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2
个人日记
中国国企和税收真相
前 言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发展令国人骄傲,外人羡慕。对其中成因而言也是各有各的说法,有人说是因为世界经济向上带给了中国千载难逢的机遇,可又有人说为何单是中国占有了这样的机遇,于是又有人解释为海外华人、台港澳商人在内地的投资,其实以上说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市场,市场才是决定性的。中国之所以可以高速发展是因为有多种合力所构成的矢量和。课堂上的东西听多了,报纸上的东西看多了,一到现实中老是发现哪个地方接不上茬,原来还真的少了不少真实重要的角度,本文就是想从一个草民的角度去解构中国经济。
神 器
老是有人喜欢拿中国和日本来比,仿佛今天的中国就是昨天的日本,还有人喜欢拿中国和俄罗斯比,这种比较是可以的,但是就此认为被比较的两者是处于同一条轨道上的两辆列车,那就完全错了。中国缺乏俄罗斯那么多可供出售的资源,也没有日本人的内力。中国只有上层与前俄雷同的体制马车和下层堪与日本人媲美的吃苦耐劳,虽然前者出于使命而无奈,后者出于无奈而使命。
日本人的武士情结塑造了日本人的忠,形成了一个以日皇为中心的大社团。
伊斯兰人之间的兄弟之情,让社团中的个体间因信任而凝聚在一起。
欧美人基于基督的爱与法治的优良传统大家就如一群在寒冬里抱团取暖的刺猬,既热切地相互依赖又文明地保持距离。
中国人的社会与日本有点相似之处,无数个以宗氏乡亲结成的小向心圆围绕在皇权的大向心圆里就像是无数个太阳系组成的银河系,与日本人不同的是日本人的忠在他们离开了宗氏乡亲加入到如公司等的新社团后仍然能够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距离,部分原因是他们万世一表的皇,在他神圣的光辉下所有的子民都拥有共同的神圣价值,但中国人在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战争与暴乱,忠勇的武士基因大多已随着英雄的灵魂进入了另一个时空,剩下的多是如工蚁般吃苦耐劳与忍辱负重的基因,怯于孤独奋斗的工蚁性格也使他们一但离开了宗氏乡亲的社团,立即如丧家之犬,只有投身到新的小圈子才能安心,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进入一个新的蚁巢,这种小圈子的核心理念是:出外靠朋友的桃园三结义模式,但这是一种反叛的模式,是一种是视大忠为可猎之利的小忠精神,在这种小忠精神的指导下,他们视皇上为偶像,在大忠与小忠发生利害冲突时他们的选择往往是首先忠于自己的小团体,并且为此敢把皇帝拉下马,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个朝庭被推翻,一个个皇族被灭绝,最高权力早已失去了神圣之光,所仰赖的只有威权,失去了神圣光辉的道德高度,只有用把一切都抓在自己手里的威权进行管治,用威权防范和厄杀小集团于萌芽之中。但百密总有一疏,一部分人靠着这种小忠的力量取得了权力,建立了自己的新蚁巢,但他们又极端忌恨在自己之下的小忠圈子。于是人与人之间相互防范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的必修课,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在这儿一个有思想的人决不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在中国光是要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就要耗费大半的时间和精力,当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去维护人际关系时,你还什么时间来思考?
在这里家庭成为唯一可以信赖的角落,孩子们从小受到谎言的洗礼,为了孩子和家人的安全,家长必须教会孩子撒谎;稍大后我们的孩子又被残酷的现实割去了善良的包皮,为了把孩子培养成螺丝钉,老师们教会了孩子们伤害是成功之母的理论,同时用因循守旧的砂纸不断地磨去孩子们天生的创造力。在这种氛围里大人们总是不放心孩子的选择,他们总是习惯于在自己的影子里为孩子规划未来,于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人代为思考,大人只告诉孩子们大人的大人认为是正确的结论,而剥夺了孩子们思考结论的方式;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人代为决定,决定上什么大学,就什么业,甚至与什么人结婚;因此长大后被人代为行使分配权也就无动于衷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年来中国的外贸对美一直是顺差,对日则是逆差,为什么呢?
回到改革开放之初,主流经济学教授仍然沿用前苏的高积累,低分配的经济政策,到后来又解释成为高税收低保障的畸形分配率是国家在高积累,是国家在用高积累的资金建设整个现代工业基础,而国民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作的短期牺牲。那天还有人对我说如果不是强权的干预过去就不会有两弹一箭的骄人成就,近年也不会有城市建设中的快速发展。并且用肯定的口吻告诉我强权就是效率,虽然过程严酷了一点,还例举了台北和上海的拆建效率为他的理论作为佐证。其实上面的理论是直接从斯大林的剪刀差理论演变过来的,说到底就是要抢劫本国的穷人,这种理论带给我国的是两代农民的牺牲。
国家对某类企业作重点扶持,也就是政策扶持的高积累,那么这些被政策所鼓励的高积累的资金真的是如其所愿到国家或国民的口袋吗?就让我们以中联通为例看一看,他们到底把钱积累到了哪儿去了?
让我们先从内地中国联通财务报表看看什么叫作财富积累:
1:股本结构列示
|单位(万股) |$2|$2|$2|$2|
|总股本 |2119659.64|2119659.64|2119659.64|2119659.64|
|流通股本 |2119659.64|2119659.64|2119659.64|650000.00 |
1:历年简要财务指标
|每股指标(单位) |$2|$2|$2|$2|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7480261.00|4962908.40|2419906.90|8048003.82|
主营业务利润(万元) |2729493.92|1804967.01|881860.53 |3489753.43|
以下每股收益为每股收益摊薄
|分红年度 | 分红方案 |每股收益(元)|
|$2 |是否分配: 不分配 |0.0611 |
|$2 |已实施 |0.1700 派息:10派0.6720元(含税),0.6048元
请注意以下数据:
联通公司有总股本(万) 2119659.64
07年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0046760.89相当于每股4.74元
07年净利润(万元) 563287.89相当于每股0.2657元
07年每股收益 0.2657
07年每股分红 0.0672元
请各位看看这种积累最后都积到哪儿去了?
每股收入4.74元(06年为3.8元)到他们手里一折腾就只剩下每股利润0.2657元(06年为1.65元 ),而更为可气的是能够分给散户股民的红利只剩下:每股0.0672元。其它的钱到哪去了?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国家的高积累还是小集团的高盘剥?
