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骨龙〔阳济堂、友满〕

  崇尚脾胃学说的中医学家张镜人

                石蕴玉  张存钧 整理

    【编者按】张镜人，上海市人，为饮誉申城的张氏医家第十二代传人，家学渊源，有扎实的诗文功底及医学造诣，行医５０余载，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治热病主张祛邪为先，疗杂病独崇脾胃学说，通过培后天以育先天。

临床强调“宏观以辨证，微观以借鉴”。其治胃炎倡用调气活血法，有效率达到７３．０５％，打破了“胃粘膜腺体萎缩不可逆转”的观点，为此获得了部级中医药甲级科研成果。对慢性肾功能不全采用祛湿化痰、泄利浊邪，配合通腑导泻、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诸法，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后心律失常主张以益气养阴、清热活血为法，佐以宁心安神。其自拟经验方“复方四参饮”经动物实验证实对心肌细胞有保护及损伤后促进修复的作用。有关临床经验的学术论文发表了５０余篇。其还主持编写了《辞海·中医学科》、《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疑难病症秘要》等学术论著。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

绿遍葫芦瓜与豆，压架凌霄秀，篱落缀牵牛，小圃晴烘，采药香盈袖。

中医宝库称丰富，本草饶研究，愿学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簃词稿·药圃采药》

张镜人，名存鉴，生于１９２３年，上海市人，主任医师、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张氏家族自明末迄今执行医业，代有传人，尤以擅治伤寒热病而称著于江南，其曾叔祖骧云公医名藉甚，饮誉申城，张氏继承家业，为第十二代传人。幼承庭训，有扎实的文学基础，爱好吟诗读词，在严父的教诲下，深研医学经典，熟记药性方剂，勤奋好学，遍览历代医著，取各家之长，承家传奥秘，治热病主张祛邪为先，熔伤寒与温病于一炉，疗杂病每从脾肾着手，颇崇东垣、景岳之说，临诊治病，讲究实效，半个世纪的医学生涯，理论上不断深造，实践中善于总结，疗效日趋提高，受到病员爱戴。临床除了对外感热病的治疗有独到之处外，尝以调气活血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健脾益肾法治疗慢性肾炎，泄浊法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益气养阴、清热活血法治疗病毒第四卷４７性心肌炎后心律失常，清营泄热法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均获满意的疗效，诊治病人数以万计，上至领导干部，下及广大群众，有求必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张氏对中医事业抱着一颗赤诚之心，５０年代初，为振兴中医事业，毅然放弃私人诊所的丰厚收入，进入一所教会医院任副院长，并被推选为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成立的医务工作者协会主任委员。１９５４年进上海市卫生局任中医科副科长、继任中医处副处长，文化大革命后晋升为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在担任行政工作期间，数十年如一日，他对上海的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展、中医院校的创建、中医人才的培养等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为上海中医事业立下“开业奠基”之功，而被香港报刊喻为“沪上中医第一人”。

１９７８年张氏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气血理论研究室主任。作为一位全国著名的老中医，在医疗业务上精益求精，不断进取，坚持临床与科研相结合，临床与教学相结合。长期来，他主持的科研项目，多次获国家级、省市级的成果奖，对中医的科研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１９９５年他作为学科带头人，以提高中医治疗萎缩性胃炎疗效为突破点，建立脾胃病学科，被上海市卫生局立为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预备项目。

张氏历来重视中医人才培养，他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积极培养和造就中青年一代中医事业接班人，桃李满天下。１９９０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实施名老中医师承制，他作为首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带徒二人，言传身教，呕心沥血，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加强科研手段，循循善诱，教学相长，使张氏的学术经验和流派得以继承发扬。

张氏在学术上认真总结与探索，曾撰著《伤寒临证心传》、《发热证治》、《昏迷证治》、《暑温与湿温的证治探讨》、《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辨证论治》、《三焦初探》、《慢性胃炎的证治探讨》等论文５０余篇，发表于国内外杂志，并参加《辞海·中医学科》、《中医年鉴·内科》、《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疑难病症秘要》、《中医古籍选读》等书的编写工作。先后赴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及地区，开展国际性学术交流和应邀为国际友人诊治，载誉而归。

张氏现任上海市卫生局顾问、上海医科大学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研究室主任、中医科顾问、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１９９４年１０月荣获上海市医学荣誉奖、１９９５年１１月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

     学术精华

      一、治学经验

“业精于勤荒于嬉”、“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是张氏的口头禅，他辛勤耕耘杏林半个多世纪，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创建了卓著的业绩，成为当代一流名医。

（一）勤以精研，承继祖业  张氏出身于沪上岐黄世家，系第十二代传人，自幼延师课读，传习经史百家，禀赋聪颖，尤喜诵古文及诗词歌赋，十余龄粗解吟咏，能仿六朝体作骈四骊六之辞。虽酷爱文学，惟张氏素有“长子必承家业”的传统观念，业医就成了他的必由之路，未及弱冠，即遵双亲的意旨，半天学文，半天学医，每周还需随侍椿庭襄理诊务一次，晚间则青灯相伴，接受严父的督课，常待更鼓频催，才能休息。寒暑五易，度过了困而知之的岁月。抗日战争胜利，他参加了国家举行的第一届中医师考试，金榜题名，一举中试，这是家学渊源的熏陶，也是勤学精研的结果。

上海张氏的医学生涯，溯自明崇祯末年，绵延迄今，擅治伤寒热病，疗效卓著，且诊金低廉，因而口碑载道。子孙承继，业务鼎盛，忙于应接求治患者，无暇整理总结，著书立说，以致丰富的经验得不到流传推广。他有鉴于此，６０年代初，曾联系族人，收集资料，集思广益，撰写“上海张氏医学经验”一文，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了张氏治疗伤寒热病的学术观点，强调了“表”与“透”在热病治疗中的意义，并介绍了辨证用药的特色。此文发表后，第一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著名老中医程门雪先生倍加称赏，裘沛然教授亦赠诗赞扬，有“两字（指“表”与“透”二字）名言客尽惊”之句，引起了中医界良好的反响。

