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大师就文学翻译理论答记者问
个人日记
记者：您在翻译理论中提出“三美、三化、三之”，译诗六论“一、依、异、易、艺、怡”等，翻译本身都成了一种可以欣赏的艺术。
许渊冲：我的翻译理论源头可以上溯至老子和孔子，尤其是孔子对我影响很大。
“三美”是鲁迅提出来的，他说文学有“意美、音美、形美”，我用在了翻译上。但最早的理论源头可以找到老子那里。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在翻译中常常会遇到这个矛盾。比如傅雷提出译文要尽量接近原文的结构。举个例子，《高老头》中，随着高老头的埋葬，拉斯蒂涅埋葬了他最后一滴同情的眼泪，他贪婪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旺多姆广场的柱子和残废军人院的穹顶之间，决心向社会挑战。提到巴黎的残废军人院，法国人都知道那是拿破仑墓所在，但中国人不知道。傅雷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但我认为巴尔扎克写到此处重点想到的是拿破仑墓，拿破仑激起了拉斯蒂涅想要跻身巴黎上流社会的欲望。我根据深层意思，把残废军人院翻译成了拿破仑墓，不这样整个意思出不来。
我翻译的原则是三之：“知之、好之、乐之”。译文别人能否读懂？是不是喜欢？能不能让人感到乐趣？严格地说，翻译成残废军人院，并不能使人知之，更不要说好之、乐之。“三之”是翻译的目的论，源自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翻译能让人感到乐趣，就达到目的了。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使人乐之。《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中国人读书也好、做人也好，重乐。生活是求幸福，这一点很高。西方是罪感文化，《圣经》说，上帝有智慧之果，人吃了就犯罪。人到世界上来，有了知识，就有罪了。翻译是要把中国的智慧介绍到西方。如果翻译得不好，只有表层结构，没有深层结构，就很难达到目的。我的翻译理论就是要把中国深层结构翻译出去。
记者：“一、依、异、易、艺、怡”几个字该如何理解？
许渊冲：“一”是译文应该在字句、篇章、文化的层次上和原文统一；“依”是译文只能以原文字句为依据；“异”是原文可以创新立异。这三论是翻译的方法论。翻译古典诗词，很难做到“一”，有时候也无法“依”，这时候只能“异”，去创新立异。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依依”、“霏霏”怎么翻译？中文都说不清楚。这时就要用创造的办法。我把“杨柳依依”译成流下眼泪，依依不舍，将“雨雪霏霏”译成雪压弯了树的腰肢，就像罪恶的战争压弯了人。这需要用想象力，但我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从诗意里边来的。其他人可以和我不同，但如果简单地翻译成雪下得很大就不好。
“易”是翻译要换易语言形式；“意”是翻译要传情达意，包括言内之情、言外之意；“艺”是指文学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这是翻译的认识论。现在西方把翻译当科学，国内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和我的争论就集中在此。从世界范围讲，翻译大致有对等和优化两种。西方看重前者，因为英文、法文、德文之间有90%可以对等。因此翻译在西方地位并不高。但中文和西方文字只有40%到50%可以对等。中西诗歌的差距就更大了。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说：“总观全体，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这种情况下，要谈对等原则就不可能翻译。西方有个作家说，诗歌是最好的文字放在最好的地方，“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我的翻译，就是争取在最好的地方找到那个最好的文字，将翻译上升为创造与艺术。
“怡”是文学翻译要能怡悦性情，使人好之、乐之。这是翻译的目的论。
我的翻译理论，可以总结为两个字，优化或者创译，把翻译提高到和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其实这也不是我说的，郭沫若就曾说过，文学翻译与创作无异，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因此文学翻译须寓有创作精神。
总结这些理论，靠一两部翻译作品不一定站得住，这是量的问题，不是质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实践这些理论。比如原作使人乐之，翻译可以使人乐之；原作不能使人乐之，翻译又怎样使人乐之？这个问题太大。我的研究生曾问我，您这首诗并不能使人乐之啊？我说，原文也不可能每一句都使人乐之啊。而且有这种翻译思想，实践中也不都是得心应手，很多时候只能不得已而求其次。
译学敢为天下先
能解决中英或中西互译实践问题的理论，才是目前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译论。我敢说中国的翻译已经达到世界一流了。
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译学方面，也应该改变中国不如外国的心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是成立的。
记者：您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为什么敢于提出这样的概念？它的未来会怎样？