光看国内的说明不了的话,我们再来看看香港的中国联通财务报表与内地的有什么不同:
★因为香港使用的会计准则是国际会计准则,部分数据可能与A股稍有不同★
◇每股盈利◇
报表日期 20071231 20070630 20061231 20060630 20051231
基本每股盈利(元 人民币) 0.71 0.17 0.30 0.22 0.3920
摊薄每股盈利(元 人民币) 0.71 0.17 0.29 0.22 0.3910
每股股息(元 人民币) 0.2000 -- 0.1800 -- 0.1100
◇综合损益◇
报表日期 20071231 20070630 20061231 20060630 20051231
单位 千 千 千 千 千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报表类型 年报 中报 年报 中报 年报
营业额 99539380 49174760 95347310 46774020 87048830
税项 -3654170 -1879733 -2763885 -1264851 -2170411
除税前盈利 12955030 4010689 6564912 4065800 7101697
除税后盈利 9300857 2130956 3801027 2800949 4931286
少数股东权益 -1073 688 -107 1551 234
股息 2726858 0 2282578 0 1383169
股东应占盈利 9299784 2130268 3800920 2799398 4931052
除税后及股息后盈利 6572926 2130268 1518342 2799398 3547883
销售成本 -- -- -- -- --
折旧 22677170 11010720 22686570 10837460 19931500
销售及分销费用 19681370 9324379 19571330 10160550 20557880
一般及行政费用 14639360 7035019 13543390 6424511 11741560
利息费用/融资成本 -- -- 659632 425527 1099321
毛利 -- -- -- -- --
经营盈利 12955030 4010689 6564912 4065800 7101697
应占联营公司盈利 -- -- -- -- --
◇资产负债◇
报表日期 20071231 20070630 20061231 20060630 20051231
单位 千 千 千 千 千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公布日期 0 0 0 0 0
报表类型 年报 中报 年报 中报 年报
非流动资产 132588200 124758400 127606100 124181100 127354200
流动资产 16834120 17521110 20690620 17049660 15275760
净流动资产 -32397470 -27533090 -31000790 -37395650 -35586420
流动负债 49231590 45054200 51691420 54445320 50862180
非流动负债 2973682 17727330 16741140 8954910 15480730
少数股东权益-借/贷 3914 3529 2841 4285 2734
净资产/负债 97213180 79494440 79861330 77826210 76284340
股本(资本及储备) 1436908 1347072 1344440 1334846 1333621
储备(资本及储备) 95776270 78147370 78516880 76491360 74950720
股东权益/亏损(合计) 97213180 79494440 79861330 77826210 76284340
无形资产(非流动资产) 3143983 3143983 3143983 3143983 3143983
物业、厂房及设备(非流动资产) 116162200 109543500 112795600 113803000 112373300
附属公司权益(非流动资产) -- -- -- -- --
联营公司权益 -- -- -- -- --
其他投资(非流动资产) -- -- -- -- --
应收账款(流动资产) 3211154 3333308 3442211 4139876 4548429
存货(流动资产) 2528364 2593545 2373871 2194842 2107812
现金及银行结存(流动资产) 6675476 9029247 12243190 7753491 5471576
应付帐款(流动负债) 32031310 28206380 26543900 22982810 18526630
银行贷款(流动负债) 2191382 80000 3984350 9718270 12169550
非流动银行贷款(非流动负债) 1660921 4042750 4139349 6033540 11981520
总资产 149422400 142279500 148296700 141230700 142630000
总负债 52209190 62785060 68435390 63404510 66345640
股份数目 -- 12707790000 12680990000 12586100000 12574270000
◇现金流量◇
单位 千 千 千 千 千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报表日期 20071231 20070630 20061231 20060630 20051231
★因为香港使用的会计准则是国际会计准则,部分数据可能与A股稍有不同★ ★最新主要指标★ 20071231 20070630 20061231 20060630 20051231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股份数目(亿股)
每股净资产(元 ) 6.2556 6.2977 6.1835 6.06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0.71 0.17 0.30 0.22 0.3920
净资产收益率(%) 9.5664 2.6798 4.7594 3.5970 6.4640
20071231 营业收入(百万元 人民币):99539.38 同比增长(%):4.40
20071231 净利润(百万元 人民币):9299.78 同比增长(%):144.67
20071231 每股收益:0.7130同比增长:144.67%
从场租、设备到人工内地中联通到底哪样比香港的中联通贵了?为什么香港的分红是0.2元?中国的电信收费无比国外同行的收费高得多,中国的电信业和许多大型国企一样正是仗着这种权力垄断的排它性高收费膨胀起来的,每股4.74元的营业收入其中大部分是权力和垄断的收入,如果换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如:美加台港)他们可能连每股0.74的营业收入也达不到,每股4.74的营业收入经过内部人的会计师核算后再让指定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结果就是每股只有0.266元的利润,而分给散户股东的只有每股0.0672元,假如它的营业收入每股降到4.48元以下,中联通就成了一个亏损企业,如果没有国家权力作为他们垄断经营的靠山的话,他们的营业收入连每股1.0元也保不住,为什么国外的电信企业用远比国内同行低得多的收费标准而还能赢利?而我们这些仗着国家权力作靠山的垄断企业,集行业立法、执法和经营于一身超级恐龙其利润会那么少?会少得那么精确?其营业收入和利润之比总是维持在这么一个刚好过得去的状态?这种掠夺穷人为垄断企业牟取暴利的经济政策如果真的是把钱聚积到国家的企业里,身为国民,我们也没什么好说,但从这两份财务报表来看我不得不怀疑暴利最后进了谁的口袋?不得不怀疑这些所谓的经济大师只是一批被豢养的经济李莲英,他们在为不公平的政策辩护的同时借着精英的光环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横征暴敛、贪污挪用加上公然动用公权力掠夺低层国民的资产;这种经济师专给不熟经济的大臣们出坏主意,结果牺牲了一代又一代穷人的利益。
事实证明只靠这种剪刀差式的高积累并不能让国家富起来。于是就有了改革开放。
从开放改革之初嗅觉灵敏的海外资金就大量涌入内地,尤其是台港澳,它们一举占领了沿海的黄金矿脉挥锄猛挖,不管他们是自己携带资金进场,还是在进场后获得了中国银行的部分货款,都可以获得了三年的免税期。大量工厂的开业给中国人满为患,无以为业的劳动人口带来了工作的机会,大量的中国劳工牺牲了社会保障,牺牲了青春,成就了世界工厂的美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农村人口意外地获得了工作,可是很快他们的感恩就由超强的剥削和没有社会保障而变得有点不满,巨大的人力劳工潮也席卷了当地人的工作岗位,少数当地人因文化层次和体力与年龄的关系没有即时地跟上经济转换的大潮,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社会保障(因为政府历来的做法是把对工人的保障责任推给了企业,所以谁失去了工作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保障,谁如果提出需要保障也就意味着谁将要失去工作)。再回过头来看外面来的商人从内地挖走了一桶又一桶的黄金,并永远地更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当他们离开时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是废弃的矿井和污染的河山。在这个过程政府到哪去哪?国家的利益到哪去哪?
