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风景

腾讯文化林淑蓉 发自台湾

抗战中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命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结束，这十四年中，面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剧烈动荡，知识分子在其间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近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黄克武，以国民党左派红人顾孟馀为例，利用有限的史料，再次探讨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这种既依附，又相斥的复杂关系。

1924年，身为北大教授的顾孟馀经蔡元培举荐成为汪派核心幕僚。汪投日之后，虽蒋多次提携，但顾对其刻意保持了距离。1949年，顾孟馀在香港与张发奎等人组第三势力。再次失败后，赴美。

晚年的顾孟馀一度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做研究，钱穆曾去看望。钱后来回忆，顾跟当初在台面上的意气风发迥然不同，以前的事完全不提。

黄克武认为，在时代变化过程中，顾孟馀从一个风云人物，一下就归于平静，被人们淡忘，但他的一生让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从政的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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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孟馀（图源网络）

顾孟馀对国共两党失望

腾讯文化：您原来预定的题目还包括胡适，最后为何只写了顾孟馀？

黄克武：我一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想把这两个人放一起，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欧美留学生、返国后担任北大教授，也都从政，一个依附蒋介石，一个依附汪精卫，结局却很不一样，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对比。

开始写之后，我发现必须先把顾孟馀的故事弄清楚，因为顾沉寂了很久。他从五四运动、联俄容共、抗战初期到抗战胜利，一直非常红，后来因为他和汪派之间的一些关系，加上他本身比较低调，个性深沉多虑，不太发表言论、想法，所以渐渐被大家所淡忘。今日多数人只知道胡适而不知道顾孟馀。我的文章中还是写到他和胡适之间对比的一些异同，但是，我觉得顾本身就值得做深入挖掘。

腾讯文化：在您看来，顾孟馀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

黄克武：以知识分子从政来说，顾与胡都是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而且都是可以反映时代的例子。但是很难说他们具有代表性，顾去德国读书，回来教书、参加国民党，一路从政，1949年之后到香港，投入第三势力，又辗转去了美国，晚年返台定居。这个过程和许多知识分子走的路不大一样。

前阵子杨奎松写了《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一书，很多人在谈论这本书，书中也谈1949年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但他选的例子都是1949年之后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面向。但我觉得要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抉择，他们的梦想、期望、使命，不能只看那些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还需要了解海外这些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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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这些人有两种出路，一类像顾与胡到美国去；另外，有些人直接去台湾，像傅斯年、毛子水等。这些人也是1949年前后那个大时代中不容忽略的一些人。

腾讯文化：知识分子如果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选择依附某种政治力量是否唯一的路径？顾孟馀为何选择了汪精卫？

黄克武：没错，尤其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胡适没有加入国民党，而是做一个批判、鞭策国民党的诤友，也是一种参政的方式，胡和蒋之间是“道不同而相为谋”。顾和胡不同，顾是真的跳到水里面去游泳的，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面临联俄容共到国共分家、汪蒋分合，在这样一个剧烈政治社会变动的过程，投入比胡深多了。

胡适只担任过驻美大使，后来即退出政坛。顾的涉入更深，所以体验也更深。一开始顾就选定要跟汪精卫，他觉得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最有希望的接棒人就是汪，汪的眼光、理想、对群众的鼓动力与煽动性，在当时是最显著的一个，而那时蒋还是小老弟。另一方面，顾也不欣赏蒋，他觉得蒋是军人，汪则是翩翩君子，具有读书人的气质，顾觉得自己可以影响汪，但对蒋的军人气息不感兴趣又难以驾驭，对蒋身边那些人也评价不高，所以选了汪。

蒋介石曾派陈公博见墨索里尼

腾讯文化：1922年，胡适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呼吁建立一个公平、民主的“好人政府”，顾为何参与，最后又退出签名？如果说他不同意“人治”的主张，那他的主张为何？

黄克武：这必须先了解：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当时中国政治上主要的几个力量：北洋政府的官僚是一股力量；第二股是梁启超所领导的研究系，这些人从清末立宪运动开始就跟革命派（国民党前身）对抗，到了民国之后，也是跟国民党站在敌对的立场。五四运动之后北洋政府是具有政治势力的，研究系希望重新掌握政治势力，所以开始串联南北，其中一个联络的对象是北大。梁启超希望跟北大教授合作，就派人与蔡元培、胡适磋商，但双方接触之后，蔡、胡反而觉得梁启超一帮人涉世太深，在官场打滚太久，靠不住，蔡、胡还是希望保持知识分子的纯净性，所以才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这一方面是对北洋政府的批判，一方面也是对研究系的不满，所以，发表文章时把研究系的人如林长民与蒋百里排除掉了。

