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风景

    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转任国务卿）基辛格，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最高决策层的一对黄金搭档，也是一对写书狂。尼克松一生写了10本书，临去世前还在写《超越和平》（1994年出版）；基辛格则在2014年他91岁高龄时出版了《世界秩序》一书，算上这本他一共写了17本书。

（资料图：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据说尼克松和克林顿是美国总统中智商最高的两位，尼克松写了很多书，克林顿在白宫里干了很多事。基辛格不知道是不是美国国务卿中智商最高的，但他无疑已是美国国务卿中出版著作最多的，他曾在哈佛任教19年，从政后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外交策略大师，并且还顺便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世界秩序》这本书主要讲历史和理念，或许也可看作是基辛格职业生涯的告别演说，其主题是：由于时代和时局的急剧变化，现在需要缔造第三个世界秩序（前两个分别是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而这个世界秩序的基础应当做到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均衡。前两次世界秩序都做到了权力上的均势，是均势的典范，同时也制订了列强们愿意接受的共同底线规则作为合法性基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定了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维也纳体系规定了通过国际会议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基辛格倡议的第三个世界秩序当然也将奉行均势原则，至于这个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基辛格在书中也做出了回答。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法和混杂性，例如合法性与权力因素之间的均衡、秩序与自由之间的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美国的领导地位与世界多元文明的共处等等，以至于过去他那个“冷酷的现实主义者”的刻板印象被冲刷掉不少。尽管自从教、从政以来基辛格的政治理念当中就含有不少理想主义因素和道德情怀（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也是如此），但公众对他眼花缭乱的外交把戏和在白宫里工于心计、冷漠傲慢的职场形象更有印象（在某个冷战片里就有这么一位长得极似基辛格的美国高官，在影片里他把世界引向了核毁灭）。于是基辛格只好不断地写书来洗刷恶名和争取良好的公众印象（《世界秩序》一书中也有这种痕迹），正如他曾经的老板尼克松总统在因“水门事件”不名誉地下台后，也是靠不断地写书来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事物的洞察力。

    《世界秩序》获得了比基辛格预想要好得多的正面反馈。例如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评论说：基辛格的分析大体上与奥巴马政府的全球安全与合作战略是一致的。她还表示，基辛格是一位好朋友，自己担任国务卿时时常向他求教，“他定期和我见面，与我分享他对外国领导人的睿智观察，并且把他国外旅行的书面报告送给我”。她还提到，在关于国际秩序的看法上，基辛格这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者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希拉里认为基辛格正确地注意到时代的巨大变迁──在当今时代，任何具有可持续性的世界秩序体制，不仅要被国家领导人认为是公平合理的，也要被公民们认为是公平合理的。这就是说新的世界秩序不仅要通过国家、政府，还必须通过人民、社会来获得合法性来源，这与1648年、1815年的王朝时代是不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希拉里来自民主党，而基辛格来自共和党，希拉里承认两人的政见不尽相同，但智商可能比克林顿还高的希拉里欣赏的就是基辛格这种高超的职业能力。

    对《世界秩序》的好评涌向这位以观察和操弄世界为职业的耄耋智者。《时代》周刊认为基辛格在书中为国际和谐与全球失序的根源做了深入的思考。《金融时报》认为基辛格在书中的结论值得美国2016年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去阅读和了解。《纽约时报》的书评版的一篇文章说：如果你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做得不错，那么就跳过本文去看诗歌评论；如果你担心世界的运转正在失控，那么这本《世界秩序》正适合你。《洛杉矶时报》评论说：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有内在相似；基辛格在书中的建议并非强辩之词，但是对一个正在想把世界其他部分撇在一边的狂妄国家来说是有益的警告，希望美国不要重蹈历史覆辙。

    德国《明镜》杂志登了题为《我们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还是通过远见卓识来缔造世界秩序？》的对基辛格的访谈录。文中说，基辛格最近出版了他的第17本书，书名很不谦虚地叫做《世界秩序》。尽管有着德国血统并且每周都会在iPad上看《明镜》，但基辛格仍然选择英语作为访谈媒介。国际关系学界公认基辛格的学术渊源主要是欧洲的古典均势思想，但此刻显然他更愿意以美国人的立场来讨论世界秩序这个重要问题。

    基辛格在访谈中认为，当今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混乱局面，而他也希望人类有足够的远见卓识，总而言之缔造新的世界秩序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了（基辛格给自己的书打广告也很有一套）。

