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湘怀人

        母亲七岁就来父亲家做童养媳，为谋生计在一家鞭炮作坊做帮工，不幸遇火药爆炸将左腿炸伤至残。大姐说母亲的腿虽然残疾却很能干，曾经担任过妇女队长，当过接生员，后来脚力吃不消才退下来的。但从我记事开始，就没见母亲的腿有伸直过，连睡觉也是弯曲着的。从胯部至脚趾满是被烧伤后挛缩的疤痕，皮肤哑白无弹性，小腿以下特别细瘦，膝盖后面找不着腘窝。一溜十多公分长的肉瘤大小不一菌苞一样形成一个无规则的椭圆状把腘窝堆挤得凸出来使腘部比大腿还粗，中间可见到血红的肌肉，肉瘤如石头一样硬，在表面老是形成结痂的肉芽。母亲隔不上几天就要用一只烂衫袖蘸上滚热的水敷上一功夫，待肉芽痂稍软一点再用剪刀将硬头痂剪去一层。

母亲裤子的脚口与裆部一样宽，剪肉痂时裤管卷到大腿以上，大多是白天忙活，晚上把我们都安顿后再剪肉痂，她最怕在她动剪刀时我们瞅着剪刀转。年幼好奇，我老是偷偷蹲在她屁股后面，瞅着她的剪刀从肉芽这边修到另一边，每剪一坨肉痂，母亲就把剪刀在水盆里划几下，粘在剪刀口上的红黑色腐肉渣渣就散落到水盆里。所有肉芽痂全部修完，再用稀释的ＰＰ粉水冲洗，蘸干腿上的水渍，将准备好的消炎粉慢慢向肉瘤中间撒，我趋近一看原来有一个小洞洞看不见底，五克一包的消炎粉可容两包。这个洞洞与一个小“泉眼”连通，就是父亲所说的被炸断的主脉管，主脉管和周边的微型脉管仅靠一层很薄很嫩的皮膜蒙着，若不小心皲开就会血流如柱。母亲撒完消炎粉，又在那些紧挨肉瘤的皮肤上抹一层凡士林油，再敷上药纱布，纱布每次要垫棉裤那样厚，绷带缠的面积占去腿的三分之一。包扎完，母亲还要用双手捧着脚上上下下抚摸很久，我也伸手去摸，脚冰凉冰凉。到了下一次换洗，那些纱布绷带上几乎又都浸满了斑斑驳驳的污渍或血渍。 　　 

         母亲的脚在父亲生前已经治疗过多次。最让母亲难忘的是文革期间，父亲带她去长沙一家医院做植皮手术。那天母亲已被推进手术室，正在这时一伙人持枪冲进医院，枪声响过，就有人倒在了血泊中。父亲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复员后一直在本县从事公安工作，任政法部部长，腰间经常别着两支手枪。机警的父亲迅速把母亲带离医院。夺枪的风浪很快就涌到乡村，手术没有做成虽侥幸逃过一劫，可回来刚前脚进门后面就传来枪声，父亲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赶忙钻后门逃命。追来的人闪电间就进了屋。没找到我父亲，他们一拨人继续追寻，另一拨人就在我们家找枪。除了墙上的毛主席像不敢动，其它家什都被抄得底朝天，而早闻风声的父亲在风浪到来之前就把枪藏进墙洞，再把毛主席像表贴上面。枪是找不着的，但父亲也不敢回家，在外躲躲藏藏直到风浪平息。儿时听到母亲讲关于父亲的事不是打仗就是抓嫌疑犯审案子。可我的记忆中，父亲每年过年前回家，除了召集几个儿女开一个家庭教育会，清早起床后是看不到父亲的。这对于我似乎不关重要，欣喜的是能嗦到父亲买回来的猪骨头。母亲将猪骨头洗净放锅里熬，熬好的骨头汤从来不会让我们马上吃，而是待骨头汤全部冷却，将汤面结出的那层白色油膏轻轻捞出装进油罐后，再将骨头一分为二。又将切好的萝卜倒进骨头锅里再熬，这就是大年三十的团年宴，大年初一又将匀出来的另一半骨头再炖一锅萝卜，这就过年了。父亲的工资是全家的生活支柱，我们七兄妹中，除哥哥读到高中，上面三个姐姐都没念过书，即使在70年代，我们下面三个也没有一个读完初中的，弟弟只念了小学五年。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有猪骨头打一顿牙祭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母亲为了节省后来再也没有上过医院，一年四季靠纱布绷带和药物维持。几个姐姐几乎都是带到十多岁就嫁了，父亲长年奔波在外，母亲便是家里唯一的主心骨。年幼时我经常跟在母亲身边做“帮手”，有时在地里劳作，无意间瞟见她腘部的裤管有一大块深于裤子的颜色，平常的“经验”告诉我，母亲的伤口又出血了。一心忙活的母亲这时才醒过神来，她立马停下手里的活，脱下上衣将伤口缠紧，再拄着杖一跛一跛颠回家。于是，裤管和满脚盆水又都被染红。就这样日日年年，伤口渐渐扩大，腿上的绷带越缠越多。

