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梦（二）
个人日记
上学
1963年的夏季似乎格外的短,一群自然之子还来不及洗去满身的暑气,一张开学通知就贴在了桥头。
我们去读书吧,大一点的伙伴发出了邀请。读书？读书有什么味儿，有什么用？不如我们天天在湖里钓鱼摘莲子好玩。大多数小伙伴都不想去上学，路又远，还有老师管得紧紧的。我们一群自然之子都像小牛犊一样，不愿上橛子，上了橛子就要耕田了，还要挨鞭子。有个大的伙伴说，大人讲了，养儿不读书，只当养头猪。是啊，我们是男子汉，不能做猪，我们要去读书。
第二天,我们一行六人来到了学校。
可能有人要问:你们的父母哪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带你们去学校？我要告诉你,那个时代的父母在集体的田地里,战天斗地挣工分,哪有时间管束孩子们。那时对孩子们的管理完全是粗放式的，一家大都有5个左右的孩子，社会穷家里更穷，父母不挣工分就分不了粮食。
报名的时候闹出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大笑话。
首先报名的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他叫刘晓宏，老师问他成份,他回答是地主。他当时已满八岁,经常有大队干部到他家搞教育，教育他的父母要接受改造，他懂得什么是家庭成份了。而且他很懂事，思想上背上了成份的包袱，与我们一起玩时总是小心翼翼，怕得罪贫下中农的子女。接着报名的是他同姓兄弟刘晓成，老师问他成份，他不假思索也回答是地主。其实他家里是贫农成份，他也弄不清楚成份是个什么东西，反正和晓宏是本家兄弟，错也不会错到哪里。
轮到我了，老师问我多大，我说7岁。老师看我个子小，猜想可能不到7岁，那时不到7岁是上不了学的。我其实只有6岁，只想和这几个伙伴一起玩，不愿分开，上不上学倒无所谓。老师说，我问了你的爸爸了，你只有6岁。我坚持回答7岁。于是老师考我算术，我答对了，考我认字，我全认得，而且我背了《三字经》和《百家姓》给老师听。老师听得张大嘴巴，感到惊奇，问我这些学问是从哪儿学来的。我当时很骄傲的回答，我读了一年私塾。老师说你这么乖我收了。
然后就开始问成份，我想，什么是成份?怎么没听大人讲到这个东西？难道是指居住地吗?于是，我也只得报上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理由很简单，我们来自同一个小队，而且，我们都住在碾子沟的东边。当时是教导主任陈昌良老师主持报名，老师发愁了，他对我说，你们那里难道全是地主吗?那谁去种地？他说先不给你们填上成份，明天问家长再来填吧。
回到家里,我向母亲询问了什么是成份的问题，我说我报的地主。我母亲下了一大跳：“我们怎么会是地主?你快去找老师把成份改了。”我连忙返回学校，好不容易找到陈主任，改了成份。陈主任说，你这小孩太较真，不是说要你明天来改的吗，跑了一趟冤枉路。
当我更改了成份回来，已是新月初上，我第一次尝到了做人的艰难。
我们当时上学的条件真是差呀，就几间草房，坐在课堂里，常有灰落在脖子上。下雨没有地方不漏，黑板上有雨水，老师无法在上面板书。我们的课桌矮小破乱，挤在一起互相干扰。还没有足够的教室，只得实行二步制。初小上早学，高小上中学，这些个玩意儿现代青少年弄不懂，觉得不可思议，那时候有地方上学就不错了。
我很怕上早学，难得起床，外面天黑看不见路，还有农家的狗，常常对我们狂吠，让我们毛骨悚然。我太小，老跑在后面，到学校总是一身汗水。好在常有本家的兄弟护着我，受伤不大。
我的启蒙老师姓蔡，昭君故里人。她的美丽，她的学识，她的亲和力，让我们读懂了什么是老师。她的儿子也在我们班上，她象妈妈一样关爱着我们，教我们识字，教我们算术，还教我们唱歌。
我因为人小，比同学要小三岁左右，下课了也不出去，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蔡老师夹着课本，走到我身旁，小声地问我，喜不喜欢读书？想不想家里？我站起身来回答老师，我喜欢读书，我不想家里。
其实，我老想着家里，我的奶奶在家里给我煲好锅巴粥，溶溶的香香的，我就喜欢吃那粥。只是不到放学时间，想家也是白搭。
一次，我的钢笔丢了，找了半天没找着，我很难过，还哭了。老师知道后，把全班同学留下来查找，一个个把书包翻了个底朝天，忙呼了半天，结果在我自己的破衣口袋后面找到了。老师微笑着扬了扬手中的教鞭对我说：“你呀你，为了你，全班的同学都留下来了，今后不能这样粗心。”从这以后我从未再丢东西，这得益于老师的教诲。而且，在老师的教育下，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逢人就夸我将来一定有出息，还嘱咐我的母亲要好好培养我，说我是个好苗子。
可惜,这样的日子被后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全改变了。读三年级时，学校把我们的书全收走了，说那是封资修的黑货，要扔入历史的垃圾堆。把红领巾改成了红书袋，就装一本八万八在里面（八万八就是毛主席语录，我们的下辈人不可能知晓）。
后来，我们就不在课堂上课，而是拿着话筒，走在田边地头，读毛主席语录给农民听，宣传毛泽东思想，唱样板戏。当时搞不懂我们这个社会怎么了，究竟要搞一次什么变革？为什么学生不能在学校读书？我们用少年人的眼光扫视着这个乱云飞渡的世界，想找到答案，却无法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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