不要紧,国家的利益在这儿,政府无利不早起。首先我们要知道多数的外资企业再做什么?他们之中相当部分是引进外面的加工设备在中国内地聘用廉价的中国劳工,再把加工后的成品卖向海外,主要是美国。当企业从美国赚了美元回来就一定要在国内花掉一部分,于是就进入了中国的外汇管制,所谓的外币管制说穿了就用铸币加行政的手段去换企业用血汗换回来的外币,国家拿了外币用不完就存在外国的银行成为外汇储备,而企业拿了本币就给工人发工资,应付生产开支和采购生产资料。在这个过程程中国家找到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只要每天拎着一桶水掺进国民总财富的牛奶里,就可以获得一桶等量的牛奶,多年的掺水让牛奶愈来愈稀,而水的体积也愈来愈大,所以通胀的发生是必然的。现在通胀来的如此之慢,之绶,说明政府的调控能力很高
在整个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带领快速发展的时期,似乎全赖美国为主的市场向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什么智慧在后面促使美国向中国打开市场?
我们知道能够被人称为政治家的人并不多,他们都是一群私德高尚,为了自己的集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人,但他们在对待集团外的人,即使充满着怜悯,但也只会优先保障本集团的利益。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全国的GDP只占全球2%强,以全球四分之一之人口的比例其人均国民产值排名处于全球末五位,所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上下涌动着澎湃的追求经济利益的强大民意基础,但经济上要起飞急需资金、技术和海外市场,这时美国向中国敞开了大门,让中国特区的产品可以进入美国市场,于是中国经济飞跃的三大要素全部具备了。
在合作与博弈的双方中中国成了第一个获利者,可博弈的双方美方明显是一个强者,所以双赢是必然的结果,美国实质上获得了来自中国的廉价的商品,让自己的人民省了钱,但这显然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有一种更高尚、更堂而皇之的说法:“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协助他们的人民重新加入文明世界是我们的义务,在协助他们进入精神文明之前有必要先让他们的人民获取物质文明。”事实上还有一种说不出口的理由,试想当时苏联还在,全球并不是只有中国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比中国落后的国家也有,比中国还急着需要资金的国家更多,为什么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这个关键时刻同意给予中国几乎和正常国家一样的贸易关系?把全球蛋糕切了一块给中国。
在日本人看来扶持一个积弱的朝庭就是防止一个敌国强大的最好办法,可美国人比日本人要高明,日本要防止一个敌人,而美国却需要一个敌人,纵观自然界弱者趋于结盟,强者趋于孤独,一个没有敌人的强国必然趋向分裂,但前苏联那样的敌人并不理想,他就像一头狼群旁边的熊,太强,万一擦枪走火,危险;利比亚和北朝鲜又不够格,太弱;而像恐怖组织那样的也不行,因为他们就如一群牛虻,虽不致命,但却令人狂燥不已,太烦。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嘴巴上的斗士,行动上的懦夫,一个永远拨不出剑的挑战者,同时这个敌人要样子上足够强大。
三十年前全中国的人都想解除束缚,重新强大,但在刚过去的十年动乱中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早已被疯子的路线折磨的奄奄一息、几近崩溃,看样子就像是一个已经泄了气的充气巨人,给这个巨人充气,让他重新站起来,成为一个巨大而又不太危险的竞争对手是保持美国国内凝聚力和转移国内矛盾最好的鲶鱼,还是一个不断晃动在纳税人耳旁,无须施压就可以让纳税人乖乖掏钱为国防买单的警钟。
为此中美双方有了共同点,美国向中国打开了市场。大量的美钞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中国的银行,中国的铸币机器也在努力工作换取这不断涌入的财富,对中国财政部来说此时合适的形容词只有一个:喜出望外。资本的好处简直太令人惊喜了,开放低效使用的土地,让外来资本来帮助我们解决劳力过剩的问题,外来资本在帮助我们解决了就业压力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外汇管制的法宝开动一下钱钞机就白白地把别人的财富放进了自己的仓库。
经过近三十年的积累,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了一万六千亿,财政部把这一大笔的钱交到中国银行的手里,习惯于行事保守的中国银行不敢把全部鸡蛋都放进自由市场的篮子里,却把其中大多数的钱用于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举个简单的比方就是:“当你握有别国巨额的债务时,你就如掌握了一柄双刃剑,进的时候你可以在美国的资本市场掀起涛天巨浪,为自己谋取超额的暴利,但被别人持剑迫退时也可能损失惨重。”中国银行没有挥舞双刃剑的勇气和才略,他们选择了一条独具自我特色的中庸之道,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把剑柄留给对手,同时给自己这个已经成功充气的巨人铸造了一付愈来愈厚重的铠甲,变主动为稳重。岁月消逝了一代人的青春,剑与甲在平衡中共生共长。
共生共长的同时也是中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的同时,这令美国朝野的不满渐渐地增大,并不断地向中国施加压力,企图用迫使中币升值的办法减小美对中贸易逆差的涨幅,有可能的话逐步减少为零,这是一是一个粗暴简单的方法,我肯定它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这也是一柄刺向巨人的双刃剑,但中币让步了,开始逐步地升值。究其原因中国是一个大国,光是一年平均每人多消耗$2的铜就足以促使国际铜价暴升,是此中币再不加快升值就无法适应国际资源的涨价潮,但这种升值又是个正反馈的加价机制。最后当外国人手上的中币达到一定数量时,达摩斯克利剑的发丝就愈发绷紧了。但升值本身并不可怕,升值引起的本币流出还能给通胀减压,一切看来都很美满,但万一将来有个风吹草动什么的,外人一起抛售中币该如何是好?
