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个人日记

大姐

个人日记

           大姐去世已整整32年。
      那是1976年10月，中国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一个月后的凌晨，姐姐去世在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18病区的病床上，年仅26岁！
      谁能取代大姐在母亲、父亲和我们心中的地位呢？
      从我记事的那一天开始，大姐就是我们家的精神领袖。
      爸爸因为家里的成分问题，从生产队长降为接受改造的平民，给生产队喂养十三头牛、一匹骡子。不仅要经常到政治队长哪儿去汇报情况，常常还要受到母亲的责难。
      每每到了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喝汤的时候，也是爸爸最伤心、最不如意的时候。
      因为吃不饱肚子，因为没有政治地位，因为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抬头挺胸的去读书，母亲总是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数落爸爸，借以表示对孩子的愧疚和不安。
      爸爸原本是不抽烟的，在母亲表达不满甚至是怨恨的时候，总是背过身去，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大部分时间，只要大姐在家，也只有大姐敢于向母亲表示不满和抗议：“少说两句不行吗？这能怪我爸吗？”
      那时，二姐和我、以及大弟都不敢做声，因为我们没有资格也不清楚为什么母亲要这样。
      父亲是土改时我们村唯一会双手打算盘、会写一手颜体毛笔字的知识青年。
      父亲按照当时的土改政策，毫不含糊的给自己家定了中农成分。之后，1952年左右，父亲去青海参加西部大开发。留下母亲和年幼的大姐。
      五年以后，我的二姐出生。
      这一年，中国进入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代！
      当父亲最后一次离开青海回到家乡的时候，突然发现，解放了，家里的生活包括村子里其他人的生活却不如从前了。自己家里除了一铺炕、一张柜子和自己的老婆、两个女儿，几乎一无所有。
      父亲落泪了。自己抛家离乡，为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怎么干了四五年，反倒不如解放前？
      看着饿得皮包骨头的女儿、脸色蜡黄的老婆，父亲决定不再去青海，辞去公职，留在家里，种粮食养家糊口。
      父亲的决定事后证明是不明智的。父亲回到村子以后，很快被群众选为生产队长，带领大家生产自救，村子没有一个人因三年自然灾害而饿死。这在我们那个公社，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生产队中是绝无仅有的！
      刚刚吃饱肚子的农民也热衷于政治运动，当1964年夏季来临的时候，随着粮食大丰收而来的是社教运动，村子里一些闲不住的积极分子通宵达旦地开会，寻求运动的突破口。夏收结束后，父亲被列入四不清干部行列，要求交待问题，说清楚。
      父亲是一个思辨能力很强的人，他把社教文件学得比上级派来的工作队长还熟。气急败坏的工作队很快又找到新的突破口：一、父亲为何不明不白的辞了职？二、偌大的一个村子五六十户的贫下中农为何让一个中农成分的人当生产队长？
      在这样的逻辑下，父亲终于靠边站了。紧接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我们村没有地主成分的地主可斗，父亲再次被列为斗争对象。要斗争，就要有理由，于是革命的贫下中农策划了给我家补定地主的运动。由于父亲亲自参加了土改，对土改政策倒背如流，贫下中农同志们说服不了父亲，他们又策划给我家定富农、上中农的运动，最终一一以失败而告终。
      但父亲为此却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是长期的无缘无故的谈话、揪斗使父亲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和摧残；二是长期的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造成的饥饿使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三是母亲长期为父亲担惊受怕、为儿女的前途担忧自然而生的怨气，让父亲万念俱灰。
