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

烙油馍，是老家的一种面食。做法和吃法，和其他地方的葱油饼差不多。不同的是，在老家，烙油馍，不仅是一种面食，而且是一种礼遇，一种规格颇高的礼遇。在我家，则曾经是最高礼遇。物资匮乏的年代，油和肉是农家最高级的食用品。招待客人，除非是有约而至的会有肉，临时招待的亲疏一般通过菜里的油花花的浓淡来体现。在我家，奶奶掌厨的年代，最好的两种吃食，一是烙油馍，二是油泼面。之所以是这两样，并不是陕西的面食花样拮据，相反，陕西面食花样繁多，在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毕竟是黄河文明的发祥地嘛。那两样，奶奶特别拿手而已。

油泼面，是黄伯的专利。黄，不是皇。黄家村的大表伯，简称黄伯，姑婆的大儿子。从小在我家长大，比几个伯伯年长，俨然孙家的长子，到了娶媳妇的年龄才回了黄家村。在孙家，黄伯一言九鼎，比皇伯还威风。从一件事可见一斑。那一年，二伯建新房，黄伯是个老木匠，所以，当仁不让的做了技术总监。当要锯最重要的横梁时，看着二伯千里迢迢从黄龙山运回的那根万里挑一的栋梁，见猎心喜，退休多年的黄伯忽然技痒，说要亲自操刀。他拎起锯子就要动手。却之不恭，二伯请他先量一下尺寸再锯不迟。黄伯眼一瞪：“我锯的木头比你见的树都多-----从来只是瞄一眼就好！你少啰嗦！”大伯二伯及满院子顿时噤若寒蝉。黄伯左脚踩、右脚蹬、左手扶、右手锯，锯声霍霍，白须飘飘。片刻之后，木头一分为二。黄伯拍拍手：上梁吧！众人把横梁吊上墙头，集体傻眼：短了三公分！黄伯垂首顿足：“这把他滴、这把他滴！咋会这样！？，，，咋办呢？”二伯大伯一起赔笑：“不要紧、不要紧，把前檐墙缩进三公分好了，，，。”当时，我就在旁边玩泥巴，亲眼领略了“皇伯”的威风。更多时候感受黄家大伯在孙家的与众不同，就是奶奶给他做油泼面。每次他来，奶奶不管多忙，都给他做油泼面。辣油和酱油把面拌的红的发紫，葱花的香味浓的刺鼻。奶奶给黄伯拌好面，剩下的给我和哥哥各调一碗汤面，几粒孤苦伶仃的葱花可怜的摇曳在汤面，像汪洋中的几页小舟。我捧着自己的碗，倚在大伯的傍边，瞪着油泼面喝自己的汤。黄伯总是呵呵一笑，拨过一大串面条到我的碗里。后来，我和哥哥偶尔做了让奶奶欣慰的事可以得到奖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大喊：要吃黄伯那样的面！“黄家大伯的面”，在我家，就是一个成语。

烙油馍比油泼面更高端些。油泼面是给贵客吃的，烙油馍则不仅是贵客，还得是稀客。主要还是油金贵。当时，从生产队里分到的油有两种，菜油和棉籽油。每户人家两种油加起来一年分不到十斤。烙油馍，至少得半斤八两油的消耗。所以，那个年代，烙油馍就是农家的饕餮大餐。奶奶烙的油馍，外黄里白，外酥里嫩，层层叠叠，连而不黏。如果不是她常常放盐重些，就堪称极品了。瑕不掩瑜，人常说女子是一白遮百丑，油馍则是一黄遮百丑，舍得放油，油馍就成功了一半。奶奶是个大气的人，烙油馍不常做，一不做，则二不休，放油是不打折扣的。烙油馍确实很少做。我都不记得黄家大伯吃过奶奶的烙油馍。好像就三种人吃过奶奶烙的油馍。一是媒人，二是宝鸡表哥们，吃的次数最多的，是文华爷爷。千百年的传统，荷包蛋烙油馍是媒人的工作餐。关系到家族的繁衍传承，媒人向来到哪家都是座上宾，要荷包蛋烙油馍打嘴的。不过，吃过了烙油馍荷包蛋的媒人如果没有撮合姻缘，或者人财两空，或者劳燕分飞，媒人就有被打嘴的危险。坊间老是传说某个媒人被某某打嘴的消息，这未必不是主家为那烙油馍讨公道，本着冤有头债有主的原则进行的“定向爆破”。奶奶也烙油馍给那些帮儿孙提亲的媒人，而且，从来没有因为好事多磨在烙油馍时少放油。不过，她会多放些---盐。

