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站人文化寻踪

个人日记

 黑龙江”站人“文化 

     清朝在东北设立驿站,多将被发配的吴三桂旧部充当站丁,黑龙江尤甚。站丁都是带罪之人,没有自由,劳作艰苦,世代以传驿为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个“孤岛”:自己的习俗、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站人文化。

站人:清代东北的“贱民”

     清朝盛世的疆域,北抵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驿站制度相当完备,全国驿、站、塘、台共计1785处,驿道四通八达,从京师通往各边远地区。

清代驿站管理由兵部负责,京师设皇华驿,各省腹地及盛京地区设驿,军报所设站。驿站发递文件,有缓件、急件之分。奏折、文书、军报的驿递均有规定。军机处的文件,只要注明“马上飞递”字样的,规定每天300里。遇到紧急情况,就要“六百里加急”,据说,还有“八百里加急”的,在一昼夜,要骑马奔驰800里,其辛苦可想而知。

在清代题材的电视剧里,我们时常能看见那些手持文书,骑在马上狂喊飞奔的传递人。这就是站丁,身穿镶蓝号坎,挎着腰牌,头戴清军圆檐无缨帽,绑着腿绷,穿着马靴,日夜兼程。

当所有人都像今人看见消防车似的避让,站丁似乎很潇洒。但是,这个特殊群落的苦难又有几人能知?

一、站人的社会地位,相当于《水浒》里描写的“贼配军”。
      黑龙江站丁,主要成分来自三个方面:
(1)吴三桂余孽。
      他们追随吴三桂从山海关一直杀到云贵,在云贵高原养尊处优了近半个世纪。后来,他们参加了“三藩之乱”。兵败后,死罪饶了,活罪不饶,被发配到边关塞外从事了这种苦役。
(2)被判处流刑的罪犯。
     由于条件恶劣,死亡缺员的情况经常发生,于是,就把那些被流放的犯人,充实到站人队伍。
(3)站人的后代子孙。尽管这样,仍后继乏人。
     为了保证站丁后续有人,朝廷准许他们携家带口,甚至拨银两为他们买妻,于是就出现了子继父业的“世袭”现象。

二、站丁的经济地位不如牛马,《吉林通志》载:
     各站台的管理者——笔帖式一年的饷银是36两,领催委官饷银24两。每匹马的草豆银一年18两,每头牛的草豆银一年12两。可是,每个站丁一年的俸饷不足0.16两,也就是说,100名站丁吃的“皇粮”不如站里的一匹驿马。

三、画地为牢,永无出头之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朝廷还严格规定,不许站人及其子孙读书走仕途,不许经商做买卖,不许站丁越百里之外,否则格杀勿论。其家属的活动范围,也被严格控制在方圆8里地之内。

     在这种非人待遇下,要想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站台周边垦荒种地。《吉林通志》载,妙噶山站等八站640名站丁,共种地4865垧。额定的黄牛只有640头。每个站丁负担耕地7垧多,相当于今天黑龙江7个农村劳动力的耕地,在没有农业机械的条件下,经营这么多的土地,劳作的艰苦不言而喻。

      驿务繁重,站丁疲于奔命,家中的农活基本上靠妇女和儿童。站人的女子不很苦,她们不能像普通汉族女人裹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要像云贵女子的样子,赤脚下田,春种秋收。

管辖站人的官员,视站人为囚徒,虐待站人染为恶习。《黑龙江志稿》载:“传闻有余丁签名帮贴之旧习。道(光)咸(丰)以后差徭日重,一经签名,无不倾家荡产。”同治十二年,朝廷恩诏中有抚恤驿站一条,可以想见其困苦之状。
 

清代移民黑龙江产生“流寓文化”对边境影响
       清代以来,向黑龙江遣戍流人数量超过任何朝代。顺治朝丁酉南闱科场案而遣戍宁古塔的江南才子吴兆骞羁留塞北23年,其《秋茄集》是宁古塔山川景物、流人境况、边塞重大历史事件
 
清代以来,向黑龙江遣戍流人数量超过任何朝代。顺治朝丁酉南闱科场案而遣戍宁古塔的江南才子吴兆骞羁留塞北23年,其《秋茄集》是宁古塔山川景物、流人境况、边塞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极具地域文献的参考价值和文学艺术审美价值。同案获罪的方拱乾其诗集《何陋居集》等对研究黑龙江古代历史文学弥足珍贵,赎归后又著《绝域纪略》,忆述黑龙江山水风物风俗,留下了许多的历史资料。以“巧辩欺饰”、“诡词惑众”的罪名流放宁古塔的张缙彦,写下了黑龙江第一部山水纪实《宁古塔山水记》,不仅史料价值高且多精妙之笔。

