荞麦粒儿

每次去老妈那里，我都要经过怡馨园广场。那里每天有许许多多栽栽愣愣的脑病患者来来往往，每当看到他们我都触目惊心。那一连串的场景便接二连三地跳到我的眼前，每个场景都是我经历过的。我最后的想象会定格在一处：他们不分性别，全部像一条条虫子那样，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慢慢蠕动，并发出怪异的叫声。让人不断给他们翻身、坐起、喂饭，饭粒挂在胸前，菜汤溢出嘴角，尿液从裆间肆意流淌。不吃不喝时，永远都张着嘴巴，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似乎要把整个世界吞没。接着，便是一袋一袋臭气熏天的尿不湿和纸尿裤被抛进垃圾箱。回头再看着床上躺着的正在排泄的大肉虫子，你就会这样问自己：这是我的母亲吗？或者这是我的父亲吗？

但在你的印象中，他们是，DNA的结果也是。所以，你作为他们的子女，必须得肩负起赡养他们的义务，每天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和就医，及其由此产生的相关的全部费用，而且你要耐心。

为此，我每天都向神祈祷，求神帮助，赐给我力量和耐心。

即便如此，我的耐心也有用光的时候。有一天，老妈拉了一天的大便，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了，我就几次三番地洗，老妈却几次三番地拉。从晨起拉到黄昏，从日出拉到日落，终于把她的大便拉尽，把我的耐心拉光。捱到保姆接班，我冲出那栋黑洞洞的二楼，疾步如飞地穿过那个广场，看到一群群脑残的病人，一瘸一柺地从我身边走过，我产生了一个罪恶的想法，想拿起一杆枪，把这些人全部干掉，就像当年纳粹清除病残者、精神病人、同性恋者、犹太人。

老妈患脑病有十几年了，期间多次住院，最后一次是2015年1 月11日。住院一周之后仍然不能进食，不能说话，四肢僵硬，小便失禁，肛门闭锁。我作为她的不孝女儿提出了一个让大家都瞠目结舌、嗤之以鼻的想法：放弃治疗。因为我最清楚老妈瘫痪以来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几次想自杀都没有成功。她之前千叮咛万嘱咐我，她再病千万不能给她治疗，治就是害她。但大家的意见是老妈能抢救就得努力，花多少钱都必须挺着，免得世人笑话儿女不孝。

我小时候，村里的老人大多死在家里，也没有人笑话，认为生老病死很正常。后来，社会进步、医疗发达，越来越多的人在医院走向生命的终点。并普遍认为让老人死在医院里，那才是孝顺儿女应该尽的义务。

医生查房时对我说：“你妈是有治疗价值的，可是你们家属有一个想放弃治疗，还能有这样的儿女。我看你是一个孝顺的人，我跟你说说。一年前，我的一个患者，比你妈病得还严重，经过我的两个疗程，他就能吃能喝，人越来越精神，后来又活了一年。你妈应该下流食管！”我不好意思说那个家属就是我，可我好意思说不能把管子插到老妈鼻子里，往里灌东西。医生像一个妖婆一样嘴一撇，腰一扭不理我了。我在想，现在死和一年以后死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我这个虚无主义者如果在这里发表我的哲学思想，我会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孝的儿女。

得知老妈病危，老妈的娘家人、婆家人每天都来临终关怀，亲人们都回顾老妈辛劳的一生，然后悲从中来，甚至大放悲声。哥哥都开始跟我们商量是把老妈火丧了，还是土丧了。大姐也把老妈的寿衣从家里带到医院。可是，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老妈真的像那个女医生描述的那样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一个月后由滴水不进到能吃能喝，能拉能尿，而且精神焕发。耳不聋了，眼睛也不花了，牙好胃口也好，吃嘛嘛香。就有一点不好，她吃饱喝足，没日没夜作人，把第一个保姆累跑了，又雇了第二个。第二个保姆也累跑了，前不久，又千辛万苦找到了第三个。期间把弟弟累得心绞痛，把哥哥累成高血压，把姐姐累得晕倒了三次，还摔伤，摔成轻微脑震荡。

