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国忱

一场大风暴过后，总要留下许多故事，让人们一遍一遍地回忆，一遍一遍地讲诉。回忆为了慰籍自已，讲诉为了警示后人。

我记事的时候，土改风暴刚刚过去，社会还留在运动的余波里。由于多年的战乱，谁家都没有心思盖房子，将就一天算一天，所以那时候房屋极少，一个院要住四、五家。东西屋、上下屋、甚至南北炕，都住着姓氏各不相同的人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人们怎么那样爱唱歌？一到傍晚，不论走进哪个院子都会听到歌声。唱《东北是个好地方》，唱《东方红》，唱《解放区的天》。庄稼人不讲什么节凑音调，就是直着嗓子吼，吼出心中的情绪。人们唱够了，就聚在一起唠喀，讲那些让他们惊心动魄的事。

我们屯有个人被枪毙了，那人叫张大乏。张大乏是地主张玉林的堂侄，家里没房子没地，连老婆都没有，寄住在堂叔家里。他什么活都干不好，所以，才人送外号张大乏。张大乏干活不行，穿衣却特别讲究。那个年月，物资供应极度匮乏。人们很难买到有色彩的机织布，不管男女，穿的全是自家织的白大布，用锅底灰一揉，灰土土的，便算是上了颜色。张大乏穿的却是雪白的芙绸布衬衫，确青的花旗布裤子，在一片灰色中，显得格外炸眼。

外地来的带枪工作队一进村就瞄上了他，怀疑他是中央军的密探，把他抓起来了。不管怎样宣讲政策，他就是不招。最后，工作队把全屯的男人女人都招集到了一起，排成队站在场子上，把张大乏带到队前，问：“谁能保这个人不是探子？”

一把张大乏抓起来，人们的脑子里就全都划了魂：“是呀，他干啥啥不行，凭什么穿得那么好哇？”那年月，人们连自己的三亲六故是哪党哪派都说不准，谁敢保这个不着调的张大乏不是探子呀？大家谁都不支声。沉默了一会儿，工作队长说：“没人保，那肯定就是探子了。”工作队员拉起狼哭鬼叫的张大乏就往南走，走到南大坑沿，“嘡”的一枪就把他给毙了。

张大乏死后，人们又觉得他不该是探子，那样的乏东西，怎么可能是探子呢？说到底，还是那身衣服把自己给害了。于是，小屯人一见谁穿新衣服，就会笑着说：“知道张大乏咋死的么？美死的。”

南大坑在我家场院南，西北沿有一棵大柳树，树冠圆圆的，像伞一样罩着半个水面。那是小伙伴们离不开的去处，夏天钎蛤蟆，冬天跑冰车，春天打山雀。由于枪毙过张大乏，成了凶地，就很少有人再去那玩了。

同样的事，在我们西屯也发生过。私塾刘先生的儿子刘明朗，也被工作队抓了起来。西屯住的多是山东人，山东人讲义气、敢担当，对刘先生又格外的敬重。大家一起联保刘明朗不是探子，工作队就把刘明朗放了。刘明朗却说什么也不回家。他念过大书，知道啥是革命，决心参加工作队。工作队走到哪，他跟到哪。大冬天，工作队坐着爬犁在雪地上飞奔。他就跟在爬犁后面跑，鞋跑丢了，光着脚在雪地上追。工作队被他的诚心打动了，收下了他。

刘明朗的爹是我奶奶的舅，刘明朗是我奶奶的表弟。解放后，二叔去沈阳还特意到他家看看。二叔回来说：“了不得了！刘明朗在东北局当了大官啊！出门坐轿车，家门口有两个挎枪的士兵站岗。”

爷爷说：“做人不能没朋友，刘明朗的老爹若是不交下那些山东人，刘明朗就和张大乏一块走了。”

1952年的夏天，老师下屯来招学生，我们这些野马似的孩子们都背上书包上学了。那年我七岁半，是学生堆里最小的一个。

学校在乡政府所在地腰坨子屯。我家离学校三里路，走一条细细的小毛道，道两旁是深深的蒿草。中间路过一片乱葬岗子，每走到那里，我都毛愣愣的，明知道死人没有活人厉害，可还是怕。翻过一道高高的沙坨子，就到学校后院了。

日伪时期，腰坨子是村公所所在地。听老人们说，那时候的村有现在一个半乡那么大。村长姓姜，是名震一方的大地主。周边的土地和林木多数都是他家的财产。日本鬼子一撤，姜村长就跑了。他家的大院子做了小学校。上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五间，前边一个大门楼，后边靠着土山，在孩子眼里确实雄伟得很。等我长大些再去看，房子其实很小，土山也不那么高了。

当年修房的时候，为了防贼，姜村长可是下了大功夫。屋墙全是一把一把的芦苇涸上黄泥，再编成辫，一层一层垒叠起来的，坚固得很。用铁锹铁铲戳上去，“咚咚”的响，咋戳也戳不出洞来。

听爷爷说：修房时往苇把上涸黄泥，全是小孩干的活。姜村长会整，买了几大筐麻花放在院子里，谁来干活给谁麻花吃，全村的小孩都来了。孩子们涸泥把，大人们编，一边编一边垒，很快就把墙垒起来了。

