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一代大师
文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文/袁征
（一）
在中国现代作家里，汪曾祺的读者不是最多的。但他的读者肯定是最痴迷，甚至是最疯狂的。
一个文学爱好者偶然看到汪先生的《晚饭花集》，马上着魔，很快又找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这两本书总共五百多页，那年轻人居然一字一句全抄了下来。
日本学者德间佳信写道:“我本来的专业是日本文学，是因为汪曾棋先生的作品，我才开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要是没有汪先生，我或许不走这条道路。我认为汪先生是在中国本世纪屈指可数的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能使所有国家的人感动。”
女作家张洁觉得汪曾祺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汪曾祺之友》网站，汪先生成了教主，成了神。跟汪先生见过一面、讲过一句话，都是终身荣耀。
（二）
汪先生出生在高邮一个富裕家庭。
他祖父当过拔贡，是成绩特别好的地方官办学校学生。因为清朝搞现代化改革，废掉原来的制度，他没当上官，回乡买地经商。到汪先生父亲出生时，家里有两百多间房、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
汪先生的父亲中学毕业，在当时也算是受过挺像样的教育。
汪先生小时候，爷爷教他读儒家经典，写经义，那是一种类似读后感的作文。父亲教他临碑帖，练书法。他还和一个小亲戚，跟着同乡的老先生学桐城派散文。在学校，汪先生的作文一直很棒，但体育和算术极为糟糕。后来他的一首打油诗说：
——————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
1939年，汪先生到昆明考上西南联大，在中文系读书。他在这里学了好多中外文艺理论，受沈从文先生的影响特别深。在沈先生的指点下，他开始发表小说。他的写作很受教授们的赞赏。有篇作业，沈先生觉得给满分还不够，判了一百二十分。但汪先生的英语和体育一塌糊涂。
他个头中等偏矮，皮肤比较黑，头发粗壮，有点驼背，脸上常带平和的笑容，似乎万事都无所谓。也许因为他是大户出身，没有多少改变社会地位的上进精神。
念完四年，他由于体育逃课和睡过头没参加英语考试，不能毕业。过了一年，两门课补考过关。但正好中国的印缅远征军反攻，学校规定1944届毕业生要给美国顾问当翻译。汪先生没去。根本原因，是他的英语太次。直接原因，是因为日本侵略，他跟家里失去联系，穷得叮当响，裤衩后面穿了两个大洞，见不得人，所以没参加体检。结果汪先生捞不到文凭，一辈子填表都写“大学肄业”。
汪先生到联大同学办的中学当教师，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日军投降，他们回到内地。汪先生在上海教中学。
他的女朋友是联大西语系的毕业生。1947年夏天，原来的老师推荐她到北大外语系当助教。汪先生随后也去了北平。沈从文先生帮他在历史博物馆找了个位子，每天干点抄卡片之类的杂活。
他们是一对不懂政治的书生。汪先生的女友在北大认认真真地教公共英语。有个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老缺课，她就找人家谈话。那位学生叫胡启立，后来成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三）
傅作义投降。解放军进入北平，大量招收年轻知识分子，准备接管其他城市。
汪先生报了名，不是因为有了不起的政治认识，而是因为在博物馆只是份临时工作，收入也低。另外他还想四处跑跑，弄点写作素材。
这是1949年3月，在共和国成立之前。结果汪先生由于没有固定职业，跟解放军走，后来成了与众不同的“离休干部”。而他太太因为在北大有份好工作，后来是普通的退休人员。
汪先生跟着第四野战军南下。才到武汉，别人就不要他了。
原来汪先生念高一的时候，学校里的军事教官要他和一批同学加入一个组织。后来他才知道那叫“复兴社”。不久因为日军侵略，汪先生不能回学校，以后就没再理睬那组织。参加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人人都要交代过去的经历，他讲了这件事，于是被认为“有历史问题”，不可信任。
汪先生被丢在武汉第二女中当副教导主任。他不喜欢这差事，另外，出发前结了婚，长期跟太太分居也不是个事。1950年7月，他回到北京，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当编辑。汪先生觉得共产党很先进，学着别人申请入党。但人家认定他有“历史污点”，门不当，户不对。
