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初中一年级时看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我把里面一句刻在作家哈特费尔德墓碑上的话——“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抄在了笔记本扉页上，当时很流行那么干，把座右铭抄在本子上、或者干脆刻在课桌上。自然，我后来知道了这句话出自尼采。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颇以跟这句话心有戚戚而沾沾自喜，并在此方针指导下狂啃当时不见得能看明白的张爱玲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跟彼时已红透半边天的韩寒、郭敬明热对抗。

作为80后的我如期长大了，毕业，工作，而我再也说不出“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这样狂妄的话，甚至想起来都会红着脸躲避。我的自信短暂、羸弱、凋谢而去，对弱者的慈悲，对权威的反抗，对智慧的尊重，这些本应是成为现代人条件的东西被丢在一边。我困惑但已习惯，习惯我们中的“创新者”征途相似，不是在高科技创业，就是在满世界流浪；习惯我们的梦想千篇一律，名牌包包、房子、车子、拍电影。

《80后，怎么办？》这本书，以及由阎连科、杨庆祥、张悦然、韩敬群四位嘉宾带来的这场读书会，正能解答我的、或许也是你们的有限的困惑。（文/魏冰心）

嘉宾简介：

阎连科（当代知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庆祥（著名文学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书主笔）

张悦然：（知名80后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主题图书：《80后，怎么办》 /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6

嘉宾：韩敬群、杨庆祥、阎连科、张悦然

韩敬群：尊敬的读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有一句俗话叫“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没想到这么一个炎热的周日下午，还能够有这么多的读者朋友们来参加今天的活动，而且是一个未见得那么轻松娱乐的文学聚会，所以我想特别感谢大家。

作为一个做文学的老编辑，我在北京各个有关读书的、荐书的场合参加过也主持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认真地说，今天下午这么火爆的场面我这些年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读者来踊跃参加，我想大概是咱们今天的话题能够触动我们很多同代人。

再有一个，刚才咱们的主持也隆重推荐了咱们的三位嘉宾。首先是阎连科老师。阎连科老师，我个人特别尊重，他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良心，他始终在艺术创作上，跟我们的文学传统挑战。他的写作在世界性的意义上，是能够代表中国作家的水准的。我想我这不算谄媚。

然后是我们非常杰出的张悦然女士，在座的应该很多都是她的读者和粉丝，大家读过她的作品肯定比我要读得更多，我想我也不用再多说了。

让我特别骄傲的是身边这位80后非常出色的批评家代表杨庆祥。我为什么要特别骄傲呢？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因为我跟杨庆祥是同乡，都是安徽的安庆市。

当然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因为这点乡情出版了杨庆祥的这本书。《80后，怎么办？》这本书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大伙儿一会也能听到杨庆祥介绍这本书创作的前前后后的一些经过，包括出版、发表。说实在的，在今天中国大的背景下，好像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还是有一点波折。下面就请庆祥说说。
 杨庆祥：我们这一代人，努力奋斗却无功而返

嘉宾杨庆祥介绍其新书《80后，怎么办》

杨庆祥：其实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成书，本来是一篇文章，大概是在2011年2月份，我在书里面也写到了，很简单，当时我住在人民大学旁边，突然被房东赶走，房子不再租给我了。我是一个焦虑型的人格，当时放寒假了，我特别抓狂，在火车上不停地打电话给很多人，给很多中介公司。我回来就要有房子住，要不然没地方工作。

找房子的同时，我就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努力奋斗却无功而返。我读博士，留在人民大学任教，还落得如此下场。那么，肯定有很多人比我的处境更困难。我对此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于是那个寒假，我开始在家里构思这篇文章。这就是我写作的最基本的动机，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生活上的困境来观照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不光是我们这代人，只不过我们这代人最为典型。

恰恰在30岁的时候，我进入社会；而当我和这个社会遭遇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世界跟我想得完全不一样。顿时，我有一种从梦中惊醒的感觉。该怎么办？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把这本书本限定为纯粹文学的研究；我希望在更大范围之内，在更普遍的问题上跟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我们的父辈，还有我们的后来人进行对话和交流。

书写了一年，写得很慢，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我不熟悉的问题。写出来以后我也没有拿出来发表，因为觉得会很矫情，你不就是买不起房子吗？何必这么矫情呢？你等一等，十年肯定买得起了，或者学校给你分一个小房子。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根本，这是我切入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后来文章在天涯发表。天涯那边看了这个文章以后，觉得有一些冒犯的东西，比如说我里面批判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新闻出版总署有个规定，就是文章里面不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这几个字，所以要求我把这几个字删掉，文章的题目也改了，觉得《80后，怎么办》有点冒犯，就改成“我希望我们找到那条路”，非常励志，发了删节版。后来北岛和李陀先生他们看到我的未删节版后，觉得很好，就发在《今天》上。当时发出来有一些反响，特别是我身边的阎老师，他很快就看完了。看完之后我们两个都在香港开会，当时借阎老师的房间睡，阎老师说，“你这个文章非常重要，你应该把它写得更充分，毕竟很多问题还没有发掘出来。现在是在谈论你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完整的硕士、博士人的一个想法；但其实你要有底层的经验，你应该关注比如说农民工群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肯定更困难。”当时受到启发，也勾起了一些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我2006年在广东的东莞，有一段近乎农民工的生活，两三个月我一直在东莞生活，跟农民工朝夕相处。当时我做一个社会调查，了解东莞农民工的思想状况。由此我在书里面扩大了对80后，尤其是80后农民工的思考。80后的农民工有一亿人，这个庞大、沉默的群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对世界有什么想法？

