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会和国家领导人不期而遇
个人日记
一个人一生中能有机会遇上国家领导人的机会并不多，作为一个平民百姓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而我却是一位幸运者，总是能和国家领导人不期而遇，在这里我向大家说说其中的各次经历。
我小时候和众多普通人一样，总是在电影前的新闻纪录片中看到国家领导人。长大以后，不一样了，总是不经意就能轻易见到国家领导人，这既是一种巧合，也是运气的缘故。
文革那时，我就亲眼见过张春桥。因为那时张春桥的一个女儿，就居住在我家老房子附近的一栋普通居民公房楼内。那天刚好碰到张春桥去女儿家，他从高级轿车中下来，被我撞个正着。张春桥他中等个子，带了一副眼镜，身着深灰色中山装，显得很斯文。他身旁一个秘书，一个驾驶员，还有两名保镖。
“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陈阿大，他是从上海良工阀门厂造反起家，而我当时上学的学校，刚好就在上海良工阀门厂对面，我们学校的工宣队全都来自这家工厂。所以陈阿大每次回上海良工阀门厂指导工作时，顺便他也来我们学校视察。那时的陈阿大走到我们学校的操场，我们的老师拿一只篮球递给他，只见陈阿大他把篮球当成足球来踢，我们学生在旁边予以鼓掌。
我有一篇毕业论文是在福建厦门完成的。那一年，我有一位好友，他曾经在福建当兵，部队转业后，回到上海，在上海某企业任党委书记。他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厦门时找他曾经的战友。因为他的这位战友当时是厦门警备区司令部的参谋长，所以我来到厦门时，就被安排在厦门警备区司令部招待所住宿。招待所环境优雅，坐落在厦门市区万植庄公园旁边，对面就是厦门宾馆。巧合的很，那一年刚好邓小平也来厦门视察工作，邓小平就住在厦门宾馆，早上我一个人独自散步，走到厦门宾馆的花园内，突然碰到邓小平一行也在园中散步，邓小平身后有许多随从。
一九九零年年初，我和我太太去了北京，我俩各自骑着一辆自行车，途经北京九龙壁，想在九龙壁前拍照，这时走过来一位和蔼的老人，原来是国家体委王副主任，他笑眯眯的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说：“是从上海来。”于是他热情的帮我们夫妇两人拍了照。
一九九一年元旦后的两星期，我去了海南，广东两省的多个地方，先后分别又碰到了朱镕基 ，邹家华。在海南，有一天我的行程住宿在通什宾馆，刚巧朱镕基在海南视察，他也住在通什宾馆。在早餐厅，我又一次遇到了朱镕基。因为朱镕基以前在上海当市长时，曾经来过我们单位参观，我近距离接触过他。我从海南去广东肇庆的七星岩游览，那天又碰到了前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我在景区内拍照，邹家华的车队是几辆豪华尼桑面包车，邹家华下车，他带了一副墨镜，广东地方的多名领导前呼后拥为他逐一介绍风景，亏得那时游人还并不很多，所以没有人围观。
美国总统里根，德国总理科尔，我也近距离亲眼见到过。我家自从搬到复旦大学附近居住以后，我上下班天天要经过复旦，同济这两所大学的校门，因为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复旦，我为了抄近路，经常骑着车从边门进，正门出。有一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在上海复旦大学要作演讲，复旦新成立美国研究所。我在复旦大学门口被挡住，因为交通临时封锁，里根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复旦，我推着车，站在学校的大门旁 ，只见里根打开车窗，伸手频频向路人挥手致意。
德国总理科尔，他身材高大，出访时，他从不坐轿车，而是喜欢坐面包车的前排座位。同济大学与德国源远流长，同济大学的前身是由德国人创办的，况且同济大学的老校长，中国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曾经在德国留学，他的太太还是一名德国人，是一位专治感冒的专家医生 。同济大学是众多中国高校中最早与德国有校际联系的学校，同济大学创立德国问题研究所，所以德国国家领导人访华，都会安排去该校，为学生们作演讲报告，如科尔，施罗德。那一年，科尔访华，去了同济大学，恰巧被我第一次遇上。我第二次巧遇科尔是在德国。科尔家乡附近的著名葡萄酒产区——桑科特马丁。那天我和我的德国老板，以及单位里的几个同事，去那里品尝当地的特色菜，喝新酿制的葡萄酒，又一次近距离巧遇了科尔总理，他在我们隔壁的一张桌子就坐吃饭喝酒，他身旁还坐着德国其他几位政要，他的保镖们戴着墨镜，耳麦，站在附近不停的观察周围的一切动向。