 

  流人后裔亦加入到黑龙江文化建设上来。吴兆骞之子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虽系黑龙江方志却多记事,且具自传性质,读来生动活泼精彩纷呈。方拱乾之子方式济的《龙沙纪略》以卜奎、墨尔根、艾珲3城为主,兼写黑龙江各地,选景选事亦精到。如写鄂伦春妇女善射、身手敏捷,“客至,腰数矢上马,获雉兔,作炙以饲。载儿于筐,裂布悬项上,射则转筐于背,旋回便捷,儿亦不惊。”写索伦人捕貂技艺,“犬前驱,停嗅深草间,即貂穴也,伏饲噙之,或惊窜树末,则人犬皆息,以待其下。”因康熙朝浙东通海案而遣戍宁古塔的杨越留下诗篇不多,其子杨宾来黑龙江省亲期间,写了大量的咏黑龙江诗歌,也有对流人后裔的悲悯写照。他的《柳边纪略》5卷是研究黑龙江历史地理文学的宝贵遗产。乾隆14年,程煐父亲受文字狱案牵连被处死,程煐被遣戍齐齐哈尔。德才兼上品,备受卜奎将军、副都统的礼遇。著《珂雪集》“记黑龙江事甚详”,创作了戏曲剧本《龙沙剑传奇》,是黑龙江保存完好的第一部戏曲剧本。

 

  祁班孙、张贲等许多流人都留下了纪叙黑龙江的著名诗篇散文,纪实文学。尤其方拱乾祖孙4代命运均与黑龙江结下不解之缘。方拱乾、方玄成至方登峄、方式济,祖孙4代才子10余位,于顺治16年和康熙51年经历科场案,先后两批流戍黑龙江东部宁古塔,西部卜奎。方拱乾的《绝域纪略》、方式济的《龙沙纪略》被称作“黑龙江文化之祖”。方氏家族诸位文人的边塞诗均载于《桐城方氏诗辑》、《述本堂诗集》、《清诗别裁》、《黑龙江志稿》等集中。康熙4年,张缙彦邀集吴兆骞、钱威、姚其章、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结成“七子之会”。分题角韵,每月集会3次,此为黑龙江第一个诗社。

 

  黑龙江因其边疆的特殊地缘关系,形成了独特的站人文化,也称“站丁”文化。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应对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巩固北部边防,清政府开始修建驿路。康熙帝命令理藩院侍郎明爱率人自墨尔根(嫩江)至雅克萨(今漠河县兴安乡古城岛对岸)1400公里之间共设立25个驿站,驿路到京城只需要12天。在两次对俄雅克萨反击战中驿站发挥了巨大作用。1888年李金镛到漠河开办金矿,又沿古驿路旧址向漠河老金沟增设了6站。这条“黄金之路”从墨尔根开始,在长达1800公里崎岖小路山间,平均每60公里设一个驿站,漠河是最北部终点30站。

 

  站人,是对古代驿站站人及家属的统称。黑龙江的站人族群主要来源于清代吴三桂旧部后代。平定吴三桂叛乱后,随同的降部被发配到盛京、吉林等地充当驿站站丁。雅克萨之战后,又被派往黑龙江充当站丁,负责递送公文、押送罪犯、迎送官员、运送弹药、军粮等。吴三桂旧部原是明朝辽东的边将,多是山东、辽宁、河北一带人,吴三桂降清后随其去往云南镇守,中间又有云贵的苗人参军,这些人回到东北已是发配身份。站人按制从军,是军籍,规矩很多。如不准当官、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准离开驿站百里等等。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服饰、饮食等风俗,通称站人习俗。至今肇源等地的站人后裔仍能说得清祖先的规矩和来历。

 

