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农

 

 

 

 

    我们在今天看到的诗歌和诗人，只是徒有其表，是一个符号，是社会不同类别中的一种。甚至最终把诗歌变成一种技艺或技能。我们丧失了诗歌的精神，失去了诗人的荣耀和尊严。
  　诗人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称号。最初，它几乎和神的使者一起降临，他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闪亮的几个古老标签。那是一些最早从语言里飞升的人，他们是洪荒年代文明的闪电，预示着神已经来到我们头顶的天空。让人类感到诗歌几乎不是从语言和凡人间诞生，而是来自灵的高处，是最空灵的声音，带着人类最古老的神示和语言，带着人类古老的智慧和激情，它几乎诞生在一切思想之前。因此诗歌甚至不是思想、情感、智慧的累积，更不是产生于其后，而是人类最初的思想、情感、智慧的原核。所以它是世间一切人类情愫和文明的先导和引领。这有世界各个地域和民族的最早的文字经典，几乎都是以诗歌的形式呈现为证。诗歌的降临，就像一座殿堂的降临，诗人和神灵在其居住。古老的诗歌发出的是人类最古老的先哲的声音，那时候，诗人几乎没有肉体，只有精神的高贵和缥缈。他们隔空传声，召唤着众生。他们神圣高迈，并以神圣高迈自尊。几千年来，诗歌精神作为最重要的人类精神，一直延展着文明的根脉。人类也几乎是以对神的虔诚来维护诗歌和诗人的荣耀和神圣。但我们也无情地看到，人类的发展史并不是诗歌发展的历史，诗歌精神像一种枯竭的资源在减弱它的脉动。直到今天，我们只是把诗歌精神供奉在殿堂里，以及少数有灵者的孱弱的心田里。
 　 我们跨越千年，却走进了文化的泥淖和物质欲望构成的现实里。当喧哗与骚动的世界滚滚而来，诗音在今天却是如此孱弱。
 　 诗歌的走向乃是人类发展的悲剧性必然，是人类回收灵魂、回归肉体的结果。我们降低了人类精神飞行的高度。这是文化的背面，也是很现实、很真实的一面。我们在今天看到的诗歌和诗人，只是徒有其表，是一个符号，是社会不同类别中的一种。甚至最终把诗歌变成一种技艺或技能。我们丧失了诗歌的精神，失去了诗人的荣耀和尊严。我们把诗歌变成蘑菇一样的菌类附着在他物身上，唯独没有诗歌的独立性。我们对古老的高蹈的诗歌精神没有敬畏，我们把诗歌当成人性的化妆品，当成生命的一种美容形式。今天的诗人和诗歌与它本来的内涵已经相去甚远。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成群的貌似诗人的人，他们穿越社会的各个层面，唯独不穿越诗歌。他们没有写作之前，只有写作之后——揣着粗劣的诗歌去寻找赞美和奖项。现在的诗人过于拥有才华，过于享受诗歌的虚名，但很多时候这样的才华是诗歌的敌人，因为他们的才华没有品格确立，没有精神来源。即这样的才华来路不明，是与现实厮混、苟且、要价的结果。他们自甘降低自己，却全然不知。这几乎是当代诗歌的劫数。这个时代已经无法忍受诗人独来独往的酒神精神，而诗人则以丑态百出为本领而炫耀。
 　 我一直用回避诗人称号和荣耀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对诗歌的不疲倦和敬畏，保持内心古老的清醒。我极其害怕把诗人作为一个集体和组织，害怕诗歌与现实的平行与妥协，害怕诗歌成为一种集体的思维方式。我已看到很多头顶桂冠的诗人变得慵懒、迟钝、麻木，他们看似群情激昂，实则是虚脱和乏力。他们深陷在狭隘的诗歌文本里，像写生活说明书。他们思想迟钝、精神囿圄，却依然在耕牛般写诗，诗歌几乎成为他们的绳索。无论那样的诗人怎样躁动，诗歌多么汹涌，但诗人和诗歌的关系却是已经死亡。他们天天寻找诗歌，诗歌却在天天躲避，这就是诗人与诗歌的疲累和尴尬。
 　 在当下，重新确立诗歌地位、重新确立诗人与诗歌的关系、重新确立诗歌面对世界和现实的关系以及诗歌和诗人的品质极其重要。诗歌的魂魄和诗人的魂魄，以及诗人的品质已经溃散，在今天，诗人只在自己的诗歌和生命内部晶莹强大。今天的诗人队伍有多大，诗歌的守墓者就有多少。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往往觉得没有诗歌，只有公众的分行与押韵。现在的诗人承受不住痛苦的力量。他们甚至学会了在诗歌里养生。他们甚至嘲笑诗歌对精神的承担，甘愿让诗歌坠入俗流。我坚信，如果没有新的诗歌格局和诗歌境界，诗歌只能是死亡得更漫长一些而已。
 　 我迷恋诗歌这个最尊贵的容器，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器皿崇拜。面对它，我常常内心庄重，超然于肉体的生命之上。但我从不敢炫耀我的高贵的金樽，他是我生命的私器，是我的生命密室。当眼前的世界和现实需要我们往前迅跑进入的时候，诗歌是我生命转向的地方，我和我的生命、我的灵魂通过一条隐秘甬道到达它。正如艾略特谈诗歌的时候说的，我们逃离公共性，并不是为了表达个性，而是追求更高的共性。