         1979年，自卫还击战打响，哥哥放弃继续读书的机会又穿上了戎装。那时母亲正因病卧床，她也知道边境发生了战事，但不曾料想还在念书的哥哥也要去当兵。抗美援朝时，父亲第一天到部队第二天就上了战场，母亲带着幼小的大姐不知担下了多少牵挂。哥哥这一走是否也要上战场？但母亲没有阻拦，只是暗暗抹眼泪 。

         哥哥当兵以后，农村责任田到户。刚步入少年的我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不能下水田的母亲总是把干岸上的活揽着。家里有几亩茶园，采茶季节一到，也正是春耕忙的时候，我跟着邻居大伯学做田里活，母亲天未亮就摸起床，煮好饭，一只篮子一根拐杖早早的就进了茶园。母亲是不适宜室外劳作的，那只伤残的脚常常会给她惹来不少麻烦，进园子不久，蚂蚁、蚊蝇就寻着伤口的血腥气爬到她的脚上去。这时，母亲就便扯把草将裤口扎紧，任凭那些小精灵在裤管外面肆无忌惮地爬来飞去。时间久了，那些小精灵还是能找到突破口，母亲每次回来，脚上总会增添大片大片被蚊叮虫咬的坨坨点点，腘窝部的裤管上也总是一大片脓水浸出的渍痕，有渍痕的那一片干硬干硬，散发出腥臭味。后来，母亲干脆缝一个塑料筒管，把那条腿整体打包，不让那些小精灵嗅到腥臭气，再在身体多处抹些清凉油，这样就可以自自在在干活了。

         经常跟着母亲去砍柴，遭遇黄蜂是常有的事，母亲只能连滚带爬逃避黄蜂的倾巢攻击。我被黄蜂蛰过好几次，五脏六腑都发麻，针扎一样痛。但母亲跛着脚根本就逃不过，受伤害的部位多。可也只是抹点雄黄大蒜油了事，好几天仍是眼肿鼻子粗的，但家里家外的事依然照做不误。

         居家过日子离不开撩针补线。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很细致，我们穿的衣服几乎都来自母亲的手工。秋冬季农活少，母亲就把穿破了的衣服清出来教我打补丁。“爹有娘有还要自己有，丈夫有还隔着手！”这是老辈们教化子女自强自立的道理，母亲也是常挂嘴边。教我将穿不下的衣服拆了再缝上，从中摸索裁剪诀窍。后来,我的裁剪缝纫居然也能混几个油盐钱。每当有乡邻送布料做衣服，母亲招待完客茶，就坐下来帮我打扣洞钉扣子。也有帮忙不收工钱的，在母亲眼里，不取报酬不为吃亏，重要的是看着女儿在成长过程中怎样学会做一个能持家料理，待人处事的贤惠女子。在农村，没有一技之长一辈子就只能挑肩压膀与泥巴打交道，有门过硬的手艺多少可以减轻部分经济负担。母亲一年四季几乎没有闲的日子，季节不同，忙的活也不同。每年端阳至中秋乡邻用蚊烟的比较多，蚊烟条是母亲的拿手货。一个漏斗、一根通条、一卷毛皮纸、锯木屑、硫磺......蚊烟灌好后再在封口处涂上引子药，晒干，卖给乡亲熏蚊子。 “败由奢懒起，富从勤俭来！”这就是母亲经常教育我们的持家法宝。