进入了08年,突然铠甲的主人中有人开始担忧起剑的居心了,他们频频地在舆论上提示说剑可能会寻找甲的软肋,并说已经动手了“美元每贬值多少我们的外汇资产就缩水多少”“一月损失多少艘航母”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里我先不讲美国的办法为何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我讲中国的软肋在哪?是不是简单地就是外汇储备的问题?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进入中国经济进行一些较深入浅出的探讨。
公 器
03年工商银行号称资产总值3000亿美元,翌年工商银行将其下总资产股分化后的10%作价30亿美元卖给美国的银行,其中美国银行只需向工商银行付出9亿美元的现金,其余的由美国银行按每股1.14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并规定工商银行上市一年后美国银行方能卖出手中用低价买回的股票。知道为什么是三十亿,而不是三百亿你就知道中国经济的毛病出在哪儿了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连人的欲望都要受到严格的检验和批判,唯一合法的理想就是天上的彩虹,在经历过十年浩劫后人与人的距离被无限地拉大了,自私、麻木、无奈混在意识形态的浆糊之中。
虽然经过这可怕的狂热后人与人之间不再信任,虽然相当部分的人在经过多年的灌输后已经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能力,整个脑袋被灌满了意识形态的浆糊,但是人对财富和性的渴望是无法压抑的,尽管这两种东西不属于自己的时候曾遭到丑化和排挤,可是一但当改革的舵手决定把改革的大盘驶向繁华的港弯,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当民众发觉在新政策的指导下自己也有权获得不再是定量供应的财富时,国人就像一群久未靠岸的水手,在大海上被压抑的欲望一但遥望到岸上斑斓绚丽的霓虹,闻到那久违的温柔之香,立即蜂拥地涌向彼岸诱人的春光,这是一种无法被人代替的原始动力。五千年来积淀的违反人性的约束被打破了,五千年来积淀的道德约束也被打破了,只剩下五千年来积淀的本能,人们不再对财富和性充满了敌意,也不再对美德心怀敬意,抢先下海的人一门心思就是要发展,要赚钱,面对生疏的市场他们毫无畏惧,就像是入侵希腊的迈锡尼人一样地简单粗暴地对待清规戒律的市场,其粗暴丝毫不亚于中世纪蒙古人的抢亲,只要能抢到别个部落的女人就是成功的男人。在这个混乱的时刻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只要能捞到钱或者替小集团捞到钱你就是能人,整个局面就像无人看管农田,固守原岗位的庄家很快地就被各路野生的植物铺天盖地的抢夺了阳光和土壤。
在这片欣欣向荣的乐园里有一类作物形态非常怪异,令分类学家头痛不已,它好像是既有光合作用,又有真菌的分解吸收能力,它们的母体有的拥有的调拨权,在某些领域的生产资源和资金归它们管理和调拨;有的虽然没有特殊领域的生产资料和资金的调拨权,但是却拥有的是权力融资的能力;更有甚者有的以上的都没有,但它们却有否决权,有了否决权自然就是最大的资源,由是他们子系人马立即被各路急于创业的下海者者视为最为重要的关系,要么给与干股,要么献金于袖,助其成立公司;还有一类与此类相同,它们是国有企业的内部人用合法的方法成立的,它们的公司成立就是为了像真菌一样从虽不是母体,但却是由内部人掌控的国企里吸收养分,并在暗中悄悄地挤占内部人掌控企业的市场,他们往往被人们认为是能人。这些权和能成为最大的生产力,全国上下有钱的出钱,有权的出权,没钱的只要能找到货款,没权的只要有关系纷纷扬扬如雨后春笋般的开办起各式各样的公司。有些这类公司开办之初还是遵循资本运作的基本规律,但是没多久就和别的这类一样依靠垄断权力占有市场,或者干脆依靠内部人的营养输送,很快地挤占了国企的市场。
有的权力机关一下子开办了太多的公司,资金上出现了困难,上级无力授人以鱼,就想出了个授人以渔的点子,一种最高形式的真菌公司出现了:以给政策替代给资金的公司遍地开花了。下级部属开创的新公司堂而皇之地开辟了新的财路,利用政策成功地垄断了市场,垄断企业是龙头在这方面当然要带个头,一时间高速公路雁过拔毛;气象部门收起了信息费,电力和电信收起了初装、增容费,也不忌讳初装、增容这两词的定义就如同入股,增容费、初装费就好譬一个获得了专卖权的商人要求顾客为它修建好商场它才卖货一样,而且这个商场它是不会把它当作是顾客的投资的,即使某天顾客选择了不再买它的商品了,它也不会把商场的建设费退回给顾客,这种掠夺技巧当然属于世界首创。还有那各路纪律部队也不甘落后,也纷纷把罚款和创收挂上了钩。到了这时真是蛇有蛇路,鼠有鼠路,不管是不是垄断企业,是不是纪律部队只要上级肯点头默许政策开放立马就生龙活虎、财源广进,以前这类靠财政吃饭的部门历来吃的是财政的鱼,可是到了今天上级默许你自己到池塘里去抓鱼,那有什么比这令下属部门兴奋的?就连医院和学校也把病人和学生当作米饭班主,成为创收大户。大公司对自己的小部门也如法炮制,不给拨款,只给政策,听凭小部门挖掉国企大公司的财路。此例一开原来严禁经商的机关和纪律部队食髓知味,已不是纸一公文就可以禁得了的了,到了这个节骨眼再来谈反腐就如同明着修坝,暗着挖沟,沟若不堵,坝有何用?
当监管机关把手中的否决权当作商品出售时潜规则的浪潮就泛滥成灾了,公司开的愈来愈多,想开公司的人也愈来愈多,但是真正开公司的人到头来发现有些事教科书上是没有的,譬如“潜规则”,但这又是一门最重要的基本课,熟悉中国市场的人都知道这一科不合格,就毕不了业,更不要说领取中国市场的准入证了,如果这门课学不好,其它基本课你学得再好到头来只会被快速旋转的中国市场甩到失败者俱乐部去。
潜规则的始作俑者是为了走捷径,但当每一个人都学会这一套以后,潜规则就成为一种沉重社会负担,它在暗中消耗的社会资源难以精确计算,套用一个企业家朋友的话就是:“三山七水一份田”,如果以十分利润来算的话,三山是年终自己的利润,一份田是给雇员的薪金,而七水就是整个企业为了应付潜规则的花费,他所说的也许太夸张,大部分的企业都无需花费那么多,但花费纯利润的10%~30%用于下一年度的公关应酬却是不争的事实。平心而论潜规则已经成为一个全民参与的自腐过程,并且由全民来共同承担其后果。
当拥有否决权的监管权力参与市场运作后,一切都乱套了,有权力撑腰的大公司在潜规则上的花费就少,而小企业,特别是没有权力作靠山的小企业用在潜规则上的花费就高。可愈是这种草根的企业其生存意志就愈是顽强,他们决不会静待优胜劣汰的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下意识的反抗:逃税和造假。这是一种典型的弱杀弱式的暴徒心态,尽管这种反抗给社会带来的是极大的破坏,但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已经管不了了,谁让掌权者摧毁了旧的道德约束力,又腐朽了掌权者自身的权力约束力?不正是我们每一个国人么?因此这种恶果就让每一个国人来承担吧!