  清乾隆时期,在延续康熙颁布的“京旗还屯”的政策下,京都满族移民去往拉林,在当地形成了32个村落布局。这些来自北京的移民,在语言、食物、服饰、文化体育等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保持了相对完整的京旗文化,对促进满汉民族团结,开发建设黑龙江边疆做出了贡献。目前拉林逐渐成为京旗文化发源地,声名远播。京旗文化遗存、文物资料约1000多件,有史料价值的270件,其中涉及到满汉两种文字的谱书、谱单、旗人旧照、器皿、家具、宗教祭祀用品、家书遗录、功德牌、皇帝诏书等。留存至今的宝贵遗产还有大量石雕、木雕、砖雕等。京旗文化是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北京文化与黑龙江边疆文化交融的产物,为黑龙江历史平添了京都移民文化色彩,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雍正年间,新疆的一批柯尔克孜族人由叶尼塞河流域特斯河畔迁入到嫩江草原乌裕尔河边,编入满洲八旗正红、正蓝、正白、镶黄四旗,在清朝服兵役,由蒙古族官员管理,享受旗人待遇一直到清末。这些人对清初开发嫩江流域起到了相当大作用。现在富裕县五家子村是除新疆以外我国唯一的柯尔克孜族聚居村落。在与蒙古族、汉族的文化融合中,他们的后裔在信仰、岁时节令、婚俗、祭祀以及日常生活习俗上,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的许多特色。

 

  流寓文化还有“闯关东”的移民和移民后裔带来和创造的大量中原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后形成的杂交文化,这些文化通过日常饮食起居习俗、行为准则、社交礼仪、民间祖先崇拜、手工艺品等形式,在民间保有深厚的基础。比如,关内移民过年供祖先和灶王爷、过年做各种动物形象的面食供品,过“二月二,龙抬头”等岁时节令风俗。

 

  清朝对黑龙江“龙兴之地”的封禁,使黑龙江开发一度沉寂。曾经抵挡关内移民的“柳条边墙”,并没有阻住“流民”出于求生迁徙黑龙江的脚步。到中东铁路修筑时,大批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移民,加入了近代城市文明起步的“淘金”行列,演绎出近现代黑龙江实业兴邦的历史风云,成为一支绵延不断的民族资本势力。道外同记商场的实业家武百祥是河北乐亭人,1901年靠70元小洋在哈尔滨起家,发展成黑龙江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大实业家。1925年,在哈尔滨打拼了多年的山东掖县人张廷阁正式成立“双合盛”无限公司,成为哈尔滨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至今生活在哈尔滨的八九十岁的老人说到“双合盛”的“沙子面”无不交口称赞。山东、河北等关里人“闯关东”的生存奋斗故事、他们在黑龙江“实业兴邦”创造的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为黑龙江历史文化留下了可供发掘的巨大空间,这次迁徙决定了黑龙江移民为众的人口构成模式。

 

  流寓文化是黑龙江独特的政治、历史、地理多种因素形成的独特文化。海林、宁安、齐齐哈尔、穆棱是古代流人的集中地,其次是瑷珲、哈尔滨、肇源等地。“闯关东”的山东、河北人后裔都已融入黑龙江本土文化,很难再觅当年风采。当全球化到来,新旧制度更替的速度加快,他们记忆中的家族传统也慢慢模糊了。因此,“流寓文化”有独特的历史研究价值,写就了黑龙江移民生存发展的辉煌一页。

  
 

肇源县茂兴杨氏族人认祖归宗“杨家将”
 杨业第39代后人杨柏森

       近日,肇源县茂兴镇站人杨氏第十代后裔杨柏森,接到从山西邮寄来的《中华杨氏家族通普》(现代版),想到自己编辑的《茂兴杨氏族谱》终于与《中华杨氏家族通普》并谱发行,并证实茂兴杨氏是杨家将在黑龙江惟一的后人时,他高兴得一夜未睡。  

  四兄弟寻根问祖三十载    

  采访中,今年63岁的杨柏森老人告诉记者,早在1975年年初,镇里一些有文化的人在整理站人文化过程中,就发现茂兴八大姓氏中只有杨氏家族来历不清,于是,茂兴杨氏第十代传人杨兆行、杨兆景、杨兆显三兄弟开始了寻根问祖续修族谱的漫长之路。

  他们先后到贵州、广州、上海、西安、济南和北京等地,查阅了大量关于杨氏族谱的资料。到了1981年,三兄弟终于找到了茂兴杨氏的来历,但并没有找到最原始的出生地。为了弄清杨氏根源,他们又多次探亲访友,奔走于全国各地多方考察核实,在族长兄杨兆景的大力支持下,终于编成了《族谱》初稿。后经堂兄弟杨柏森执笔编订,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比较完整的《茂兴杨氏族谱》。

  据兄弟三人的考证,茂兴杨氏自西周时期受氏封姓,至今已有三千五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了。