张氏的治学精神十分坚韧，主张读书当厚古而不薄今，融会诸说务明真谛，治病应师法而不拘方，变化在我，惟求实效，临床上立意创新，另辟蹊径。如治疗发热性疾病、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炎、病毒性心肌炎后心律失常、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匠心独运，出奇制胜。他教育青年医师必须致力于中医文献理论的钻研，努力地提高基础知识，密切与实践相结合，他并不忽视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整理研究中医药学的重要性，几年来，主持的中医科研课题，屡获市级及国家级科技进步奖，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体现了张氏踏实的学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二）勤以治学，学以致用  张氏诊病之余，手不释卷，学习之勤，老而弥笃，理论所得，必证之于实践。他的治学经验，可归纳为：“五勤”。

一曰勤学。学无止境，不学则知识无以积累，亦无以更新，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与业务水平，他提倡向书学、向人学，相信“三人行必有吾师”，同时，还应带着问题学。张氏不仅经常诵习历代医学文献，浏览近代医学期刊，并善于带着问题深入钻研古籍，如近年应日本中医学研讨会邀请，主讲三焦和命门学说，他花了很大精力参阅古今论著，开拓了自己的学识领域，从而撰写论文，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当临床遇到疑难病证，往往虚心请教前辈及同道，取长补短，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库，他的座右铭是“学，然后知不足”。

二曰勤读。勤学是治学的根本要求，而手段则是勤读。张氏认为对重点的书籍，需要精读，有的篇章必须反复读。反复读，为的是加深理解，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有些内容，如药性、成方等还应熟读，背诵如流，在临床上可受到启迪。曾有一次病房会诊一位中风病人，拟从痰火辨证，随口就对学生诵读《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中的一段话：“风从外中伤肢体，痰火内发病心官……”，并阐述了痰火立论的指导意义，可见其读书功夫之深。

三曰勤问。学习难免会碰到困难，释疑解惑最好的办法是发问，他善学又善问，５０年代他自告奋勇地为程门雪先生整理校订《伤寒论歌诀》，即利用这一机缘，执弟子礼，就《伤寒论》的有关问题虚心讨教，程老娓娓不倦“疑义相与析”，胜读十年书，裨益殊匪浅鲜，张氏在《书种室歌诀二种》一书作序说：“镜人随侍程丈，筹建中医学院，纂修《辞海》，朝夕相聚，质疑问难，如坐春风……”。

四曰勤写。勤学、勤读、勤问之外，还要勤写。就是把学到的知识技术，读到的文献资料，问到的见解经验，及时写好笔记、文摘，或写成总结、论文，扎下坚实的学术根基，锻炼酣畅的写作能力。他历年来参加了《辞海》中医分册、《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等书的编著，摘录了中草药性能的文摘５００余张，发表论文５０余篇，每当接受讲课或学术交流任务，都亲自撰写讲稿，一次应邀赴日交流肾病证治，临行前一周，日方提议增加温病学说的演讲内容，他伏案执笔，三天脱稿，写成《暑温与湿温的证治》一文，医理精湛，文采丰茂，观点明确，受到日本医界的好评。

五曰勤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学和用的关系，学以致用，是张氏的一贯宗旨。如对慢性胃炎的临床研究，既遵循中医理论，又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探索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规律，创立了“调气活血法”，通过１０余载坚持不懈的努力，理、法、方、药具备，疗效居国内领先地位，并首先打破了“胃粘膜腺体萎缩及肠腺化生不易逆转”的观点。

他还提供了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经验，自拟“复方四参饮”方，组织力量，开展对病毒性心肌炎后心律失常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由于医、教、研的需要，他创建了“中医研究室”，承担多项临床研究工作及培养研究生任务，凡课题设计、理论指导、方药拟订、临床观察、资料总结等，均不厌其烦地参与商讨、安排、落实，带动大家去完成，多年来取得一定成效。

（三）医为仁术，贵在奉献  张氏对中医事业和病人倾注了一片赤诚之心。全国解放不久，毅然结束诊务繁忙的私人诊所，就职上海市卫生局中医科副科长。当时中医工作荜路蓝缕，惨淡经营，他和医坛硕彦陆渊雷、程门雪、章巨膺、张赞臣、丁济民等筹建了上海市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上海中医学院，以及全市综合性医院的中医科室，打开了中医事业的局面，为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术上的造诣，使他从一位普通的中医生成长为主任、教授、专家，工作上的业绩，使他从一个科级干部升为处长、副局长、顾问，艰苦的历程，无声地歌颂了他的奉献精神。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张氏曾负责全市中医带徒工作，又兼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医专等教职，培养了成批的中医人材，即使在浩劫的十年，他从农村返回，还在上海市六·二六中医门诊部编写教材、带教学生，并每周设立一次教学门诊，他对每个病例的辨证论治、处方用药、加减变化，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分析，因此各医院中青年医生闻讯自愿前来参加听讲者，济济一堂，大家认真学习，形成了良好的学风。近年来，他不仅积极地培养了研究生，还不顾年高体弱，担任了全国著名老中医药专家带徒班的指导老师，为培养中医高层次人才而出力。

于今，张氏年逾古稀，两鬓霜雪，还是坚持门诊第一线工作，“病人至上”始终不能动摇他的信念，能为病人解除疾苦，也是他最大的乐趣。

        二、解表与透里 

治热病当以祛邪为先张氏的学术思想与其家学一脉相承，尤其对热病的治疗，更为突出，一贯主张“解表与透里，祛邪为要务”。同时吸收了张仲景、吴又可、叶天士诸家治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师古而不泥古，厚古而不薄今。

众所周知，伤寒热病，不外乎新感外邪和伏气内发二端，新感虽有寒温之分，但外邪之侵犯，由表入里，由浅入深，治疗固宜表散；伏气因新感引动，由里出表，由内达外，治疗亦宜透达。

除了里结阳明的腑证可下夺而外，新感与伏气的出路同在肌表，故“表”与“透”实为治疗伤寒热病的要法。

此外，按景岳所言：“由表而入者，亦必由表而出之”的原则，邪未离表，只应表解，故伤寒邪在三阳，有辛温发散者，温病邪在卫分，有辛平疏解者，诚如戴北山《广温疫论》曰：“邪热必有着落，方着落在肌表时，非汗则邪无出路。”若邪已入里，还应尽可能抓住透达的机缘，导邪外出。

