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開嶺：烏托邦的變種——讀喬治·奧威爾《動物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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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作家。生于英属印度殖民地，1922年起，在缅甸任帝国皇家警官，因对殖民政策不满，1927年辞职回国。1933年发表处女作《巴黎和伦敦的落魄生活》，陆续创作小说《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让叶兰在风中飞舞》等，反映底层人的挣扎。1936年，为支持反法西斯事业，奥威尔携妻投身于西班牙内战，在阿拉贡前线作战时，咽喉被子弹射穿。后因不满苏共操纵，回到英国，创作小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9年，二战爆发，加入国防市民军。
凭借对苏联体制的长期观察，加上亲历体验与思考，奥威尔分别于1944和1948年完成了最重要的政治隐喻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
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他说：“我的出发点是因为我总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个人意识……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其《1984》，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被后世称为反政治乌托邦三部曲。
1950年1月21日，因肺病加重，奥威尔大量吐血而死，年仅47岁。很巧，这天也是列宁忌日。
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
一个骑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
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
乞丐们换了位置，但鞭打依旧。
——叶芝《伟大的日子》
我为什么写作
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道：“我的出发点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表达愿望。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并没对自己说：‘我要加工出一部艺术作品。’要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该做的是把我天性的爱憎同这个时代对人的要求结合起来。”
基于如此信念，奥威尔成为了20世纪重要的人道主义作家。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尤其受到了被影射国家的人民的重视和尊敬，他成了几亿沉默者的代言人。
《动物庄园》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矛头直指当时的苏联。1936年，作为志愿者，奥威尔携妻奔赴西班牙战场，在阿拉贡前线，法西斯的枪弹射伤了他的喉咙。在与俄国同志并肩作战期间，他目睹了苏共清洗“托派”、株连无辜的残酷，开始反思这个曾给予他激情的红色政体。“我从西班牙回来后，一直想通过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直到有一天，我见一个男孩鞭打一匹拉车的马……这使我想起，若这些动物知道自己的力量，人类就无法控制它们……我开始用动物的观点来分析这个世界及其面临的问题。”（《动物庄园》序）
“老上校”是曼诺农庄中德高望重、最有智慧的一头猪。某天深夜，它做了个梦，梦见动物摆脱人类奴役后独立生活的场景……它激动不已，决定把这个梦连同一生的思索都告诉同胞：“人是唯一只消费而不生产的生物。我们所有的劳动果实都被人类窃取了。同志们，事实很清楚：人类的暴虐是我们生命中所有罪恶的根源，只有摆脱了人类，我们的劳动成果才真正属于自己。一夜之间，我们就会变得富裕而自由……要团结起来，要彻底联合起来，所有的人都是敌人，所有的动物都是同志！”