      这一切，大姐均看在眼里。那时，只要父亲出门，大姐总是如影相随，无论父亲是被揪斗，还是与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改造，大姐总是不离三步以外。
      大姐的坚韧拯救了父亲，拯救了我们家。
      大姐该上高中的时候，我已依稀懂事了。大姐先是参加统考，考了考区第一名。统考之后，由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由贫下中农提出推荐意见，大姐因为父亲的问题被无情的刷了下来。而我们村那个政治队长的丑女儿却戴着大红花高高兴兴的上学去了。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全体社员都在后河的地里摘棉花。大队贫宣队的成员敲锣打鼓地把红色的喜报送到了田间地头。贫宣队队长、村政治队长趾高气扬的宣读着自己女儿的录取喜报，并由当时的工作队队长将大红花戴在那个丑女儿的胸前。回过身，对在旁边劳动的大姐投来轻蔑的一瞥和嘲笑。
      憋屈好几年的大姐终于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公，当场昏死在棉花地里！
      爸爸、妈妈及村里的好心人把大姐抱回家，妈妈放声痛哭，大姐依偎在爸爸单薄的怀抱里抽噎者，二姐、我和弟弟流着眼泪坐在灶火的小凳子上。
      这是一个黑暗的夜晚，漆黑的夜晚，没有一丝光明的夜晚。
      黑夜给了我们明亮的眼睛，可我们何时才能找到光明？
      这个夜晚，成为我们家改变命运的夜晚！
      母亲问父亲：“你有没有豪狠心，把这几个孩子养的跟别人的孩子一样？”
      父亲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站起身把我拉到旁边，擦去我的眼泪，问我：“你妈的话，听懂了吗？”我赶紧用力的点头！
     父亲又把我的两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叫到跟前，用非常缓慢却坚定的语气说：“我跟你妈这一辈子什么也没有，只有你们姊妹五个，我哪怕是当牛做马，给人下跪也要把你们抚养成人，你们能给爸爸、妈妈争气吗？”
     “能！！”我们非常有力的答道。
      爸爸把大姐和我拉着，出了我家的大门。门外空气非常清新伴有丝丝的凉意。我们一起看着东方的启明星，看着东方的鱼肚白！
      后来，爸爸和妈妈到处求人给姐姐找工作，希望姐姐能够逃离我们村这个苦海，找到一条与人一样的生活之路。
      一个曾在我村住过队的老干部成为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当文革前最后一批在农村招工指标下来的时候，这位刚刚解放的老干部亲自跑到公社向他的老战友、同样刚解放的公社党委书记要了一个指标，拿了一张招工报名表，直接来到我们家，让我姐姐填好后，陪着我姐姐到大队签字盖章。一路顺水顺风，把我大姐送到西安某公司工作。
      姐姐第一个月的十八块工资没有给自己买任何东西，而是给改变自己命运的恩人买了一瓶西凤酒和一包点心，给爸爸买了治胃酸过多的药和一包烟，给妈妈买了帕帕，给我买了一个书包，给自己的弟弟、妹妹买了蒸馍。
      大姐买的书包让我兴奋地一夜睡不着觉。不时地从炕上爬起把那个黄色的红卫兵式的小书包斜跨在自己的肩膀上，在炕上走来走去，我的两个弟弟在煤油灯下羡慕的眼光让我至今难忘。
      大姐工作以后，父亲、母亲很是高兴了几年。甚至连我的二姐同样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也没能被推荐上高中都没有冲淡他们的喜悦！
      灾难再次降临到我们家！
      大姐居然患上了乳腺癌！
      消息传来，爸爸、妈妈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他们在人前连哭都不敢，只能一遍一遍偷偷摸摸到西安，去看我可怜的大姐！
      二姐以她弱小的身材撑起了我们的家。
      1975年的秋天，是多雨的秋天，寒冷的秋天。
      大姐在西安要进行手术，爸爸、妈妈要照顾病痛中的大姐。我和二姐在家爬到柿子树上卸柿子，挑回家后再暖柿子，然后在村里找那些好心人帮助我们卖掉柿子，为大姐的手术筹集药费！
      这一年，我家的柿子居然买了102元3角7分。
      当村里这些的好心人将一分一分、一毛一毛的柿子钱送给二姐的手里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喜悦，多么的感激他们！多一分钱，大姐治病就多一份希望！