故伤寒邪入三阴，有温经发表者，诚如喻西昌《尚论篇·卷下》注伤寒麻黄附子细辛汤证曰：“三阴之表法与三阳迥异，三阴必以温经之药为表，而少阴尤为紧关，故麻黄与附子合用，俾外邪出而真阳不出，才是少阴表法之正也。”又如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所言：“阴经在里，故以身热为反，风为阳，寒为阴，阳胜于阴，则发热而浮于表，邪在阴经，故脉沉而不头痛也。以附子温藏，佐细辛、麻黄，从少阴导邪而出太阳，开腠以泄之也”。温病邪入气营血分或伏邪内发，有清透达邪者，诚如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言：“凡阳气内动，寒邪化热而发之证，外虽微有形寒，而里热炽盛，不恶风寒，骨节烦疼，渴热少汗，用药宜助阴气以托邪外出。”由此可见，伤寒与温病的治疗，离不开“解表”与“透里”的两大法门，尝谓：“外感时气的治疗前提在祛邪，新感非表不解，伏气非透不达，救阴尚易，达邪最难，热退则津回，邪去则正安。”在治疗上，围绕表与透的原则，如何在热病的各个阶段，选方用药，有机组合，是至关重要的。

           三、重视脾胃

“人以水谷为本。”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原，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础，非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实。而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脾胃被称之为“后天之本”。李东垣曾说：“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又说：“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也。”而元气是健康之本，脾胃之气既与元气关系如此密切，所以李氏又指出：“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张氏在其学术思想及临床实践中都反映出其重视脾胃的特点。他认为脾胃强则诸脏强，脾胃弱则诸脏弱，所以无论养生或治病都应重视脾胃。对脾胃生理病理认识中，张氏颇推崇吴鞠通“中焦如衡，非平不安”之说。盖胃属腑而为阳，脾属脏而为阴；脾气宜升，胃气喜降；脾性喜燥，胃性喜润；二者相反相成，才能较好完成饮食的受纳、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其升降、润燥、寒温等均须平衡协调，这就如称物之“衡”。平则不病，不平则病。

张氏对脾胃的重视，反映在对脾胃生理的推崇。对脾胃本身病变的重视，在对其它系统的一些疾病的诊治上亦予充分的注意，如在认识慢性肾小球疾病时，泌尿系疾病一般都容易联想到肾而过于强调治肾，而张氏论治此病时兼重脾肾。认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土健旺而协调于肺肾之间，则津液精微当升则升，当降则降，敷布周身，资养躯体，反之则清不升，浊不降，精微或随小溲排泄，出现蛋白尿等变化，饮食反成痰湿水浊，症见低蛋白症、高脂血症或氮质潴留，故强调健脾益肾不可偏废。同样，在论治高脂血症，讨论减肥之时，亦强调饮食不节与脾运不健两方面互为因果所致。脾胃运化不健，痰湿瘀浊滋生，出现脂质代谢紊乱，于是导致高脂血证或形体肥胖，所以治疗时应先立足于健脾化痰，脾运健旺，痰浊自蠲，脂质代谢从根本上恢复正常。

由于对脾胃的重视，所以张氏在临床遣方用药过程中尤其强调保护胃气，胃气一败，百药难进，而胃气来复，诸脏才得转机。因此切忌一味追求中病而大剂、重剂妄投，得此失彼，非远见之举。临床上仔细观察每味药可能对脾胃造成的副作用。并提出峻药缓投之法，即通过改变给药途径以取其效。如治疗氮质潴留时，采用大黄煎汤保留灌肠之法。在处方时又经常配伍谷芽、甘草之味甘和胃安中，并且协调群药。此外常谆谆告诫患者饮食节制。诸多病的成因都与饮食不节有密切关系，同时诸多病的康复亦离不开饮食的合理和调养。

          四、阴常不足

张氏学术思想的又一特点是注重“阴常不足”的认识。

从比较确切地而且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的这一角度来说，“阴常不足”之观点是由元代朱震亨氏提出的，朱氏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通过对天地、日月、阴阳状况的观察，并分析人身生命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提出了人体阴阳生理病理的基本观点是“阳有余阴不足”。“阴不足”是指“阴精”之不足，盖阴精难成而易亏，且“人之情欲无涯”，易受酒色财气所诱惑，所以无论从生理保健，病理论治，重视保护阴精有其一定的意义。张氏推崇丹溪的这一观点。

张氏注重“阴常不足”的另一原因是张氏家族世居江南，深受温病学派的影响，亦对热病的诊治有较深的研究。而温病学派认为温邪之致病最易伤阴劫液。特别在热病后期，由于传统中医缺少输液手段，所以尤多此种现象。因此温热病的治疗，强调“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张氏自幼随父临证，耳染目睹热病伤阴之象，影响深刻，这样潜意识地容易重视阴分的亏耗。

张氏注意“阴常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临床实践的体会。张氏长期行医在申城。长期的医疗过程中，观察到患者阴虚者较多。这与丹溪所说的人体阴精难成易亏有关，同时与现今的人类社会发展亦有相当的关系。秋冬养阴的不足，生活作息的紊乱，声色喧染的诱惑，饮食习惯的影响等等都可加重阴精的亏耗。我们曾观察一组１００例病毒性心肌炎的病人，有阴虚征象者就达８０例。而这一组病例尚是以中青年为主的。在其它临床科研的观察统计中，同样发现阴虚表现者比例较高，所以加强了张氏对“阴常不足”的重视。

基于上述认识，张氏平素在临床上遣方用药较注意顾护阴分，但张氏并不否认临床上亦常见气虚的一面。而阳虚者则确实较少见，且以阴损及阳者多，所以即使补气多用清润益气之品，补阳多用温润助阳之品，而对温燥刚烈之品应用较慎重。对于补阴保液，张氏亦强调切不可过于滋腻以免恋滞病邪或伤及胃气。