汪先生本来就不是很有进取心的人。因为不适应新的要求，他好几年没有写自己的东西，安安静静地编杂志。1954年，领导说要纪念吴敬梓逝世两百周年，叫汪先生在《儒林外史》里找题材搞个戏。他写了京剧《范进中举》。
改编古典文学，跟时政无关。汪先生从小就喜欢唱京剧，在西南联大经常参加戏迷的活动。另外，他还想跟京剧“闹一阵别扭”。
汪先生学艺术理论。他觉得，“京剧文化是一种没有文化的文化”，所以正在走向衰落。“有的唱词不通到叫人无法理解，不通得奇怪。”《二进宫》全剧几乎没有一句是通的。其中有唱词说“李艳妃设早朝龙书案下”。一个小学生写信问演员：“李艳妃怎么会跑到书桌底下去设早朝呀？”搞到那名角大为尴尬。
于是汪先生想把京剧改造一下，给它添点文化。
（四）
他写了个漂亮的剧本。
范进是清代一个可怜的读书人，不断考科举，不断失败，让人瞧不起。到五十多岁，他突然过了“童试”，成为秀才；后来又过了“乡试”，成为举人。他太兴奋，结果发疯。
传统京剧很少描写角色的心理。而汪先生却用现代文学的手法，在这个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他无中生有地添了个情节：范进傻乎乎地幻想自己被皇上重用，当上科举主考，可以神气活现地折腾后面的考生，出尽自己屡试屡败的臭气。汪先生为范进写了这样的唱词：
——————————
中了中了真中了，
我身穿一领大红袍。
我摆也么摆，摇也么摇，
上了金鳌玉蝀桥。
……
我不是有官无职的候补道，
我不是七品京官闲部曹，
我是圣上钦点的大主考，
奉旨衡文走一遭。
……
我这个主考最公道，
订下章程有一条，
年未满五十，一概都不要，
本道不取嘴上无毛。
……
你写了还要写，抄了还要抄，
考了你三年六月零九朝，
活活考死你个小杂毛！
——————————
汪先生的唱词流畅明白，又工整合辙，朗朗上口，把小人之心写得活灵活现。像“活活考死你个小杂毛”这样的句子，让人一听就终生难忘。
（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作家协会搞了个汪曾祺作品讨论会。
汪先生已经年近七十。他的发言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试过意识流之类写法；后来觉得用自己熟悉的思路和语言，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他不反对吸收外国的手法，但主张写地道的汉语。这是汪先生成功的经验。
现在回头看，汪先生的早期作品还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有点食洋不化。五十年代是个转折点。编《说说唱唱》恐怕起了很大作用。那是专登民间故事、快板、相声和鼓书之类通俗作品的月刊，一个大众语言的富矿。于是，汪先生的文风变了。他的剧本《范进中举》和散文《国子监》显示了汪先生作品特有的格调。
1955年，《民间文学》创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长两级工资为条件，把汪先生挖去当编辑。第二年，《范进中举》得了北京市戏曲汇演剧本一等奖。这时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正常状态，但中国人却像过节一样。汪先生的心情挺好。
1957年，党组织整风，发动大家提意见。汪先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领导一再劝说。当时流行这样的讲法：提批评是对党的爱护。汪先生觉得不讲几句不好，于是写了短文《惶惑》，抄上黑板报。
《民间文学》归民间文艺研究会。汪先生刚调来的时候，全国搞肃清暗藏反革命运动，又把他参加复兴社的事翻出来审查，弄得他很烦。所以他的短文建议人事部门改进一下。汪先生是个温和的人，《惶惑》的文字一点也不激烈。
没想到整风是“引蛇出洞”。人们刚提了点意见，上头就下令“反右”。汪先生被指责反对党的人事制度，挨了批，不过没有伤筋动骨，继续编他的杂志。
第二年夏天，一个早晨，汪先生像往常一样悠闲地走去编辑部，上了楼梯，突然看到楼道里全是批判他的大字报，吓了一跳。原来领导和同事早就开过会，做足了准备，只有他自己蒙在鼓里，啥都不知道，结果遭到暗算。
汪先生落水，是因为上头觉得整人还没有整够，要搞“反右补课”，增加一批“右派分子”的定额。汪先生实际上是《民间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对用哪篇稿，退哪篇稿有挺大的权力，所以得罪了好些人，包括一些老革命。于是“补课”的名额摊到他的头上。
接着是一场接一场批判会。同事们从他的《惶惑》和其他文章、诗歌里挑一些字句，怎么难听怎么骂。汪先生的一首诗把早春的嫩叶写成“远树绿色的呼吸”。一位诗人斥责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到什么程度！”
