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子

1877年8月17日，左宗棠奏请在新疆设行省，取消原来的军府制度，实行与内地一样的行政管理。日后，又历陈新疆长治久安之策。1884年11月17日，清政府终于采纳其策……

本策划摘自李连利《晚清第一帅：左宗棠评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搜狐读书特别制作。

01 晚清新疆啥地位：西北商业主干道 俄英垂涎谋侵略

新疆自古即为中国领土，然而，自康熙以来，朝堂之内就有一种新疆无用论的观点。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大凡说新疆无用的官员本身就是无用，因为治国无能才甘于放弃。

新疆原名西域，1759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定名为新疆。自康熙中叶起，全国处于基本稳定状态，全国范围内的人口迁移已然形成。随着西北开荒耕种兴盛，西北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用兵长达七十多年，最终在乾隆二十四年收复新疆。到了乾隆中后期，形成了西北商业主干道。这条主干道就是古城-归化-张家口，即新疆古城-内蒙古呼和浩特-河北张家口。

华北通往新疆的物资有六七成经此运往新疆。古城北接外蒙古的科布多，西可达绥来（由此分别连接伊犁、塔城），向南由吐鲁番到疏勒（喀什），呼和浩特向北通外蒙古。因此，这条商道上蒙古的皮革与西北的粮食交换买卖兴盛，呼和浩特的产品又可运往山西。因为这条商道过于繁华，所以嘉庆年间将呼和浩特对蒙古的贸易地点转移到了绥远。张家口则主要针对东北、华北，由此，北部大商道形成。

除了这一条商道外还有一条更大的商业路线，即新疆乌鲁木齐—兰州—汉口—上海。由乌鲁木齐出发东行到古城，继续向东到哈密，过了哈密东达甘肃的安西州，由安西向东南走向兰州，到凉州府转运后向南到狄道州道，之后一分为二，一条去往重庆，一条去往汉口。

由此不难看出，新疆并非有些人所说的无用。山陕商帮的兴起原因之一也就是商业。其实，新疆曾经的繁荣情况可通过乾隆时期陕甘总督的奏折窥之一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欧洲大陆第一军事强国沙俄便都看上了新疆这块地方。晚清时期，沙俄屡犯我国边疆。1864年，166万多平方公里的新疆又被侵略者阿古柏侵占。

更为严重的是，新疆丢失后，内蒙古、西藏等必大乱，陕甘青等将成为前线，那么，中国的统治中心将面临海陆两方面的直接挤压。

与沙俄一同竞争的还有英国。虽然史书历来对英国的介绍并不多，但英国的危害也不小。特别是在与阿古柏的斗争中，如果没有英国的帮助，阿古柏不可能坚持那么长时间。英国对于阿古柏的支持是从军事、外交、经济等多方面予以的。

到了1850年左右，英国在北到中国新疆、南到西藏的整个西部边疆都与中国接壤。由此，英国人开始与中国在陆路展开了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

作为亚洲心脏的新疆，从阿富汗出发，可以到达伊朗，直面中东地区，南面面对南亚诸国，北面与俄罗斯接壤，而且新疆是英国和俄国非常垂涎的棉花生产基地。由此，英国急于将新疆变为它的殖民地。

02 谁是中国最主要敌人：李鸿章缘何弃新疆 左宗棠为啥力主战

1875年1月12日，光绪即位。新君登基自然要显示不同气象。为此，1月26日两宫皇太后颁下懿旨“博采说言，用资治理”。李鸿章提出了七大建议：开煤、铁矿，架电线，修铁路，各海口添设洋学格致书院，由郭篙涛出使各国主管洋务，建立海军，停西征、暂时抛弃新疆以加强海防。

纵观李鸿章的七大建议，其中前六条都非常正确，但这六条的历史贡献根本无法掩盖第七条的荒谬以及对中国的危害。因为，铁路没有修日后可以修，但领土要是丢了就很难收复了。自甲午战争后，中国贫弱了足足半个世纪，后世的人即使想恢复也已经没有理由和实力了。如果真照李鸿章的建议暂时放弃新疆的话，很显然，日后再收复那就是天方夜谭。

作为林则徐衣钵的继承人，左宗棠从林则徐留下的各种情报中，得知沙俄对于西北的侵略之心古已有之。再加上在西北的十年时间，左宗棠更加认定沙俄是收复新疆的第一阻碍因素。因为那时英国已经占领阿富汗、伊朗多年，对于这些国家的消化并未完结，所以英国尚没有更多的余力与中国对抗，反观沙俄则已经真刀真枪地有了动作。

林左路线与李鸿章路线的纷争点就是谁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这一分歧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

