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学生体制梦

个人日记


大学生体制梦南都周刊

记者_张雄 实习记者 钟瑜婷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这样的预设可以来解释为何如今的大学毕业生都削尖脑袋投奔体制——因为那里象征着权力、声望以及稳定可观的收入，这些足以构成一种体面生活的全部所需。理性人的预设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无志于学术的青年会选择考研——在大学从精英教育沦为平民教育的那刻起，考研就是给自己增添筹码最偷懒的一种方式。
我们选取了1990年代初到现在20年的时间跨度，讲述一些人与体制间的一些事。二十年前，广东的家长们训斥小孩时会说：不好好学习，将来送你去当干部。这话如今听来，竟如“马首红尘，恍若隔世矣”。这二十年间出了不少事，改革推进，陷入困顿；大学扩招；国企改制分流了。倘若当年家长的“诅咒”真能兑现，孩子们又何不尽兴在放学路上多捉几只蜻蜓呢？
体制的温床为何在20年前如此不堪？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王绍光研究发现，1978至1995年间，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近10%，但在这段经济繁荣时期，中国政府却不得不竭尽全力提高收入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因为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滞后于GDP的增长。
政府公开的资料显示，在那17年中，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近31%跌至不到11%，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王绍光的结论是，在1990年代，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让地方和中央政府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当年的公务员为何会义无反顾地离开体制，屈身干起卑贱的营生：政府发不出钱来，衙门外却一片金光。
但在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煜看来，那段时间也正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最有活力的时代：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结构转型，蛋糕被做大，中产职业在劳动者中的份额大大增加；市场经济的绩效原则和市场制度的渗透与扩张，让人们坚信奋斗就能收获回报；劳动力市场的重个人能力、个人努力的筛选机制，推动着各阶层社会流动机会的均等化……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20世纪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因他的“有限理性”学说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认为人们并非寻求“最大”或“最优”，大多数情况下要的只是“满意”。人不可能如上帝般洞察一切，理性要么麻痹于信息不对称，要么根本就未发挥作用。由此可以解释，那些跟风进入体制却日日煎熬的人，他们本也可以有个更自在的生活；也可以解释，万千硕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因教返贫，穷人的家庭仍在砸锅卖铁供完孩子念大学后仍怂恿他去考研。
还是数据或许能说明，体制何以在20年间突然又爆发出了对精英们的致命吸引力。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5-2006年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1995年为14.60%，2006年已上升到18.73%。九三学社在2008年“两会”期间提出的《关于建立行政成本信息公开与监督机制的建议》提案显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40年前，公共选择学派官僚制度的代表人物尼斯坎南提出了著名的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政府规模的扩张总是有利于官员的，官员们都知道，机构规模越大，手中的权力就越大，机构所能带来的晋升机会就越多，个人待遇也就越丰厚。
从1994年到2000年，全国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总人数不过4万多人，但2001一年， 仅报考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的人数就蹿升到3.3万。此后报考人数快速增加，2005年至2008年，报考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的人数及平均招录比例分别为31万和37:1、37万和48:1、53万和42:1、64万和45:1。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刚入校门的大学生们都明白，在市场上创业投资和自谋职业的风险越来越大，甚至朝不保夕，把目光转向体制才是最稳妥的打算。
在《市场的逻辑》中，经济学家张维迎写道：非正式的观察显示，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和德国，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经营工商业；在最不发达国家——比如拉美和非洲，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政府和军队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越多越多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转向政府，经济增长就会放慢甚至停滞。
张维迎所提的“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就是“社会中最能干的人”，因为他们会选择呈现出能力回报递增的职业，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是具有能力回报递增特征的职业。为何说最能干的人选择投奔体制是国家的悲剧？因为他们的才能将主要被用来寻租，而非提高技术的可能性。
（专题策划_张雄   实习生高燕群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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