同时我也觉得，仅仅从我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书写或者观察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就又补充了一些访谈、采访。2014年4月，我又去广东待了一段时间，在东莞采访了一些农民工，私企的老板，同时还有一些在国企的员工，我想从不同的层面，通过一些代表性的80后普通青年，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采访的时候我尽量不设问，就是聊天，不想有太多先入为主的东西影响他们思考，而是想让他们呈现出一个自然的精神状态。

整个稿子从2011年到2014年，花了将近三四年的时间。中间也联系了很多出版社。我觉得很奇怪，我认为没有什么冒犯的东西，但是很多出版社会拒绝出版，最后转到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赵老师还有韩老师，他们特别大义凛然，立即就出版了。韩老师给我写了很长的意见，我看了以后特别感动，他说这是一种真正在场的文学批评，不仅是身体的在场，同时也是心灵的在场。作为一个在大学里面有教职的人，在我目前所写的所有文章里面，这一次是我自己最看重的。

我以前也出了几本书，那些书出了我都自己藏起来，不送人，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为了评职称。但是这本书是我一个心愿，通过这本书我想和我这一代人沟通，发现真正的问。这里面有很多我的偏见，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更是一种提问的书，可能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我们来讨论。这是我特别愿意看到的效果。

韩敬群：谢谢庆祥。刚才庆祥提到，在整个书的出版的过程里面，阎连科老师从一开始读到庆祥的书稿，包括给庆祥提建议，包括在书的出版过程中四处推荐，一直在不遗余力对一个后辈年轻的学者尽他作为一个前辈的责任。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阎连科老师推荐这本书，而且感谢阎老师对庆祥的鼎力的支持。

我注意到，阎老师作为一个前辈的作家，他始终在关注年轻一代的写作，以及与年轻一代的写作相伴生长的批评；所以也特别想听听阎老师您对这本书的看法，如果有可能的话，听听对您一直关注的80后一代的文学写作和批评的看法。

张悦然：阎老师刚才赶路比较匆忙，他先让我讲。这个问题我跟阎老师跟庆祥都谈过，阎老师说，他在最初的时候对80后一代，可能具体的是80后的写作者，80后的批评家，这样一些创作者，他寄予了很多的期望。十几年前，在80后刚出来的时候好像是一种特别横空出世的姿态，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代人会特别特别的不同，大家觉得这代人无论是写的东西还是想的事情，还有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会和50后、60后、70后完全不一样。

但十几年过去了，阎老师再看所谓的80后，他也坦白对我们说，其实有很多失望的，因为他没有看到我们这代人表达出来任何不同于之前几代人的新思想，在文学领域他也没有看到这代人呈现出真正的有别于之前几代人的出色作品。我觉得阎老师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他提出一个问题，这代人至少对他来说是那么值得期待的一代人，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80后，怎么办》这本书是庆祥作为一个内部的经历者所提出的一次自我反省。就是80后这个群体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使他们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使他们失去了最初的那种可能封闭的、尖锐的东西，使他们变成了现在温和的，并且妥协的，极其适应体制的一代人。

在这本书里面，我的作品很荣幸作为杨庆祥的研究案例存在，放在其中有一段叫《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中。他选取我的那篇小说，名字叫《家》，大概内容就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我们姑且认为他是80后的一对夫妻，在丈夫的公司给他升职后，却不约而同地一起离家出走，去了四川做了地震灾区的志愿者了。

这个小说表现出了一种80后对于精神力量、历史现场感的极端需求。在2008年那几年，这种现象会表现得特别特别明显，这代人急需抓住一股精神力量，使他们摆脱这种可能他们已经觉得有问题，或者已经感受到极其不适应的平庸的、日常的，他们觉得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平凡的生活。杨庆祥这本书里有更多的分析。

我觉得很有意思，杨庆祥不仅是从一个角度，不仅是从一个群体，还从80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群进入，比如里面既有东莞的打工者，也有像刚才说的生活还非常优越的这样一对衣食无忧的80后的夫妻，然后去发现他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沉重的生活问题，比如说房子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也可能更重要的问题，不如这代人的精神困境。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杨庆祥把这两点都表达得非常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本书是在为我们寻找出路的感觉。

阎连科：非常感谢大家下午的到来。我刚才进来一看，基本这里都是80、90的孩子们，我以为50、60的人会比较多，显然这是为张悦然和杨庆祥到来的。当然，我来这里蹭一点人气，我讲多一点，你们也熟悉我一点。