      大姐让我们提心吊胆的生活了两年多。
      在这期间，我和二姐经常步行二十多里地，在雪地里为大姐寻找菠菜、芹菜，补血补钙。为了省钱，爸爸妈妈到西安去看大姐，常常步行三十多公里。在冰凉刺骨的灞河滩上，流下了爸爸妈妈多少伤心的泪水！
      大姐的病情时好时坏，我们的心却一直悬在空中。1976年的9月，举国哀痛的时候，大姐的病情似乎有了少有的好转。给主席开追悼会那天，西安大雨，大姐同健康人一样在新城广场的会场坚持站了三个多小时。
      回到宿舍，大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到医院！
      当爸爸、妈妈和我被大姐单位再次叫到西安的时候，大姐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大姐依偎在妈妈的怀里，两只手不停的抚摸着妈妈过早布满皱纹的脸，强忍者病痛给妈妈说笑话，给妈妈宽心！当实在忍受不了痛苦的时候，就让护士将爸爸、妈妈请出病房，自己压抑着声音呻吟几声，把病痛喊出来！
      这一年的十月，西安的天气异常的阴沉，当医学院空旷的马路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上树叶由绿变黄再变枯后一片一片滑落的时候，大姐生命最后的时刻无情的到来了！
      大姐把我叫到病床前，充满哀怨地对我说：“卷，姐没能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也没能让你们好好上学，姐已无能为力了！你们为姐受苦了。今后的路要靠你们去走，爸爸妈妈要靠你们养活儿，姐没有机会帮你们了——”
      大姐就这样走了，带着悲伤和无奈、带着对我们的期待、带着对父母无穷无尽的爱，干干净净的走了。
      大姐也带走了爸爸妈妈的灵与魂，把爸爸妈妈推回到无情的社会、残酷的现实、痛苦的深渊，也推到没有希望和光明的原点！
      妈妈就像一只老母鸡，护在自己羽翅下多年的五个孩子少了一个，她变得异常的悲伤与愤怒！然而，日月还在交替，四季还在轮回，生活的重担还要靠她和爸爸去挑，更多的痛苦还要她去承受！当她抬起头，重新审视社会，寻找希望的时候，她以什么样的行动来重新拯救家庭呢！
      大姐的去世，让我们家的每一个孩子变得成熟、坚强起来。
      那时，学校已开始以成绩论英雄。1977年的初春，我以学校第一的成绩考入高中，成为我家历史上第一个上了高中的人，圆了大姐、二姐永远无法圆的梦！两个弟弟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成绩均名列前茅！
      这极大的振奋了家人的士气和精神。爸爸、妈妈和二姐全力以赴在家劳动，去多争工分，以供给我们弟兄三人好好读书。没有粮食，爸爸和妈妈用板车拉着三四百斤柿子到两百多里外的河北（渭河、泾河以北的高陵、泾阳一带）换玉米给我们吃；没有油料，妈妈和二姐冒着酷暑和大风爬到十几米到的椿树上摘椿树绫子，晒干后榨油给我们吃；没有学费，爸爸妈妈半夜三更到三十多里外的柏树坡捋柏树仔当药材变卖成钱供我们花。
      爸爸、妈妈和姐姐的苦难没有白费！
      恢复高考后，我和两个弟弟先后跳出农门，考上大学或中专！也让我的爸爸、妈妈及姐姐过上了真正的人的生活，享受了我们村其他人没有享受过的城市文明！
      感谢小平同志！
      大姐，三十二年过去了，如果真有轮回，您也该回到人世了、回到咱家啦，您看到咱家的变化了吗？
      妈妈身体很好，心情顺畅，常常念叨你，她老人家和二姐生活在老家；二弟在西安、三弟在太原，我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之间穿梭。我们一大家人经常聚会。我们的孩子都很健康、聪慧可爱。尤其是您的大侄子已是很帅气的棒小伙，成为清华大学的大学生！
      父亲在1994年的10月份去世，父亲晚年也很幸福，只是积劳成疾的身体的病痛无法用金钱去驱散，父亲是在我的怀抱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父亲走的时候，脸上堆满微笑，相信现在父亲依然会含笑九泉的！
      大姐，您在哪里,我们盼你早点回家！

                                                                                                                                        草于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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