逃 税
早些年广州养狗要收牌照费,每头30000元,结果基本没有人给自己的爱犬领取牌照,管理者在尴尬之余又让执法者多了一把上方宝剑,谁要是不老实就可以捉他的狗。这就是中国立法与西方立法的最大不同:西方立法要求细,以便于执行,一但成法就法无人情一定要执行;中国立法要严,严的让每一个人不违法就无法生存,其后果有二,一是迫使被管理者违法,视神器为儿戏;二是给予执法者以自由筛选执法权,这是一种旷古奇权,有了这种权执法者就可以任意向不满者下手。
我们都知道一个现代国家一定要有一个完善的管理层,而这个管理层本身和管理过程中为了社会的公平和发展就需要大量的财力,于是就有了现代税收,这是一种有别于古代目的的税收。现代税收的目的是把钱用于社会整体的公平和发展,古代税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物质利益及统治者管理下的长治久安。
中国的税收目的介于现代与古代之间,中国的税收制度以及税收的立法法源也相对而言非常原始,有些方面还停留在汉时十赋一的法源法理,也就是在每一个生产环节完成后收一次税。西方国家征税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罗宾汉(劫富济贫)精神,他们还直接把所得税称之谓罗宾汉税。反观这儿所有的税收基本都是反罗宾汉(劫贫济富)的,甚至连所得税也缺乏罗宾汉的精神,更不要说隐含在商品中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税,它们根本就是反罗宾汉的,比如某人甲的月收入为4000元而家庭月收入只有平均1000元的人和某乙同样也是月收入4000元而家庭收入却为平均2000元一人来说,他们俩一般来说都是一天一包烟,一天坐一个来回的公交车,消费同样的午餐,可是却要交同样的税,谁敢说这是合理的。
中国的税务制度和财政支配制度,虽然今天是21世纪,但这个制度仍然像是由姜太公起草的。中央与地方在瓜分地方财政收入上作了一个明确地划分,中央的税收由国税收缴,地方的税收由地税收缴,同样的事由两套不同的班子在做,收税的成本高了,但是楚河汉界各不相侵,两者相安,中央除了税收外主要抓住央企分红、外汇结算和铸币税等收入;地方没办法只好自己广开财源,于是拓展了河堤防洪费、教育附加费、土地出让费、地铁建设费和机场建设费等。
这里讲到国企的税和分红之前顺便讲讲国企的“贡”,这个贡就是在企业计算盈损之前就被提出来的,提出来干啥?提给上级和领导核销不能在自己部门核销的帐目啊,怎么提?不管他是哪个局,哪个所,哪个上司,只要他能管我,就衡量他管我的权限和范围给予一定的指标,到时他们只管拿张发票来我们的国企就付钱。这也就是为什么前面我说的中联通的盈利为什么计算的那么精确的原因。国企就像一头奶牛,国家就像庄园主,而国企的管理者就像奶牛场的管理者,管理者先把奶牛的奶挤满自己的桶,剩下的才是上缴给庄园主的红利。如果自己的桶把所有的奶都挤光了,那就上报亏损吧。反正亏损是没有人会追究责任的,因为有权追究责任的人谁没有喝过贡奶啊?要是亏到破产那更好,这些管理国企的专家们对生产没本事,可是对怎样处理破产的企业那可本事大了,有好几十个方案等着你企业赶快破产,你早破,我就早处理你,我们就等着这一天拉,一刀把牛宰了,干脆,省得每天等企业老总的贡奶,我一次过干干脆脆就把牛肉全部重组到该到的地方,尤其是工厂的地皮,那可是最好的西冷,剩下的骨头架子重组给工人和债权人。
没有监督的上层建筑当然是希望税收多多益善,在税收不足以用时,地方管理者又开辟了费,其实就是捐。可是有一点也许有的人不明白,为何在收取海关税的同时又一方面采纳出口退税呢?到底出口退税能创造税收吗?回答是肯定的,出口退税创造的是铸币税。
在这种特殊的体制下管理者是强者,被管理者是弱者,税费的多寡则完全由强者说了算,所以管理层给予自身所定立的待遇也就随着税费的增加而愈来愈高,管理者获得的利益也就愈来愈大;管理者愈是优越化,积极努力争取加入管理集团的人也就愈多;加入的人愈多,虚位获利者也就愈多,其管理的成本就愈大;成本愈大,被管理者就愈不满;被管理者愈不满,管理集团就需要愈强大;管理集团愈强大,就需要愈多的税费,刚好形成的了一个人员、成本费用的正反馈圈。管理层为了维护自身的优势也有必要维护管理团队的人员(不是人数,而是人势)优势,保持在争夺中的全面优势压制被管理者的不满,管理者的团队也就势必愈来愈大,于是管理层的人数愈来愈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尤其是在被管理者愈来愈不满时。管理层人数的庞大化也增加了管理的费用,到这个费用大到光靠税收也无法满足时,管理者就亲自参与了市场运作,把手伸向了市场,管理者参与市场后在与被管理者发生市场利益的争夺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其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中管理方消耗的资源要比被管理者多时,创收——就成为管理者一切工作中的中心,为此不惜雁过拔毛、竭泽而渔……强悍的民性面对不堪重负的捐税会选择抗争,懦弱的民性则选择腐烂,先是被管理者自腐,再把腐烂的霉菌传染给管理者,上下同腐,税之何在?在这种扭曲的体制下,逃税成了常态,不逃税的好像只有外企,而我们自己的企业甚至机关和大型国企鲜有不逃税的,就连银行的电脑系统软件也是盗版的,遵纪守法的游戏规则到了这儿好像是傻瓜的代名词,结果是举国上下人人视神器为儿戏。
举国逃税与举国潜规则一样腐烂国家的机体,更腐烂了民族的灵魂。在企业竞争愈演愈烈的状况下,逃税的能力就是生存的能力,逃税逃的少成本就大,被淘汰的风险也就大。当税收成为被征税者高负担时,逃税就如同食草动物的逃跑一样,是求得生存的不二法则。那么是不是每个人都一起腐烂了以后就公平了?就合理了?如果是,那就别反腐了!不!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为什么说它不合理?因为人人都用潜规则,则潜规则的成本就愈来愈高,高到比正规则的成本还要高得多;为什么说它不公平?因为在潜规则下人人皆违法,执法者随时可以挑选任何不满者进行惩处,表面上这种惩处还让局外人觉得天网恢恢,实际上这张天网把所有的人都盖了进去,并强迫每一个人都要违法才能生存,其后果是执法者愈来愈专横,化神器为私器,而被管理者则愈来愈顺从,谄媚者上,守法者下,一个逆淘汰的程序就这样构建出来了。
造 假
说完了税,再来讲讲假,如果说逃税是为了适者生存,那么造假也是,所不同的是前者出于社会大环境的压迫;而后者则是把良知卖与魔鬼的现实版,其中最为食品和药品造假者更是视良知为粪土的魔鬼投胎。
各种造假的方法这儿就不讲了,我们的国民早已无奈地成为半个辨假专家。下面只对假的成因从民的角度作一个分析。