汪先生不能辩解，只能不断写文章认罪。他知道，同事批他，也是不得已。后来他的一篇散文说：“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最后，领导宣布，汪曾祺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罪名定下，不用开会了。汪先生如释重负，回到家，跟太太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带着奇怪的微笑。
他后来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六）
《随遇而安》是汪先生的名作。
头一句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文章接着说：“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汪先生的文章特别平和，不写让人难受的场面。
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
汪先生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对家里人好到不得了。不过“反右补课”，天天挨批，就算是佛爷也难忍受。有个晚上，他跟一位朋友在家里以酒浇愁，俩人没啥好讲，只是不断叹气。大女儿四五岁，不懂事，在爸爸身边胡闹。汪先生不管她。女儿接着闹。汪先生突然大吼，接着把小姑娘按在床上狠揍。只会做爸爸心肝宝贝的女儿哇哇大哭。汪先生一下将孩子抱起来，搂在怀里，两眼装满泪水。
汪先生被赶出北京，发配到张家口一个果园干农活。
直到“文化革命”结束之后，还有人说反右是“必要”的。其实早在十七世纪，洛克就讲得清清楚楚：必要不必要，或者好不好，往往没有确定的界线，所以评判政治行为，应该看合法还是不合法。1957和1958年的法律，显然没有准许搞什么反右。民间文学研究会顶多可以开除汪先生，绝对无权把他赶到乡下种田。
汪先生刚走，老婆孩子就被扫地出门。民间文学研究会说姓汪的已经不是他们的人，要收回房子。汪太太1952年从北大调到新华社当翻译。新华社不会善待“右派”家属，让汪太太带着三个孩子住进一个四合院的门房。那屋子黑乎乎的，白天也得点灯，总共就七八平方，只能放一个五斗柜和一张双人床。平常母亲带着儿子睡，周末两个女儿从幼儿园回家，就在床边加上木板，四个人挤在一起过夜。
在乡下，汪先生几乎什么农活都得干。他是个上体育课都要补考的书生，累坏了。汪先生咬着牙硬顶。一麻袋粮食一百七十斤，他扛着上又陡又窄的木板，一步步走到高高的粮囤，在顶上将粮食倒进囤里。结果他的腰搞坏了，终身不愈，天气一变就疼。
（七）
从1955年起，全国一再搞肃清反革命运动。汪先生的父亲原来在县医院当眼科大夫。1959年，不知第几次“肃反”，他被抓起来，关进劳改农场，半年以后因为年老多病放回家，没多久就去世了。这时汪先生正困在张家口的乡下改造，不能给父亲送葬。
他曾经多次写自己的父亲，说父亲聪明绝顶，会画画，会刻图章，还会给人治病。父亲随和，喜欢跟孩子玩。汪先生的写作、绘画和书法都深受父亲影响。他写道：“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父亲不幸去世，汪先生肯定悲伤，但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件事。他不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人。
汪先生有一个讲反右的短篇小说，主角是个农业技术员。她被打成“右派”，赶到田里干粗活。父亲病重，领导不让她看望。父亲去世，领导不让她送葬。汪先生说这个技术员的一些想法是他的“亲身体会”。在痛失生父这个情节里，不知有多少是他自己的心情？
小说写道：“沈沅没有哭，也没有戴孝。白天还是下地干活，晚上一个人坐着。她想看书，看不下去。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她的父亲。父亲劳苦了一生，现在，他死了。她觉得父亲的病和死都是她所招致的。她没有把自己这些年的遭遇告诉父亲。但是她觉得他好像知道了，她觉得父亲的晚景和她划成右派有着直接的关系。好几天，她不停地胡思乱想。她觉得她的命不好。”
1960年秋，汪先生在乡下干了两年。党组织的鉴定是：汪曾祺“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
汪先生被摘掉“右派”帽子，其实还是贱民。他想回民间文化研究会做事。研究民间文化，应该有比较强的同情心，但民间文学研究会不肯把汪先生从农村收回来。他无可奈何，又在乡下干了一年多，心情可想而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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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文/袁征
（一）