     五、宏观合微观---开拓中医药研究的新途径

（一）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  “宏观以辨证，微观以借鉴”是张氏开展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宗旨，他历来重视传统的中医诊法，不受西医病名的局限。辨证论治从整体出发，诊病时，细问病情，详察舌苔，除传统的观察舌苔方法外，很重视舌下静脉的观察，体会到舌下静脉瘀紫、曲张、增粗，均对血瘀证的辨证提供了客观依据。遵循“持脉有道，虚静为保”的教导，三部九候，反复推敲，脉证相合，重脉重舌，各有所主，四诊合参，力图透过现象去探求疾病的本质，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辨证提供了一定依据，这种宏观辨证的诊病方法，既具有中医传统的特色，也有很大的优越性。

随着医学科学的迅猛发展，现代化、客观化的检测手段不断提高，中西医学相互渗透，张氏善于汲取新的信息和知识，借助于此，从而加深对“病”和“症”的认识，深刻地指出：“有诸内者，未必尽形诸外，隐匿的、疑似的迹象无法完全依靠宏观辨证洞悉一切，因此，对中医学的研究，尤其是临床研究和科研工作，尚应借鉴微观检测方法，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仪器设备及理化实验手段，这样做，一方面弥补了直观、宏观之不足，同时可不断充实四诊内涵，有助于提高疾病的诊断，也可为临床及科研提供客观指标，对于整理研究、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开拓更广阔的领域。”因此，他在诊治慢性胃炎时，借助胃镜直观及病理组织活检的微观所见，了解胃粘膜病变情况，参入于中医辨证之中，使中医望诊获得延伸和发展；在研究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观察心律不齐（结代脉）病例时，借助２４小时心电监护，作治疗前后的对照，以更精确地了解心律的变化，评估药物的疗效。这样，从临床和科研角度看，增强了客观化、科学性及临床疗效的可信性。

（二）重视临床与科研相结合 张氏以扎实的中医理论、丰富的临床经验致力于内科临床，不仅对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取得很好的疗效，对疑难病、危重病也有独到见解。由于医学科研方法和水平不断提高，中医也同样面临着竞争和挑战，他不再满足于个例的临床疗效，决定选择病种，组织力量，设立课题，进行研究，从而探索中医临床科研和开发中药的路子。８０年代以来，在他主持下，分别开展了“胃炎系列成方”对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疗效观察，泄浊法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益气温通法治疗雷诺氏征，复方四参饮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心律失常等课题的研究，通过专用方的系统观察，并经统计学处理，疗效更为确切，这样就增强了中医中药治疗疾病的科学性和可信性，也有助于从“病”和“证”的角度加深认识。

（三）重视脉象客观化研究  脉诊是祖国医学诊断疾病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法，起源久远，早在《周礼》已有“参（切）之以九脏之功”的记载，《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古今医统》明确指出：“脉为医之关键，医不察脉则无以别证……医唯明脉，则诚良医”。然而脉道玄秘，脉理深奥，所谓“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张氏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重视切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脉诊只能意会，缺乏客观指标和物理含义。

在２０世纪的科学信息年代，如何使古老的切脉诊断技术发扬光大，显得更为紧迫。５０年代初期，中医脉象客观化的探索已经起步，但进展缓慢。７０年代张氏担任上海市脉象协作组组长，指出脉学现代研究的任务，首先是脉象客观化的研究。召集医学工程有关专家和中医同道，组织力量，进行深入研究，脉象探头和脉象仪的研制成功，加快了脉学研究的进度，经多年的实践，从脉搏波形态的客观信息中，探索了２０余种脉象的脉图变化规律，尤其对弦脉的研究更为深入。通过了大量的检测数据统计，整理出正常人脉象和病理脉象的典型图谱及脉搏波形态，从中找到了一定的规律性，同时运用线性理论、弹性腔理论及频谱分析等方法从数学、力学等各个角度对脉图进行分析，从而使脉象客观化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总之，传统的宏观诊法需要继承和发扬，结合微观检测手段，是取他人之长，为我所用。实践证明，二者结合，才能为中医临床科研的发展开拓新的途径。

    临证特色

      一、诊治热病经验

（一）熔伤寒与温病于一炉  张氏擅治热病，取伤寒、温病学说之长，深研《伤寒论》，重视六经辨证，不仅参阅诸家注释，更强调对原文的理解和析疑，立足于临床，讲究实效。６０年代为程门雪先生整理《伤寒论歌诀》，逐句逐条订正错误，予以复刊，有助于后学。对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和吴鞠通“三焦辨证”的大纲，以及家传治疗热病的经验，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更有深切的体会。认为温病学说渊源于《伤寒论》，是对热病辨证施治规律具体运用的发展和补充。温病学说离不开《伤寒论》的理论指导，《伤寒论》得温病学说的结合，更丰富和完善了热病临床辨证论治的内容。二者宜合不宜分，关键是如何掌握和应用，决非争论的问题，故一贯主张熔伤寒与温病于一炉，灵活地运用伤寒方和温病方，可谓深得古人之奥秘，领悟家传之要诀，辨证层次分清，用药轻灵见长，既重继承，尤多创新，开阔了热病的证治领域。

（二）暑温与湿温的异同及证治重点  暑温与湿温均属温病范畴，一般认为，暑温发病多在小暑与大暑之间；而湿温发病，多在长夏初秋，同为夏令季节的常见热性病。盖暑为阳邪，湿为阴邪，所苦不同，但二者均属温邪致病，一是温与暑合，一是温与湿合，而暑必夹湿，温必化燥。若论卫气营血的传变机制，是温病转归的普遍规律，暑温与湿温应无例外，但二者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1 发热  发热是温病辨证的重要指征，然而温病范畴的各个病证，热型并不是一致的，这与病因有关。“暑乃夏月之炎暑，盛热之气火”。因此暑邪伤人，既骤且厉，常激动少火悉成壮火，引起高热，临床一般主张重用白虎直清阳明气热。