为会么会假货泛滥?成本低,风险小,相信几乎每个国人都知道。成本低很容易理解:用橙浊、香精、糖精加上柠檬酸、小苏打和水调出来的液体其成本不到鲜榨橙汁的三百分之一。可是风险小是谁的责任?作为一个国民我们在购买商品时已交了税,这个税的其中一个作用正是给有关部门以维护我们不买到假货的权力,可这部分部门在干什么?他们在遍地造假的波涛前去了哪儿?在回答这个新课题先允许我讲一个比方:羊、牧民和狗三者相对人民、财产和纪律部队组成了一个浓缩的国家殖民游戏版,让现时中的人自己挑选角色进入,西方人相信会挑选让人民与牧羊人划上等号,羊是人民的唯一合法的财富,而狗则是国家的守护者;可是换了我们这儿选择往往是我(最高权力拥有者)做牧羊人,羊是广大人民,狗是听命于我的牧羊犬,而财产在口头上虽然不能说成是最重要的,但却不能没有,只能选择在众羊身上刮一把,财产就是羊的血肉与皮毛。在后一种选择中相对于牧羊人立场就会表现为:家羊野羊都是肉,甚至于草原鼠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我们的管理者特别喜欢进入后一种角色,在他们的眼里真货假货都是钱,都是可纳入地方财政收入的财源。
管子说:“镂薪而售”,意思就是在加工的过程中创造利润,不断地提高加工的精度,不断地提高利润的比例。同样的一块布料交给不同的裁缝所创造的价值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可是偻薪是要有高度的技巧和责任心的,可惜现在的企业大多数都急功近利,其对快速成长的渴望惶惶不可终日,直如夏天池塘里最后的蝌蚪,谁也没有潜心发展科技,提高企业内部责任心的耐心,为了快速的致富,追上末班的暴富列车,把过去自己头上的贫困帽子抛给别人,他们选择了不择手段地降低成本,造假当然是降低成本的最直接简单的手段,前提是监管者要默许,由是他们发展了管子的学说,把“镂薪而售”变为“镂空而售”,这镂空部分的暴利或多或少地成为牧羊者桌上的肉。一般商品的造假者只是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但食品和药品的造假者就不是小人那么简单了,他们是一群像魔鬼般聪明的而恶毒的人类公敌,他们的才智被金钱利益所引诱向着罪恶的深渊一路下滑,并沿途向无知的民众出售疾病与死亡。
在大多数造假的案子中监管并非是单纯的寄生者,而是和造假者合作构建共生共利体,他们会主动协助造假者作恶,如有的企业环保不达标,严重污染周遭的环境,要达到国家标准就要花费巨额的投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能省则省,不得不接受监管者的条件:每年拿出相当于环保投资十分之一的孝敬款;即可继续污染无须停产。实在风声太紧了污染者还可以重新寻觅新的共生合作者,把工厂搬迁新的监管者的辖管区内。
讲到污染问题,有一点不能不提,但一提就怒,一提就有一种想骂人的冲动。前些年珠三角地区以污染环境的理由关掉了一批污染企业,关掉——理由是那么的冠冕堂皇,动作却是那么原始,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时光遂道被打通,大清朝的清官来了,红顶斗笠下恐龙脑袋管理起现代的国家来,除了钱,其它的科学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都不如面子重要,珠三角有若少女的脸庞,怎容得暗疮横生?一声令下污染企业不允许在沿海一带继续经营下去了,迫使他们涌向内地的贫困山区,而那里的地方政府望眼欲穿地迎来渴望已久的资金,哪还管得了你什么污染不污染的?只要是钱,迎接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拥抱。于是乎什么电镀厂、漂染厂一座座地从沿海混浊发黑的小河旁搬向内陆山青水秀的桃园,他们不再污染我们的下游,却跑去污染我们的上游!对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来看这事就好比:一个皮肤感染的病人认为这不好看,影响了自己的容貌,于是就用手术把制造感染的细菌和脓疮一块移植到骨髓里去,暂时外表是漂亮了。可是有没有人想过这是一片古圣和先贤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开拓的土地?这是一片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我们这一代过客有什么权力把它毁在自己的手里?难道我们没有后代?还是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如此极端地自私?
土地保护与城市建设
土地是人类的母亲,也是人类战争的最大标的物,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对土地的那种眷念早已成为国民基因的一节。中国现在进入城市高速扩张期,其实这个过程说它是扩张真的还不够贴切,形容它是爆炸虽然显得有点夸张,但是这十几年在整个中华民族三千的历史长河里也确实是短暂的一瞬,尽管只是一瞬但对于祖先留下来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土地却是爆炸性的毁坏,即使如此,我还是想把它形容的温和点,我形容它是一个没有天敌的外来物种,一头工业革命初期错误进化出来的山猫来到了一片没有法制有效约束的热带雨林,除了树懒那长着两个长钉子的爪子偶而地向它挥舞一下外,它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有效的抵抗。为什么说中国的城市化是没有天敌的呢?请看下面笑谈。
谁都知道中国的农业人口过剩,为了人口素质也好,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也好,都指向一个方向:城镇化。城镇化,也就是老话说的“让农民洗脚上田”,可是农民进了城市除了工作外,还得有个家。而49年以来城里的人口一直都是在快速增长,如民初广州市人中统计只有30万,可是到80年已增至约500万,现在已超过了1000万,49年后民居建设基本上陷于停顿,只有少数企业在为自己的员工修造宿舍,而老城区的居民则相对居住狭窄,如广州在80年之前就有许多一家五口挤在狭小阴暗六至八平方小房间,厕所和厨房则是公用的。于是有了钱的想买房,钱还不够的想租房,整个房市就火起来了,城里人对房子的需求必然是开发商的良机。问题是这个开发的过程是否公平、是否合理、是否真的是为了居者有其屋?为了更好地往深层分析,下面先讲一点题外话:
试问有人敢想像美国银行的总裁会同意香港的一间支行经理自行设计金融产品,自行更改投资制度?没有,相信没有人敢说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又有谁会相信麦当劳在许可广州的加盟商经营后,会允许他随便经营自创的产品?没有,也没有人会相信这种事会发生。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如果麦当劳的老板是中国的头儿他就会把自己任内的利益最大化,他不但会允诺加盟商经营中餐、西点和老火倩汤,甚至还可能会默许加盟商公开叫卖晒干的树叶,只要加盟商是自己人,并能向自己提供利益。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税务制度和财政支配制度,虽然今天是21世纪,但这个制度仍然像是由姜太公起草的。中央与地方在瓜分地方财政收入上作了一个明确地划分,中央的税收由国税收缴,地方的税收由地税收缴,同样的事由两套不同的班子在做,收税的成本高了,但是楚河汉界各不相侵,两者相安,可是当地方上要是想发展又明显感到资金不足时,问中央要是要不到的,中央在拿了大头后为了给地方一个安抚,就向地方提出要钱没有,但是我可以给政策,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上面向下面给政策,这个政策可是比金钱更有用的东西,有了它就可以自己去钓自己的鱼,而不用再等着吃别人抓的鱼。中央除了税收外主要抓住央企分红、外汇结算和铸币税等收入;地方没办法只好自己广开财源,于是拓展了河堤防洪费、教育附加费、地铁建设费和机场建设费等。但这还够地方财政开支的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土地出让费。
为什么叫作土地出让费,而不叫作别的费,这里面大有玄机,因为地方政府出让的土地在宪法上是属于国家的,但在房契上写的又是属于地主的,有许多地主拥有的房产已经一百年以上,是那时的政府就确认的,这个可以在城市民国档案中获得查证,中央就像一个拿了孩子奖学金的家长,看到孩子去拿别人的钱,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乐得清闲,为了表示自己的默许,还特地同意地方政府的出让金收入不经过税局,直接进入地方财政局的帐户。在这个问题上地方和中央没有利益冲突,但这些被出让的房产有些也不是地方政府自己的,如果是他自己的它就不该称之谓出让金了,而应该叫作出售金或别的同意词了。在这里地方政府所做的叫作“权力越位”,但在这个权力与金钱的球场上当裁判的是出让金受益者的地方法院和间接参与市场运作的政府自己,自己是不会给自己吹哨判罚的。
出让金占各地的财政收入各不一样,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些地方的地方财政主要来自出让金。地方上的公务员和纪律部队的成员全仰赖着地方财政收入才维持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在这一点上出让金的大小直接影响当地全体公务员包括公检法及双警的收入。
既然家长给了政策,孩子当然不会客气,于是反正是为官一任的地方首长当然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着想,把自己管辖下最值钱的地皮划给开发商,拉高了当地财政收入,拉高了当地的既得屁,也拉高了自己的政绩。
开发商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企业,中央给了地方政策,地方又给了开发商政策(请看我前面所提到的,不给投资给政策的半光合作用植物企业),开发商在支付或允诺支付了地方政府的开价出让金后,就组织了自己拆迁办(有点像讨债公司性质的团伙)对红线内的地主提出拆迁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拆迁公司法制观念虽然薄弱,时不时地闹出点暴力丑闻,但他们的法律意识却又极强,在他们的合同上不叫作收购金,也不叫作收购补偿金,因为那样一来就等于承认这些房产是别人的私人财产,那就成了买卖关系了,在开发商的潜意识里这地皮是他们从政府手上买来的,他们不能当冤大头同一块地皮要向两个卖主付钱,他们不愿意陷入这个荒唐的逻辑之中,他们要保持代表公众利益的城市建设者的光辉形象,由是他们的律师想到了一个令人叫绝的名词;“弃权书”,他们想方设法地逼使小地主放弃产权,然后按统一标准付给小地主一笔远低于实际价值的补偿金。
也有部分的小地主死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财产,于是就有了钉子户这个名词,但是依我看这些钉子户并不聪明,你一个平头草民留在轰轰震响的工地干什么,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留下来拼死保卫自己的财产——那是祖先农民的基因在呼唤;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首先分析开发商最怕的是什么?打官司?他们才不怕呢,要真的打起官司来你小地主是一边,可你的得益共同体呢,你没有,甚至连个像样的后台你也没有;可是反观开发商它的利益共同体是整个公务员队伍和全体纪律部队成员,所以打官司是没得打的,赖在那拿自己的命和开发商的钱耗也不值得,那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发商最怕的办法,开发商最怕的是拿不到你的弃权书!如果你们大伙都把自己家里的值钱东西全搬走,然后来个人间蒸发,要记住临走时别忘了给全家里里外外照些像留待日后可以打官司的时候才出来,让开发商绞尽脑汁就是找不到人,得不到弃权书,才是他们最怕的。这样做等于将一个必定胜利的果实存在银行的定期里,到时候连本带利的一起拿。
在这个奇特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的三方创造了一个人类史上最为古怪的交易奇迹,开发商向不是财产主人的政府买了一次,接着又向真正的地主再买一次,第一次开发商买到的是强买权,有了这个权,第二次的买卖就简单的多了,卖方等于被收到了最后通牒,一定要限期限价地把自己的财产卖给获得强买权的人。
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出让金,不但会出让老城区的旧建筑,甚至敢出让旧到咸丰年前的老古董建筑,也会出让农村的土地,不但是贫瘠的土地,也包括肥沃的良田。还有一些超雷的土政策,如政府为了迫使小地主出让房产,就是不允许小地主修葺自己的房子,甚至到了成为危房时也不许小地主自己改建,谁要是想折了自己的二层小楼改建为四层,门都没有,要建也得把机会留给开发商。最为奇特的是有个城市竟把同一块地皮在十年内卖了两次,第一次小区建的是三层的小楼,在开发商出售完后的几年城市发展了,如果用这些地皮建高楼将可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当地政府就下令道:“那些小楼是危房,限期三个月要小业主搬到开发商免费为他们提供的同等面积的高楼里去。”作为报酬这块地皮将给乐善好施、救人于难的开发商兴建高楼。
有人不断地报怨房价太高,可是开发商又说他们没赚到钱,这怎么回事啊?如果开发商拿到的地皮出让金是每平方米四万块的天价,按20倍容积计算,每平方的出让金成本是2千块,再加上建筑成本1000块,拆迁成本150元,供电增容费每平方米200元,供水增容费每平方米30元,还有通邮费每户1400元,等等费用全部加起来不会超过每平方米成本3500元,可是开发商把售价卖到每平方米15000元还说没钱赚,为什么?因为上面的计算里漏了计算潜规则的成本!
