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风景

    “阳历初三日，同胞上酒楼。一张民主脸，几颗野蛮头。细崽皆膨胀，姑娘尽自由。未须言直接，间接也风流。”“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这是上世纪初流传的两首“打油诗”，因为当时一大批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新词刚刚传入我国，引起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和非议，这团体、脑筋、目的、思想、精神、方针、同胞、民主、膨胀、自由、直接、间接等当时全是颇遭物议的“新词”，而且，来自日本。

    这些新词大都由日本传入，连素以开明著称的重臣张之洞，亦以反感并力禁使用“日本新词”闻名。但语言具有某种强迫性，甚至使反对变化的人也不知不觉地使用种种“新词”。随着“新学”日兴，要完全摆脱“新词”却越来越不可能，即便憎恨新词如张之洞，亦未能免俗。一次他请幕僚路某拟一办学大纲，不料拟就之后他见文中有“健康”一词，便勃然大怒，提笔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掷还路某。偏偏路某略通新学，当即发现张之洞的“把柄”，便针锋相对地回曰：“‘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二人遂不欢而散。反对用“日本名词”者如张之洞，却也无法摆脱“日本名词”的困扰，确有象征意义。

    在中国近代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日本对“西学”的译介远胜中国、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中日“同文”等诸多原因，使译自日文的书籍在甲午战争中国为日本所败后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原来的中译西文书籍。梁启超到日本不久，即写下“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作为《清议报》的社论，力论应向日本学习，从中可见当时知识界心态之一斑。他写道：“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一年后，他更回忆说在日年来的经历使他“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细查这几年梁启超等人的论文，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对“西学”的了解突飞猛进，而且所使用的重要术语从原来基本上都是中国术语转为几乎全用日本术语。从1900年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甚至当时差不多每一种日本中级教科书都被译成了中文，连一些教员的讲义也被翻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广为发行，影响不小。“全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八大类：宗教和哲学6种，文学一种，教育5种，政治法律18种，自然科学28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22种，其他2种。“全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中国的大门先于日本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因此“西学东渐”也先于日本，所以在“开国”后一段时间，日本恰恰是通过中国了解西方、“西学”。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书籍译成中文，日本又将这些中文“西学”书籍大量译成日文出版。这期间的许多“日本新词”却是来自汉语，如铁路、铁道、新闻、国会、权利、主权、公法、选举、化学、植物学、细胞……不一而足。可以说，在“新词”引进学习方面，日本曾以中国为师。
    但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各方面超过近代中国，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日语新词便开始大量、迅速流入中国。通过这种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复翻译的大部分术语。如logic，严复译为“名学”，日本人译为“逻辑”，结果，“逻辑”取代“名学”；economics，严复译为“计学”，日本人译为“经济学”，结果，“经济学”取代“计学”；甚至basement，严复译为“木+窨”，日本人译为“地下室”，结果，“地下室”取代了“木+窨”。

（明治维新老照片：日本士兵阅读天皇诏书。图片源自网络）

    结果的结果，当我们现在顺口说出“为人民服务”、“加强组织纪律性”、“讲政治”、“永远革命”“申请入党”、“掌握政策”、“大政方针”、“解决问题”、“学习理论”、“学好哲学”、“坚持原则”……时，这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劳动、劳动者、劳动阶级……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此时又被近代中国留学生所引进，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对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变动都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此时自日本舶来。

    语言从来就处在变动不居之中，随着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而加快加深。从理想来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如同流水，也是高往低流，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外来语”更多是“先进”、“中心”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大量“外来语”在近代随西学东渐，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中学”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红苗正”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

    其实，现在有“世界第一强势语言”之谓的英语，也饱受到其他语言的严重“污染”。2006年2月5号的《泰晤士报》曾发文评价“中式英语”（Chinglish）的影响，据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lobal Language Monitor）发布报告称，英语正在经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第100万个英文字将在这年夏天出现。而且，自1994年以来加入国际英语行列的词汇中，中式英语贡献了5%到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令人惊讶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它现在对国际英语的冲击比英语国家还大。”该机构负责人、哈佛大学毕业的语言学家保罗·帕亚克(Paul Payack)说，法语在19世纪成为外交用语，而在20世纪则逐渐走下坡路。而“全球英语不再是英式英语或美式英语支配的语言，而是以不受限制和具有区域特色的形式发展”。中式英语和多达60种类似英文字，如西班牙式英语(Spanglish)、日式英语(Japlish)和印度式英语(Hinglish)，都借助互联网大行其道。帕亚克认为在英、法语的竞争中，现在英语已经取胜，因为它兼收并蓄，而法语则较保守，因其纯正度由法兰西学院规范。结果是从1997年到2002年，欧盟使用法文的文件下降了24％，英文文件则增加32％。或许，这正是《泰晤士报》对“污染”标准英语的“中式英语”持容忍、肯定态度的原因，它认为“中式英语”丰富了英语的表达能力所以有积极影响。语言与思想、文化一样，也是“有容乃大”。

    格外值得深思的是，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从“新词”的“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的重要原因，是“新学”在日本遇到的阻力比中国小得多。中日“师生易位”的历史、英语法语竞争的历史、中国主动对外开放使中文对英文的影响大增的事实都说明，若想以保守封闭来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用心可谓良苦，但结果不仅无裨于事反而更加被动，“弘扬民族文化”云云则更无从谈起；相反，只有开放的文化才能赢得主动，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弘扬。

    但是，如果用今日中国一些喜欢套用“后殖民理论”的学者的话来说，现代汉语充斥大量来自“日本新词”真真确确是汉语的“他者化”，甚至是“自我次殖民化”。因为这些原本是日本用来翻译英语的术语（即日语被英语“殖民化”），现在汉语又被已经“殖民化”的日语“殖民化”，这就是“自我次殖民化”。按照他们的理论，汉语甚至“被殖民”到了今天如果为了汉语的“纯洁性”而把“日本新词”统统清除，我们将无法“说话”、真正会变成“失语症”的严重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这不正好说明，这些词汇早已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也就是说“他者”与“我们”是模糊不清的，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古代日本借用汉字是日语的“他者化”，近代汉语大量引进日语又反被日语“他者化”，在这两个“他者化”过程中，“他者”又都有机地为“我”所化，甚至难分彼此。这是人类文化交往促进发生发展的常态。如果非要如中国的某些“后殖民”论者那样强分“他”“我”，硬要把“他”从“我”中摒除，结果只会自伤其身。

    推而广之，“他者”为我所用，被我拿来、消化、吸纳，就内在地成为“我”的一部分，成为我的主体性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他者”。

（日本街头随处可见的汉字）

【注】本文原标题：外来语与后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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