值得注意的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暑温肇病之端，亦多有短暂的卫分表现，如恶寒脉浮等症，当邪袭卫分阶段，仍需审别偏热偏寒，或仿银翘散去牛蒡子、芥穗加杏仁、石膏、黄芩方，豆豉、薄荷与石膏、黄芩同用，疏中带泄，或宗新加香薷饮，香薷与银花、元参、连翘相合，散而兼清，力求阻断病情的进展，决不应惑于“夏暑发于阳明”之说，勿问脉证若何，早施辛凉重剂，诛伐无过。

再论湿温的证候是湿与热合，盘踞中焦，氤氲气分，热势又与暑温的气分燔热有异，其特点是“午后身热，状若阴虚”。湿性淹滞，在热受湿遏，邪难化燥之际，传变缓慢，热退不易，较诸暑温的治法尤多顾忌。

对湿温证的辨证论治必须从“湿”与“热”二者着眼，或宣气以化湿，或清温以泄热，湿去热孤，热达湿开，身热才能获得解退。

此外，湿温初起，高热无汗，胸脘痞闷，心烦神乱，行将昏糊，舌苔厚腻或黄白相杂，脉紧数，邪盛体实者，则可投玉雪救苦丹取汗退热，真有“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灵效。

暑温与湿温化热，热传营血，高热神昏，则清营凉血，法趋一途。

２ 斑疹与白 斑疹是指温热病中出现的红色皮疹，点大成片，抚之不碍手，斑斑如锦纹者称“斑”，云头隐隐或见琐碎小粒，形如粟米，高出于皮肤者称“疹”。斑疹的病机是“热闭营中”。

暑温热邪内炽，气血两燔，多夹斑带疹。

凡发斑疹，“急急透斑为要”，透斑之法，不外清营凉血，泄热解毒，方用化斑汤，神犀丹加丹皮、赤芍等味，甚者可用通腑泻下，实热得泄，则斑疹易透。

湿温以白为主，如热重于湿，交逼中焦波及营分，疹或相间而作。白起于颈项，继及胸腹及腰侧，色泽明亮饱绽者为佳，称“晶”，枯燥如虱壳或含浆者，称“枯”、“浆”，预后不良。

治需微汗养，宜辛凉淡渗配合芳化透达，切忌表散，方宗薏苡竹叶散加清水豆卷、佩兰、青蒿等味。至于“枯”与“浆”，乃天气溽暑与湿热郁蒸所致，汗出伤阴，元气暗耗之征，在清化法中，兼益气阴，或用谷露代水煎药，如与疹点杂见，则酌入丹皮、赤芍，气营两清。

３ 战汗  战汗是指寒战而汗出，仅见于湿温证候。“战”是正邪剧烈交争的反映，盖湿邪夹热，流连气分，倘正气未衰，犹能力透重围，奋起一战以驱邪，应属佳兆。有的初战不胜，隔日再战，其临床表现大多是先全身战栗，甚或肢冷脉伏，继即汗出，故称战汗。战汗后阳气受耗，一时不能布敷肢体，故肢体稍凉，若脉象濡细，和缓而不躁疾，并非脱证。叶天士对战汗一症，提出益胃法以促使战汗透邪。王孟英认为“益胃法”具体是“疏瀹其枢机，灌溉汤水，俾邪气松达与汗偕行。”总宜宣展气机，求其汗出达邪。

４ 神昏 暑温邪热充斥，逆传心包，神志昏迷，谵语妄言，热盛烁肝，火动风生，故神昏必伴四肢抽搐，治应“清热救阴，泄邪平肝”为务，方药如清营汤、清宫汤、羚角钩藤汤、牛黄丸、紫雪丹等。

若湿温在未曾化热之前，湿热酿痰，郁遏熏蒸，浊邪害清，清窍受蒙，亦每表现为昏沉嗜睡、神志似明若昧，呼之能应，对答迟钝，这与热入心包之神昏有别，宜菖蒲、郁金辛开化浊，不宜遽用牛黄、至宝，以免引邪内陷，迨湿化燥、温化热，燥热肆扰营阴，逼乱神明，始可于凉血清热方中，参入犀角花露之品。

又暑邪深入厥阴与少阴，而见神识昏迷，默默不语，或心热烦躁，消渴麻痹。乃暑湿不得外泄，心主被遏，络脉凝瘀，肾液不供，肝风内煽所致。治疗失宜，病纵得愈，亦常形成肢体强直拘挛或神识障碍等终身之患。薛生白举三甲散，虫蚁剔邪，通以利络，吴鞠通举连梅汤酸甘化阴，柔以养筋，二方均极精当，可酌情采用，冀能缓解症状，杜其后遗。

５ 下血 下血一症，多发生于湿温后期，此因湿热蕴阻太阴阳明，蒸郁腐脓，损伤阴络而形成，营阴的亏损，病情的危笃，不言可喻。实践表明，湿热合邪，直趋中道，终归脾胃，每夹肠中积滞，相互搏结，如能通腑缓下，及早清除胃肠秽垢，当可防止下血的病变。

湿温下血，血色大多黯黑，并伴有腹痛及肢冷脉细等症，应参用独参汤、救逆汤、桃花汤、黄土汤加减，但地黄必须生熟同进，配阿胶、当归养营，麦冬、白芍滋阴，人参、白术、甘草、粳米益气健脾，附片、牡蛎、赤石脂固涩潜阳，冶养营护阴、益气摄血、回阳救逆等法于一炉，调治合度，亦能化险为夷。

       二、诊治胃炎经验

（一）辛勤耕耘，喜出成果  张氏善治脾胃疾病，１９７７年以来，致力于慢性胃炎的临床研究，坚持“着眼于理论，立足于临床”，通过数以千计的病例，丰富了诊治经验，理论的提高，来源于实践的升华，辨证结合辨病，用药详尽精炼，疗效不断提高，他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在探索运用中医中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过程中辛勤耕耘了１０余个春秋，取得卓著成果。