首先讲一点，我的儿子和你们一样，也是80后，充满着希望。在15年前，或者说10年的时候，我对80后的认识和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说句实在话，我很失望。我发现可能我这一代人，或者说很多人对80后这一代人有误判。比如我们在10年前，15年前，说80后这一代人非常反叛，好像反叛成为这代人的标志。

到今天想，这代人几乎没有反叛的地方，从长远讲，30年代，鲁迅、郭沫若、巴金这一代人不要讲，那是真正反叛的一代人，丢掉老婆就丢掉老婆，丢掉孩子就丢掉孩子，说不要家庭就不要；49年之后，我们发现真正的反叛者是我们的爷爷，他们真的是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反叛，没有任何犹豫，说走就走；后来再想你们的父亲这一代人，不管是真正的反叛还是假的反叛，他也反叛，他说革命就革命，青年上山下乡时，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扒着火车就到乡村去了，就到青海西藏这些边疆去了，这一代人也是反叛。我发现我们到80后这样一个反叛完全是一个误判，几乎我们找不到这个反叛在哪个地方。

我今天想这个事，80后，我们为什么当时会那么大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非常能够意识到，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其实靠下一代对下一代的反叛推动的。当然我们说要靠知识、文化、科学等等那些有头脑的思想家、哲学家引导我们进步。但是从最初浅显的地方去走，任何一个在时代完全是靠年轻人对上一代的反叛，如果没有这一代人的反叛，这个社会几乎不可能进步。

我们今天仔细想，几乎没有发现80后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社会现实有一种反叛；我们不知道他们给我们社会，给我们的现实，给我们的时代贡献了什么。比如我们都知道80后，住房非常紧张，包括张悦然谈到过她写的小说，杨庆祥也谈到他的经历。但是今天我们说房价多高、房子多紧张的时候，完全是80后的父辈，爷爷们在说房子多紧张；我们几乎看不到80后的孩子真正出来站出来呐喊，我们为什么处在这个社会，我们为什么买不起房子，为什么结不起婚？为什么找对象出现了问题，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

这一代人依靠上一代人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现实，但他们很少自主发声。总体来说，我们会发现，这一代人的反叛是我们对他的误判，或者说，这一代人所谓的反叛，并没有给我们时代做出一个突出的贡献。
 

嘉宾阎连科犀利点评80后的思想困境

阎连科：80后是懦弱的一代，我对他们非常失望

第二个误判，说谈论这一代人的时候会发现，80后特别以自我为中心。但过往谈以自我为中心，更多是从家庭考虑，因为他是独生子女，因为是孩子，所有人要围着他转来转去，他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你仔细今天去想的时候，似乎不仅如此；今天说80后以自我为中心，更多是停留在物质上的，比如说房子、车子、口红、名包、名衣服，我想要，我想买，父亲母亲帮着我买，整个周围的人要为他奋斗。但是，在这一代人身上，几乎找不到他们在精神上以自我为中心。

我去年看那个电影叫《后会无期》。之前无论对韩寒本人有多么大的争论，赞成不赞成，但是在一点上，他至少体现了一点点我们期望的那种反叛，我们期望的一点点东西；但是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对他仅有的那点期待，我也丧失掉了。看了那个电影你会觉得，这一代人精神上的一点点的自我为中心也丧失掉了。这个社会有巨大的吸引力，连这样的人也把那一点自我为中心的精神完全融化掉、吸收掉；像一滴水融入沙漠一样，你不知道这滴水到沙漠去哪里了。也许，这滴水滴到大海里你还有机会知道，它是存在的；但是滴在沙漠里你就知道这滴水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在这点上，确实有巨大的误判。

我经常在想这些问题，因为我读了好多和80后相关的书，起初靠张悦然推荐，后来杨庆祥推荐，再后来蒋方舟他们也有推荐；我还是非常希望自己不用活太老，和年轻人多打交道，让自己没有那么快被淘汰。但是经常想这些问题你才发现，我们对80后的误判非常非常多，相对50、60，80后，这代人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们今天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一种80后的声音来了。

我们从1949年之后很少有一代人完整读完大学，完成学业，但是80后完成了。我们今天知道80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你发现，他们完成了学业，却恰恰出现这么多懦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在现实上完全找不到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心灵其实完全我刚才讲到，像一滴水泼向沙漠，完全消失掉了。

社会上出现这么多现实的问题，我们看网络、报纸，在微博上谈论，你发现对抗社会的，对社会进行思考的任务，80后凭自己的精力能够完成，但是他没有做这件事。问题出在哪个地方？这代人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没有做？几乎我们今天找不到去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人，这是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对80后，这一代人几乎都完成了学业，但是到底读了些什么书？80后读初中、高中，原来经常谈论这个问题，原来说过一个具体的事情，为什么80、90的孩子有这么大的区别？那是因为他们的父亲，80的孩子的父亲大多是50后出生，90的孩子大多是60出生。50年代出生和60年代出生的人有巨大的差别的，也会在孩子身上体现出来。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整个中国从1949年之后完全处于封闭状态，我们小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旧社会，受的教育就是“我们生活非常幸福，台湾人才水深火热，美国人才需要我们解放他们。”但是80后完全知道世界怎么样。在他们之前，再也没有像这代人对世界了解这么清楚，但是恰恰是因为你们了解世界怎么样，你们反而对这个世界不发出那个声音来，完整的读完大学，又对世界非常熟悉，但是对现实、对世界几乎不发出声音来，这个非常可怕。