         责任田到户不久，国家政策允许私人转包田土。不种田了就去外地打工。那时进工厂不受年龄限制，只要能做事就行。1985年，经一位亲戚介绍，我来到长沙一家毛巾厂做了一名纺纱工。闭塞的山村里我是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女孩子，在乡邻们看来，进工厂拿工资就有出息了，就给家人脸上长光了，乡邻总是夸母亲有福气。每逢轮休回家，母亲总是乐得忙上忙下，煮当归鸡蛋，把晒干的米饭和豆子炒得烹香，磨成粉让我带上。返厂时，母亲就要拄着拐杖送我一里多路程，还不停地嘱咐：翻了身不要忘了本啊...不要舍不得吃啊...十四五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多吃点......”然后踮着脚看不到我的影子了才转回身去。

        自古以来，无论为官为民，或贫穷或富贵，日子过得清淡不要紧，平静安稳才重要。1988年，接踵而来的灾难把我们一家掀入了无底深渊，原本平静的日子顿时被搅得宁无生息。父亲脑溢血去逝，去逝前，四个姐夫中有三个姐夫或因公遇难或病侵丧生，四位亲人霎时阴阳两隔，丧亲之痛如一把把利刃脔刮着母亲的心。父亲去逝后给我们留下的唯一遗产便是抗美援朝军功章和从事公安工作时连续多年的省劳模荣誉称号。公安部来吊唁时看到当时的情景才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原来，父亲从政几十年，虽“大权在握”，却从未向组织提及过自己的家境及子女情况，母亲也从未向父亲唠叨过要求为子女们谋条出路。四五十年代贫农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们当年的住所还是父亲抗美援朝时在一次战斗中失踪部队把他列入烈士传到家乡，当地政府把一座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寺庙拆了按烈属给母亲建的。父亲在部队是侦察班长，那次战斗中“失踪”原来是摸入了敌区并立下战功，复员回来后仍就住在这座房子里，历经几十年修修补补已经破损不堪。家里的凄凉景象和困顿现状令所有参加吊唁的领导同事潸然泪下，他们给躺在床上的母亲行了一个军礼，并当即拍板，解决我和弟弟两个未成年人的商品粮，享受抚恤到年满十八周岁。同时也把我母亲转为了非农业户口，按月发放一定的生活费，直到终老。这是件令人欣慰的事，但我那时并不理解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有什么性质上的区别，当姐姐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几姊妹搂作一团抱头痛哭，拉着我和弟弟一齐跪下给领导行叩谢礼，直到他们把我们一个个从地上拉起来。他们又问我母亲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组织上一并解决，母亲摇摇头，惟一希望便是能允许把父亲按乡俗土葬。

         也许受父、兄影响，弟弟改写了年龄，又于1989年入伍广西法卡山，开始了他的戌边生涯。我搀扶着母亲也挤进了送行的队伍，当新兵车徐徐启动时，母亲突然甩开我，拄着拐杖不顾一切颤巍巍地向新兵车颠去，我看见弟弟第一次流下了男子汉般的眼泪，同时，又一次看见母亲的眼泪也在无声地汩汩流淌，车子走远了，母亲仍一手拄杖，一手搭凉棚翘首目送着最后一点车影。太平年了，没有战争，可母亲望着远去的弟弟仍久久地伫立原地，如一尊雕塑！

　　母亲生命中的三个男子汉原本都可以呆在她身边挑起家庭的担子，当他们一个个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母亲惟一能做的便是默默的期盼和沉重的付出。母亲一手拉扯大七个子女，子女们都到刚能帮她的年龄时却又都离开了她，我无法看清大地奉献粮食的全过程，却能感受到母亲生养哺育我们所付出的艰辛 ！