学生众多，学校必须是个敞开的大院，得拆去院墙，扒掉大门楼。院墙是土筑的，并不难拆。大门楼的墙和屋墙是一样的，扒起来可难死了！那时候学生大，都是十七、八的小伙子。我在他们堆里是名符其实的小孩，干活的时候，只能站在旁边看，看着他们咋刨也刨不动。后来就在墙根挖大沟，把墙给放倒了。倒在地上还是完整的一片，用镐用郎头又刨又砸，才好歹把墙弄碎了。人们说，这姜村长真顽固，土墙修得比青砖水泥墙都难拆。

我没见过姜村长，却常听爷爷讲姜村长的事。我们屯有个无赖汉叫高大烟，穷得家徒四壁。有一天，姜村长家的一群羊跑到了我们屯东，被高大烟看见了：“哎，东边来了一羊！”

有人告诉他：“姜村长家的，动不得。”

高大烟说：“姜村长算个球哇！来到我跟前了，就是我的。”把羊群赶到集场就卖了。

姜村长是什么人？是弹压一方的豪强啊！人们以为这回高大烟可是作到头了。

羊倌告诉姜村长：“羊被高大烟给卖了。”

姜村长哈哈一笑，说：“卖就卖了吧。”

羊倌不解地问：“为啥不找高大烟要羊啊？”

姜村长说：“算了，谁穿着新鞋往牛屎上踩呀？”

高大烟的光棍立住了。人们再见面，全都众口一声地叫他高爷。豪强的不理采，让无赖汉成了赫然一时的人物。姜村长的不踩牛屎，也成了代代相传的佳话。

文革时候，各地都纷纷成立了群众专政组织，简称“群专”。土改时候敢打、敢斗的那些老哥又都活跃起来。出逃在外的地主们都纷纷被遣送回乡，我们屯的地主张玉林也被遣送回来。

张玉林有个表侄，叫胡玉林。我们住过一个院，他家住正房，我家住厢房。胡玉林和我父亲年纪相仿，长得英俊潇洒。冬天，戴一顶貉壳大枪帽，雪花似的白毛尖蓬蓬松松，要多威风有多威风，身披羊皮大氅，脚蹬牛皮靰鞡，说话声音洪亮，血性实足的东北汉子。他辈份不大，闺女比我大一岁，我却叫他胡三哥。解放前，胡三哥家虽不是地主却养过一条枪。文革时查枪，查到了他头上。也不知是真是假，他说他的枪给张玉林了。地主藏枪，那还了得！大队群专立即把张玉林拘了起来。不管怎么拷问，张玉林都说没见过那条枪。交不出枪来就还得拷问。拷得张玉林实在挺不住了，借着解手的机会，一头扎进井里，解脱了。

知情者到现在都不肯透露，动手打张玉林的那些人都是谁？只听说，那天割了一大抱榆树条子，削过后都留着长长的尖剌，抽在肉上，肯定会撕开一道道口子。土改时候，张玉林逃了，躲过了那场打，那知道二十多年后还会给他补上啊！

张玉林死了，枪没挖出来，胡玉林被送进了公社群专办的学习班。公社比大队文明，没打没骂，就是把人拘起来学习。可能拘得也不十严紧。那天，胡玉林请假回家没到家，走到我们屯东就投井自尽了。那是玉米地里的一口废井，直径两米多。正是雨季，井水最旺的时候。死前他坐在井边抽了许多烟，扔了一堆烟头，不知他都想了些什么？有人说，张玉林是他表叔，因他而死，他是没脸回家面对亲友。有人说，枪没了下落，说不清道不明，他是没法向群专交待。还有人说，他什么也没想，是张玉林阴魂不散，抓他下井当了替死鬼。他的死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猜想。

发现胡玉林投井那天，我正感冒发烧躺在炕上。许多人都去看，我没能去。那个头戴貉壳枪帽、身披羊皮大氅的英俊的胡三哥一直还活在我的记忆里……

正是那一年，逃亡24年的姜村长也被抓回来了。人们说：“张玉林、胡玉林都死了，姜村长这回是必死无疑。”

为找到这个最大的逃亡地主，群专的人没少费心思。腰坨子屯南大约二里处，有一片方方正正的树林子。林间有一大块空场，埋着几块坟，那就是姜村长家的坟地。老师带我们去野游，我们班一个大个子男生曾在那里抓住过一只山兔。那时候，坟场十分荒凉，多年没人光顾的样子。

文革中，有人在姜家坟头发现了纸灰，证明姜家后人来过。群专的人就把姜家亲戚全都抓了起来，一一拷问，最终找到了线索。群专的人循线找到了黑龙江省一个最边远的村子。姜村长就呆在那里，还当上了贫协代表。群专把姜村长押了回来。

打手们攒足了精神、运足了力气，要好好给老姜补上土改那堂课。一切安排就绪，就在打手们准备行刑的时候，县公安局的警车突然来了。警察们给姜村长戴上手铐，扔进警车带走了。

群专的人说：“姜村长罪大恶极，接受最严厉的惩罚去了。”

有人却说：“姜村长命不该死，又逃过一劫。”

后来，一直没有姜村长的消息，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

                                                                                               2015/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