宝鸡表哥们回来的时候，家里一定烙油馍。表哥们既是远客，还是稀客。物以稀为贵，表哥们之“稀”是极致，“稀”到了唯一：他们是我家的唯一的远方的近亲，所以，他们也是最尊贵的客人，毫无疑问，是要烙油馍款待的。文华爷成为我家的座上宾，则是个异数。文华爷本身就是个传奇。这个传奇，绝不是因“传”而“奇”的，不是平凡故事通过街谈巷议的发酵才变得神秘而惊悚。他出生是个纨绔子弟，读书时成了热血青年，大革命时是地下党，延安时期把刘志丹叫大哥，解放后是大学讲师，文革中是大右派。对于当地人，文华爷是个传说，对我来说，他就是吃烙油馍时翻开的一本故事书。他的传奇，本来也许应该是严肃的革命史，然而，他和他的历史，却终老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这个角落，恰恰放着我的小板凳。文华爷和我家的交往，开始于旧社会，我的爷爷救过他的命；继续于新中国，他救了我爷爷；续缘于文革时，他是我爸的忘年交。我印象中的文华爷，就是个小老头，像极了《宰相刘罗锅》最后一集刘墉的扮相。最深的记忆是，他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大褂，腰里系着一根麻绳，戴着顶破草帽。又矮又瘦。我当他面显摆我会的第一个成语“尖嘴猴腮”，他却哈哈大笑。他家离我家有七八里路，可他三天两头来。我爸不在家时，他并不等我去找，而是跟着一起去，再一起嘻嘻哈哈的回来。奶奶一直记着文华爷救爷爷的恩情，所以只要油瓶有存货，就给他烙油馍。文华爷有时候也带孩子来。他有四个儿子，老大朴子叔只小我爸爸三四岁，老四碌碌叔的只大我十几岁。几个叔叔都是聪明而憨厚的人。这是乐观、开朗、大方的一家。然而，吃油馍的时候，我察觉他们不寻常的一面。文华爷和他的孩子，拿着油馍时都小心翼翼的，都小口的吃，手心残余的碎屑也送进口中，最让我惊讶的，他们都把掉到桌上的渣滓一粒一粒的捡起来，吃掉了！

文华爷来串门的时候，就是我的节日。有烙油馍吃，有故事听。他当然不是给光屁股的孩子讲故事，而是给爸爸那样的大人。他来的时候，总会有好些人围着他谝闲传。故事的人物有好多是频频出现在历史书里的。然而，他说的都是大家伙闻所未闻的事。听众们常常听得一愣一愣的。譬如，他说刘志丹纵横陕北，所向披靡，却一直是他表哥的手下败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刘志丹的表哥还负隅顽抗。文华爷说，《毛泽东选集》里提到那个扫土围子的事，就是扫的刘志丹的表哥。扫来扫去，最终还是让他全身而退，逃到印度去了。他说渭华暴动失败后，他把高岗安排在一个土豪家做长工。他把刘志丹的枪卖了筹集回陕北的盘缠。他说张国焘是个挺健谈的人，投靠国民党前和他的窑洞两隔壁，经常互相串门。他还说刘志丹的牺牲是个迷，就像刘志丹本人，就是一个谜一样的英雄。他说李先念中原突围之后，化装成老太太过的渭河回到延安。他说他曾经灌醉了两个苏联专家，两个专家在大街上泥猪一样打滚，所以他被中央领导训话。

我不是吃烙油馍长大的，但却是听着文华爷的故事长大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文华爷一家迁回了城里。他平反了。文华爷再也没有来过我家，他老了。然而，老爸一直讲着他的故事。文华爷经常捎话叫老爸去看他。老爸不常去，偶尔去的时候，会带上奶奶烙的油馍。有一次，文华爷捎话说三儿子结婚了，一定要他去写对联。老爸赶去了，回来却说对联没写----没敢写：济济一堂的要么高官显贵，要么大家巨匠，还是藏拙比较识趣。文华爷没办法，只好另请高明。老爸说，最终写对联的，是华国锋的哥哥。

文华爷去世好多年了，两家从此少了来往。老爸闲云野鹤，大门经常上锁。邻居说好几次有陌生人登门拜访，留话说是文华爷的子孙，不过，一次也没有见上面。老爸来南方过冬的时候，我们经常闲聊。他说的最多的，还是文华爷的事。我说这些事你说了几十年了，真的假的还不都是一团雾？老爸说，你不是老用电脑查资料吗，何不查查看。于是，百度了文华爷的名字进去，弹出的都是风马牛。最后输入老爷子提供的关键词，搜到了寥寥可数的几个字：“1934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张文华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还有一句话：“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虽是冰山一角，却也尽显峥嵘。

有了百度来的底气，我觉得文华爷的故事真是绝佳的谈资。有机会一定说说他的事。当然，得在我学会烙油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