顾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有一点尴尬，因为他本身想要依附国民党（1924年加入），顾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应该太招摇、太张扬；第二，顾当时觉得制度比人重要（顾的学生周德伟回忆录中所述），重点在应该建立制度，而不应依靠好人，他认为政治上真正要上轨道，人治是行不通的。这两点是顾后来不签字的重要原因。顾并不认同胡适的想法，顾在思想上比较倾向社会主义。胡的自由主义色彩则一直很强，两人的气质和政治企图不同。

腾讯文化：1924年，孙中山逝世之后，身为北大教授的顾，由蔡元培、张静江等人介绍入党，有意辅汪，他为何一开始就成为汪的幕僚？

黄克武：蔡、张等人当时介绍他入党，就是要顾辅佐汪精卫，帮汪找一个老谋深算的军师。我想是因为蔡、张等有力人士介绍的关系，让顾一开始就成为汪的核心幕僚。当然，前提是顾很有能力，他留学德国，具有国际视野，语言能力绝佳，英文法文德文都流利，知识背景够强；个性深沉多虑，不像汪那么情绪化，这些都构成他作为军师的要件。再加上蔡、张的介绍，汪顾很快就成为政治上彼此互相信任的伙伴。一直到武汉分共前后，从《谭延闓日记》可以看到他们在武汉一直住在一起，非常亲近。

腾讯文化：在南京沦陷之后，国民党内主和的声音是否很大？内地有学者认为，在军事失利乃至溃败的情况下，悲观与主和，其实是一般人的常态反应？

黄克武：没错。这一次台北举行的抗战研讨会，很多人谈和战的议题。抗战初期，汪对打仗比较悲观，面对一个现代化的日本，中国大概很难打赢，所以，他一向主和。其实，蒋在初期也是和战不定，但蒋作为一个领袖，自己不能垮，对外必须表现出强烈信心，他不能公开讲和；但私底下，蒋和汪一样，尝试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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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

最好例子是1937年11月，蒋派陈公博到意大利见墨索里尼，其实也是想透过墨跟日本求和。当时，汪蒋都想求和，因为认为战争对中国伤害太大。

当时强烈主战的是共产党。民间的知识分子之中，或和或战，观点非常复杂。在1932-1937年之间，和战没有定论。

腾讯文化：1938年11月，顾孟馀从香港给汪精卫发了电报说：“言和已不可能”，是否表明他与汪只能分道扬镳？

黄克武：对。1938年，武汉会战，顾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如果求和，可能带来更悲惨的下场，但这时候，汪身边还是有一些人拱汪求和，大概就是在1938年11-12月的时候，一直到艳电事件（1938年12月29日），汪确定破釜沉舟，采取主和路线。

蒋不会将他当作自己的核心

腾讯文化：1920年代的顾孟馀积极组织学生运动，鼓励学生参与政治，但在1940年代，顾受蒋之邀请主持中央大学，却主张“无为而治，学术自由，不受党派干预”，能否反映他思想的变化？

黄克武：1920年代抗战还没开始，1940年代已经在抗战。抗战的时代背景可能是影响他态度的主因，他希望重庆大后方，能够维持校园的安宁与团结。另外，顾即使在政治圈打滚了一些时间，仍然没有失去学术人的风骨。

腾讯文化：1940年代初投蒋之后，除了受命中央大学之职，为何没再担任其他实际职务？

黄克武：顾基本上是国民党人，对共产党没有信心，武汉分共之后，反共思想非常强烈，顾觉得共产党那套激烈的革命主张，包括阶级观念与阶级斗争等也不正确，因此1927年之后顾在思想上是反共的，既然不选共产党，那国民党是不是选项？国民党一直是他依附的政治力量，但他依附的是汪派，汪出走之后他再投奔蒋，顾知道蒋是尊重他的，一直尊称他为“孟馀同志”，但蒋不会把他当成自己的核心，所以，除了大学校长之外，其他工作他都不干（包括很高的行政院副院长）。顾对蒋与在蒋之下的政治活动还是刻意保持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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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北伐名将，抗战时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