 　 我背离着这个世界（当然更是背离着诗坛）已经写下了那么多的诗歌，这是我生命中很隐秘的一件事情。它们一直睡在我的肌体里，睡在我的灵魂里，我一直拥紧它们，获取生命的温暖和力量。它们的寂寞陪伴着我的寂寞。它们是巨烫的岩浆，而我是始终不肯喷涌的火山。我们藏在世界的一隅，自我照耀和构筑。我的诗歌买不起华丽的服装，它拒绝加冕。就像我自己。
 　 其实从诗歌的角度，我从没有觉得有好或者不好的诗歌，我几乎没有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过它们。所以很多年，它们只在我的一个笔记本上，在我的一个文件夹里。当它渴望冲出更远的时候，我总是阻拦了它。我在乎的是，我使用了语言、韵律和节奏，表达了我内心的对世界的态度和体验，以及超验。
 　 我不是诗人，一直不是，永远不是。我离古老的诗歌精神还很远。所以，我一直不敢过多地以诗歌的形式书写文字。但当我以其他文体写出文字的时候，很奇怪的是，我怎么那么喜欢使用句号？不仅仅是现在，很多年前的青春期我尤甚。那时候，我曾经写过数篇不算长的，但整篇全是句号的文字。句号有终结感，不准备与人商榷，不怕也不在乎说错，不怕也不在乎断裂，反衬着我内心的一种刚愎自用和武断。句号是语言中最强的节奏。而不是简单的文字的分隔符。这一切正是诗歌的特性。我把虔诚的诗心装在其他的容器里。
 　 建构生命里的诗性，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极其重要的。诗歌比思想更深刻更宏阔，比哲学更充满智慧和道理，比科学更科学，诗歌是深邃之上的感性与意象。诗歌是伟大的理性。是最大的哲学与美学。
 　 但在当代，我们常常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汉语在当代押韵的频率，我相信一定是超过韵律时代的唐宋。你看看那些报告、总结、标语、口号、愿景、理想，以及各种段子和励志书，一排排、一片片押韵的句子，让我们感觉到了人的疯狂、浮躁、虚假。为了韵律，我们几乎不在乎世界的事实和真相。韵律成为我们掩盖错误的一种手段，成为时代虚假和浮漂的表征。
 　 现在很多作家，当然包括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如果你拿掉他们所从事的创作部分，本人的思维和形态要么是个商人，要么是个政客，要么是个毫无内涵的空洞猥琐之人，他们的人本与文本完全脱离。作家的独立姿态基本完全丧失。他们与现实的同向，以及与生活泥潭的同沦，决定了他们作品的平庸与思想的干枯。更何谈诗歌精神的飞升？
 　 我一直认为，为了到达文学的文学不是好的文学，至少不是有高度的文学。诗歌更是这样。只有那些进入哲学、美学、玄学、神秘学之后仍然不停止的诗歌，那些进入生命探寻与永恒的存在意义追问的诗歌，那些超越的诗歌才是大美的艺术。在这样的层面上，任何文学形式都不过是一种很低的可以借助的工具和器具而已。只有生命文本无限。
 　 艺术的无限，以及生命的无限，以及一切存在意义的无限，将随着生命的有限而消失。并在另一个有限的生命的诞生里再生和延续。这应该是艺术和生命存在的绝对形式，也应该是一切事物和存在的绝对规律。
 　对于现在流行的诗歌写作，我们也许真的应该另立坐标体系和价值观。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正是当下写作生态的存在，是我想离开诗歌的唯一原因。我个人的力量只能做到：把诗歌当作我个体生命之内的事，而不是之外的事情。一己之力，只能如此。
 　　真正的诗歌就是外化的另一种生命文本。生命结构是它的母本，世界的巨大内涵是它的母体。它的一切建构其实就是生命的建构，是生命内宇宙和生命外宇宙的巨大关系与巨大丰富性，是对这巨大关系、巨大丰富性的无限拓展与追问。
 　 我越来越感到，越古老的事物越是有生命力。因此，即便孤独，我也要追寻古老的诗歌梦想，那里才拥有诗歌真正的尊严与荣光。
 　 我喜欢一个伟大诗歌不断诞生的时代和世界。哪怕这个世界与我无关。
 　 扬起头来吧，诗歌在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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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读了陈原的《诗人已经变成了诗歌的敌人》，心中一震。立即给女儿剑梅说，陈原的诗论可用“震聋发瞶”和“空谷足空”这些最好的词语来评述，不能不读。
    我与陈原素昧平生，只知道他是一个年青诗人。我仅读了他的《河流》，《空中的花圃》，觉得其诗歌感觉、意象都很新鲜，写得很好。一个诗人说诗人是诗歌的敌人，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自我否定还是自我拯救？是自我贬抑还是自我呼唤？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敢肯定，这是真诗人的自鸣天籁。唯拥有天真天籁的诗人，才能说这种大真话。
