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梦（三）

个人日记

        
                                                                                     迷茫

     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冲刷着神州大地，学校理所当然成了重灾区。
     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伟人发出了驱赶令。所有的教师都要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教师遣散了，学校停课了,我们成了自由人。  
     借用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我们这一群十几岁的少年完全成了无管无束的“自由主义”份子。
     起初，我们也还到学校，身背一个红书包，里面装上一本八万八，走到哪里，念到哪里。没人觉得奇怪，没人说你神经有毛病，全天下大人孩子都一样。反正整天就这个事，因此，八万八随口就来，篇篇语录背得滚瓜乱熟。再以后，学校宣布停课闹革命，我们便杀入社会。
      我们在路边竖起红旗，拉上线，凡过路的行人必须背一篇毛主席语录，否则，不能过关。那时候，好多不识字的农民都能背诵《老三篇》。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是什么力量激发了人们的聪敏才智，看来人的潜力是个无法估量的未知数。
     千遍一律的活动，在十岁少年身上显得有点腻，那时，听说大城市的红卫兵真是了不起，那才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力军。1967年春,我趁停课闹革命的空间，只身来到沙市市。我的姑姑在市里工作，我想感受一下城市的大革命气氛。
     去市里的第三天，就遇到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
     入夜，万人火把游行的队伍塞满大街小巷，火炬燃烧的长龙里，口号喊得惊天动地。队伍中的另类被红卫兵打扮得形象各异:有的双手涂上墨汁，高举着，称为黑爪牙；有的戴上高帽子，称为反动权威；还有的女人胸前挂上破鞋，剃个阴阳头,.......那种灵魂受到煎熬的场面令人想笑，但绝对笑不出，只想流泪。
     那个夜晚，我一夜无眠，心情很复杂，有同情，有担忧，有期盼，更多的是恐惧。
     一次，我姑姑要参加一个会议，把我带去了。在红五月战斗队的四楼总部，听他们的头儿作战斗动员报告，气氛很紧张。另一派人突袭上来，红五月的人顿作鸟兽散。他们逢人就打，遇物就砸，搞得很血腥。与我一起玩的小孩，头部被打破，鲜血直流。好在上帝保佑，不然，我也险些成了牺牲品。
     不同派别的争斗,造成了大量的“烈士”，运尸车上的大喇叭不停的高喊着: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战友们，血债要用血来还。
     还有一次，我为躲两派争斗可能带来的误伤，翻进了印尼留学生的住所，由于围墙太高，后来想出来却毫无办法，幸好有一工作人员回来拿文件,看我是个小孩，问明情况后,为我打开那副重重的铁门。我第一次悟出人生之路的许多出口都有一道道无形的门被锁着的。
     混乱了一个时期后，复课闹革命通知下来了，所有学生必须返校闹革命。
     回到学校后，我们迅速的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当时我还是红小兵，为了革命的需要，我戴上了红卫兵的袖套。我邀约了十多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战斗组织，取名“魏武挥鞭”。 我由班长变成了“司令”，我们为争夺阵地——乒乓球桌，与其他派别多次交锋。我们人小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一次次被别人从桌子上赶下来而失去地盘。最后只得宣布解散，加入力量强大的组织。
     有两件事，我很不愿提及。
     其一，批斗学校工友——一个孤独而勤勉的老头。只因名字叫刘汉，受到红卫兵的多次触及灵魂的批斗。罪名是“流氓加汉奸”，多可悲呀!这位老人对老师学生都很好，每天要到外河里挑水给师生喝。老师的三餐安排得很丰富，还经常给生病的学生烧热水喝。他哪里有罪呢？真是“莫须有”。开批斗会时，要高呼口号，我就装有病，我喊不出口。幸运的是因人们的无知解救了他。抄他的家时（学校给的一间小房），有人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十字架饰品。当时无知的人太多了，没有人认识这玩意儿，红卫兵的头头便自作聪明，说这是解放勋章。大家明白了，这老头说不定还是一个地下党呢。批斗停止了,恢复了工作，还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其二，我们德高望重的教导主任受到批斗。抄陈主任的家时，从箱子里翻出一本日记，从日记本里发现了反动诗句：大跃进一声炮响，冻儿饿死娘。这就是他的唯一罪名。有一戴姓学生把他从批斗台上打倒在地下，还让他向革命师生下跪，不跪便用脚踢他的后背。当时，我真想跑到台上揍那戴性小子，可惜我太小，打不过他。那个戴姓的学生出了社会毫无出息，没人理他。在农村浑浑噩噩度过，历史是公正的，不会给这些小人机遇。
     好多年，我不愿回忆这段历史。我感到迷茫，我痛恨这个时代造就了这许多疯子，太可怕了。我痛恨这些失去了灵魂的人，他们比野兽还野兽啊！文革让我失去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也错过了我人生最难得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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