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
个人日记
二战后的美国社会普遍迷茫、空虚甚至伪善，弥满着不满的情绪，为了追寻一往无前的自由的美国梦，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在别处”的权力。当迪安跳上哈得孙牌汽车，伏在方向盘上，发动了汽车，扯高了嗓子嚷嚷“上路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选择了注定饱受争议的疯狂冒险的道路生活，永远不能享受宁静。于是，生活中的种种心情、种种面孔统统被无情而杂乱地塞进了旅行帆布背包里，用生命的实质去填补虚空，让内心深处的告白、往事的记忆、希望的信仰都充满了无穷的感情和灵魂的探索。
迪安、萨尔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跨掉的一代”“叛逆的一伙”，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承受那种作为被抛弃、被排斥和被轻视、象征垃圾的流浪生活——当时美国社会边缘人的生活。他们以在路上“闯荡江湖却又不谙世故的眼睛”审视着现实社会里“绝对疯狂和荒诞的浮躁”，“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仿佛他们可以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得到承认和幸福，并乐于因为所爱的形式和内容而被大众观念蔑视。尽管他们的众多行为已经逾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偷窃、酗酒、嗑药、淫乱，但他们的“智力十分正常、完整、熠熠生辉，没有那种讨厌的知识分子腔调”，热爱生活，希望拥有一切。萨尔还极力替迪安辩护说，他们的“‘犯罪行为’不会惹人恼怒和嗤笑，而会引起一阵狂野的美国式的喝彩……是来自平原的颂歌，某些早有预示，正在实现含有新意的东西。”其出发点是希望在精神的一侧寻找到自由的信仰。无怪乎凯鲁亚克要在《荒凉天使》中这样提醒读者：
别把我看扁了——一个淫棍、一个水手、一个流浪汉，只能跟一帮老女人甚至同性恋厮混，一个白痴，而且还是一个酒鬼，备受打击而无力还手……总而言之，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更适合在十九世纪的俄国生活，而不是生活在充斥着小平头和苦瓜脸的现代美国……
这段仿佛近在咫尺的辩词，使凯鲁亚克将自己全部暴露于危险、困难和生活悲喜之中。简洁有力的“自动式写作”，如同疯狂的内心，清楚地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令他们带着诚实的怀疑眼光看着一切。拒绝挫败垮掉，蒙受心灵赐福是“垮掉”的本质。
挺立于美国社会，“极度的时尚使人们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凯鲁亚克他们的生存决策空间是很狭窄的、很脆弱的，他们失去了似乎所有的安全保障，“食不果腹、歇斯底里、衣不蔽体”（艾伦.金斯堡语），可供他们选择避免迷茫垮败的方式自然就显得惊世骇人、离经叛道。用于反抗孤独、悲哀、疲惫、灰心、沮丧、痛苦的“在路上”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尚能控制的疯狂，是他们审视“生活的无可救药的复杂性”的手段。既使知道人生的结果并不能总按自己中意和选择走下去，重要的是还在路上，以及在路上那种狂热、匆忙、寻求的状态，因为“永恒，就是此时此刻，就是当下！”（凯鲁亚克在《荒凉天使》中如是说）。这种姿态是自觉的、慎重的，正如迪安告诫他的那帮哥儿们：“我们必须慎重行事，不然的话，就拿不定主意，没有真知灼见，我们的计划就无法实现了。”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们的衣箱和帆布背包总是塞在床底下，随时可拿，随时可离开上路，甚至不惜抛妻弃子，撇下至亲至爱，把生活以前的种种都抛在身后，没有后顾之忧，什么都不必考虑，进入完全不了解的崭新生活，昂首挺胸，直面世界。这是一种勇气，一种冒险。
当1957年《在路上》终于面世时，《纽约时报》评论家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称该书的出现是“一个历史事件”，“具有任何重大意义”。只是我不太十分清楚这些重大意义到底是使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煮咖啡机，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漫游之路；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意识的变化；抑或根本就是凯鲁亚克指出的那样所谓出路的意义不过是“异化、不安、不满早已等在那里了”，“那只是一个姿态，一种秘密而刻板的冷漠，它遮掩了这一事实，即个体无法传播这一姿态，它只能以社会学的方式将冷漠麻木演变成中产阶级青年当中的流行时尚。它甚至成为一种冒犯，也许是无意识的冒犯。”
有意思的是，在《荒凉天使》结尾凯鲁亚克记叙了一个事件，当《在路上》样书终于寄到手时，科迪意外地来看杰克.杜劳斯，分别时，他们自认识以来，头一次科迪“没有用眼神向我道别，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别处——而我不明其意，到现在仍然如此——我只知道，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而且还会错得越来越离谱。”几个月之后，科迪因私藏大麻而被捕。原因很明白，道德困境是永远无法摆脱和超越的。这似乎从一个侧面也证实凯鲁亚克的预言——“在功成名就之后会有一种新的悲凉。”只不过这仅仅是开始。