在晚清，我们的敌人主要有路上之敌以及海上之敌。海上敌人危险，路上之敌同样危险。自晚清面对“海上来犯之敌”后，在对外战争中，谁是第一敌人的认识上，两派有所不同。林则徐认为“防俄宜先”。李鸿章则认为日本将是未来大敌。这一预料比较符合日后的历史发展。为此，我们可以确认李鸿章的眼光是独到的。即使如此，也不能认定李鸿章“联合沙俄抵御日本”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为了“联合”而甘愿放弃领土的做法。

左宗棠主张对沙俄和日本都要关注，谁是第一敌人要看当时的形势而定：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沙俄是主要敌人，必须要用主力对付；对日本也不能放松。左宗棠对海防和修造轮船的重视就是明证。

李鸿章的价值在于预测到了未来第一敌人是谁，但却忽略了现今的第一敌人是谁。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实力在逐渐增强，但其总体实力（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直到19世纪末才真正追上中国。李鸿章显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仅仅是注意到了军事方面。

除了日本之外，英法美俄等国都在海上虎视眈眈。对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海上之敌确实非常厉害，但陆上之敌更不可小视。因为自始至终制海权、制空权的被剥夺，皆不能令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政权更迭。因此，陆上之敌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权来说，大于海上。

围绕着新疆，在晚清时期共有四次争论：分别是道光年间的放弃西四城论；海防与塞防之争；南疆弃取之争；建省之争。这四次争论中的后三次，左宗棠是参与者。第四次则是改革派中的抵抗派内部的争论，其主要论战对手是左宗棠和左宗棠第一猛将刘锦棠。

建省的主张并非左宗棠首创，而是对道光年间魏源、龚自珍主张的延续。道光年间的张格尔叛乱被平灭之后，对新疆的取舍问题出现了新的争论。长陵、武隆阿主张放弃西四城（即今天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类似于李鸿章仿效土司分封的建议也在是否舍弃西四城的争论中出现过。道光皇帝为此并没有同意放弃西四城，但也没有决定改变伊犁将军管辖新疆的军府体制。

到了19世纪60年代，随着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侵占伊犁之后，新疆的军府+伯克制+扎萨克制+新疆东部迪化镇以西施行郡县制的多重行政体系的弊端已经显露无遗：伊犁将军腐败无能，伯克们分裂四方。如果不建行省，则很难统一政令。为此，左宗棠连续五次上书要求建立行省。与此同时出现的观点则还有放弃新疆论、放弃南疆论。

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存在争论很正常，当时大部分的督抚和高级官员都支持李鸿章。可以看出，在大部分高级官员眼中，为了这个“不毛之地”与“欧洲第一军事强国”沙俄对抗是得不偿失的。

03 李鸿章闹矛盾大唱悲调 慈禧积极支持收复新疆

左宗棠、李鸿章的矛盾公开化，最终到了难以共事的地步。1872年，陕甘战事虽然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但大局已定。为此，收复新疆已经被提上日程。左氏向朝廷建议出兵，李鸿章则对此表示反对。起初他四处联络志同道合者。他冠以的说辞是：“沙俄军队占领伊犁，我军无法远征，必须修建铁路（没有铁路，左氏靠马、骆驼、走路同样成功了，因此，有无铁路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修建铁路之后，全国可以贯通，那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铁路调兵遣将以对付俄国人和英国人。因为，俄国人有吞并西北地区的企图，英国人有吞并西南地区的意念。”

1873年，李鸿章又对沈葆桢说，现在的中国没有班超、赵充国这样的能人，新疆恐怕要丢了。左宗棠已经老了，能够把陕甘问题解决就已经很万幸了。

到了1874年年底，李鸿章找到了同盟者，即英法等国也对中国出兵新疆表示不认可。例如英国认为：中国绝对不会收复新疆，因为财政困难，更何况远征新疆这样花费很大的举动。1874年英国公使威妥玛派人来到天津，向李鸿章提出把伊犁割让给沙俄，天山南路划给阿古柏的方案。为此，李鸿章在日后的《筹议海防折》中提出：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可以自治。

1875年光绪登基，两宫问政于大臣们，李鸿章跳了出来要求停止西征。最后，李鸿章在论战中失败。但他心有不甘，经常动摇其他督抚对西征军的支持力度。

1876年三四月间，李鸿章对沈葆桢说：“阿古柏的虎狼之师与沙俄狼狈为奸，左宗棠必败，中国人又该被外国人笑话了。”

然而实际情况却让李鸿章大为惊讶。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率军出征，两个月攻占乌鲁木齐，又一个半月攻占玛纳斯城，阿古柏第一次乞降。1877年4月刘锦棠大军收复吐鲁番，一个多月后阿古柏死。

而这年的7月7日英国第二次请求清军停战，同时山陕豫等地发生旱灾。李鸿章和郭嵩焘等再次以新疆南部地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地方，与其花那么多军费倒不如省下来。既然阿古柏愿意做属国，那么我们不如趁着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同意，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感激我们，从而成为我们的屏障。

