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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条权”诱惑

　　在庭审结束前，乔洪被允许作一个简短的陈述。上述旁听者告诉《财经》记者，乔洪在庭上的每一次发言均显得沉着冷静、逻辑清晰，宛若自己的第二位辩护律师。

　　乔洪说，茅台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企业，他在位时，权力太大，“面临的诱惑也太大了，茅台一年的销售额是80亿-90亿元，这意味着每天有成百上千万的钱物从我手上过账。”他坦承自己当了几年老总后，人生观及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觉得一两万元（指对他的行贿款）只不过是小数目”。

　　“听起来，乔洪对茅台制度漏洞的谴责更甚于对他自己受贿事实的悔恨。”另一位旁听者说。

　　事实上，乔洪从茅台集团得到的个人合法收益在国企领导人中并不算低。据《财经》记者了解，乔洪任职之初，茅台集团尚未实行年薪制，而是按贵州省政府对国企领导人确定的目标考核制，一年的报酬总计在20万元左右。2003年起，茅台集团通过高管年薪制方案，乔洪的年薪被提高至50万元左右。茅台股份2006年年报首次明确列出高管层报酬数额，作为总经理的乔洪，年薪与董事长袁仁国一样，为90.18万元。

　　不过，有熟知茅台内情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茅台集团与茅台股份的高管层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但近半数高管在集团公司领薪，所核定之薪酬远低于在贵州茅台领薪的高管。为平息纷争，集团公司董事长季克良要求核心高管层将自己的薪水取出后，按职务情况平分。因此，事实上，乔洪真正拿到的年薪应比年报上所列之数字略低20万元左右。

　　乔洪当年在贵州省轻工厅的一位同事，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对乔洪而言，来茅台任职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2000年在机构撤并前，省轻工厅领导安排乔洪去茅台工作，听说乔洪不太想去。”他表示，乔洪在任轻工厅副厅长之职时主管糖酒行业，其后又参与了茅台兼并习酒厂的部分工作，对茅台比较熟悉。“也许是太熟悉了，他觉得外来干部要在茅台站稳脚跟比较困难。”他分析，令乔洪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当时的茅台高层还没有搞年薪制，仅实行目标责任制，一年的收入不过一二十万元，“乔洪可能未必放在眼里”。

　　但乔洪最终接受了这一任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茅台是一艘航空母舰，充满了巨大能量。”他希望自己能打开茅台的能量释放通道。

　　在乔洪看来，茅台的巨大能量根植于茅台酒自然垄断性的特征.

　多年的实验结果证明，受特殊的水源、气候和微生物环境影响，离开茅台镇，就生产不了茅台酒。茅台集团公司董事长季克良告诉《财经》记者：“并不是茅台镇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生产出茅台酒，能生产的大概只是2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地方。”

　　但优势的另一面即是茅台的包袱与障碍。受诸多条件限制，茅台酒产量有限，2000年以前茅台酒的销售基本实行计划配给，“没有批条就搞不到酒”。即使在上市七年后的今天，茅台酒的销售仍依循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操作手法。按照乔洪在庭上的供述，“60％左右的酒按年度计划分配给各经销商及重要的终端客户；另有40％的酒由领导审批决定。”

　　知情者称，茅台股份及其母公司茅台集团公司同一班高管人员同时在两个平台上任职，只是具体职务有所不同。现年70岁的季克良仍是茅台集团公司董事长，兼任贵州茅台上市公司董事。季原本1999年就已到退休年龄，但作为“老领导”及“明白人”，季克良在茅台可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因此连续五次被贵州省委组织部延任。

　　据茅台内部人士称，季克良在批条的问题上谨小慎微，“他主张腾出身来管理全局及技术指标，尽量不批酒”。但事实上，在现有销售及制度模式下，季不过是把批条权下放到其他高层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