  追本溯源,从周武王姬发的第三子唐叔虞起,至杨家将始祖杨业64代;杨业至茂兴杨姓“兆”字辈为39代,“世”字辈为42代,自杨姓第一辈唐叔虞算起共计106代。

  2003年9月,《茂兴杨氏族谱》得到了山西代县枣林镇鹿蹄涧村现年84岁的杨树远(杨业第38代世孙)的确认。杨树远之子杨泉恩系山西代县统战部副部长,主管杨家将遗址开发和保护工作,与茂兴杨兆显、杨柏森同为杨业第39代世孙。 

  杨氏一支如何定居茂兴

  杨氏兄弟经过三十多年的调查研究,终于揭开了茂兴杨氏的来龙去脉,一支杨家将的后裔在古驿茂兴镇繁衍生息了300多年了。

  那么,茂兴杨氏又是怎样来到古驿站的呢?此事还得从杨业之子杨充广说起。

  公元1035年,杨充广随父奉旨出巡广西,与当时播州安抚使杨昭通叙家谱,方知同为“赵公房杨氏”。杨昭无子,杨充广便将其子杨贵迁过继给杨昭。从此杨家将一支后裔自山西太原正式迁往云贵,定居播州(今贵州遵义市)。

  公元1565年,明朝嘉庆年间,播州杨贵迁23世孙杨应龙(大土司)因不服朝廷辖制,领兄弟杨兆龙、杨化龙率云贵10万之众起兵造反,史称“三龙起义”,后被朝廷平定,杨应龙、杨兆龙战死,杨化龙逃脱。

  公元1673年,吴三桂起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杨化龙第四代玄孙杨时茂、杨时盛参加了吴三桂的反清队伍,后于1681年(康熙20年)被平息。康熙实行宽典政策,于1684年调拨三藩降兵到东北各驿站充当站丁,杨时茂、杨时盛就是这时被分配到齐市北马蹄岗、茂兴站充当驿卒的。

  杨时茂为齐齐哈尔市马蹄岗子杨氏家族的祖先。史载杨时茂参加了康熙24年5月对沙俄的第一次雅克萨作战,并立有战功。解放前,杨时茂的后人曾到茂兴寻根问祖,却遇到了茂兴杨氏的一个糊涂人,一问三不知,来人便失望离开了。    

  进族谱认祖归宗

  采访中,杨柏森老人介绍,从茂兴杨氏后裔的始祖杨时盛开始,设立的排辈谱系共有27个字,依次为:时正英宗(单字)福(单字)万青兆明俊世殿永熙英忠良传家本承荣立轩庭。

  茂兴杨姓至今已传到“世”字辈,即第十三代,主要分为两大系,以杨时盛的两个居住位置不同划分。西街杨正晏一系为西晏,而居住在东街的杨正芳一系为东芳。现在,两系留下的后人已经达到4000人。而杨时茂的后人后来则在齐齐哈尔北部的马蹄岗落地生根。

  2008年4月12日,杨柏森应邀参加了在陕西华山召开的“世界杨氏联谊会”。会上,杨柏森发表了关于茂兴杨氏来源的论文,说明茂兴杨氏的来龙去脉,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可,经过多方核实,得出最后结论是:茂兴杨氏属于杨震后代。据山西代县杨忠武祠保存的《杨氏族谱》记载,杨业是杨震少子杨奉后代。同时,茂兴杨氏又是杨家将在黑龙江省惟一的后裔。

  在这次会议上,《茂兴杨氏族谱》被批准并入《中华杨氏家族通普》(现代版)。至此,结束了茂兴杨氏族人三十载的漫长寻根之旅。

  清代吉林省乌拉至爱辉驿站站丁身份的初探-[历史类]
 
 【提要】本篇《清代吉林省乌拉至爱辉驿站站丁身份的初探


    “三不准”之一不准当官。其根据是站丁最大的出息只能在本站当个笔帖式或者当个领催。“最大的出息”是什么含意?是说当个领催不算官?还是说领催只是小官呢?如果说不算官,究竟哪个标准级别的官算官?没有例举出来,如果是个官,岂不是与你认定的“不准当官”相悖了吗?官有大小,品级高低之分,但都是官,不能说大官是官,小官就不算官。肇源站人文化“茂兴杯”全国楹联大赛启事中,站人文化简介称“站丁最大的官职是本站的领催(千总)”。据《历代官制名词解释》记载:千总官职为正六品官员。难道这还不算官吗?据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驿站》146页记载:光绪三十一年伯都讷站笔帖式,六品衔巴彦布、署领催委官六品顶戴杨育春。