我们还在想，当年我们看到、听到韩寒一点文章、随笔、散文、博客，我们会发现，韩寒恰恰是一个没有读大学的人；完全靠一个没有读书、没有系统教育的人替你们发声，你们在欢呼。你们自己读完大学，到世界各地走来走去，到底有没有经过这样的思考？所以我经常在讲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出现在哪里呢？

我刚看张悦然的《誓鸟》的时候，我真的被她的文字惊呆了，我们这代人对小说的语言真的是太拖沓，随便拿起张悦然任何一篇小说看，那个文字之严谨、细腻让我们毕生难以达到。当然你看完《誓鸟》以后，你也会说有很多不满意，但是过十年的时候你再想这个小说，其实和我前面讲的问题是有一致性的。

当然，我和杨庆祥看完那个《家》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激动；这代最重要的作家里面，韩寒也好，郭敬明也好，都达不到这点。我们渴望的某一种小说，至少算是开始出现了。也许需要有很多结合的地方，需要更多修整的地方，甚至需要更多反叛的地方，从《家》这个短篇里面你会看到这个，我非常喜欢这样的。

基于同样的道理，我那次在香港在科技大学拿起杨庆祥这个《80后，怎么办》，说“看完以后我那么激动，就像当年毛泽东那一代人看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一样，就看我这一代人看邓小平的黑猫白猫，逮住老鼠都是好猫的文章。”看杨庆祥的文章恰恰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终于有一个人，他把这一代人的问题集中进行了梳理和思考，你可以不赞成，你可以反对他，但是这一代人站出来总结他这一代人，这里面也有一些观点我不一定那么赞同，但是由于是他亲身的经历，他对这代人的思考，所以我对这书的喜欢，真的是完全像看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样。当时觉得非常激动，然后就发了一个东西，说这个文章如何，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主要是终于有一个80后站出来认识我自己，认识80后一代人，所以特别激动。这本书其实我昨天又在家里看，我说心里话，有非常多地方令我惊奇，是我无法完成的。比如他对80后和历史虚无的问题，我的想法没有他那么深刻和系统。当然有很多地方他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可以更扎实一点。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说大家都说他写得好或者写得不好，而在于说他给我们了一个讨论话题的契机，让我们重新去认识80一代的人，认识这一代人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代人到底为什么出现今天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这种状态。

但是有一点，任何我们今天说人生无论多么漫长，其实就那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长个的阶段，就是90后现在的阶段，这个阶段长个。第二个阶段就是不长个的阶段，80后恰恰是不长个的阶段。最糟糕的阶段，就是个子越长越矮的阶段。恰恰是不长个的这代人，停止长个的阶段是最值得讨论的，一切的可能都在这一代人身上，都在他的过程中间，人生中间，停止长个的时间更长一点。

因此，我是非常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看这本书，你可以看完骂它，可以把它撕掉，但是一定要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代人在讨论什么。因为讨论的是你们自身的问题。这本书远远超出了文学的本身，我完全不把它当成文学评论去看，而是一本社会性的，80后关于这一代人的思想对比，一个文化对比的自我认识的书，文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本书从文学、自身、历史进这三个点进入完成讨论。我个人觉得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点可以讨论。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可以骂他，可以讨论他，可以和杨庆祥进行对话，来形成我们今天重新介入社会，介入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窗户。是他给我们打开这个门，让我们走进去看到无限的可能，哪怕是争吵的、丑陋的、懦弱的，乃至是正能量的、光明的，什么都可以，但是他给我们一个讨论的契机。

说实话，如果不是这本书，我们完全无法坐下去讨论。否则就会有人说我是年龄大，没资格讲这个问题。但恰恰《80后，怎么办》这一本书给我们这么一个平台，我希望所有人来看它，看完对杨庆祥，这对本书、出版社都形成一种了解，重新认识这一代人，重新认识我们社会的现实，重新认识我们自我。
 

嘉宾主持韩敬群和本书作者杨庆祥

杨庆祥：这本书献给同时代敢于思考的人，他们在受苦

韩敬群：阎老师讲得好，刚才他这个比喻是一个身体上的，实际上人长个不长个最重要是这儿，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这方面大家可以看到，阎老师始终在长，长得比我们都快。

我也从自己的阅读经验略微补充一点阎老师说到的关于80后对自己这一代的情况。实际上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里面提到过一本书，就是涂志强《个人悲伤》，前年出版的一本书。我当时读到非常震撼。其实那本书是从生活的层面上，我觉得它了解了我们80后一代的生存的困境，咱们今天的主题叫一代人的困境。当时读完之后我有很多很多的感慨，我为什么要呼应一下阎老师呢，首先这么一个写80后一代人的困境的书，真的是有一个50后的作家写的，真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我看到以后，真的是兴奋，也有点激动，一口气在微博上连着发了好多条，关于这本书的呼应。我提到，如果时光倒退30年，我说我相信我自己和我的很多的同一代人都是那个时候的涂志强。那么我们要感谢80年代，就是我们会感谢我们上个世纪的80年代。你会觉得在那个时代，我们的挣扎，我们的所谓的奋斗好像还有一些可能性，就是这个可能性你也不能确定它在哪里，但是当时我们确实努力的学习和工作，我们都知道，只要你怎么怎么样，你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它有很强的因果关系，逻辑关系在里面。