3天后，“老上校”平静去世，其遗志很快变成了动物们的实际行动。它们轻易地（连它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赶跑了主人琼斯先生。领头的是3头最聪明的猪：“拿破仑”、“雪球”、“史达勒”。它们宣告了曼诺农庄的寿终正寝和“动物农庄”时代的开始，并把“老上校”的遗训发扬光大，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命名为“动物主义”。（“老上校”的逝世，令人联想起普列汉诺夫、列宁等先驱。而“拿破仑”和“雪球”的貌合神离，恰似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
“动物主义”无疑是对“人间”的一次伦理暴动和精神起义。对动物来说，犹如一部乌托邦纲领和誓师宣言。
“动物庄园”从在“老上校”脑海里闪亮的一刹那，便罩上了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其命运不难猜测，正如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试验，虽激动人心，但很快破产，因为一旦实施，即遭遇人性的棘手难题：私欲和利己本能，分工和劳动力差异对分配的诉求，管理和役使所产生的特权、平均主义引发的惰性和低效……这些都是设计图纸上没有的，而一旦增补了该内容，无异于重返现实社会。
从人文角度看，乌托邦本身是纯真、清白的，它倾注了理想主义者的烂漫心智和梦幻才华。许多思想大师，都在乌托邦的泥模上留下过指印：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洋岛》，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法朗吉”“和谐公社”，甚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在诸多细节上都闪烁着乌托邦的光芒。
王尔德说过：“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顾的。”
问题在于，竟有人急急地按图索骥、照梦施工，且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仰、伦理的全方位、体制化施工。乌托邦不再是梦了，成了威权、暴力和主义纷纷染指的母体，成了政客、集团、阶级、投机者各取所需的一块肥肉，最终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
不仅是工序和技术出了问题，或许“梦”的施工本身即错了。乌托邦的最大意义，在于它遥远的瞭望感和海蜃特征，在于它理想主义的诗性、浪漫、想象力的自由与极致，在于它以未来和完美为制高点——对当下时代的挑剔、苛求和警告。作为生活模型，除了社会学，它更掺含了童话材料和艺术逻辑，所以，对它的消费应以阅读和收获启迪为主，应保持精神消费的习惯。反之，一旦对其实施政治移植和国家生态的复制，它即成了咆哮的野兽，从人文走向政治，从相对主义走向绝对和极端，从温情走向专制与暴虐。
《动物庄园》的锋芒所指，并非纯粹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实际的乌托邦变种、一团急剧膨胀的恶性政治囊肿——它的成因、性质、构造、游戏方式、运行逻辑……正像作者说的：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注意！
从“老上校”到“拿破仑”，堪称一个君子设计、小人施工的过程，亦是从乌托邦到“乌托邦变种”的历史。后者以乌托邦的名义做社会动员并获得胜利，然后露出狰狞、背叛许诺……于是，高蹈的理想主义沦为了世俗的权力经营，圣经般的救世主义变成了赤裸的专制威权，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暴力繁殖出更大一轮的不平等和更高效的暴政。
大革命的田园诗，何以成了铁丝网中的放牧？
三位一体
宣传、暴力、顺民——乃现代专制政体最重要的构件。
小说中不难看出，维系“拿破仑”统治的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框架。
首先，意识形态宣传。
担司这一要职的是一头叫“史达勒”的肥猪：圆圆的双颊，闪亮的眼睛，行动敏捷，声音尖锐，擅长演说。“遇到难题时，史达勒会跳来跳去，并且挥舞那具有煽动性的尾巴。其它动物都说，史达勒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拿破仑”正是在这位军师的辅佐下，导演了一幕幕偷梁换柱的政治把戏。
