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树三更雨

今天看越剧《柳永》时，忽然想到同朝一个不相关的人来。

说不相关，实际上还是有点相关的。古书上有这样一段记载，苏轼有一次问一个善歌的人：“我词比柳词何如？”那人答道：“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这个有名的故事形象地描述了宋词两个代表人物的风格，柳永的阴柔，苏轼的阳刚。

柳永做不来大官的原因很简单，人人都知道是他的那句“忍把浮名，换了低斟浅唱”触怒了皇帝，何况“依红偎翠”的姿态，也让真清高和假清高的诸位官员都迫不及待的与他划清界限。那苏轼做不来大官的原因是什么，可就见仁见智了。

最早了解苏轼的生平，是在余秋雨的那篇《苏东坡突围》里，这篇关于“乌台诗案”的文章，将苏东坡人生的狼狈和落魄，刻画到了令人心痛的地步。苏东坡太高的才气为他招来了太多的嫉妒和中伤，在官场上一再遭贬。读到这篇文章是在高二，深深的印象到了这样一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直至成为一种偏见，好像才华过人又善良，就一定为人所不容。

    可是20岁之后，真正的读了一些历史，也真正的经历了一些人事，便醒悟过来，苏东坡仕途不顺的真相，并不是这样的文艺气息。   

    苏东坡受到小人弹劾诬告的直接原因，其实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政治。这要从宋神宗时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说起。关于那场变法历史上一直争议声不断，可是抛开变法的正义与否不论，单从王安石的性格来说，是有“拗相公”一称的。此时的他大权执掌，苏东坡反对变法，站在他的对立面，被贬为地方官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毕竟，被贬的人多了去了，无关诗词写得好不好，只不过是站错了队而已。

 那么苏东坡此时为什么反对变法呢？他在上呈神宗的奏折中说，天地所生财货万物，不在官则在民，通过变法的口号增加财政收入，不过是行聚敛民财之实而已。这样朴实的理论，却让人感动，苏东坡如此旗帜鲜明的反对变法，只是为了百姓的生计。无关升官，无关发财。而千年之后，我们这一代人的高中教科书，却毫不犹豫的给所有反对变法的官员扣上一顶“顽固派”的帽子，定义为被触动了利益的顽固派，阻挠变法。不知道修史的人，是怎么想的。当然，王安石也并非是个心肠歹毒的坏人，政见不同而已。他想的是如何“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于是推行了农田水利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等法度，期望富国强兵。

 苏东坡做了几任地方官，虽然是被贬，但是他心态很好。在“左牵黄，右擎苍”的潇洒生活之余，他还是要上班处理事物的。在这样深入百姓的过程中，他也逐渐认识到新法还是有好处的，重新丈量土地的方田均税法，促进了社会公平，让一些隐匿土地的富户无处循形；青苗法让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借贷于国家，不至受高利贷的盘剥，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等等。而这样的认识，却成为了他再次遭贬的原因。 

风水轮流转，不久，王安石失去权柄，反对新法的“顽固派”们又回到京城。此时的政治形势，自然是呼吁废除变法才对。然而苏东坡却又站出来反对全面废止变法了，很显然，他的这次表态又惹人厌烦了。这群曾经惨遭贬黜的官员刚刚官复原职，正恨得咬牙的把拥护王安石的“变法派”赶出京城，于是可怜的苏东坡，就又被赶走了。

又不久之后，再次的风水轮流转，变法派吕惠卿当政。这个人心胸狭窄，手段卑鄙，不似王安石般为人光明磊落。他借改革而营私舞弊，为了稳固权位，扶植阿谀自己的力量。这帮刚得势的新贵，对朝中老臣，自然是一力排斥。哪怕是对曾经有知遇之恩，已经罢相的王安石，也恨不得赶尽杀绝。这下，名望极高的苏东坡被赶去遥远的天涯海角，就一点都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