８０年代初，通过１２２例慢性胃炎证治的总结，观察了患者治疗前后的胃镜及胃粘膜的病理改变，其疗效得到了科学验证。其后，选定慢性萎缩性胃炎为重点，开展了研究工作，创立“调气活血”法，拟订协定方，于１９８５年总结了５２例临床资料，有效率达７３．０５％，治疗前后胃粘膜腺体萎缩的改变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１），更可喜的是肠腺化生及不典型增生的病理改变，也获得一定疗效。临床实践中证明，张氏的经验不仅对运用中医中药治疗萎缩性胃炎提供了可信的疗效，同时打破了“胃粘膜腺体萎缩不易逆转”的观点，也为胃癌前期病变的治疗开拓新路子。该项研究成果荣获１９８６年度全国（部级）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甲等奖及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继之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视下，“张氏诊治萎缩性胃炎的经验和机理研究”被列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他针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临床表现，亲自拟订了系列成方，方便病人服用，也体现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用药特色，使疗效有了进一步提高，其中第四卷５６运用“萎胃安冲剂”治疗１１３例萎缩性胃炎的总结，症状疗效为８９．２８％；治疗腺体萎缩有效率７８．７６％，肠腺化生好转７６．６７％；不典型增生好转率８８％，并相应地作了微量元素、胃电图、ｃＧＭＰ、ｃＡＭＰ及对药物的有关实验研究，于１９９０年再次通过有关专家的鉴定和认可，并于１９９１年在北京参加国家“七五”科技攻关成果展览会展示。同时“张镜人教授诊治慢性胃炎电脑专家系统”也于１９８９年研制成功，获上海市中医科研成果三等奖，目前已应用于临床。由于张氏对慢性胃炎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１９９４年上海市卫生局在第一人民医院成立了“上海市中医（中西医结合）慢性胃炎医疗协作中心”，并推选张氏担任主任。１９９５年以张氏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脾胃病学科”又被评为上海市卫生局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预备项目，拨给专款，立题深研，在今后三年中，他们将在张氏的领导下对胃炎的中医证治和机理研究不断探索，作出新的贡献。

张氏治疗慢性胃炎的经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既非朝夕之功，亦非个例之效，从丰富的经验中，提出了独到的论点，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诊疗特色。

（二）胃炎辨证的着眼点  慢性胃炎的临床表现不一，常见的症状如胃脘疼痛、胀满、嗳气、泛酸、嘈杂等，中医辨证仅从一个“证”着眼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当综合地参照“胃脘痛”、“心下痞”、“嗳气”、“嘈杂”等证候进行辨证，就更切合临床，张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

１ 胃炎当从热辨治  慢性胃炎有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之分，一般病程较长，迁延日久或易反复发作，前者的病理改变主要是胃粘膜充血、水肿、糜烂等；后者的病理改变主要是胃粘膜腺体萎缩。从中医辨证角度出发，二者病机的转化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热象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胃炎与热的关系，一是因热而引起胃粘膜的炎症，如恣食辛辣煎，喜饮烈酒，或情志不遂，气滞郁久而化热，肝热夹胆火上乘，以致蕴热炽盛，内扰于胃。或感受六淫之邪，化热内传胃腑，热壅脉络，气血升降失调。胃气不和，炎症日益加重，或湿与热合，或瘀与热结，或病久耗伤胃阴，阴虚内热等因素，从而引起胃粘膜的炎症。二是胃炎的临床表现以热象居多，如胃脘疼痛伴有灼热感，口干、口苦、嗳气泛酸、嘈杂易饥、舌红、苔黄等，辨证属热无疑，这在胃炎浅表阶段，尤为明显。

历代文献对胃恙的辨证有虚实寒热之异，主张属寒的观点为数不少，有“胃病属寒者十有八九”之说，然而张氏结合临床，认为胃炎当从热辨治。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诸呕吐酸……皆属于热”。《素问·痿论》曰：“肝气热，则肝泄口苦”。《丹溪心法》则谓：“病得之稍久则成郁，久郁则蒸热，热久必蒸火”。清代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也指出“考内经诸痛，皆主寒客，但经年累月久痛，寒必化热”，以上诸家的论述，对胃炎从热辨治提供了一定依据。

张氏通过临床实践，对１２２例慢性胃炎的症状进行分析，其中口苦占５５％，泛酸占４８％，伴烧灼感占２８％，黄苔（薄黄苔、黄腻苔）占５０％，红舌占４８％。对１１３例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的舌象分析，其中红舌（淡红舌、暗红舌）占４２％、黄苔占５２％。以上资料为慢性胃炎从热辨治，提供了客观体征，反映了机体气郁化火、瘀热互结的病理变化。

值得提出的是中医辨证属“热”，与现代医学的“炎症”，不能完全等同看待，热证的出现是多种病理变化的反映，如体质因素的影响，气候的变化，饮食的不节以及气郁化火、邪热犯胃、湿热交阻、瘀热相合等病机的转化等，并非纯属因感染而引起的炎症，因此在治疗时，也非纯用寒凉清热药物均能收效，尚需区别证情，予以治疗。

２ 病起于肝胆，症见于脾胃  盖胃为腑，主受纳，居于中焦，乃水谷之海，以司水谷升降出入之职能。然厥阴肝木，少阳胆腑，均主疏泄，肝气条达，胆液畅泄，令胃气和顺通降，有助谷气之受纳运化。又脾与胃互为表里，以膜相连，同居中州，胃主纳而脾主运，脾为胃行其津液，相互协调，共同完成饮食的消化、吸收及精微的输布，营养全身，故称“脾胃为后天之本”，“土为万物之母”，胃主降而脾主升，相反相成，脾气升则精微得以输布；胃气降则糟粕得以下行，故《临证指南》谓：“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胃喜润而恶燥，脾喜燥而恶湿，二者润燥相济，阴阳相合，司饮食之传化，故《临证指南》又谓：“太阴湿土得阳则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由上述可见，胃欲司其受纳通降之功，与它脏关系至为密切。