“史达勒”的狡猾、凶残和为虎作伥，很容易使人想起斯大林麾下的日丹诺夫、雅果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它像个挥舞咒语的魔法师，凭三寸簧舌，为主子传达旨意、解释政策，扮演着宣传部长兼内务部头子的角色，成了“党内3号人物”。正是它，把“拿破仑”吹捧成“伟大”，把猪享受牛奶水果诠释成“尽义务”，把大饥荒说成“经济调整”。还是它，趁月黑风高将墙上的旧标语逐一篡改，完成着一次次的政策撒谎。
其次，专政力量的存在。
一开始，读者或许替小说担心：专制无不依赖暴力的支持，而庄园中的“拿破仑”只是一头猪啊，在体格和武力上，笨拙的猪显然不够强大。这也曾是我的担心，但奥威尔轻易解决了。
“拿破仑”说，教育年轻一代，比为长大的一代做任何事更为重要。干草丰收后没多久，杰西和蓝铃分娩了，生了9只强壮的小狗。那些小狗才刚断奶，“拿破仑”就让它们离开了母亲，说是要亲自担负教育小狗的责任。“拿破仑”把小狗带到阁楼上，让它们与外界隔绝。不久，大家便忘了庄上曾经有过小狗。
读到这，我似乎预感到什么。
果然，当“拿破仑”和“雪球”在动物大会上怒目相向、剑拔弩张之际（这轮交锋的输赢将决定党内的最终权威），怪事发生了，“拿破仑”站起，以怪异的眼光盯了雪球一眼，突然，它高声叫起来，大家从未听过如此凌厉的尖啸……这时候，外面传来可怕的狗吠，9条年轻的大狗，系着嵌了铜钉的项圈飞快地冲进来，笔直地向“雪球”扑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雪球”从此消失了，就像托洛茨基一样。
9条狗的出场，象征着暴力机关的诞生。这也是“拿破仑”政治生涯的拐点，从此，“拿破仑”去哪，狗便去哪，既是锦衣卫，也是屠宰机，只要主人对谁撇撇嘴，狗们就疯狂地冲上去，将之撕成碎片。庄园里谈狗色变，一听到犬吠声，动物们即哆嗦不止、噤声不语。
和“雪球”相比，“拿破仑”在能力、演说、修养、品格等方面都逊色得多，但成了胜利者，为什么？显然，它比对方更懂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更知道嘴皮子和枪杆子谁更厉害……“拿破仑”对狗的塑造也颇具眼光，就像把蛋从母鸡身边取走，取缔亲情和血缘，自己亲手豢养、调教，封闭式管理，确保“军队”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对武装力量和秘密警察的掌控，向来为专制所必须。
最后，那些被称作“羊”的顺民。
它们是社会上被归于“绝大多数”的那类，换句话说，即最广大最基础的人民群众。无论发生了什么，它们只会重复一个“阶级斗争”口号：“四条腿者（动物）是好的，两条腿者（人类）是坏的……”它们没有脑子，没有独立判断，只会闷声闷气地“咩咩”附和。它们善良平庸，胆小怕事，精神慵懒，心智鲁钝，除了乞食和低效的工作，别无他求——这样的的温驯、愚忠、忘我、恭敬，乃典型的顺民和臣民特征。可以说，在动物庄园，没有这种集体主义的匍匐和催眠曲般的“咩咩”声，“拿破仑”什么也做不成。
祭牲
最可悲的是一匹叫“巴斯克”的老马。
它正直、敦厚、勤勉，是动物中最具美德的一位。它爱憎分明，理性上却近乎失明，自从被“解放”之后，它便像获得了新生，工作上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堪称最大公无私、最具奉献精神的“劳模”。
巴斯克不像是一匹马，倒有点像两匹马。有时候，它那有力的肩膀担负起整个农庄的工作……总是出现在最艰苦的岗位上。它和一只小公鸡约好了，每天比别的动物早起半小时……它对每个难题、每桩困难的答复都是：“我会工作得更努力！”——除了这句口头禅，它还添了个座右铭：“‘拿破仑’总是对的！”
即使后来，“巴斯克”目睹了“拿破仑”脚下堆满动物尸体，它虽一度陷入不安和哀伤，但很快便“端正了思想”，说：“这一定是因为我们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在我看来，唯一方法就是更加努力工作。从现在开始，每天早上，我要比其他动物早工作一小时。”
最后，积劳成疾的“劳模”被抬上一辆外来的货车，虽奄奄一息，却还惦记着庄园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它哪儿会想到：这辆由人驾驶的车，根本不是通向“最好的医院”，而是屠宰场！“拿破仑”早已和外面的人做了交易：它仅剩的那点骨头和肉筋，将用来换一箱威士忌。
