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窗读月

 《谍影重重》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系列电影，喜欢男主角身手与头脑的矫捷、喜欢场景转变的窒息与故事情节的紧凑，喜欢杀或者被杀，都是那种毫不拖泥带水的干脆。

 其实，我更喜欢笑起来一脸阳光的那个叫伯恩的家伙对着国家机器泰山压顶呼啸而来的死亡威胁说NO。

 赴死是一种勇气，不如说是一种信仰。而信仰，一般在游戏里只是神族才奢华拥有的东西，而对于我这样的吃货，所信的只有吃饱了不饿。

 甭说赴死了，赴宴对我这样一位蝇营狗苟的小人物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在座的领导有没有被旁落？敬酒的顺序和祝酒词有没有僭越？还有领导最喜欢吃的鸡的屁是不是让我夹走了？凡此种种担心，总让我在饭桌上连吃一块滑嫩的豆腐，都觉得如鲠在喉。

 领导通常会很平易近人，满脸带笑的拍着你的肩头说有问题就提，有意见就讲嘛，中央都要求批评与自我批评嘛，往往这样的殷切关怀会让你五里雾中，受宠若惊。但是面对这样的糖衣炮弹，一定要保持革命先烈的英雄本色，不该讲的绝不要讲，不能说的绝不能说。否则，你会有幸见到珍藏在领导办公桌后一双双精致的小鞋。

 久居国外的朋友一般回来后不是很适应。他们习惯了国外腐朽资本主义的就事论事，受不了国内的那种就事论人情。我以前有个同事，国外求学多年终于技术有成，被单位高薪诚聘回来，刚回来时，还是很高调的，撑着那条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起早贪黑鞠躬尽瘁。但是干了不到半年，领导们觉得工作汇报上不提他的名字这是贪功啊，同事们觉得不能法外容情这是自傲啊，上下都不受待见，过的很郁闷，就辞职了，又要背起那副行囊周游各方。送别时，他哽咽的和我说了一句话：我回来是想干点事的，不是为了当官的。

 大谬！看来国外没落的文化已经腐蚀了他的大脑，已经让他完全遗忘了本土的生存法则。在这个地界儿，不当官，你能干个屁事？

 滚回你的资本主义世界吧。我们这里只需要会说的领导与会拍的群众，不需要你这样自由散漫的人指手画脚。

 骂完这些，突然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来。清末法国使者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使健康的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想到皇帝没急太监急了，旁边的太监姚勋抢着说：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嘿嘿嘿，看着很眼熟吧？眼熟也不许笑，不许用法律当挡箭牌！

 望着南来北往熙熙攘攘的太监们，以前，我觉得是教育出了问题，后来，我觉得是社会出了问题，现在，我觉得是我自己出了问题。

 大家都知道有问题，却没人敢说这个问题，因为你觉得势单力薄得过且过，说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或者一旦说了，你就会摊上另外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逻辑够乱的哈？没办法，这就是中国逻辑，只有跪了三千年的民族才会懂，我相信，你懂的。

 昨天重新读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觉得那只猪之所以特立独行，就因为他没有磨灭嘴里的那副獠牙。但是那副獠牙，当今世人还有几人能有？家长、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教授、领导、上级……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早就被人掰了吧？

 王小波文笔不华丽，但是他行文中带着一种人性的光辉——那是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特有的自由、纯真与执着的光辉。一直觉得八十年代是近百年来最好的年代，但是那时我还小，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唯一记得的是那个年代末，我家附近一位外地上大学的学子在那哪儿死了，他父亲得到消息后当天就疯了，然后用蘸满墨汁的毛笔满大街满墙满电线杆上写字，写的什么记不清了，大概是拥护国家拥护某某某之类。早晨上学时一推开门，看到巷子中铺天盖地密密麻麻的墨迹，那种震惊让我现在还记忆深刻。震惊一词可能不准确，确切说应该是恐惧，因为在晨曦中走过那条巷子，那些墨色在朝阳的照耀下好像是汹涌的鲜血。

 一晃别去若干年，当年的那些铭刻，如今都化为老生常谈，不，是老生不谈。劫后余生的人们还一如既往混吃等死的活着，而逝去的，伴着一个无法再来的有理想的年代。

   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哪儿去了？如今也学着张口闭口领导领导本本分分窝窝囊囊的得过且过。于是发现奴性是传染的，所以现在的我，怀着最后一丝良知，宁愿写风花雪月磨磨唧唧的文字让你作呕，也不会榨出粉饰太平的洗脑液荼毒身边的人。我是一个有原则的奴隶，一直都是。

 记得曾经有一位无良文人写下：中国人世世代代都是嫖客与妓女，千百年轮回，不是操人，就是被操，这是这个奴化民族应有的宿命。

 看到这句诙谐形象的话时，我默然了，继而流泪。你再怎么恶搞，我也不会笑，因为一笑粉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