    《明镜》于是问：在书中你写道这种秩序必须（有耐心地）长期培育而不能强加于人，这是什么意思？基辛格答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强大到或聪明到能够独自缔造一个世界秩序。”这句话也正是《世界秩序》中的主题之一。

    不过反对声音也是有的，不同的读者在《世界秩序》里读出了不同的基辛格。英国《电讯报》的一篇文章评论说，在这本像是他的最后一本书里（这老家伙已近92岁了），基辛格试图为他的整个职业生涯辩护。该文认为基辛格是古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死忠分子，因此在书中他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理想主义门派创建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颇不恭敬。基辛格认为对外政策中有太多理想主义是危险的，作为道德相对主义者，基辛格不赞成展开全球性的意识形态竞争，但这正是我们（西方国家）所拥有的长处而在中国的世界秩序框架里会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该文批评基辛格是逆时代潮流而思，现在到处都有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为什么还要死守不干涉原则？

    英国人对美国人的评论就是这么任性和断章取义，丝毫不考虑到基辛格在《世界秩序》里对伍德罗•威尔逊做了许多表扬，例如称威尔逊是伟大的先知，“美国矢志追求他的愿景，并以此评判自己的行为。每当面临危机或冲突的考验，美国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威尔逊的世界秩序愿景”，“这一愿景的天才之处是让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为缔造和平、人权和合作解决问题等重大外交举措服务，在对更美好、更和平世界的希望中注入美国实力”。基辛格在书中还说自己的当年老板尼克松也自认为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门徒。

    但是从职业外交家的角度，基辛格也严厉批评了威尔逊的国际政治理念缺乏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威尔逊的事业不像外交政策教科书的内容，而更像莎士比亚悲剧的素材”。

    可以说基辛格是一位有着丰富的“历史现场经验”的国际政治思想者，他专门研究过欧洲的外交历史，也曾亲历许多重大的外交事件，他的思想不是来自理论推演，而是源于对历史经验的熟稔和对自己的职业经验的自信。此外也是基于他对人性的悲观认知，这与他作为犹太人从小在纳粹德国生活的经历有关。当然，也基于他长期身处的美国社会里高扬的理想主义信念。因此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主张既有欧洲情境中冷静的均势思想，也有美国情境中高蹈的道德自诩。然后就形成了“有道德的均势”和“均势基础上的道德”这类很东方的辩证理念。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论证说世界秩序是文化、历史的演化产物，他的国际政治思想也与他跨越欧美的人生经历有关。

    因此，关于新的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基辛格的答案也是混杂的和辩证法的──“既尊重人类社会异彩纷呈的特点，又尊重人与生俱来对自由的渴望”，换言之，既要互不干涉，又要积极干涉。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基辛格认为可以通过促成非西方国家的演变从而使为尊重自由而进行的干涉成为全球共识。他在书中提到，对自由的肯定不应仅仅是一种情感诉求，更应上升为一种战略。从自由、个人尊严、参与式治理来思考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基础，这就是基辛格的世界秩序理念中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有所不同的东西。

（《世界秩序》，[美]亨利·基辛格著，中信出版社，2015）

    基辛格在书的结尾部分提到：“多年前，我年轻自负，曾妄想就‘历史的意义’建言立说。我现在明白了，历史的意义需要探索发现，而不应断言。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时认识到今后仍需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基辛格的世界观植根于他的历史观，探察历史的结果往往会产生一些不安的、悲观的意识。他提出了要第三次建立世界秩序的议题，但他对这个世界秩序能否建立仍抱有悲观的怀疑态度，正如他对伍德罗•威尔逊的怀疑一样。所以他又说，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基础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定义。

    《世界秩序》按照学术著作的规范有许多的注释，全书最后一个注释是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意义：反思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哈佛大学政府学系，1950年）（这确实很像一篇在学术上有雄心壮志的本科毕业论文的标题），用来解释他何以“多年前，年轻自负”。基辛格埋下的这颗彩蛋，意味着他在书中兜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他学术写作生涯的起点。这暗示“世界秩序”是他一生的职业重心，也暗示《世界秩序》可能是他关于自己一生思想信念的最后陈词。当然人们也仍会期待他的下一部著作，题目我都替他想好了──《我还想和这世界谈谈》，不谈政治、不谈秩序、不谈职场，只谈谈他这个人、他这个老狐狸一辈子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体验过的苦与爱、沉重与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