3天后，“史达勒”哀痛地宣布：经抢救无效，“巴斯克”病逝于威廉顿一家医院。“那是我见过的最感人的一幕……一直到最后，我都守在巴斯克身边，它断断续续地说，‘前进，同志！为了反抗运动而前进……动物农庄万岁！拿破仑同志万岁！拿破仑总是对的！’这就是它临终的话，同志们！”
（这些细节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苏联的一些内幕。比如将被谋杀说成“不幸病逝”、把病逝说成“被残酷地杀害了”，用死人对付活人，是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曾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伏龙芝，本来只患轻度的胃溃疡，却被领袖劝上了手术台，结果因过量麻醉而死亡。与此相反，古比雪夫、明仁斯基明明是病逝的，可到了1937年，党突然又宣布是被谋害致死。）
对于“巴斯克”，你只能痛心地承认：这是个被异化的生命，它最大限度地被权力和神话政治榨干了，从肉体到精神。一个“新社会”祭坛的殉牲！
（在一个高度专制和集体价值观的时代，谁能摆脱被利用的阴影呢？连高尔基这样以批判理性著称的“俄国良心”，生前死后不都被充分利用了吗？不仅被召去为集体农庄和劳改营唱赞歌、替臭名昭著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作美文，就连他的死，也被考证出一桩医学谋杀案和大批反革命分子来。）
和羊们的集体无意识不同，孺子牛“巴斯克”属信仰的悲剧。
我想起了唐晓渡在剖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时，关于“新纪元神话”的一个大致说法——
“革命胜利”这一标志事件，往往使人感染上一种对时间记忆的狂热症：由于充满了紧张的期待，“新”很容易被感情化；由于标定了“前方”的维度，“新”不可能不被事先注入价值。既然“光明在前”，未来即是希望，朝向未来的现实当然也具有了非常的涵义。惟独过去成了一个负责收藏黑暗和罪恶的包袱……于是人们就有充分理由不断宣称自己正面临一个“新时代”、“新世界”、“新纪元”。这种对时间制高点的占领，同时意味着对价值制高点的占领。时间神话与主体的自我神话密不可分。每一个类似的宣言都在无意识地重复着同一信念：我们属于未来，我们不属于过去！我们属于光明，我们不属于黑暗！（见于《时间神话的终结》，原载《文艺争鸣》1995年2月号）
由于自己是迎接和创造“新时代”的一分子，所以，赋予“新时代”的意义和光环越多，就越能间接地支持和肯定自身存在。同时，为了避免生命价值的流失，人便产生了一种微妙心理：自觉为时代的崭新与伟大辩护！任何怀疑现实的念头都会被强行抑制，任何政治信念的动摇都会令己羞愧。
“巴斯克”正是“新纪元神话”的榜样载体，所以对庄园发生的一切，它只会用“往好处想”的逻辑，它不忍怀疑、不愿看到——这个有生之年等来的“新社会”——其意义被消解和颠覆。对它来说，肯定总比怀疑好，长梦不醒就是幸福。
荒诞的标语
故事进程中，你会觉出庄园里有一棵隐蔽的政治旗杆：油漆标语。
标语的修篡，无疑是“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一个标志。如同温度计的汞柱，它昭示着红色乌托邦的升腾与坠落、量变及质变。
动物庄园诞生（革命初成）时，“拿破仑”“雪球”等几位“党的头脑”曾把“动物主义”阐发为通俗浅显的“七诫”：“凡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凡四条腿走路或有翅膀的，都是朋友”；“动物不可以穿衣”；“动物不可以睡床”；“动物不可以喝酒”；“动物不可以杀其它动物”；“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这算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了，也是保证革命胜利的法宝，属于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它的变化，折射着这场乌托邦运动的轨迹和命运。
以“拿破仑”为首的猪集团，恰恰是自己纲领的背叛者，那些“不可以”被它们率先颠覆了：偷试主子衣服——对动物大开杀戒——学会喝酒——偷偷开始睡床——恢复旧主人的一切做派，操起鞭子……于是，从某天起，墙上的标语悄悄变了：“动物不可以喝酒”成了“动物不可以喝酒过度”；“动物不可以杀其它动物”成了“动物不可以毫无理由地杀其它动物”……奇怪的是，大家皆无异议。它们仿佛被催眠了，遁入了“集体无意识”。历史和记忆被现实杀死了。