在中国现代作家里，汪曾祺的读者不是最多的。但他的读者肯定是最痴迷，甚至是最疯狂的。
一个文学爱好者偶然看到汪先生的《晚饭花集》，马上着魔，很快又找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这两本书总共五百多页，那年轻人居然一字一句全抄了下来。
日本学者德间佳信写道:“我本来的专业是日本文学，是因为汪曾棋先生的作品，我才开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要是没有汪先生，我或许不走这条道路。我认为汪先生是在中国本世纪屈指可数的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能使所有国家的人感动。”
女作家张洁觉得汪曾祺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汪曾祺之友》网站，汪先生成了教主，成了神。跟汪先生见过一面、讲过一句话，都是终身荣耀。
（二）
汪先生出生在高邮一个富裕家庭。
他祖父当过拔贡，是成绩特别好的地方官办学校学生。因为清朝搞现代化改革，废掉原来的制度，他没当上官，回乡买地经商。到汪先生父亲出生时，家里有两百多间房、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
汪先生的父亲中学毕业，在当时也算是受过挺像样的教育。
汪先生小时候，爷爷教他读儒家经典，写经义，那是一种类似读后感的作文。父亲教他临碑帖，练书法。他还和一个小亲戚，跟着同乡的老先生学桐城派散文。在学校，汪先生的作文一直很棒，但体育和算术极为糟糕。后来他的一首打油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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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事写作，原因无他：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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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汪先生到昆明考上西南联大，在中文系读书。他在这里学了好多中外文艺理论，受沈从文先生的影响特别深。在沈先生的指点下，他开始发表小说。他的写作很受教授们的赞赏。有篇作业，沈先生觉得给满分还不够，判了一百二十分。但汪先生的英语和体育一塌糊涂。
他个头中等偏矮，皮肤比较黑，头发粗壮，有点驼背，脸上常带平和的笑容，似乎万事都无所谓。也许因为他是大户出身，没有多少改变社会地位的上进精神。
念完四年，他由于体育逃课和睡过头没参加英语考试，不能毕业。过了一年，两门课补考过关。但正好中国的印缅远征军反攻，学校规定1944届毕业生要给美国顾问当翻译。汪先生没去。根本原因，是他的英语太次。直接原因，是因为日本侵略，他跟家里失去联系，穷得叮当响，裤衩后面穿了两个大洞，见不得人，所以没参加体检。结果汪先生捞不到文凭，一辈子填表都写“大学肄业”。
汪先生到联大同学办的中学当教师，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日军投降，他们回到内地。汪先生在上海教中学。
他的女朋友是联大西语系的毕业生。1947年夏天，原来的老师推荐她到北大外语系当助教。汪先生随后也去了北平。沈从文先生帮他在历史博物馆找了个位子，每天干点抄卡片之类的杂活。
他们是一对不懂政治的书生。汪先生的女友在北大认认真真地教公共英语。有个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老缺课，她就找人家谈话。那位学生叫胡启立，后来成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三）
傅作义投降。解放军进入北平，大量招收年轻知识分子，准备接管其他城市。
汪先生报了名，不是因为有了不起的政治认识，而是因为在博物馆只是份临时工作，收入也低。另外他还想四处跑跑，弄点写作素材。
这是1949年3月，在共和国成立之前。结果汪先生由于没有固定职业，跟解放军走，后来成了与众不同的“离休干部”。而他太太因为在北大有份好工作，后来是普通的退休人员。
汪先生跟着第四野战军南下。才到武汉，别人就不要他了。
原来汪先生念高一的时候，学校里的军事教官要他和一批同学加入一个组织。后来他才知道那叫“复兴社”。不久因为日军侵略，汪先生不能回学校，以后就没再理睬那组织。参加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人人都要交代过去的经历，他讲了这件事，于是被认为“有历史问题”，不可信任。