政府拿了出让金以后并不是全部用来提高自己工作人员的待遇,还拿出大部分用于城市的建设,可惜的是为官一任时间太短,责任也太短,地方首长政绩最大化因而也就浮于表面,没有人笨到要为当地长远发展规划,为下一任首长作嫁衣裳。毕竟现在的地方首长和古代的世袭采邑制不一样,这一点倒有点像前几个月闹出惊天大事的美国金融精英一样,做好一年就拿一年的好处,明年?谁管呢。于是高楼一幢幢地站了起来,但下水道却没人跟进,因为那玩意不到下雨天是没有会人关注的,住户多了,电压和水压却小了,虽然供电局和园林绿化局都收了增容费。
城市建设当中还有一个弊病,就是政府的规划不作为,开发商拿到地皮后,作为商人理所当然地要把利益最大化,于是土地的建筑容积愈来愈大,大多数的高楼的独立的来看外表虽然都很美,可是把它们放到一块就显得很不协调,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整体的美。为什么?密度太大了。就拿我住的八楼来说20年前还是视野辽阔空气一般的,可现在无论我从东西南北四方向看全是高楼,尤其是南面的摩天大厦,距离我的阳台不足$2,非举头不得见天空,整个感觉好像是住在井底之蛙。在宅基地这种情况就更严重,那里的农民自建的九层楼俗称“握手楼”,就是形容两幢的同层居民可以隔窗握手的意思,这一点也不是夸张,而是实情,现实是由于前期规划上的不作为和相关法制的放任已造成了一个长久而无法愈合的伤口。
城市里的高楼愈来愈多,自然风就愈来愈小,广州前几年就荣冠了全球高楼最多城市的桂冠;再加上近些年汽车也愈来愈多,尾气也愈来愈浓,高楼阻碍了自然通风,废气难以散开,大都都聚集在城区上空$2以下,形成了大城市特有的阴霾华盖。既得屁上去了,可是城市的空气质量却下来了。小时候我站在白云山顶可以看到阳光下金色的珠江和河南赤岗塔,甚至能朦胧地看到番禺那边的丘陵。但现在能看清楚$2外的天气全年也没几天,只有到了夜晚才能看到远处的灯光,也只有到了夜晚才显得这座城市的华丽,可是华丽之余又有点怪异,远处的路灯光竟然会比近处的红,可爱因斯坦描述的红移是因为光源飞快地远离我们而去啊,怎么我们广州$2外的路灯会比$2外的要红?原来还是阴霾在作怪,它吸收了光线中的短波成分,留下了红强紫弱的夜景。今年春节市政府在白鹅潭上施放的烟花,花了几百万,这里面有我的钱,我当然要去欣赏了,当时我在海珠桥的东侧,清楚地感觉到烟花爆炸的震撼,花了我的钱,让我在听觉上有感觉,值!可是奇怪的是:所有的烟花几乎都是红色的,不是鲜红,也不是火光四溅的那种红,而是像是木炭将要熄灭前的那种红,我所站的位置距离燃放点不过$2左右,才$2就让绚丽多彩的焰火变成余火尚在的炭炉,这本来属于我的视觉享受被谁偷走了?
圈地、炒地皮,政府的越位行权和开发商的有恃无恐早已是罄竹难书的故事了。可问题是政府拿了这怎么用?如果拿了出让金用来建设公共工程,相信大家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意见。建一个小区理所当然地会加大公共设施的负担,如电力通信供捧水等,可前面的电力通信供水等全是自己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半官方企业,他们有权创造性地发明了增容费、初装费等名堂,就好譬一个获得了专卖权的商人要求顾客为它修建好商场它才卖货一样,而且这个商场它是不会把它当作顾客的投资的,即使某天顾客选择了不再买它的商品了,它也不会把商场的建设费退回给顾客,这种掠夺技巧当然属于世界首创。可问题排水系统就不是一个关注的东西,政府不投资开发商当然不会主动完善,尤其是一些特定的农用地,乡镇把土地给划走了,农民在拿到自己的那点补偿金后就在宅基地上建起了一幢幢准商品房,原来一个村子只有常住民两三千人,但现在同样的一块地皮上高密度的住宅楼里外来租赁的常驻客一下子超过了七八万,可政府又不愿出资为他们建设排水系统,他们就自建,没有政府的准排口,就直接排到河涌里,把城市的河涌当作下水道。还有一些偏远的村镇农民建房为了省钱化粪池和下水道都没有底,只两块立板和一个盖,生活污水水从土壤里直接渗到地下的水循环系统,现在整个广州的地下水已经被严重的污染了。
综上所述,房地产不但是开发商的摇钱树,也是政府的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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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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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问题在课堂里没有几个老师会想讲过,也没有几个学生会想问过,这就是:中国到底值多少钱?我拿这个问题去请教经济学的$2教授,他立即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我算“既得屁”,我不耐烦地说:“拜托您别算了好不?国土的价值岂是‘既得屁’能够表述的?假若一座荒岛‘既得屁’为零,可它价值决不会为零啊!所以说,在这儿‘既得屁’只能作为加数,而不能作为系数。”
“是啊,这个岛算上周围的$2领海权可真是一个无价之宝啊。”$2教授肯定的说完后,略一停顿又反过来问我:“假若这个岛上发现了总蕴藏量为10亿美金的黄金,可是开采难度很大,在三十的的时间里要花掉9亿美元以上开采成本。你愿意开采吗?”没等我回答他又说道:“可是一个外国商人想用3亿美元买我们50年的开采权,你卖吗?”他盯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不卖”我答道。
“可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会卖,这3亿美元可是他们引资的政绩”$2教授接着说“外国商人买了这小岛并不是自己来开采,而是在沿海建一些豪华别墅,让世界各地的富豪们来岛上渡淘金假,也许一年光从游客身上的收入就超过5亿美元。”
中国值多少钱?这个问题看似大而混,其实弄懂了这个问题就弄懂了现代国家存在的意义。国家属于全民,个人的钱属于个人,可国家的钱呢?老有人以为国家的财富就是那点税费收入,持这种观点不是真的不懂,就是故意在装疯卖傻为暴利集团公然侵吞弱势群体的利益散布理论迷雾。相当于人类而言最重要的基本财富是空气、水、阳光和大地,这些基本财富的所有权平均属于每一个作为个体存活的人,每个人只有权使用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如果用多了,侵占了或污染了属于别人的那部分,理应要向受侵害的人作出补偿(在西方这种补偿体现在税收法源上的“罗宾汉“精神)。富豪和其豢养的精英故意向广大弱势民众隐瞒这条天下第一的公理,其目的就是为了尽量避免和延缓有人依据这条天下第一公理向他们提出:他们在生产活动和娱乐交通中多消耗了属于大众的基本财富而没有向大众作出合理的补偿;他们甚至污染了属于大众的基本财富而没有向大众作出道歉和赔偿。请他们停止或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污染,并向其它没有多消耗基本财富和没有污染的大众负起他们的社会道义,缴纳家庭所得税,而不是像现在的做法和普罗大众一块交纳所得税和人头税的混血税。
人是一种经济动物,而促成经济行为的内在动力则是人的私利企图心,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私利企图心遭到压抑和鞭挞。到了今天管理层对经济行为的限制已经愈来愈宽松了,人们的口袋里有了钱,04年前不断地听到经济大师们说要赶老虎出笼,可是中国的国人硬是吝啬,不管经济大师怎么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就是不肯投资于金融市场,难道国人只是在躲避金融市场的风险?这样讲太扯了吧?国人好赌,世人皆知啊,没道理等外资抄了底才自己上的啊,这一点从07年股市在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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