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0 牛筋一样的牛津
亲子教育
1996年11月5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259票对214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塞义德建议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
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哪有拒绝送上门来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还是疯了？牛津人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对公众服务，而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他们担心，工商教育会变成讲授如何在6个月内赚取50万美元，“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
塞义德对牛津的决定迷惑不解，新闻界也对牛津的保守颇有微词，但牛津人认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念的胜利”。在某些问题上，牛津确实像固执坚韧的“老牛筋”，绝不作半点退让。现在，就连某些非洲国家刚建立的大学也设置了规模庞大的工商管理学院，但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牛津却依然不为所动，将“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学院拒之门外。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hat do you think？（你正想什么？）”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重要。这里产生过许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学者。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本来就是为杰出人才而存在的”。
牛津人真正理解了“大学”的含义。“大学”的目的是培养人格，而不是人力。它是一种通才教育，令人能够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在任何环境下都有价值，使青少年过求学求仁的生活，促使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使人人获得机会参与讨论本国及世界的共同福利；它使人类消除成见，奠定理智的基础。这样的大学，方成其为“大”，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校长真正理解了大学之“大”，发展了前校长严复的思想——“大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进一步提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令人遗憾的是，八十多年后，教育界仿佛没有人懂得什么叫“大学”了。北大一位地位显赫的负责人说:“北大是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他看来，办大学同办工厂、办商店、办公司差不多了。北大那些并没有多少优势和底蕴的实用学科红红火火，而真正的根底——基础学科却江河日下，奄奄一息。与牛津大学的“牛筋”脾气相比，北大的“俯就”姿态多少有点不堪入目。
美国加州的教育部门制订了这样的人才计划:在中学毕业的学生中，列在前面八分之一的学生要培养成真正的专家和研究人才，这些学生可以进入加州大学；位列前八分之一到前三分之一之间的学生，则进入加州州立大学，成为律师、医生等脑力劳动者；排不进前三分之一的学生，就要进入加州机械学院这类学校，成为机械工、电工等技术人才。州政府在分配教育经费时，综合性大学比专业学院高出10倍，加上私人基金，则高出20倍。
然而，我们的教育界却有人糊涂到连“大学”与“学院”都分不清的地步。一时间，“邮电大学”“建工大学”“体育大学”“化工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虽然它们匆匆忙忙摘掉了“学院”的旧帽子，有了新帽子，却显得不伦不类:不具备学科的“广谱性”，没有雄厚的基础学科的设置……
牛津的执拗背后，是对现代教育出现的偏差的纠正和反思。今天的教育朝着制造技术人员的特定目标前进，结果趋向功利化，教育所产生的“知识分子”逐渐沦为对技术团体唯命是从的工具。教育学家艾禾指出:“教育不复是启迪人类智慧、揭开人心茅塞的伟业。它不再引人入胜。它的结果也不难预测:教育只是附和依从的例行课业，教人在工艺世界中当学徒，学习精巧的设计而已。”
牛津大学拒绝的不仅仅是金钱，而且是某种世俗化的思想和理念。牛津的学生可以由贵族向平民转化，但牛津的精神绝不放弃“贵族化”的精髓。它为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贡献的，不是熟练的技术工人、精明能干的老板、长袖善舞的政客，而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科学家与艺术大师。这才是牛津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岂是金钱能买到的？牛津人最可贵的是有“牛脾气”，能够坚守受到攻击的传统；北大人却学会了舍弃本就不多的传统，自以为能轻装上阵，殊不知最可怕的不是“重荷”，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文章评论
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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