从慢性胃炎的发病看，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饮食、外邪等直接影响外，情志怫郁，多思过劳，过食油腻，寒温失当均能导致肝胆疏泄失司，气郁不达，横逆犯胃。木郁土中，气机失于条达则往往表现为肝胃失调，胆胃不和，而见胃脘疼痛，痞满作胀，引及两胁，嗳气上逆，口苦等诸症丛生。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谓“胃痛，邪干胃脘病也……惟肝气相乘为尤甚，以木性暴，正克是也”。此外，素体脾气虚弱，或湿困中州，运化失职，清气不升，胃之受纳与通降障碍，而见食少、呕吐、脘胀、便溏等症，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的病理变化，或胃病日久，脾气受戕，运化少健，无以输布精微，则表现为脾胃不和，故见中脘痞满，中虚嘈杂，得食则减，大便稀溏、形疲乏力、脉细、舌胖等症。因此，慢性胃炎病变虽在胃，从脏腑辨证，整体着眼，当责之于肝、脾和少阳胆腑。张氏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体会到，慢性胃炎的证候，或偏重于肝（胆）胃失调，或偏重于脾胃不和，而肝胃失调者，脾胃必弱；脾胃不和者，肝气易滞。可见它们之间每每产生连锁的病理影响，可以说这种病理影响，贯穿于慢性胃炎病变的全过程。

３ 气虚与血瘀  脾胃之气乃中气，中气健旺，谷气能消，精微能运，后天得以充养。《景岳全书·脾胃》曰：“正以人之胃气即土气也，万物无土皆不可，故土居五行之中而王于四季，即此义也。由此推之，则凡胃气之关于人者，无所不至，即脏腑、声色、脉候、形体无不皆由胃气，胃气若失，便是凶候……”。又云：“土为万物之源，胃气为养生之主，胃强则强、胃弱则衰”，足见胃气之强盛乃水谷受纳、运化之根本。若脾胃气虚，升降失调，生化无权，气阴营血俱虚，每致胃粘膜腺体萎缩，临床可见患者中脘不适、脘痛隐隐、痞满嘈杂、神疲乏力、形体瘦弱、舌胖（或舌边有齿印）、脉来细弱等一派中气虚弱之症，此证在慢性胃炎腺体萎缩阶段表现尤为突出。

由于胃为多气多血之腑，气之运转，血之濡养是维护胃气的基本条件。胃炎初起，往往病在气分居多，若病情迁延日久，每多深入血分，而致瘀阻胃络，即“久病入络”之谓。“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若气滞日久，血行往往受阻；气虚日久，运行无力，气弱则血泣，血行也易阻滞，故从临床观察，萎缩性胃炎患者，瘀阻之象，每多有之，症见胃脘疼痛或刺痛，或痛处固定不移，舌质紫暗或边有瘀点，或舌下静脉曲张、增粗。胃镜及病理可见胃粘膜苍白，血管纹暴露，腺体减少，或伴有肠上皮化生，或伴有不典型增生，而呈瘀热互结于胃络之证。正如叶天士所言：“胃痛久而屡发，必有凝痰聚瘀”。张氏从１１３例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有关资料分析，暗红舌和瘀紫舌占６０％，舌下静脉曲张、增粗者居多，足以表明本病的发生与胃络瘀阻，胃粘膜血供不足等因素有关。

从大量的临床资料分析，认为慢性胃炎在浅表阶段（胃粘膜炎症、糜烂、胆汁返流等），往往肝郁气滞和郁热犯胃并见，故辨证侧重“气滞热郁”为主，而慢性胃炎在胃粘膜腺体萎缩阶段，则脾胃气虚常与胃络瘀阻同见，故辨证侧重“气虚血瘀”为主，但在病变过程及病机转化中，每兼夹湿阻、阴亏等证候，尚需结合辨证，全面参合，加减用药。

（三）胃炎治法 

１ 立法原则  张氏根据胃的生理功能及脏腑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中焦脾胃，互为表里，脾气宜升而胃气宜降，脾喜温燥，胃喜柔润，相反相成，犹如称物之“衡”，在动态变化中，保持相对平衡，以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平则不病，不平则病”。不平之因，有虚实寒热之别，气血阴阳之异，故宗《温病条辨·治病法论》中提出的“中焦如衡，非平不安”的法则，作为治疗慢性胃炎的准绳。治法众多，贵乎平衡，平则不病矣。主张治胃当责于肝、胆及脾，指出欲调升降，先疏肝胆；欲和脾胃，需适润燥；欲安胃气，宜调气血；欲助运化，寓补于通。中虚当益气，中满当理气，络瘀当活血，阴亏当养阴，热盛当清热，湿阻当化湿。临床症状不一，病机变化多端，治疗当执其要点，善于随机应变，令胃气通顺为度。

２ 治胃炎十法 

一曰清热和胃：慢性胃炎临床每多见中脘灼热疼痛，口苦且干，嘈杂易饥，或泛吐酸水、苦水，大便干结，舌红苔黄等，胃镜所见胃粘膜充血、水肿或糜烂等，此乃恣食辛辣，郁热中阻，胃失和降所致，正如《内经》所言：“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火郁之发，胃痛呕逆”。此当从“热”论治，宜清热和胃。如黄芩、连翘、铁树叶、芙蓉叶、知母、平地木、白花蛇舌草之属，以清泄阳明，热去则胃安也。其中铁树叶清热止痛之功尤优，《本草纲目拾遗》称铁树叶“平肝，统治一切肝气痛”。《本草便读》谓知母“清阳明独胜之热”，芙蓉叶性平气凉，散热疗疡最为有效，对胃粘膜糜烂者每多选用。

二曰疏肝和胃：肝胆疏泄失司，木郁不达，侵脾犯胃，以致胃脘痞满、隐痛，或引及两胁，或攻撑作痛，脉弦等，正如《内经》所言：“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又沈金鳌曰：“胃痛……惟肝气相乘为尤甚”，此当从“肝胆”论治，宜疏泄肝胆之气，以和胃安中。临床以四逆散加减，其中柴胡苦平微寒，不仅善于达邪外出，并为疏肝利胆，调畅气机之要药，伍白芍、甘草、枳壳、香附等疏调肝胆郁滞之气，木达则土安矣。玄胡能行血中之气滞，九香虫咸温入肝，《本草纲目》谓本品治“膈脘滞气”，二药均具止痛之功，胀剧则选加佛手片、玉蝴蝶等，取其性润而不燥，可和中理气，宽胀除痞，佛手能醒脾开胃，《本草纲目拾遗》谓玉蝴蝶“治肝气痛”。