但是后来我觉得在涂志强《个人悲伤》里面我们确实看到了，大家看这个涂志强，他当然资质不是那么出色，不像杨庆祥、张悦然那么好的天资，但是他非常的努力，非常非常的努力，而且非常非常善良，一直在挣扎，最后大家可以去看，他写得比较含蓄，因为没想让大家特别绝望。但是，说实在的，我看得非常沉重。

人生出彩，梦想成真，那不是我的话，那是习总书记的话，是习总书记自己对中国梦的阐释，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就是落实到每一个中国人人生出彩，梦想成真。我当时就说，不是这本书，在涂志强的《个人悲伤》，因为当时我们的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答记者问的时候也特别提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正好习总书记又在说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我在这个时候我读到涂志强的《个人悲伤》有很多的感触，我说确实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社会阶层的固化的问题，就是中低层的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没有背景，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我们的上升通道在哪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杨庆祥作为案例分析了这本书，非常重要。但是确实，这个问题是由50后作家提出来的，不是我们80后的作家。

我在看涂志强的《个人悲伤》，我想到中国文学里出现一些柔韧性，出现一些新的形象、底层的，类似于底层在奋斗，老是找不到出路，最后被打回原型这种人物。杨庆祥也提到，《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的盖茨比，其实在西方文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形象，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样的文学书写可能在80后里面，可能也会出现。这是一个。

再有就是确实在杨庆祥用思想随笔的方式，他非常敏锐、非常有力量的触及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应该为他骄傲，这是我们这一代也是一个代言人，他也未必有意识要做，但是他确实非常敏感的提出了这个问题。

从这本书的写作过程里面，我们可以说，也许我们有一些定位，说它是一本失败的书，因为他的经历来自于一个个人经历的失败、挫折的感觉，我可以说它是一本失败的书，从失败的感觉里面产生的。

再有一个，也许它是一本愤怒的书，就是因为这种挫败感产生了这种愤懑、不平的情绪，来写这种书。

我觉得在写作批评里面要有这两种不平之气。大家知道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不平则鸣，就是我觉得不平则鸣可以出好文学，不平则鸣也可以出好的批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庆祥这本书是不平则鸣的书，是一本愤怒的书。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杨庆祥在写作的时候还是把他的愤怒克制在一个合理的层面，当然有一些愤怒的情绪被我们比较滑头的出版人修磨得比较没有棱角。这个要抱歉。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朋友们愿意来听，我觉得一定是有很多感同身受的地方。从提问的角度，这本书做得非常好。当然有的时候大家也许会想，是不是我们这位杰出的批评家会告诉我们怎么办呢？他这本书我想目前看，它主要是一本提问的书，虽然杨庆祥在这本书里好像隐隐约约地点到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我想，也许是他自己不方便讲还是什么的。最后书的结尾说，怎么办呢？“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异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要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这好像是不是杨庆祥开的一个药方？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杨庆祥自己如果让我从这书里找药方，我想只能找到这些。

下面我倒想听听杨庆祥关于这个问题有没有新的一些思考？

杨庆祥：我觉得作为批评家，最重要是做一个提问者。我昨天刚刚看到龙应台的小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她说，“这个社会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大部分人都是坐在这个车上，也不看车外，就随波逐流，这个车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就带到哪里去。但是总是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总是很好奇，就像幼儿园的小孩，有叛逆感，一定要伸头，伸出车窗外看看这个车到底往哪里开。如果发现车开得方向好像和他们想得不一样，他就喊出来了，这个车开错了，要调整一下。”她说这种人，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思考者。这种人越多，这个社会可能会走向一个更好、更高级的社会，如果这种人很少，这个社会就可能非常危险。

我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句题词，叫“献给我的同时代的人”。其实本来有两句，后来被出版社的老师考虑删掉后半句。后半句是“他们正在受苦”。他们觉得不能以偏概全，有些人可能过得很好。我觉得也对，所以就保留了前面，献给我同时代的人。但是我觉得更严格一点说，这个范围要缩小，其实是献给我同时代的那些敢于思考、也热爱思考的人，这是我特别的初衷。

刚才我们在下面小坐了一会儿，韩老师说他以前觉得80后很偏激，现在可能会矫正一些观点。阎老师当时对80后充满希望，后来慢慢变得失望了。我这篇文章最早的题目不是《80后，怎么办》，是《80后主体与文体》，其实我主要是想讨论80后的创作。后来我发现，这个框不住我的问题，或者这个面太窄了，没有办法把我对这一代人的思考提炼出来，所以最后才改成《80后，怎么办》。