当左宗棠继续进兵并且势如破竹、阿古柏死讯也传到李鸿章的耳朵后，李鸿章再次以这样的调调说：左宗棠怎么能妥善处理新疆事务呢？根本不可能（起先是刘锦棠与左宗棠发生矛盾，前线恐怕会生变。其后又是阿古柏之子投奔俄军将伺机反扑。最后则是白彦虎逃到沙俄，这样的匪首都没有捉到，无法善后）。

等左宗棠胜利之后，他却把新疆说成是“人所不争之地”，又说阿古柏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极力贬低新疆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心里只有海防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其他的都无关紧要。他甚至斥责左宗棠是奸臣，说他“饰词欲战，不顾国家全局，稍通古今者，皆识其奸伪”。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于晚清的覆灭当然要负第一责任。但是，她在尚未彻底掌控朝政之初，积极支持左宗棠解决陕甘问题以及大力支持收复新疆的作为，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04 四年磨剑战必胜：裁军一半狠训练 严禁杀俘策略高

左宗棠为了收复新疆足足准备了四年。在准备过程中，令人不解的就是左宗棠的裁军。

进军新疆前，左宗棠首先整饬了军队，严查吃空饷和体弱多病的情况，整编的原则是：择其壮者为兵，散其弱者为农，兵责以战，农责以耕。即身体强壮的当兵，身体弱者进行屯田。为此，原西征大军几乎被缩编了一半。

与此同时，左宗棠还大力进行武装先进化的工作，除了西安、兰州的机器局仿制西洋枪炮外，还在全国各地、欧美国家购买军火。西征主力军刘锦棠部就配有：护开花后膛大炮两尊、车驾开花后膛小炮四尊、后膛七响枪300枝、快响枪80枝。

与此同时，左氏也加强了练兵的力度。左宗棠认为练兵的根本首先要练心，其次练胆，最后练体力和格杀技巧。经过左宗棠的锤炼，就连人们公认的不能打仗的八旗兵、绿营兵也为之一变。在新疆打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沙漠的恐惧。当时，千里黄沙下，每个人背上八天口粮的生白薯，渴了饿了都以白薯充饥解渴，唯一充足的就是咸菜，每个人背了四个月的咸菜量。

与此同时，为了禁止军队“不能制贼，反而增贼”的现象，左宗棠再次重申了军纪的重要性。他认为：只要军人能够做到行军五禁，严禁烧杀奸淫的话，在异族残酷统治下的维吾尔族同胞，必然会欢迎官军的到来。在左宗棠的教育下，西征军士个个奋勇杀敌，展现个大无畏的精神。在人不睡觉、马不卸鞍的情况下，在五个夜间疾驰了八百里。

左宗棠深知刘锦棠的军事谋略，因此，将西征大权全部交给了刘锦棠。但要求他做好两件事：其一进军要严格执行“缓进急攻”和“先北后南”的原则；其二就是严禁出现类似“肃州杀俘”等问题。只要投降绝不许乱杀，而且要给遣散费，让他们回家。如果不愿回家的则给予钱财、粮种在当地耕作生活。

“严禁杀俘”这个原则执行得非常好，而且其示范效果非常强。例如达坂城司令大通哈（官职）爱德尔呼里宁则愿意归降并且留在中国军营，而且还派人到托克逊劝降阿古柏。达坂城之役的1200多名战俘，只抓了200名外国人送到肃州监狱，其余战俘则给衣服粮食让他们或者回到原籍或者回归原驻地。对于这些人，阿古柏则大伤脑筋，在他们的广播下阿古柏军心涣散。

吐鲁番之战后，清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就连白彦虎的千余部众，左宗棠都没有杀，所以，众多维吾尔族同胞听到真实情况后大为震惊之后便是感动，数座城池官民主动献城归降。而对于放后再被抓的人，例如哨长麻木耳在达坂城放归后又在克库被抓，收复叶尔羌后再次被抓，左氏立刻将其处死。

总体上，整个新疆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收复北疆；第二个打开南疆门户的吐鲁番－达坂城战役，消灭了阿古柏的主力；第三个即收复南疆。1876年六月初一到九月二十一，刘锦棠大军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其后左宗棠拒绝清廷继续进攻的命令，开始对队伍进行修整。

可以说，收复新疆大部的进展非常迅速，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左氏战略得当外，刘锦棠指挥才能高超，西征军进军神速，打乱了沙俄的部署。

左宗棠的一生，最为光彩的一节就是收复西北，特别是帮助曾纪泽收回了已被沙俄侵吞的部分领土。然而，其风光之后便是最令他心碎的失败。这种失败并非是左宗棠的个人失败，而是国家以及匡扶社稷的路线的失败。中法战争中，左宗棠历尽心血经营的马尾船厂及其福建水师几近土崩瓦解，左宗棠也出师未捷身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