    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康熙帝谕旨:“每驿设壮丁(站丁)并拨什库(汉名为领催)三十名”。此谕旨给驿站定了人员编制及确定了领催的官位。各驿站均设领催官一名。领催由站丁中选优良者担任。据肇源县境内实地考证,三站站丁韩德祥曾任过三站的领催官。茂兴站站丁赵广华于同治年间曾任过茂兴站的领催官。古鲁站站丁陈代先在康熙年间曾任过古鲁站的领催官。据茂兴站张姓后裔证实,茂兴站人张宗钦曾任过六品骁骑校。

    上述事实说明上有皇帝的谕旨,下有站丁为官的实倒,可以证实该条文中所说的“不准当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不准”之二,不准应试。据清代科举制度规定“不准越级考试”。报考武举人必须是武生员(武秀才)否则不准报考。其一,张志强的叔伯三爷进入考场,中了武举,可以证明他在报考武举之前,肯定是武生员。也是报考取得的,怎能说不准站人应试呢?其二,在光绪年间哪个时段,在哪个地方考的武举,是何部门取消他的武举资格的?就连张志强的叔伯三爷叫什么名字也说不出来。哪一样都说不清楚。更令人费解的是茂兴站无有张志强其人。这样一个出处不明的事例,怎能作为证据呢?   据《清史编年》第三卷131页记载:康熙帝谕:“从石文晟疏言,吴三桂等三逆及孙延龄属下脱逃人员,或潜匿山谷,或在土司地方藏形改姓,或逃入鲁魁山内,缉之愈严,畏罪思脱,相聚为匪。应将其中情罪可恶,法不容恕者指明姓名遍行严拿,其余全予宽免,可开垦荒地,输纳钱粮,子弟准其一体应试”。以上是康熙年间准许吴三桂、孙延龄属下子弟应试的例证之一。

    据《黑龙江省志》第十五卷(教育志)第69页记载:乾隆二十年乾隆帝谕旨:东三省之新满洲,乌拉齐(站丁)等,自应娴习骑射、清语以备任用,承受国恩,非必考试始能为官也”。说的是非必考试始能当官,并没有说不准应试。

    据《清实录》第三十一册,仁宗实录:卷297、1080页。嘉庆帝“又谕:礼部议驳书敏奏请站丁考试一折,所驳甚是。前此书敏奏到时,并未将站丁原委奏明,复据和宁等查明具奏,此项站丁系从前吴三桂名下逃丁家人,及伪官子孙,与盛京户工两部所属官丁由撤藩时安插者不同,岂容滥与考试?书敏并未详查,率行陈请,殊属冒昧,著交部议处”。嘉庆帝的上述谕旨说明,除了“从前吴三桂名下逃丁家人及伪官子孙”这二种人不准应试外,其他所有站丁是准许参加考试的,否则清廷也不会举办“站丁考试”。

    清代确有站丁后代应试。据《肇源县教育志》拾遗录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我县新站站人陈希夔赴吉林参加乡试,并获准附生。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有新站站人刘景武参加吉林乡试,获准附生。

    “三不准”之三,不准离开驿站百里。站丁不经允许不准离开站地,越百里者即为判逃,违者杀罪。

    这不准离开驿站百里之说,没有举出任何史据。按兵部的“驿律”规定,驿站的驿务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建有各项管理制度。站丁不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驿站地。这本是站丁职责所应执行的规章制度。但这种制度性的“约束”与罪犯受“管制”,显然不是一个概念。

    经查阅当年(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帝批准)在吉林乌拉(今吉林市)至爱辉建立25个驿站,其中在黑龙江设置19个驿站,分布在如今黑龙江省的一市七县中,即齐齐哈尔市、肇源县、杜蒙自治县、泰来县、富裕县、讷河县、嫩江县、爱辉县。目前,其他一市六县的市、县志中都没有“三不准”的记载。

    十、额设驿站站丁的生活状况

    凡分配到驿站的站丁及家属皆被编入旗籍,称为“旗人”。每户由国家发给银十两,以制做穿戴及修造房屋。还发给耕牛一头、车一辆、农具、口粮、种子等。同时发给“旗地”五垧,“以地抵俸”,拥有“永世为业”的使用权,收益归已,不纳租税,自给自足,作为效力朝廷的报酬,代替俸饷,为赡养家口之需。

    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下诏抚恤黑龙江站丁,每人每月发给驿贴京钱一吊。光绪十五年四月又增至京钱三吊,对无妻的站丁,每人由国家发给30两银买妻。站丁因送公文殒命者,发给恤赏银十五两。

    站丁后裔数以万计,他们都想知道自己的先人的真实身份。如今我们这代人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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