作为一个同时代生活的人，我对80后这一代，观点是越来越偏激。我特别赞同阎老师刚才说的，我们这代人，如果站在2015年的节点上来看，是失败的。我会非常坚决，甚至有点刻薄地看我们这代人的状态，就是失败的一代。为什么呢？这个失败不是说此时此刻买不起房子，或者此时此刻找不到工作。这种失败是指针对1980年代初我们的父辈，对80后的这种期望和规划，我们自己也对自己充满期待，以为我们可以走出一条新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至少在最低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构建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在2015年这个节点来看的话，这些全部都失败了，所以我觉得80后是失败的一代。

刚才阎老师提到韩寒的例子，我身有同感。我的书里面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叫“假面的抵抗”。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形成我们所期待的抵抗主义。这种抵抗主义在一个近十年变化特别大，都变成了投机主义，80后都变成了投机者。韩寒、郭敬明他们利用自身在文学，韩寒应该是在杂文的领域象征资本的积累，迅速服从于我们这个时代最主流的、也是最庸俗的价值观念，就是谁赚了钱财就是大人，然后立即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利润的比例，比如电影。我知道最近韩寒的团队在上海开了一个餐馆，叫“很高兴遇见你”，一开就是十几家。我觉得，如果一个时代处在最前面的思考者都如此简单的认同于这个世界的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我我们这代人就玩儿完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愿意思考的人，不愿意服从简单的规则的人，我要特别反思我们这一代，怎样从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生活方式方等不同方面提供一些抵抗式的东西。这是一直困扰我的，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是说抵抗就说游行示威；抵抗有更多的途径，比如你写书或者生产出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产品，文化产品，也是可以的。一个伟大的小说，一个特别经典的电影，我们大家知道，从《小时代1》一直到《小时代4》，再到韩寒的《后会无期》，再到何炅的《栀子花开》，我们这个文化的生态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相信稍微有一个思考能力和鉴赏力的人都能明白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居然大行其道。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里面，就像张悦然说的，我们怎么思考，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80后正是社会最中间的力量，但“中而不坚”，你是在中间，但是你不坚硬，不坚挺，也没有抵抗的力量。怎么在这个时候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和这个世界进行对话，这是我要提供的，如果有方子的话，这就是我提供的东西。具体的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著名作家张悦然认真探讨80后的精神出路

张悦然：我们80后是时候停下来，好好认清自己的处境

张悦然：我也不觉得刚才韩老师说杨庆祥在这里面没有回答怎么办。事实上，我们提出问题，然后停下来看到自己现在的处境，这可能就是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很多的变化，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在十几年前，我自己感觉，在80后刚刚开始作为一个群体走上舞台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说什么都会觉得是叛逆，只要一张嘴，就觉得你是在另外一个语言说话。对阎老师说，这是很新奇的物种。那个时候你只要张嘴，你就是陌生的，就是特别的。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一张嘴，但说什么都不再新鲜。都是在用已经有的规则，已经有的话语方式在说话。所以这十几年为什么发生了这个变化？这个是一点一点发生的。我们能够停下来，如果能够看到自己现在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说到我自己所做的和文学创作有关的话题，我也觉得文学的环境确实特别差。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讨厌被叫作青春文学，很讨厌被作为一个不成熟的群体看待；但是现在我们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当时作为不成熟群体所发出的声音。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认为“残酷青春”的东西，是一种不深刻的状态。现在看来，残酷青春真的就是一种叛逆的、尖锐的状态。不然，你看看现在成了什么？清一色的鸡汤文学。为什么出版家会出那么多的鸡汤文学，是因为读者需要。为什么读者会需要？为什么你会所有的读者会觉得那样的书能够走进我的心里？这难道不是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吗？你们需要的东西不再是叛逆的东西，而是安抚心灵，像甜食能够一点点的安抚心灵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写作上来看，如果我作为写作者，如果我能够认清我的处境，不向这样的环境妥协，沿着自己的道路去走，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就做到了像杨庆祥所说的要求。

我想，也许每个人都是这样，可能需要先认清这个环境，再找到自己的初心，自己的理想，沿着原来的方向去走。

韩敬群：张悦然讲得很好。稿子出来时，在网上有一些网友跟杨庆祥互动时，有的就提到他，说作为人大副教授，他怎么那么矫情之类的。实际上杨庆祥写这个书的时候是2011年的2月，那个时候他的状况跟今天可能还是有所不同的。当然那时已经是开始崭露头角的批评家，但是今天可能也就是四年左右的时间，杨庆祥已经成为80后这一代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的代表。大家可以看到，杨庆祥随着他自己的努力、勤奋、锐利，他逐渐在批评界成为年轻一代非常出色的代表，而他的境遇也就发生一些变化。每个人的境遇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包括张悦然的情况也会有类似。大家残酷的青春会过去，慢慢会随着自己的成长，个人生活上的，包括社会名望各个方面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走到自己的对立面。

像杨庆祥提到的资本的逻辑，资本的话语圈套，非常非常强大。其实不光是80后，这个时代笼罩一切，有人说悲凉之物遍布华龄，我们会觉得所有的话语的逻辑大家面临的是一样的，不会光是80后。