 亲人一个个离去，沥不净的辛酸和泪水使母亲整日里展不开愁容，弟弟走后不久母亲已完全瘫痪。哥嫂很少回家，家里人越少越是感觉戚静，尤其看到那些黄黄绿绿斑剥不堪的琉璃瓦闪着刺眼的寒光，阴森可怖，失去的那些亲人一张张不同表情的面孔时时萦绕在眼前，好像自己就是这个破庙里的菩萨，一些不散的阴魂时不时敲门造访，使我们天天过着惊魂不定的日子。一个违愿的念头令我作出了仵逆的抉择：离开这座鬼庙！于是我带着母亲来到岳阳一家工厂开始了打工生涯。把母亲安放在单位附近的一家医院门诊接受治疗。几个月时间，母亲的腿就有了起色，腘窝部十多公分长的伤口愈合得只有指头大的小口子，不久就弃杖行走了。后来我也转为了单位的正式职工并成了家，母亲爱和楼下楼上的婆婆们聊天，总是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女儿女婿让我享清福了！母亲以前拄拐杖时没有串过门子，不依赖拐杖走起路来虽然还有点跛但精神爽爽，她把农村那些串门子的习惯又搬了出来，家里成了婆婆姥姥和小媳妇的聚集场所，母亲也常常把姜盐豆子芝麻茶熬得喷香端出来招待。看到母亲忙这忙那，我虽然有些于心不忍但更多的还是替她高兴。被这条腿折磨了五十多年，苦难总算熬到头了，想怎么乐就让她怎么乐吧！可是，命运总是喜欢在你安稳快乐的时候给你开玩笑。1994年，又一个突来的变故似乎给母亲的生命下了注脚，娘家嫂子又不幸遭遇车祸，丢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母亲全然不顾大家的劝阻，毅然放弃继续治疗的机会回到了农村老家，又把她不多的余热潜心温暖着年幼的小生命。

母亲腿上的伤口因直接连着主脉管，只要伤口感染就容易引发脉管炎，全身疼痛，活动受阻。山区医疗不便，不到三个月，又传来母亲瘫痪的消息。因反复感染严重，溃烂面迅速扩大，当丈夫再次把母亲背进医院时，医院提出必须做高位截肢手术，我们把治疗方案告诉母亲，母亲却竭力反对，怎么也不肯接受。说这条腿几十年都熬过来了，就是死了也还能凑个数，在生脚就跛，死后还要短一截？就给留个全尸吧。没有做通母亲的工作，这便成为日后深深烙在我心里的一个症结。

         由于受慢性炎症长期刺激，伤口长时间剧痛，母亲饮食减少，营养不良，导致血运不足，身体各功能日渐衰退，骨髓炎等综合病症慢慢侵袭全身，医院诊断为综合症晚期，已是无力回天了。不久，母亲的左腿迅速隆肿，腘部溃疡面已长达五十多公分，流脓流水，散发着恶臭。上至胯部，下至脚踝，周边的肉芽组织不断肌化玻变，服下的水液大都通过溃疡部排出，一天很少有小便，流量多时，一米多的纱布叠起来包扎不到几小时就有分泌出的脓液流浸过垫布，纱布一拆开就有大量的脓水和着一股腥臭豁出来。后来，任何药物在母亲身上都失去了药理作用，溃疡面快速蔓延，比大腿还粗的腘部渐渐烂出了弯型轮廓，如一窝带血的“蜂巢”，蛛网状的血管也不断挛缩，一些肉芽和挛缩的血管或成堆或成线类似冰笋一样悬挂在腘弯，露出鲜红的骨头，一张参差不齐变了颜色的表皮吊在膝盖骨的外面......换药时再也无法清洗，只能将弄脏的纱布轻轻镊下再敷上新的纱布，渐渐地，溃烂处的肌肉慢慢干缩，流出来的水分也少了，敷在上面的纱布绷带必须先用药水浸湿再拆，每次取下纱布就有一层腐肉粘在上面，由于疼痛，母亲的身体一直抖个不停，我们还经常看到她蒙着的被子微微颤动着，但她从不哼一声，不知母亲是以怎样的毅力挺过来的。母亲的体重也快速下降，人干瘦干瘦，最后几次给母亲喂药，母亲总是用她无力的双手搭在我的颈部，微启的眼帘和嗫动的嘴角呆滞而枯竭，始终没能说出一个字来。每当这时我总是把母亲揽在怀里，连线的泪珠渗进她那脱落得很稀疏的发丝里，我抱着母亲哭，而母亲连哭的力量都没有了，几颗酸涩的泪珠从眼角慢慢溢出，如尖针扎在我心里......