施罗德总理，我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巧遇上他的。十多年前，我那时还在法兰克福居住，周末休息天，我一个人来到法兰克福闹市区的罗马教堂广场附近，只见道路被封锁，联邦德国特警荷枪实弹把守，于是我买了一只土耳其馅饼，边吃边站在路旁看热闹。我问我身边的德国人：“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德国人告诉我，等一会儿施罗德陪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参观罗马教堂。德国的罗马教堂历史悠久，在这里曾经诞生德国最早的一部宪法。不多久，施罗德的车队在我面前一米多处停下，他坐的是黑色奥迪高级豪华轿车，下车的他，频频挥手向路人致意，他身材不高，一米七左右，只见他笑眯眯的走向路旁的围栏，朝我站的方向走来，我伸出手与他握了握手。
其实我近距离所见过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元首有很多，如喀麦隆总统比亚.哈克，日本首相，中国的陈慕华，陈昊苏，李源潮等等，在这里我不再一一敖述了。因为这些人中，有的当时是来我们单位参观视察，也有的是因为当年中日邦交，我作为当时上海最好，最大的锣鼓队成员，天天有上海摩托车骑警开道去虹桥机场停机坪前，敲锣打鼓欢迎一波一波的日本青年访华团。
在这里我还想顺便提一提我的表舅。解放前，他和我的表舅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文革前，我表舅他是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的老公安干部，他专门负责毛泽东来上海的安全保卫工作。因为主席他每次来上海，总是喜欢住在上海锦江饭店和兴国宾馆，所以我表舅他有机会能经常见到毛主席，那时我的表舅妈是上海某区的一位组织部女部长。我和表舅他没法比，差距甚远。我见到国家领导人，纯属机遇巧合，而他所见到的国家领导人，是责任，是工作。
我从来没有在我的个人履历表格中填写任何当国家干部的亲戚，他们是他们，与我根本无关。我靠我自己的努力，不靠任何关系。因为我父母从来不爱这种虚荣，也从来不会找关系，直至今日。更何况，我家亲戚中有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为自家人说情走后门。我表舅的经历，我还是在他的追悼会的悼词中听到的，他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
我小时候和众多普通人一样，总是在电影前的新闻纪录片中看到国家领导人。长大以后，不一样了，总是不经意就能轻易见到国家领导人，这既是一种巧合，也是运气的缘故。
文革那时，我就亲眼见过张春桥。因为那时张春桥的一个女儿，就居住在我家老房子附近的一栋普通居民公房楼内。那天刚好碰到张春桥去女儿家，他从高级轿车中下来，被我撞个正着。张春桥他中等个子，带了一副眼镜，身着深灰色中山装，显得很斯文。他身旁一个秘书，一个驾驶员，还有两名保镖。
“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陈阿大，他是从上海良工阀门厂造反起家，而我当时上学的学校，刚好就在上海良工阀门厂对面，我们学校的工宣队全都来自这家工厂。所以陈阿大每次回上海良工阀门厂指导工作时，顺便他也来我们学校视察。那时的陈阿大走到我们学校的操场，我们的老师拿一只篮球递给他，只见陈阿大他把篮球当成足球来踢，我们学生在旁边予以鼓掌。
我有一篇毕业论文是在福建厦门完成的。那一年，我有一位好友，他曾经在福建当兵，部队转业后，回到上海，在上海某企业任党委书记。他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厦门时找他曾经的战友。因为他的这位战友当时是厦门警备区司令部的参谋长，所以我来到厦门时，就被安排在厦门警备区司令部招待所住宿。招待所环境优雅，坐落在厦门市区万植庄公园旁边，对面就是厦门宾馆。巧合的很，那一年刚好邓小平也来厦门视察工作，邓小平就住在厦门宾馆，早上我一个人独自散步，走到厦门宾馆的花园内，突然碰到邓小平一行也在园中散步，邓小平身后有许多随从。
一九九零年年初，我和我太太去了北京，我俩各自骑着一辆自行车，途经北京九龙壁，想在九龙壁前拍照，这时走过来一位和蔼的老人，原来是国家体委王副主任，他笑眯眯的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说：“是从上海来。”于是他热情的帮我们夫妇两人拍了照。
一九九一年元旦后的两星期，我去了海南，广东两省的多个地方，先后分别又碰到了朱镕基 ，邹家华。在海南，有一天我的行程住宿在通什宾馆，刚巧朱镕基在海南视察，他也住在通什宾馆。在早餐厅，我又一次遇到了朱镕基。因为朱镕基以前在上海当市长时，曾经来过我们单位参观，我近距离接触过他。我从海南去广东肇庆的七星岩游览，那天又碰到了前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我在景区内拍照，邹家华的车队是几辆豪华尼桑面包车，邹家华下车，他带了一副墨镜，广东地方的多名领导前呼后拥为他逐一介绍风景，亏得那时游人还并不很多，所以没有人围观。