一个批评家讲一个事情，他说我们去反对某种模式的千篇一律，最后我们反对的方式也是千篇一律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吊诡的情况：就是我们努力的去破除，像刚才说韩寒的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资本逻辑是什么？它会让一切的反抗，一切的特立独行都会变成流俗。我觉得这可能不光是80后的问题，包括我们60后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既然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阎老师是50后的代表作家，他也不会例外。我想他作为一个非常艰难却又非常坚定走在自己艺术道路上的人，这样的压力、这样的屈迫感，我想对他应该是存在的。这是我主观的猜测，想听听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今天这种妥协一切的商业社会的逻辑，我们怎么活出自己？

阎连科：我有时很无聊，比如每天下午看电影。昨天我下午还看《煎饼侠》，一个人告诉我，说老年证拿出来可以便宜一些。他们想我这一代其实是被淘汰的一代。但是当你说你喜欢《煎饼侠》，坐那儿看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其实还没有被淘汰。但是我看得时候在想一个问题，这么简单的电影，就仅仅只说了一点点我们的梦想，要做一个煎饼侠，而无论是艺术到拍摄过程，几乎没什么可谈的地方。为什么我也喜欢？因为它提出了一点，就是刚才杨庆祥说的，我们都是失败的一代人。这让所有看电影的下面坐的人，尤其是80、90的孩子们，他非常清楚这个电影也好玩儿，也好笑，他触动了每个人最内心的神经，我们都是失败的一代人。你要实现梦想，你也只能在煎饼侠那个地方想一想而已，真正做是做不成的，就像电影结尾说，我这个电影也是播不出来的。

不管电影如何，我觉得恰恰在这一点上，80后今天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不是说《煎饼侠》电影好与坏，但它至少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失败的一代人。恰恰是这一点打动所有观众最柔弱的地方。当然大鹏用不同的方式，用笑、荒诞、用夸张，用一些明星，用一些中国很有血统的东西来表达；但是正好是在这一点上，《80后，怎么办》从另外一个角度，以最复杂、最深刻的另外一个结构，去谈论这个问题。《煎饼侠》仅仅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我们都是失败的一代人，这本书恰恰他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都是失败的一代人。我说喜欢《煎饼侠》的可以看看《80后，怎么办》，那些人仅仅告诉一点点，我们是有挫折的，我们是失败的，我们的梦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恰恰在这本书上，完整的，甚至你赞成不赞成的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会失败，谁让我们失败？我们以后有可能会怎么着？我觉得这个书的意义恰恰在这儿，我们不是说所有看煎饼侠的人都看这本书，但是恰恰它真正谈论了这些问题。

如果说失败的话，任何人会以个案说，杨庆祥其实非常成功，真正80后批评家里面的翘楚、带头人，他其实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们从这本书来说，恰恰杨庆祥是从文学上、历史的、个人的三个向度谈论我们这代人的失败。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你杨庆祥是不是成功，而是我们谈这代人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谈论杨庆祥的成功与失败都没有意义，但是他谈论的是这一代人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今天说张悦然也非常成功，她的小说写得那么好，那么早就成名了，今天也是人民大学的老师，没什么可谈。你不能用成功失败来谈论个人，而是这一代人。反过来说，你不让张悦然谈论，杨庆祥谈论，谁来谈论我们这一代人？所以我想今天恰恰可以摆脱张悦然，可以摆脱杨庆祥，我们共同参与。

所有的媒体，都应该讨论这个。而不是什么《煎饼侠》，《捉妖记》。今天我一看《捉妖记》票房超过了《泰囧》。《捉妖记》我看了，非常无语，你看，这个钱流到了他们的口袋里，但是电影本身真的是垃圾得不可思议。

我看电影的时候，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太多讨论社会制度，讨论我们这个社会整体问题，说经济问题，说房子问题，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最可怕的是从80、90开始，文化滑下来了，这个才是真正值得担忧的，电影坐在那里，大家一片掌声，这个效果非常好，真正给一点点对人、对社会有思考的电影，大家反而不会看，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好。不能简单归就于没有艺术院线的问题，我们某些电影没地方放，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对文化、艺术没有保护，我觉得要思考的谁把我们这代人引导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们80、90的孩子开学讲课，第一个孩子来自于青海的，青海的孩子你想多纯真？上去讲话，一张口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当时完全上去，完全真的是一个天外来人，完全是比毛还毛的人。当然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完全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非常好，这恰恰说明他的纯真和单纯；还有一点，孩子喜欢类似《捉妖记》这样的电影也没有错，但是有一点最深层的，就是为什么别的地方会出现10%、1%的人喜欢别的电影？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出现？即便出现，我们会不会喜欢？恰恰在这个书上，杨庆祥告诉我们，我们关心什么，我们不关心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不关心那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小时代3、小时代4、小时代5，可是你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关心另外一个问题？我想我们的问题恰恰在这个地方。