腾讯文化：1949年，顾在香港，与张发奎、张君劢、张国焘等人，组成第三势力，这几个人的思想、经历都很不同，为何能走在一起？

黄克武：他们共同认为：对国民党失望，对共产党没信心，中国未来应该走第三条道路，而第三条道路应该是跟自由民主结合在一起。之所以后来失败，比如像张发奎是军人，但在香港没势力；另外，第三势力其实受到美国情治单位扶植，这时候冷战格局已经形成，第三势力已经没有存在空间。

蒋介石对晚年的顾孟馀礼遇有加

腾讯文化：顾孟馀认为文人与政治，只有“道义的结合与思想的相同”才有力量，但无论是顾汪，还是顾蒋，他们之间是不是都没有达成这样一种力量？

黄克武：顾汪之间早期有，艳电之后双方分手；顾蒋之间则从来没有。顾的理想，希望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结合过程中，需要以道义和思想当作基础，可以看出，顾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不求名，也不求利，希望为国家做事，这是很值得尊敬。但怎样遇到一个好的主子能够信任你、重用你，一起做成事情，这是最可遇不可求的，也是双方相处的一个难题。

腾讯文化：在与蒋的关系上，顾孟馀和胡适有何不同？

黄克武：胡适一直有知识分子独立性的想法，他没加入国民党，蒋派胡去当驻美大使，胡挣扎很久，也考虑过拒绝，最后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帮国家做事的机会，所以胡愿意担任驻美大使。蒋介石某种程度上也尊重胡，驻美大使四年，蒋算是信任胡。

顾则不同，蒋称呼他“孟馀同志”，同志不是随便说的，党内才可以称同志，蒋一辈子都称顾为“同志”，胡还只能算是客卿，顾才是自己人。

蒋有他一定的度量，对顾表现出容忍大度的一面，蒋知道顾在过去曾背叛过他好几次，但是在关键时刻，顾还是坚持民族大义的，蒋看重顾这一点，蒋基本上是肯定顾，然而却无法赢得顾的信任。

顾在美国生活困顿，1956年写信给朱家骅，朱转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后来得到蒋的同意寄钱给顾，第一笔寄美金3000元，接着按月寄，顾到美国之后，是领“总统府资政”薪水过日子。这是蒋同意之下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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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台湾

1969年，顾身体不好想回台北定居，蒋也在阳明山帮顾找房子住。顾不良于行，蒋和夫人亲自到阳明山去看探望顾。当时蒋也是晚年，算是对顾十分礼遇。

腾讯文化：内地有学者认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他们处于一个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军阀混战、没有抗战，他们是否安于书斋，做一名安于学术的知识分子？

黄克武：在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之前透过科举晋升，知识可以跟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废除科举实施新教育之后，知识分子具有专业性，但切断了跟政治直接的联系。如果要将知识转化成为政治力量，不是像胡适，就是像顾，胡坚持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的角色；顾则投身国民党。

顾参政的原因有二：第一，国共之间的政治竞争；其次是抗战。这让顾愿意站出来。如没有动荡的局势，以顾不追求名利的个性，我猜想他会安于当一名知识分子。

因为顾本身英德文说得很好，专业上有他的地位，在北大跟胡适齐名，甚至超越胡。那个时候，类似这种背景，后来投身国民党的人不少，象是朱家骅，王世杰，分别在德法得到学位，这些人都是看到国家危亡状况之下，投身政治。我认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还是蛮重要，中国人“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对这些人一直有影响。

腾讯文化：有没有史料显示，他际遇这么差，还受到诸多责难非议，有没有后悔？

黄克武：顾其实是一个比较不会去发泄那方面情绪的人，在个性上比较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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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他后来去加州柏克莱大学做研究，当时有不少人去看他。钱穆去美国访问时，也跟他见过面。钱写到：看到顾，发现顾跟当初在台面上的意气风发之时迥然不同，以前的事完全不提。顾不写回忆录，也不接受访问。

所以，我觉得必须先把顾的一生弄清楚。顾的资料太分散，在时代变化过程中，他从一个风云人物，一下就归于平静，被大家淡忘。

顾的学生周德伟的回忆录《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写完之后放很长时间都不敢公开，直到三四年前才由他儿子周渝拿出来出版。我看了周德伟回忆录才了解顾孟馀与其他汪派分子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他的一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从政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