美国总统里根，德国总理科尔，我也近距离亲眼见到过。我家自从搬到复旦大学附近居住以后，我上下班天天要经过复旦，同济这两所大学的校门，因为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复旦，我为了抄近路，经常骑着车从边门进，正门出。有一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在上海复旦大学要作演讲，复旦新成立美国研究所。我在复旦大学门口被挡住，因为交通临时封锁，里根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复旦，我推着车，站在学校的大门旁 ，只见里根打开车窗，伸手频频向路人挥手致意。
德国总理科尔，他身材高大，出访时，他从不坐轿车，而是喜欢坐面包车的前排座位。同济大学与德国源远流长，同济大学的前身是由德国人创办的，况且同济大学的老校长，中国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曾经在德国留学，他的太太还是一名德国人，是一位专治感冒的专家医生 。同济大学是众多中国高校中最早与德国有校际联系的学校，同济大学创立德国问题研究所，所以德国国家领导人访华，都会安排去该校，为学生们作演讲报告，如科尔，施罗德。那一年，科尔访华，去了同济大学，恰巧被我第一次遇上。我第二次巧遇科尔是在德国。科尔家乡附近的著名葡萄酒产区——桑科特马丁。那天我和我的德国老板，以及单位里的几个同事，去那里品尝当地的特色菜，喝新酿制的葡萄酒，又一次近距离巧遇了科尔总理，他在我们隔壁的一张桌子就坐吃饭喝酒，他身旁还坐着德国其他几位政要，他的保镖们戴着墨镜，耳麦，站在附近不停的观察周围的一切动向。
施罗德总理，我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巧遇上他的。十多年前，我那时还在法兰克福居住，周末休息天，我一个人来到法兰克福闹市区的罗马教堂广场附近，只见道路被封锁，联邦德国特警荷枪实弹把守，于是我买了一只土耳其馅饼，边吃边站在路旁看热闹。我问我身边的德国人：“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德国人告诉我，等一会儿施罗德陪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参观罗马教堂。德国的罗马教堂历史悠久，在这里曾经诞生德国最早的一部宪法。不多久，施罗德的车队在我面前一米多处停下，他坐的是黑色奥迪高级豪华轿车，下车的他，频频挥手向路人致意，他身材不高，一米七左右，只见他笑眯眯的走向路旁的围栏，朝我站的方向走来，我伸出手与他握了握手。
其实我近距离所见过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元首有很多，如喀麦隆总统比亚.哈克，日本首相，中国的陈慕华，陈昊苏，李源潮等等，在这里我不再一一敖述了。因为这些人中，有的当时是来我们单位参观视察，也有的是因为当年中日邦交，我作为当时上海最好，最大的锣鼓队成员，天天有上海摩托车骑警开道去虹桥机场停机坪前，敲锣打鼓欢迎一波一波的日本青年访华团。
在这里我还想顺便提一提我的表舅。解放前，他和我的表舅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文革前，我表舅他是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的老公安干部，他专门负责毛泽东来上海的安全保卫工作。因为主席他每次来上海，总是喜欢住在上海锦江饭店和兴国宾馆，所以我表舅他有机会能经常见到毛主席，那时我的表舅妈是上海某区的一位组织部女部长。我和表舅他没法比，差距甚远。我见到国家领导人，纯属机遇巧合，而他所见到的国家领导人，是责任，是工作。
我从来没有在我的个人履历表格中填写任何当国家干部的亲戚，他们是他们，与我根本无关。我靠我自己的努力，不靠任何关系。因为我父母从来不爱这种虚荣，也从来不会找关系，直至今日。更何况，我家亲戚中有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为自家人说情走后门。我表舅的经历，我还是在他的追悼会的悼词中听到的，他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
文章评论
淡淡清风香
幸运![em]e183[/em]
陆和平
文采越来越好了
惜缘
您真的很幸运 [em]e160[/em]
淡如水
[em]e100[/em] [em]e181[/em] [em]e160[/em]
升哥
你要么是保镖，要么是便衣警察。[em]e144[/em]
格格
你是个有福气的人！福星高照的人是这样的！我老公也是的过年初一去庐山刚好下雪中央电视台采访了他，哈哈哈！是因为前前后后就我老公一个人啊！[em]e128[/em] 我回家看电视看到了笑话他
格格
[em]e183[/em]
听雨的感觉
巧合，机遇，幸运，福气。
海燕.(雪雲)
大哥的確是一位幸運的人.
俏巴
我相信友命中注定！走南闯北的人什么没见到！见多了也就麻木了！
老黄牛
确实很幸运。祝福！
阿Q自说自话
巧合与运气。
大爱照千秋
这不是“巧合和运气”，而是你生长在大环境，“井底之蛙”怎么能见到外面的大世界？你是最吉祥之人！有大福气[em]e176[/em] ！
昆仑山
@{uin:273108003,nick:远方}
依人
您的确是位幸运者，而且也是一位有福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