看着老妈乌黑的头发，再看看姐姐斑白的两鬓，我气急败坏地跟她说：“妈，你再这么作下去，我就给送进山洞。”她凶神恶煞地冲我瞪起眼睛，一激动更说不出话来，看她的模样可能后悔在我小的时候，没掐死我。

老妈瘫痪一年半，“复活”快一年，身上一块褥疮都没有，养得白白胖胖，活得心安理得。想吃啥有啥。她最爱吃瓜子，每天都吃。9个月下来，她吃的瓜子大约有100多斤。我看着老妈每天嘎巴嘎巴嗑瓜子就暗暗地想老妈这会不会是一只老鼠托生的，这瓜子怎么永远都吃不够呢？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了那个“妙手回春”的医生，她得知老妈也像她曾经说的那个患者一样活得越来越精神，相当有成就感。她觉得自己又治好了一例患者。

治好了吗？

但治却是她的职责，无论如何她得治。一是治好，二是治坏，三是治死。

从结果上看治好和治死都有个盼头，唯独治坏是最糟心的。老妈属于被治坏那种。这十几年病程就是随着医生的治疗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每一次住院治疗，她身体的机能都要丢掉一些。由最初的脑溢血，变成脑血栓，然后变成脑梗，走着进去，躺着出来，被治瘫，瘫痪以后又旧病复发，确诊为脑萎缩和脑白质病。下一步该到了不治死就是治得更坏的地步。根据老妈的病程进度，如果再发病，再治疗，出院的时候就是植物人儿了。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有了一个共识：“再也不给老妈治了”！

再也不给老妈治了，让她安宁死。

安宁死这个新词我还是今年五月份从上海回来的飞机上看到的，那是一张健康时报，用两个版面刊登了专门论述安宁死的文章。下了飞机后悔没把那张报纸带回来。

根据我的理解，我只能肤浅地在这里说一说安宁死。安宁死区别于安乐死。安乐死是人在外力干预下非自然死亡；安宁死是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在疾病的进行中自然死亡。在不能实施安乐死的情况下，安宁死应该是一种相对尊严的死法。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不去做心脏复苏，身体也不去接受那些医疗器械的折磨。穿好衣服躺在自己家里，在熟悉的亲人中间，体面而尊严地静候死亡。

但是，经过百度才知道目前只有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初审通过《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草案，明确病人经诊断确定为“末期病人”，且亲属也签署“终止心肺复苏术同意书”，医师就可以移除呼吸器，让争议多时的安宁死跨出制度化的一大步。美国现已有35个州都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但目前我们国内却没有这方面相关的立法，而且人们对死亡的缺乏正确认识，更不可能接受亲人生命垂危医生见死不救，或者家属放弃治疗的做法。

比如说有些生命在医生和家属共同努力下，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但接下来苦难便降临到这个家庭。

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男性患者，脑出血危及生命，院方几次下了病危通知，建议家属回家安排后事，患者的妻子同意放弃治疗。可他的一双孝顺的儿女执意给父亲转院，对其进行了开颅手术，最后把父亲治成植物人接回家。从此全家人债台高筑，母亲体弱多病，沉重的赡养负担就落到了姐弟俩的头上，两年过后姐姐辞去了工作成了专职保姆，并离了婚，全靠弟弟一个人在外打拼养一大家，捉襟见肘。我看到姐弟俩时，他们苦不堪言。姐姐长期劳累憔悴不堪，弟弟年纪轻轻却成了少白头。我同事的母亲成植物人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她家哥哥放弃了工作，没有了社会生活，整天守着一个人事不省的母亲，一个毫无意义的生命，从青春年少守到人过中年，弟弟也是拼命的工作，几个姐姐周末抽时间替换一下哥哥。再有我的老妈，老妈每月的养老费用超过了我的工资，若我一个人独自承担，我该怎么活？幸亏她当时聪明生了四个。而且媒体也报导过好几个由于养老引起的突发事件。有儿子伺候父亲经年累月，积劳成疾，猝死在父亲的床前，结果老人饿死。我们这里有女儿长期服侍母亲，精神抑郁。因此，我们四个最终决定租一间装修很好的车库，再以这个小城的高薪聘用全天陪护的保姆，把我们都解放出来。可是，一周没到，这个保姆就因睡眠严重缺乏而头晕目眩，坚持不下去了。我慌忙从学校请假回来，替换保姆。我那天站在老妈床前第一次绝望地哭了，我哭着说：“妈，你这不是要钱，你这是来要我们的命啊！”。小侄病在医院，嫂子拄着拐杖，姐姐又摔伤。只有我这个乐观开朗的荞麦粒儿也快累瘪了，被迫减肥到不足一百斤，白头发像雨后春笋一样往出冒，眼角的皱纹像被风吹皱的一潭春水，有熟人看到我仔细端详，“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之后，大家商量对策，尽量留住保姆，不让她累垮了。先是给老妈服用各种催眠药物，可是什么药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第一天有效，能睡两三个小时，第二天就一点效果也没有了。然后，我又心生一计，让保姆前半夜回家睡觉，白天自行安排时间出去办事，限时两个小时。我若休假我每天晚上都去陪护。现在，我每天晚上都去陪护老妈。刚开始十点多往家走，路上行人少了，自从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个流浪汉在街上闲逛，我就把回家的时间提前到晚上9点。