除享用别墅、牛奶、苹果、威士忌等特供，“拿破仑”还享受起了个人崇拜：它生日那天，要“鸣枪致敬”；第一座风车被冠名为“拿破仑风车”；“如今，动物们已不再称他为拿破仑，而是‘我们的领导，拿破仑同志！’”；“你经常听见一只母鸡对另一只母鸡说：‘在拿破仑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在6天内产下了5只蛋。’或两头母牛在饮水池旁大声喊：‘感谢拿破仑同志，这水在它的领导下味道多么甜啊！’”
最后，记载“动物主义”纪律条例的墙壁上，字越来越少，只剩下孤零零的一行：“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一些。”
是啊，一点也不奇怪，即使猪把琼斯先生的衣服从柜里拿出来穿上时，其它动物也不觉奇怪了。“拿破仑”自己则穿着黑外套、猎狐装的马裤、皮绑腿，它最喜爱的母猪穿丝绸睡裙，而这，是从前琼斯太太常穿的。
养尊处优让猪一个个肥胖无比，有的是五层下巴，有的是四层……还有更让动物吃惊的事：有一头猪竟尝试两条腿走路；“拿破仑”的蹄子间夹着一根鞭子……可惊愕是暂时的，很快即恢复平静，熟视无睹了。连那群羊的口头禅也变了，“四条腿是好的，两条腿是坏的”成了“四条腿是好的，两条腿的更好！”它们彻底忘了曾说过什么。而“拿破仑”们在改标语时，也向群众解释说：它们从来就是这样子的，党并没有改变过什么，党是以一贯之、说话算数、从不动摇的……群众竟深信不疑，它们只会怀疑自己的记忆，绝不会——不愿也不敢怀疑到党的头上去。
正应了奥威尔在《1984》中赋予权力者的一句话：“谁控制着现在，谁便控制着过去。”
斗争真相
故事的结局竟是猪和人一起举杯共饮的场面（这是“老上校”做梦也想不到的）。“你们要对付你们的低等动物，我们也有我们的低阶层要对付。”听了人的妙语，“全桌子的猪都大笑起来”。这句话泄露了人间和动物庄园的最大秘密，道出了权力者的共同心声。基于此，猪和人成了友邦。
有12个声音在愤怒地吼着，那些声音似乎都一样……争吵的原因是打扑克时，“拿破仑”和帕金顿先生同时打出了黑桃。
革命者和纲领中的敌人握手言欢，一个权力重组和利益瓜分的仪式完成。这抖落了乌托邦变种的最后真相，宣告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破产。
历史，以悲剧开始，以闹剧收场。
关于阶级斗争和权力的历史循环，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讲到：“自有史以来或新石器时代以来，世上的人已分成了三大类，即上中下三等……这三类人的目标是完全无法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保持本来地位；中等人欲取上等人而代之；下等人因为终日做工，无暇去想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整部历史，就是一场本质相同的多次斗争史……在推翻上等人的斗争中，中等人把下等人拉在自己一边，扬言要为自由和正义而战。当中等人的目标实现时，便把下等人一脚踢回之前的奴隶地位。同时，中等人分成两派，彼此再开始争斗。在这一系列斗争中，只有下等人的目标从未实现过，即使暂时的胜利也没有。在下等人看来，如果历史有所改变，也不过是改朝换代。”
在动物庄园，以“拿破仑”为首的猪集团正是这“中等人”，琼斯先生乃被推翻的“上等人”，其它动物则是“从未实现过其目标”的永远的奴隶。
动物庄园像一座盆景，浓缩了苏联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态和政治变脸：从集体化运动到大跃进建设；从平均主义到搞特殊化；从集体领导到个人独裁；从暴力征服到精神控制；从异党斗争到同党倾轧……（“拿破仑”和“雪球”这对党魁，在革命胜利后关系急剧恶化，相互攻讦、彼此谣伤、拉帮结派，直至反目成仇——很容易令人想起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些昔日同志间的恩怨。庄园一次次对“鸭鹅”的审判和处决，明显影射了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和不同意见者的大清洗。）
圣徒发明了乌托邦，却将之交到了一群恶棍手上。
面对《动物庄园》，你实在想笑，可又笑不出。它是喜剧下的悲剧，笑声中的眼泪。
就像世上的某些药丸。
糖衣之下，埋藏巨大的苦和痛、罪与毒、梦魇和耻辱。
200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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