     鲁迅在七八十年前就写过《诗歌之敌》一文，他把数学、理念、宫廷等外部客体视为诗歌之敌，但没有道破诗人主体才是诗歌最大的敌人。如果诗人发生变质，变成“国贼禄鬼 ”（红楼梦语）、名利之徒、政治工具，变成权力的号筒、市场的筹码、敛财的器械、功名的俘虏、欲望的人质、潮流的载体、世俗的包装、暴力的同谋、语言的弄臣、机器的附件、广告的奴隶等等。那么，他的确就是诗歌的敌人。
     可悲的是当代诗人普遍变质。不能说每个诗人都变质，但相当多的诗人共同发生一个现象，即“功夫在诗外”，把精力放在诗外的社会活动、人际交往、功名追逐之中。在中国，许多诗人作家，发表一些作品之后便不再是“文学中人”，而是“文坛中人”，把文坛看得比文学重要，把文坛中的“世俗角色”看得比文学中的“本真心灵”更为重要。因为世俗角色可以带来汽车、房子、地位等世俗利益，而本真心灵则什么也没有。前年春节我在香港“作联”的年度聚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说我们现在应当重构象牙之塔而面壁十年地潜心写作，但是，要实现这一点需要诗人作家两个主观条件：一是要耐得住清贫，二是要耐得住寂寞。可是，当下的诗人作家有几个耐得住清贫与寂寞呢？因为耐不住，就去从政“上楼”，就去经商“下海”，就去揭杆“造反”，就去谋取桂冠，其结果是诗人变成“潮流中人”、“风气中人”。当今世界是俗气的潮流覆盖一切，一旦成为潮流风气中人，怎能还会发出心灵的芳香？
     流亡到美国的俄罗斯诗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布洛斯基，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诗歌天然与帝国对立”。一九八八年我到瑞典时布洛斯基诗集的瑞典译者，亲自送了一部他翻译的诗集给我。尽管我读不懂瑞典文，但是每当我的手指触摸到封面上布洛斯基的名字时，就会想起他的这句话。二十多年来，我因此一直记住，诗人最灿烂的是他们的心灵，最值得骄傲的是他永远拥有天真天籁。布洛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所说的帝国，不是政治话语，而是说，诗人的心灵天然地超功利与超集团，天然地远离权力帝国、财富帝国、功名帝国。如果诗人向往这些帝国，刻意靠近这些帝国，那么他便是另一种意义的“帝国主义者”，他就不仅不是诗人，而且是诗国的敌人。
     当代诗歌（包括中国和全世界）正在走向衰落，至少可以说，诗的影响愈来愈小，几近灭亡，这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事实。诗歌曾经辉煌过。人类文学的起点是诗，人类文学的高峰也是诗。但二十世纪的诗歌成就远不如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中幸而还出现了艾略特这样的诗人）到了今天，诗歌更属强弩之末。所以会出现诗歌式微的现象，有许多原因，而就诗歌艺术主体而言，则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诗人们普遍缺少思想，从而未能对人类的生存困境作出诗的回应；二是诗人们普遍庸俗化，从而未能超越世俗功利的诱惑。陈原及时地为诗人敲下警钟，是从“反向”犀利地指出了诗人的时代病症。言下之意是说，一个对人间困境麻木而对世俗功名则格外兴趣的人，只能是诗歌的敌人。
     陈原很了不起，他竟然能说出“无限是宇宙的深度，也是心灵的深度”这种话。诗歌之敌永远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诗歌？什么是人？数千年来，思想者们做出了各种定义，那么我们也可试作一点定义。关于人，有的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有的说是“历史的存在”（李泽厚），而我则说，人是“双元宇宙的合璧”，尤其是诗人。诗人既面对无限浩瀚、布满星辰的无边外宇宙，同时又面对自己心胸内部的布满情思的无边内宇宙。他们面对的绝不是渺小的、过眼烟云的功名、权力、财富。可是，当代诗人正在丢失双元宇宙的深广度。陈原以真诗人的敏感发现这种失落，所以他感慨以至于激愤，从而发出片面而深刻的诗歌真理！
     从脉管里面流出来的都是血，从竹管里倒出来的都是水。（鲁迅语）诗歌要写得好，首先还是诗人应当像个诗人。聂绀弩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要当诗人，应先做人诗。唯有人的精彩，才有诗的精彩。这也是陈原诗论对我的启迪。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日美国马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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