他平凡而又悲壮的人生旅程。他活得太累了，非人般的劳动得到的全是苦难：屈辱的阴影，仕途的失败，苦涩的婚恋，环境的掣肘。他的内心的苦衷难以忍受。唯一能够释放的渠道和寄托只能是文学创作，可艰难跋涉的文学之路也是充满荆棘。但他清醒的意识到，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他深信，历史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因为他认为一个没有丧失普通劳动者感觉的人，一定会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因此，他要以生命为代价，以血为墨著华章，为我们弹拨一曲生命绝唱——《平凡的世界》！

无论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界表现出怎样的冷漠，我们都不会忘记路遥。苦难的人生旅程，诠释了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人生真谛。不由让我们想起鲁讯先生的一句话，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血、是牛奶。这也正是路遥平凡而又短暂一生的写照。路遥是农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爱着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平凡的人们。他和他的作品奉献出的精神食粮，激励了和正在激励着平凡世界里的人们于逆境中自强不息，在苦难中搏击人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