许渊冲：这不是提不提的问题，而是现实存在。中国是世界上出版翻译书最多的国家。中国有不少中译外、外译中，这个国外很少见，世界上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中英互译的作品。这说明中国的翻译高于外国。理论来自实践，没有中英互译的实践，不可能解决中英互译的理论问题。因此，能解决中英或中西互译实践问题的理论，才是目前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译论。很多人说中国不如西方，翻译也要用西方理论。实际上西方翻译理论达不到我们的高度。现在北京大学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但先要了解什么科目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我敢说中国的翻译已经达到世界一流了。从美国回来一个博士，就成了专家；我们搞这么多年的，反而不知道。这是官本位和学术本位的矛盾。
杨振宁说，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不如人的心理。杨振宁是科学家，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奖开始改变了中国人的自卑感。我觉得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译学方面，也应该改变中国不如外国的心理。中国的翻译理论继承了古代老子、孔子的思想，发扬了近代严复、鲁迅、林语堂、郭沫若、傅雷、钱钟书等人的学说，古今中外，把好的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说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是成立的。
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将来一定会有直译和创译两种发展，因为总是会有人喜欢直译。为什么？容易，也有理论支持。但西方翻译理论没有什么新内容，有时加入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把政治摆上来，和翻译本身关系不大。这些主义，和中国的优化论、创译论差距很远。郭沫若把翻译提高到创作地位，做到这个多难？但还是要有人去做。
记者：国外学者、读者喜欢中国诗歌吗？他们如何看待中国诗歌？
许渊冲：喜欢的不太多。外国喜欢诗歌的人就不多，对中国诗关注得更少。但有非常喜欢的。我和儿子许明一起翻译了《千家诗》，许明把其中的《江雪》寄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一个共和党议员。当时美国两院正在讨论医改问题，民主党支持，共和党反对，票数相差不多。那个共和党议员看了《江雪》后，非常欣赏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与众不同和独立精神，本来反对医改，后来改投了赞成票。这个赞成票很重要。奥巴马知道后很高兴，还给许明寄了信件和照片，说许明是他的“厨房内阁成员”。
有人说我翻译的诗在英美诗中也是高峰，评价很高。我觉得人有一两个知音足矣。现在斯坦福大学已经用我的翻译作品做教材。最近法国又出了我翻译的《最伟大的中国古典诗词》，这个名字是他们取的，销路很好，马上要出第二版。也有法国人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但不押韵。我的全部押韵，做到这一点很难，肯花这种功夫的人不多了。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方向。
记者：中国诗歌翻译还有多远的路要走？一种比较理想的传播状态是什么？
许渊冲：传播不是我们决定的，和中国崛起有关。经济实力越强，文化就会向外传播得更广。
记者：中西互译，全国做得好的也就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诗译英法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吗？您觉得这项事业迷人之处何在？
许渊冲：你刚才的提问中说我把翻译理论变成了艺术，总结得很好。翻译本身可以很好玩。说实话，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趣味，为了美和幸福。幸亏有了翻译，生活才有了依靠、有了意义，我乐此不倦。
人生能使人乐最好，不能使人乐，至少要自得其乐。在翻译中碰到好的句子，或是对前人有一点超越，就会很得意。翻译《高老头》时，我看到傅雷的译文里有一句：晴雨表里边走出一个教士来。但晴雨表里怎么走出教士呢？后来对照原文发现，晴雨表很可能应该是窗外覆盖的遮阳避雨的棚子，在法文中，这两个单词只差一个字母。我想有可能是巴尔扎克写错了，或者是原文印刷错误。因此我的翻译和原文不一致，但争取和原文后面的现实一致。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超越了傅雷。同时发现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一个错误，就像找到一颗行星一样，也是一种乐趣。
杨振宁说，他多少年才有一个灵感，而我时时刻刻都有。我容易找啊，一个地方超越前人，就可以是一个灵感，乐趣不会少的。而且一直可以有。不管别人是否反对，自得其乐就好。前不久我刚翻译完《高老头》，最近外文社又约我翻译古典诗词一千首，你来时正在做。如果不翻译，就觉得白过了一天。生活着，总得有点成果对得起人。我们这代人从日本人的侵略与压迫中过来，我逃难逃到昆明，念大学、出国留学都是国家出钱，现在有点成绩，要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的事，使国家在世界上站得起来。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甚至有些地方超过外国人。这本身也是一乐。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得到知识，并把知识付诸实践，是一种乐趣。这句话总结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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