三曰益气养胃：脾胃互为表里，胃病经久不愈，脾气相应受损，脾胃气弱，中气不足，胃气不和，每见神疲乏力，胃脘嘈杂思食，稍食则减，便形不实或便溏次多，脉细，舌胖或舌边有齿印等，此当从“脾胃”论治。宜健脾益气以养胃，如孩儿参、炒白术、淮山药、香扁豆之属，脾运健则胃气自调，其中孩儿参甘苦微寒，善于补气养胃，为清补之品，补而不腻，胃炎中虚者最为相宜。

白术苦温以胜湿，甘香以缓中，正如黄宫绣曰：“白术缘何专补脾气，盖以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须缓，急食甘以缓之，白术味苦而甘，既能燥湿实脾，复能缓脾生津，且其性最温，服之能以健食消谷，为脾脏补气第一要药也。”山药、扁豆均入脾胃二经，健脾养胃，补中止泻，擅治中虚嘈杂，大便稀溏。

四曰养阴益胃：肝经郁热犯胃，久则易损胃阴，阴液亏损则胃少濡润，导致胃脘少舒，口干引饮，舌光剥或舌裂少苔，或胃酸缺乏，泌酸功能低下，胃镜每见萎缩性胃炎的表现，此当从“阴”论治。宜养阴生津以益胃，如南沙参、川石斛、淮山药之属。其中沙参、石斛滋养肺胃，清热生津，对胃热脾燥，阴液亏损之证，可获清养。白芍配甘草，不仅能奏酸甘化阴之功，且白芍泻肝之急，甘草缓肝之急，二药相合，兼具缓急止痛之效。胃酸缺乏者，酌加乌梅、木瓜、焦山楂等酸味之品，益阴以润燥，养胃以助运，亦有助于胃酸之分泌。

五曰清化瘀热：木郁不达而化火，病久往往损及胃络，气愈滞则热愈郁，瘀热互结，临床表现为胃脘疼痛或有刺痛，痛有定处，舌质暗红或有瘀点、瘀斑，舌下静脉曲张、增粗等，胃镜、病理活检常揭示腺体萎缩，或兼见肠上皮化生，或兼见不典型增生，此当从“瘀热”论治。宜清化瘀热，如丹参、血竭、赤芍、白花蛇舌草、白英之属，瘀化热清则胃自安和。其中丹参、赤芍活血行瘀，改善胃粘膜血流和血供状况，增强营养，冀能逐步恢复腺体。血竭色赤入营，行瘀止痛，和血生肌（研末冲服为宜），血和则痛止，瘀去则新生，可改善血流粘稠状态，促进胃粘膜腺体恢复。白花蛇舌草、白英等善于清热解毒而消痈，临床体会，对阻断肠腺化生、不典型增生必不可少。

六曰调气活血：“肝胃失调，脾气受戕，久则络脉瘀滞，呈气虚血瘀之象，每见胃脘隐痛、胀满、神疲乏力、便溏纳呆，脉细或舌胖或舌质紫暗，胃镜及病理活检均可呈萎缩性胃炎的表现，此当从“气血”论治。宜调气活血法，调气者，益气、理气、降气皆是也。如孩儿参、白术、柴胡、香附、丹参、赤芍之属，脾气健，肝木调，气调血行，则腺体萎缩亦愈。

七曰寒温相配：慢性胃炎以热证居多，但胀痛必有气滞，若投一派寒凉之品，更碍脾胃气机，胀痛将有增无减，故采用辛香和胃，行气宽中，温而不燥的苏梗与苦寒清热的黄芩、平地木、连翘同用，寒温相配，适脾胃之性，则气机舒而脾胃和，胀痛自可缓解。

八曰升降并调：慢性胃炎病起于肝胆，症见于脾胃，临床常表现为胃气上逆的嗳气、泛恶、泛吐酸水或苦水等，以及脾气不振的形瘦乏力、脘腹作胀、便溏等症。“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此当升降并调，如柴胡与旋复花、代赭石配合，升清阳之气，降胃气上逆。且木郁不达，少阳清气失展，胆热液泄必致口苦、胁痛、泛吐苦水，胃镜检查每见胆汁返流，尤需柴胡以畅达厥阴，升少阳清气，兼佐黄芩以苦降而泄胆热，皆升降并调之法也。

九曰化湿和中：胃主受纳，脾主运化，恣食生冷油腻，湿从外受，脾运不健，湿易内生，故脾胃之疾每多兼有湿阻之象，症见胸闷脘胀，口渴而不欲多饮、纳呆、苔腻（黄腻多湿热，白腻多寒湿），此当从“湿”论治，宜化湿和中，湿热重宜用陈佩梗、生、熟米仁；寒湿重宜用半夏、陈皮。湿化则胃安矣。

十曰消导悦胃：胃乃水谷之海，脾乃运化之枢，脾胃为病，胃少受纳，脾不健运，“食不消，脾不磨”，每易饮食积滞，症见脘腹饱胀，食欲不振，此当结合消导之法，宜六曲、谷芽之属。消食化积，健脾和中，食化积消则脾胃之气平和。谷芽一味《纲目》称有“快脾开胃”之功，治胃方中每作佐使之品，药虽平淡，取其快脾悦胃之专能，且协调诸药，久服无碍胃气之弊。

慢性胃炎有浅表、萎缩、糜烂等区别，其临床表现不一，在“中焦如衡”的理论指导下，着眼于肝、胆及脾胃，抓住气滞热郁、气虚血瘀的病机，从而调升降，适寒温，和脾胃。以上十法，或一法独用，或数法合参、辨证识病，圆机活法，屡见功效，可谓胃炎治疗之要诀。

（四）开拓癌前期病变防治的途径  一般认为，萎缩性胃炎合并重度肠腺化生或异型增生者，为癌前期病变，有的主张手术治疗，此时内科保守治疗的关键，是能否使肠腺化生及异型增生得到控制和逆转，西医尚缺乏理想的治疗方法，张氏敢于攻克难题，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