老妈疾病的痛苦和我们养老艰难，让我更加深刻地去认识死亡问题。人的生老病死属于自然规律，谁也抗拒不了。医疗的救治看上去似乎延长了人的寿命，但同时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面对生命晚期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可言的“活着”，意义何在?老妈整天都躺在床上，除了吃喝和排泄，其余的什么都做不了，一切与精神有关的活动全都与她无缘，连哭和笑都不能由自己控制。她活着为什么？仅仅她是因为她不能死。我经常在同事当中说关于我死亡的事情，大家都感觉这是匪夷所思的。并有一种说狼狼就会来的的恐惧。我也常跟儿子谈及我的死亡。那是我们人生的又一件大事，我们怎么能忽略不管呢。“人类最深的恐惧来自死亡，只有直面死亡，才能更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只有直面死亡，认识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才不会想不开，才能对故人、对往事有个很好的交待，从而更坦荡、清晰地拥抱新的生命。”这是一名教师谈到的对死亡的理解，并建议将死亡加入心理课堂。

“我们不敢直面死亡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民族文化层次上的缺憾。”大人们回避死亡的话题，更不敢对孩子谈起。而我在这方面却是一个天才，打小就知道死亡属于每个人。我们村里的赵四大爷在一个老人的葬礼上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他指着地上的死者对我说：“看着吧，现在是他，然后是我们，然后是你们。”赵四大爷已经死去多年了，他是我第一个哲学启蒙老师。我还记得毛主席逝世那天，我老妈这个糊涂虫哭得都背过气了，她一边哭一边说她一直以为毛主席真的会万寿无疆，他老人家永远不死。我当时就想我妈真傻，谁都得死，就像那些春季里因瘟疫流行而死去的鸡和鸭。赵四大爷说得太对了，老妈你也得死，我也得死，可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每当我大量流鼻血的时候，都吓得要命，总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掉。现在，我活到快知天命了，却还没死。但我知道死亡早晚都要临到我。在飞机上我拿着健康时报时，就产生了立遗嘱的想法，甚至想马上动笔。

回到家就开始伺候老妈，把这事给耽搁了。那么，今天我在这里认真地立下我的遗嘱，并郑重声明此遗嘱从即日起生效：

荞麦粒儿不论哪一天，身患哪种疾病，如若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卧床不起，没有治愈的希望，在不能实施安乐死的情况下，我强烈要求安宁死。强烈反对为我实施的任何抢救和治疗，强烈拒绝往我身体的任何部位插入任何医疗器械。荞麦粒儿若在上述情况下还不能安宁死，却安宁了，又无力自杀，我恳请我的儿子或爱人为我请全天陪护保姆，把我的全部生活事宜统统交给她。我的儿子儿媳或我的爱人，只需在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下，监督一下保姆的工作。

当然，我衷心希望我主耶稣基督，给我预备好死亡的时间，让我在这一天里，说走就走。就像徐志摩写的那样“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至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就让他老人家看着办吧。不过，我一定要在生前奉行上帝的教导“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 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