汪先生被丢在武汉第二女中当副教导主任。他不喜欢这差事，另外，出发前结了婚，长期跟太太分居也不是个事。1950年7月，他回到北京，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当编辑。汪先生觉得共产党很先进，学着别人申请入党。但人家认定他有“历史污点”，门不当，户不对。
汪先生本来就不是很有进取心的人。因为不适应新的要求，他好几年没有写自己的东西，安安静静地编杂志。1954年，领导说要纪念吴敬梓逝世两百周年，叫汪先生在《儒林外史》里找题材搞个戏。他写了京剧《范进中举》。
改编古典文学，跟时政无关。汪先生从小就喜欢唱京剧，在西南联大经常参加戏迷的活动。另外，他还想跟京剧“闹一阵别扭”。
汪先生学艺术理论。他觉得，“京剧文化是一种没有文化的文化”，所以正在走向衰落。“有的唱词不通到叫人无法理解，不通得奇怪。”《二进宫》全剧几乎没有一句是通的。其中有唱词说“李艳妃设早朝龙书案下”。一个小学生写信问演员：“李艳妃怎么会跑到书桌底下去设早朝呀？”搞到那名角大为尴尬。
于是汪先生想把京剧改造一下，给它添点文化。
（四）
他写了个漂亮的剧本。
范进是清代一个可怜的读书人，不断考科举，不断失败，让人瞧不起。到五十多岁，他突然过了“童试”，成为秀才；后来又过了“乡试”，成为举人。他太兴奋，结果发疯。
传统京剧很少描写角色的心理。而汪先生却用现代文学的手法，在这个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他无中生有地添了个情节：范进傻乎乎地幻想自己被皇上重用，当上科举主考，可以神气活现地折腾后面的考生，出尽自己屡试屡败的臭气。汪先生为范进写了这样的唱词：
——————————
中了中了真中了，
我身穿一领大红袍。
我摆也么摆，摇也么摇，
上了金鳌玉蝀桥。
……
我不是有官无职的候补道，
我不是七品京官闲部曹，
我是圣上钦点的大主考，
奉旨衡文走一遭。
……
我这个主考最公道，
订下章程有一条，
年未满五十，一概都不要，
本道不取嘴上无毛。
……
你写了还要写，抄了还要抄，
考了你三年六月零九朝，
活活考死你个小杂毛！
——————————
汪先生的唱词流畅明白，又工整合辙，朗朗上口，把小人之心写得活灵活现。像“活活考死你个小杂毛”这样的句子，让人一听就终生难忘。
（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作家协会搞了个汪曾祺作品讨论会。
汪先生已经年近七十。他的发言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试过意识流之类写法；后来觉得用自己熟悉的思路和语言，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他不反对吸收外国的手法，但主张写地道的汉语。这是汪先生成功的经验。
现在回头看，汪先生的早期作品还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有点食洋不化。五十年代是个转折点。编《说说唱唱》恐怕起了很大作用。那是专登民间故事、快板、相声和鼓书之类通俗作品的月刊，一个大众语言的富矿。于是，汪先生的文风变了。他的剧本《范进中举》和散文《国子监》显示了汪先生作品特有的格调。
1955年，《民间文学》创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长两级工资为条件，把汪先生挖去当编辑。第二年，《范进中举》得了北京市戏曲汇演剧本一等奖。这时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正常状态，但中国人却像过节一样。汪先生的心情挺好。
1957年，党组织整风，发动大家提意见。汪先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领导一再劝说。当时流行这样的讲法：提批评是对党的爱护。汪先生觉得不讲几句不好，于是写了短文《惶惑》，抄上黑板报。
《民间文学》归民间文艺研究会。汪先生刚调来的时候，全国搞肃清暗藏反革命运动，又把他参加复兴社的事翻出来审查，弄得他很烦。所以他的短文建议人事部门改进一下。汪先生是个温和的人，《惶惑》的文字一点也不激烈。
没想到整风是“引蛇出洞”。人们刚提了点意见，上头就下令“反右”。汪先生被指责反对党的人事制度，挨了批，不过没有伤筋动骨，继续编他的杂志。
第二年夏天，一个早晨，汪先生像往常一样悠闲地走去编辑部，上了楼梯，突然看到楼道里全是批判他的大字报，吓了一跳。原来领导和同事早就开过会，做足了准备，只有他自己蒙在鼓里，啥都不知道，结果遭到暗算。
汪先生落水，是因为上头觉得整人还没有整够，要搞“反右补课”，增加一批“右派分子”的定额。汪先生实际上是《民间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对用哪篇稿，退哪篇稿有挺大的权力，所以得罪了好些人，包括一些老革命。于是“补课”的名额摊到他的头上。
接着是一场接一场批判会。同事们从他的《惶惑》和其他文章、诗歌里挑一些字句，怎么难听怎么骂。汪先生的一首诗把早春的嫩叶写成“远树绿色的呼吸”。一位诗人斥责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到什么程度！”