         1996年，遵母亲的愿望我们把她送回了老家。和母亲最后一次相处是送母亲回去的几个小时里。丈夫租了一辆车一副担架，为了避免因车子颠簸给母亲增添痛苦，我坐在担架上让母亲半躺半靠在我怀里，六个多小时路程我除了搂紧母亲却没能再和母亲说上一句话。车子达到家门口，我给母亲理了理额上的发丝，然后撮住母亲的手，很久，才哽咽着轻轻唤出声来，妈，妈，我们到家了啊......母亲只剩下一干躯壳，已经没有太多说话的力气，她把眼睛慢慢朝我移过来，微微欠欠臂膀，在我轻轻搂起母亲的一刹那，我忍不住哭出声来，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就只在这轻轻的一搂中......返回单位前我再次立在母亲的床边，母亲的眼睛老盯着我转，渐渐地母亲的眼圈泛红，泪珠从眼角滚下来，母亲清楚我要走了，我知道母亲的心里有很多的不舍，再次捧着母亲的脸，泪水濡湿了彼此的脸旁也揪痛着彼此的心，我颤抖着给母亲注射了一支“杜冷丁”，看着母亲安然入睡，擦干她脸上的泪痕，母女俩就这样用无声的泪水作别......

         母亲最后的几个日子就是乡下一个姐姐照顾。姐姐告诉我，仅几天时间，母亲膝盖上吊着的那层皮也烂掉了，露出的膝盖骨像烤干了一样变成乌红色，去世前清醒了一阵子，老是念着我的乳名，不肯让姐姐给她换药。归天后，姐姐给母亲那条已烂出骨头的腿做了“美容”，用纱布替补了烂掉的肌肉，还给了母亲一条“完整”的腿......母亲去世我没能见到她的活面。去世时66岁，体重仅剩三十多斤。

         记得送母亲回去的前两个多月正是新茶叶上市的季节，母亲还对我说“伢仔，可惜再想不出别的办法治娘的病，娘的病要是好了，回去摘点茶叶，你们也尝点鲜啊，有个娘在，你们姊姊妹妹回去了也有个端堆墩的......唉！”这是那几年里我听到母亲的唯一一声叹息。这声叹息何尝不是一种眷恋啊！母亲其实明白在我嫂姐遇难后她回老家实际上就是一条不归路。就她的话说，享了几年清福也知足了。那条反反复复烂了几十年的腿使她明白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可即使悬在死亡线的边缘母亲心里念念不忘的却仍是她的子孙们！

         记得那年家里连续出事后，我把这个养育我的家看作“凶宅”。有道是“狗不怨家贫”，我却害怕“凶宅”也给我带来厄运，以至于连出嫁都没有踏进这个家，就让母亲和另一个家庭健全的姐姐作代表，在我单位送我上了嫁车；还记得责任田到户那年春节，我不甘辍学，淘气跑出家门，村小组的全部劳力出动，踏着皑皑白雪和烂泥把周边塘坝捞遍还是没有找到我时，母亲拄着拐杖，爬到屋后庙山最高的山顶呼唤着我的乳名，她身后的脚印却浸出一条长长的鲜红血迹，而我却安然自得地钻在几里外的乡政府院子里看舞龙耍狮......母亲的宽厚仁慈让我现在想起来都心痛，也为我当年的无知感到可悲！

         一位曾经在湖南湘雅医院深造过的骨科大夫当年在给我母亲作治疗时说，像母亲这样的病例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五十多年的煎熬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

        一个人懂得去爱的时候，她就会无私地不求回报地去给予。母亲把她的子女们看作一种幸福而不是负担，她的腿虽然残疾，却用一种母仪支撑着，这种母仪就是一种大爱，就是一种坚强的毅力。母亲所付出的爱是完完整整的。她无怨无悔用一生的磨难换来子孙们的成长和幸福，哪怕把自己最后一滴血榨干，哪怕承受再大的痛苦，也要把最好最丰富的营养输送给她的儿女们！可我们做子女的却没有一个能取代和减轻她的痛苦。

 母亲给了我一切，而我唯一能回报母亲的却只能立在那堆土塚前以泪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