迪安、萨尔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跨掉的一代”“叛逆的一伙”，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承受那种作为被抛弃、被排斥和被轻视、象征垃圾的流浪生活——当时美国社会边缘人的生活。他们以在路上“闯荡江湖却又不谙世故的眼睛”审视着现实社会里“绝对疯狂和荒诞的浮躁”，“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仿佛他们可以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得到承认和幸福，并乐于因为所爱的形式和内容而被大众观念蔑视。尽管他们的众多行为已经逾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偷窃、酗酒、嗑药、淫乱，但他们的“智力十分正常、完整、熠熠生辉，没有那种讨厌的知识分子腔调”，热爱生活，希望拥有一切。萨尔还极力替迪安辩护说，他们的“‘犯罪行为’不会惹人恼怒和嗤笑，而会引起一阵狂野的美国式的喝彩……是来自平原的颂歌，某些早有预示，正在实现含有新意的东西。”其出发点是希望在精神的一侧寻找到自由的信仰。无怪乎凯鲁亚克要在《荒凉天使》中这样提醒读者：
别把我看扁了——一个淫棍、一个水手、一个流浪汉，只能跟一帮老女人甚至同性恋厮混，一个白痴，而且还是一个酒鬼，备受打击而无力还手……总而言之，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更适合在十九世纪的俄国生活，而不是生活在充斥着小平头和苦瓜脸的现代美国……
这段仿佛近在咫尺的辩词，使凯鲁亚克将自己全部暴露于危险、困难和生活悲喜之中。简洁有力的“自动式写作”，如同疯狂的内心，清楚地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令他们带着诚实的怀疑眼光看着一切。拒绝挫败垮掉，蒙受心灵赐福是“垮掉”的本质。
挺立于美国社会，“极度的时尚使人们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凯鲁亚克他们的生存决策空间是很狭窄的、很脆弱的，他们失去了似乎所有的安全保障，“食不果腹、歇斯底里、衣不蔽体”（艾伦.金斯堡语），可供他们选择避免迷茫垮败的方式自然就显得惊世骇人、离经叛道。用于反抗孤独、悲哀、疲惫、灰心、沮丧、痛苦的“在路上”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尚能控制的疯狂，是他们审视“生活的无可救药的复杂性”的手段。既使知道人生的结果并不能总按自己中意和选择走下去，重要的是还在路上，以及在路上那种狂热、匆忙、寻求的状态，因为“永恒，就是此时此刻，就是当下！”（凯鲁亚克在《荒凉天使》中如是说）。这种姿态是自觉的、慎重的，正如迪安告诫他的那帮哥儿们：“我们必须慎重行事，不然的话，就拿不定主意，没有真知灼见，我们的计划就无法实现了。”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们的衣箱和帆布背包总是塞在床底下，随时可拿，随时可离开上路，甚至不惜抛妻弃子，撇下至亲至爱，把生活以前的种种都抛在身后，没有后顾之忧，什么都不必考虑，进入完全不了解的崭新生活，昂首挺胸，直面世界。这是一种勇气，一种冒险。
当1957年《在路上》终于面世时，《纽约时报》评论家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称该书的出现是“一个历史事件”，“具有任何重大意义”。只是我不太十分清楚这些重大意义到底是使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煮咖啡机，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漫游之路；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意识的变化；抑或根本就是凯鲁亚克指出的那样所谓出路的意义不过是“异化、不安、不满早已等在那里了”，“那只是一个姿态，一种秘密而刻板的冷漠，它遮掩了这一事实，即个体无法传播这一姿态，它只能以社会学的方式将冷漠麻木演变成中产阶级青年当中的流行时尚。它甚至成为一种冒犯，也许是无意识的冒犯。”
有意思的是，在《荒凉天使》结尾凯鲁亚克记叙了一个事件，当《在路上》样书终于寄到手时，科迪意外地来看杰克.杜劳斯，分别时，他们自认识以来，头一次科迪“没有用眼神向我道别，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别处——而我不明其意，到现在仍然如此——我只知道，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而且还会错得越来越离谱。”几个月之后，科迪因私藏大麻而被捕。原因很明白，道德困境是永远无法摆脱和超越的。这似乎从一个侧面也证实凯鲁亚克的预言——“在功成名就之后会有一种新的悲凉。”只不过这仅仅是开始。
文章评论
原始猪
[ft=,5,]在我的“红梅”软面笔记本里抄录有一段不知谁说过的话： 文学作品创造了一个群体，使我们与那些已经不在了和依然还在的作家交流，与那些像我们一样欣赏我们所阅读的作品的人交流。在流亡的沙漠里，在监狱深处，在死亡前读，一个敏感的作家的某一页书稿也许揭示了一个沮丧的灵魂：我读了这一页，我被它触动，我肯定还能在其中找到几滴泪痕。 以《在路上》为代表，凯鲁亚克的全部文学作品都是这样的作品。他创造了“Beat”这个词，他的“生活实录”小说描述了包括他在内的整个“Beat”群体的生存状态。凯鲁亚克内心的极度敏感，彻底跨越了现实的时空，坚定的信念在困惑、烦闷、苦涩的领域里惊异地左顾右盼，疯狂但明亮的心灵发出强烈得难以想象的光芒。亮光掠过，终于，我在小说第3部第6节第274页第3行看见了泪痕： 迪安突然眼泪汪汪，站起来，没动那冒着热气的食物，走出了餐馆。 这汪眼泪太丰富，太意外，似乎是匆匆奔向死亡飞投入虚无空间的跳板，纷纷弹射进圣洁但沮丧的心灵。凄绝。荒凉。 你在274页之前感受到的阵阵甜密刺激的阅读欣喜后，迪安的眼泪让人诧异地颤抖…… [/ft]
原始猪
[ft=,5,]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