汪先生不能辩解，只能不断写文章认罪。他知道，同事批他，也是不得已。后来他的一篇散文说：“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最后，领导宣布，汪曾祺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罪名定下，不用开会了。汪先生如释重负，回到家，跟太太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带着奇怪的微笑。
他后来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六）
《随遇而安》是汪先生的名作。
头一句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文章接着说：“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汪先生的文章特别平和，不写让人难受的场面。
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
汪先生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对家里人好到不得了。不过“反右补课”，天天挨批，就算是佛爷也难忍受。有个晚上，他跟一位朋友在家里以酒浇愁，俩人没啥好讲，只是不断叹气。大女儿四五岁，不懂事，在爸爸身边胡闹。汪先生不管她。女儿接着闹。汪先生突然大吼，接着把小姑娘按在床上狠揍。只会做爸爸心肝宝贝的女儿哇哇大哭。汪先生一下将孩子抱起来，搂在怀里，两眼装满泪水。
汪先生被赶出北京，发配到张家口一个果园干农活。
直到“文化革命”结束之后，还有人说反右是“必要”的。其实早在十七世纪，洛克就讲得清清楚楚：必要不必要，或者好不好，往往没有确定的界线，所以评判政治行为，应该看合法还是不合法。1957和1958年的法律，显然没有准许搞什么反右。民间文学研究会顶多可以开除汪先生，绝对无权把他赶到乡下种田。
汪先生刚走，老婆孩子就被扫地出门。民间文学研究会说姓汪的已经不是他们的人，要收回房子。汪太太1952年从北大调到新华社当翻译。新华社不会善待“右派”家属，让汪太太带着三个孩子住进一个四合院的门房。那屋子黑乎乎的，白天也得点灯，总共就七八平方，只能放一个五斗柜和一张双人床。平常母亲带着儿子睡，周末两个女儿从幼儿园回家，就在床边加上木板，四个人挤在一起过夜。
在乡下，汪先生几乎什么农活都得干。他是个上体育课都要补考的书生，累坏了。汪先生咬着牙硬顶。一麻袋粮食一百七十斤，他扛着上又陡又窄的木板，一步步走到高高的粮囤，在顶上将粮食倒进囤里。结果他的腰搞坏了，终身不愈，天气一变就疼。
（七）
从1955年起，全国一再搞肃清反革命运动。汪先生的父亲原来在县医院当眼科大夫。1959年，不知第几次“肃反”，他被抓起来，关进劳改农场，半年以后因为年老多病放回家，没多久就去世了。这时汪先生正困在张家口的乡下改造，不能给父亲送葬。
他曾经多次写自己的父亲，说父亲聪明绝顶，会画画，会刻图章，还会给人治病。父亲随和，喜欢跟孩子玩。汪先生的写作、绘画和书法都深受父亲影响。他写道：“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父亲不幸去世，汪先生肯定悲伤，但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件事。他不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人。
汪先生有一个讲反右的短篇小说，主角是个农业技术员。她被打成“右派”，赶到田里干粗活。父亲病重，领导不让她看望。父亲去世，领导不让她送葬。汪先生说这个技术员的一些想法是他的“亲身体会”。在痛失生父这个情节里，不知有多少是他自己的心情？
小说写道：“沈沅没有哭，也没有戴孝。白天还是下地干活，晚上一个人坐着。她想看书，看不下去。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她的父亲。父亲劳苦了一生，现在，他死了。她觉得父亲的病和死都是她所招致的。她没有把自己这些年的遭遇告诉父亲。但是她觉得他好像知道了，她觉得父亲的晚景和她划成右派有着直接的关系。好几天，她不停地胡思乱想。她觉得她的命不好。”
1960年秋，汪先生在乡下干了两年。党组织的鉴定是：汪曾祺“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
汪先生被摘掉“右派”帽子，其实还是贱民。他想回民间文化研究会做事。研究民间文化，应该有比较强的同情心，但民间文学研究会不肯把汪先生从农村收回来。他无可奈何，又在乡下干了一年多，心情可想而知。
（未完待续）
文章评论
烟草川
受戒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