主持人：我要告诉自己的就是，这几天我得让自己看电影，买电影票去，看得太少了。

其实关于庆祥这本书可以引起的话题是很多的，刚才阎老师说到我们可以从文化随笔的角度去读这本书。当然，实际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庆祥毕竟还是一个评论家，我们更多还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批评的文本。那么我非常简短地说几句话，把时间留给跟大家的互动。我想说，庆祥和他所从事的文学批评，我曾经概括，是带着自己的灵魂的生命的印记和血肉的、温度的，或者借刚才庆祥说是在场的：一个是生活的场，一个是在文学的场。这样的文学批评，我觉得是我心向往之的文学批评，当然这本书也有它的缺憾，我个人会觉得，可能因为篇幅的关系，有一些问题的开掘可以深入一点，包括举例就个案，似乎还可以更丰富一些。这是我对他不满足的地方。

我会有更大的期望。我跟庆祥说过，我希望中国会出现类似于向美国的埃德蒙威尔逊的作家，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有对文学和文学作品对一代人的经验的融合，都能够放在一起，而且用特别好的优美的文笔。所以我期待庆祥下面的写作。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咱们在座的朋友们互动。

前面是五个提问有书的赠送，大家可以跟咱们的三位嘉宾互动。

提问：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下面想问一下阎老师，您觉得我们批判的意义，或者50-90后会有进步吗？您对于当下的这样一种现象会不会是觉得进步了，您觉得特别乐观还是有点失望？谢谢。

阎连科：我觉得你要看《80后，怎么办》这样的书，因为80后、90后没有出现这种书，你看50、60、70他们谈更多的现实问题，甚至谈到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法律问题，就业问题，包括文学问题。他们自身不说，你关心的其实还是你个人的问题。另外一个，一个社会的进步一定是靠那些咱们今天说的，对社会深刻怀疑的人推进的，而一定不是对这个社会现实有深刻赞同的人。包括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也是那些怀疑的人在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那些每天在高唱美国多好多好的人，那只会让美国会原地踏步。所以我想任何人，不光是阎连科、杨庆祥、张悦然，任何一个人，即使你不是对这个社会充分批判，你至少要怀疑一点问题，你对这个社会产生了怀疑，你对这个社会就充满信心。如果没有任何人怀疑这个社会，那个社会真的是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但是有人怀疑他，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社会充满一点点的信心。

提问：我算是一个体制内的人，今天很偶然的机会来到这里，几位老师有没有想，之所以我们这一代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是与我们巨大的生存竞争、巨大的生存压力相关的？就想请几位老师说一下怎么从我们这代为什么没有办法出现从底层或者从工人中出现比较深刻的评论家，或者是批评家。

杨庆祥：提的问题的前提是说我们现在的生存竞争如此的激烈。首先我想说的是每一代人生存都非常激烈，你恰恰没有了解你父辈的历史，甚至你祖辈的历史，他们生存比我们更激烈。比如阎连科老师他们那个时代同样很激烈。

第二，我们应该追问，至少在我这里我会追问，为什么生存变得如此之艰难，源头在哪里？在我看来，最近20-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一方面是一个财富积累的过程，但是另外一方面，与这个财富积累同时进行的是一轮新的财富的剥削。在这个剥削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利用他们现在的资本和资源攫取了绝大部分的资源和利益，这个过程中，留给其他人的东西会变得很窄，这是需要我们反思和批判的地方。一个很大的蛋糕，很多人抢过来，切掉就拿走了，剩下的人就是一些渣渣。社会学有一个叫电梯理论，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不管你是有先有后，至少可以等待，然后就上去了。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电梯上来就不下去了，没有电梯，就挤不上来了。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

观众：针对大家刚才考虑的问题，都说80后生存压力比较大，但是我觉得我们80后生存压力应该是最小的一代，我们的父辈们他们面临的问题，今天是吃高粱还是吃玉米，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今天是吃盒饭还是下馆子炒两个菜。针对住房问题，我们父辈都是两三个孩子挤一间房子，还是把他们分开，是我们所考虑的是，我两个人是住一房一厅还是两房一厅的。如果说生存压力，障碍的是跟他们比没有什么生存压力，我们面对的物质诱惑太多了。我们为什么不叛逆呢？如果我们屈从的话得到的东西更多。但是我们父辈的人不管是反叛还是屈从，对他们来说区别不是太大。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我们屈从一点，比如在生意场上，我可能得到的更多，利益更多。如果是在职场上，我谄媚一点，可能了解我自己了解的东西，我考个公务员，跟上级说我违心的话，我就会升官加职，得到的东西更多。我们这一代人不是说不叛逆，关起门我们讨论也是很激烈的，打开门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问题应该是，如果出好的作品，要守得住清贫的人；但是我们出了很多网络作家，他们的收入都非常高，几百万，上千万，因为他如果写这些都是比较谄媚大众的东西，他能得到很多。如果说他不谄媚大众的话，得到的就很少。他通过这些东西可以得到豪宅、豪车。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我想表达一下，为什么杨老师说我们这代不够叛逆，我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不叛逆，这个应该已经有答案了。

观众：请问一下阎老师，什么使得我们80后成了懦弱没有声音的一代？

阎连科：我刚才简单说了一下，大家都完整接受教育，但是读的书非常值得怀疑，就是受的教育是值得怀疑的。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社会资本的强大。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刚才有同学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