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

丁石孙

        丁石孙是1984年3月和王学珍同时上任的，王学珍任党委书记，丁石孙任校长。此前我还不知道丁石孙的名字，只是在他任校长时听说他当过数学系主任。我第一次看到丁石孙是在电视上，当时我们1981级的学生到位于昌平的北大200号植树，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并在北大发表演讲。丁石孙在办公楼礼堂主持了演讲会。在我有印象的历任日本首相中，我认为中曾根是最有派头的。但是当我们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身材高大的丁石孙穿着笔挺的西装，风度翩翩地致欢迎词，邀请中曾根上台演讲，姿态不卑不亢，举止极为得体，都不禁为之感慨：到底是北大的校长！在同学们的普遍印象中，丁石孙的风度丝毫不亚于中曾根，我们都由衷地为丁校长的气质所折服。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党委办公室工作，我在办公楼二楼上班，丁石孙的办公室在一楼，他经常也会上来和书记们开会、商量工作，多半是在201的会议室或是王学珍的办公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上下班时经常会在办公楼前看见丁石孙，这时候的他穿的往往是一件洗的有些发白的蓝色或灰色制服，骑一辆旧自行车，在他停自行车要进办公楼或推车准备离开时，多半会有人上去和他说一些事情，下班时他经常是推着自行车边走边和人谈话。在办公楼上班的若干年里我有一种体会：我是书记办公室的秘书，经常会听书记们说话，处理事情，所以对历任的书记、副书记基本上都有一定了解；校长们则不同，虽然也能随时看到他们，但平时没有直接的接触，所以我对历任校长、副校长的特点、脾气秉性就不甚了了。包括丁石孙在内，只能从有限的了解中谈一些看法，而丁石孙在校长任内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也是他在处理学潮问题上的一些态度。

        1985年发生了“918”学潮，此次学潮的发起主要是由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等政要参拜了靖国神社，同学们出于爱国主义热情要表示抗议，但是上面又不愿意让学生上街游行。9月18日当天北大部分学生聚集在南校门内，准备出去游行，刚上班没几天的我也被派到南门，和一些学校的干部负责拦阻游行学生。我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南门已经关闭了。其实聚集的学生们硬要打开南门，推开我们几个手无寸铁的工作人员并不用太费力，他们也可以转到其他校门出去。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学生们只是聚集在南门内，情绪并不激烈，和我们形成一种僵持但并无任何冲突的局面。这时候丁石孙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有一些同学是出于爱国热情要纪念“918”，校方已接受同学们的要求，在五四操场举行纪念大会，请同学们前往参加。现在有些同学去南校门集结，坚持要到校外进行活动，这是错误的。我郑重地请同学们考虑，不要一时冲动，做出错误的行为，要警惕少数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做出后果严重的事情来（丁石孙讲话内容摘自《北京大学记事》）。我曾估计丁石孙的广播讲话是根据上面的口径起草的，不过也基本符合这个时期他本人和学校多数干部、教师对学潮问题的认识。2013年底我在《炎黄春秋》上看到丁石孙《我在北大当校长》的访谈，丁石孙说讲话稿是陈昊苏给他准备好的，他自己也不清楚南校门是谁下令关的，我想应该也是上面的领导下的指令。

      虽然恢复高考后曾有过北大学生因对住宿、伙食、熄灯等问题不满而闹过事，但1985年至1989年之间的学潮，却没有哪一次是由于北大校方的原因造成的，归根到底都是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在青年学生中一种反映。但是上面却并不这么看，学潮一发生，北大校方往往会受到指责，认为是他们没有做好学生的工作。我记得“918”学潮之后，有一次上面几位领导来北大，就在办公楼201会议室开会。我在外面听到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徐惟诚大发雷霆，虽然听不清他说的话，但声音实在是太大，只能说是在咆哮。后来党委研究室副主任赵存生出来说，他看见徐惟诚训话时唾沫直喷到对面人的脸上，不过我不记得那次丁石孙是否在里面。前些年我和曾在党委研究室工作的金小鹏闲聊，他说有一次他参加了学校的干部研讨会，何东昌、徐惟诚等领导来北大听汇报时就由他介绍情况，丁石孙也在场。当金小鹏汇报到研讨会上北大的干部普遍对“自由化”、对学潮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何东昌就不高兴了，质问说难道都是这样的看法？副书记郝斌在一旁证实说的确都是这种看法。丁石孙随即拍案而起，大声说：就是嘛，学潮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拉开门拂袖而去。后来金小鹏从郝斌那里了解到，汇报开始之前，何东昌一再指责丁石孙对“自由化”、对学潮“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

不过我那时候还不了解丁石孙对学潮的看法，没有听过他这方面的言论，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一些变化。1985年学潮时丁石孙发表广播讲话劝阻学生；1987年元旦当天北大有数十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带离现场，当晚有几千名学生包围了办公楼，丁石孙出面和学生对话。处理学潮属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虽然主要由校党委负责，但丁石孙都会参与，只要一发生学潮，丁石孙都会到办公楼二楼和王学珍等领导一起商量，研究应对之策。不过据我的记忆，到了1988年柴庆丰事件发生后，丁石孙似乎不再直接参与处理学潮了。

其实北大的干部、教师那几年逐渐对处理学潮的方式方法产生了不同意见。季老（季羡林）虽有“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处世哲学，但他在怀念胡乔木的文章中，讲到1986年冬天胡乔木询问他应该如何看待学潮。季老明确表示“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胡乔木当着季老的面表示完全赞成。季老的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北大教师、干部对学潮的看法。1988年暑期学校召开了工作研讨会，我参加了部分院系干部小组讨论会的记录工作，我现在无法查阅当初的记录稿，但我印象中与会的干部们普遍对处理学潮的做法不赞成。当时听说中央政治局针对柴庆丰事件开了四次会，有人就说政治局为北大的事情开了四次会，实在是让我们很荣幸，不过希望中央能就教育问题多开几次会；我记得中文系主任严家炎说，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了，不能还像过去那样，总是要求思想统一、万众一心，要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我虽然没有直接听到过丁石孙的言论，但估计他总体上也是这些看法。

1989年的学潮规模空前、过程复杂，影响极其深远。政治风波期间我经常昼夜在办公室值班，但几乎没有印象看见过丁石孙，更不了解他的态度。到了这年的5月初，丁石孙率北大代表团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大学校长会议，离开了工作一线。大概是在宣布戒严之后，丁石孙此时尚未回国，他在夏威夷发表了一次谈话，对这次学潮有所肯定，在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不过到了丁石孙回国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的谈话明显不合时宜了。我不记得他再参加过学校的相关会议，也没有印象他以校长身份参加过公务活动，好像是住到医院去了。我们都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丁石孙肯定不会再担任校长了。不过按照中国政治的特点，也没有明确说过他不宜再担任校长，或是干脆宣布免去他的职务，只是到了这年8月份，丁石孙以任期届满的理由离开了校长岗位。丁石孙在《炎黄春秋》的访谈中对1988年的柴庆丰事件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均没有涉及，多少也印证了我他没有参与处理这两次学潮的记忆。

丁石孙离任后到民盟中央担任了副主席，费孝通先生退下来前，据说在民盟内部进行过多次测评，丁石孙一直是接替费老呼声最高的人选。于是他接任了民盟中央主席，并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不过正如人们只知道蔡元培当过北大校长，而不大知道他还当过政府考试院院长等高官一样。在现有体制下，不管丁石孙是当民盟中央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基本上都是荣誉性质的，不可能有太多发挥余地。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丁石孙出席各种会议、活动，偶尔也会看到他回北大参加一些公务活动。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将近五年半，任期不算很长，我和他的直接接触更是极为有限，写不出更多内容。在丁石孙任内，我确实很难说出他有多少了不起的言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86年他率先提出了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使北大师生深受鼓舞。他提出过北大应该像国外大学那样向社会开放，大学不是“管”的，而是要“经营”的；还说过他只是搞专业的，当校长并不合适，应该让会管理的人做大学校长。在北大的具体事务上，丁石孙也只是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何况他这个校长还要受到许多上级部门的干涉，不可能有太多的发挥余地。但我认为丁石孙仍然是北大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有特殊地位的校长，他应该是北大历史上最后一位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保持了自己独立人格的校长。在当时的背景下，丁石孙不可能对中国大的政治环境有多少影响，但是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守住了作为北大校长的底线。

几年前我和曾任过北大社科处处长的苏志中闲谈，苏志中告诉我：丁石孙任职期间北大曾提出过对政治课进行改革，结果消息传到了上面，就变成了北大要取消政治课。教育部等部门开始追查，苏志中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丁石孙知道后明确表态：不要理睬他们。我还听见过丁石孙曾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教育部应该取消。对于任何一位有独立思想、有自己办学主张的大学校长而言，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都是难以忍受的，蔡元培如此，刘道玉如此，丁石孙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刘道玉、丁石孙这些有作为的大学校长却生不逢时，难以实现他们的理想和主张。

在丁石孙校长之后，北大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权力的干预更是不断加强、无所不在，北大已经自觉自愿地彻底同化于体制。期待北大再出现蔡元培、胡适那样的校长已经如同天方夜谭，产生丁石孙那样保持着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校长也基本上不再有可能性。丁石孙之后的北大是一个不断自我矮化的北大，丁石孙之后的历任北大校长则呈现出持续矮化的形象。于是丁石孙校长留给我们的高大背影也就愈发显得高大起来，当我们在对蔡元培、胡适等老校长的风采感到无限神往的时候，还应该记得北大曾经有过一位丁石孙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