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茂

　　4月20日，有海外中文媒体刊出一份“习近平对军委高层秘密讲话”，里面强调跟美国搞好关系的重要性，这跟中共军方鹰派鼓吹“中美终有一战”的做法截然相反。对于这份“讲话”，有分析认为其内容与习近平身份不相符，是伪托习近平的名义发出；也有分析认为，“讲话”是真实的，展示了真实的习近平。

　　军委主席就战争问题对军委领导干部的讲话

　　（201X年X月XX日）

　　各位：晚上好！

　　今天就战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与各位交换意见。在座的，都是军旅出身，有的还有著丰富的战争经验。我不是。就军事问题、战争问题，你们是老师，我是学生。但作为军委主席，是不能不考虑战争问题的。当然，我更多的，是考虑战争问题中的战略问题、政治问题，价值观问题，而不是战役指挥问题。我很赞同毛主席的一句话：“言必及义”。战争问题中的义，还不仅是战略问题，更要涉及到世界大国政治、人道主义、人类文明走向。言不及义的政治家，不是政治家。言不及义的军事家，也不是真正的军事家。今天，我想就战争问题中的义，跟大家作一个意见交换。必须声明，我所讲的，除了历史上已有定论外，都不是结论，只是提出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我坚决反对凡一把手讲话就是结论的做法。

　　我今天与大家交换的意见主要有五个问题：

　　一、我们党与20世纪的几场战争；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三、澄清对美国的认识；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对外战略的支橕点；

　　四、今天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根本使命；

　　五、现代战争与人类现代文明。

　　第一个问题：我们党与20世纪的几场战争。这既是历史的回顾，也是一种总结；总结中有肯定、也应该有反思。可以说 ，我们党基本上就是一路伴随著战争成长壮大、赢得战争、夺取政权、守卫疆土的。从1924年到1949年，我们党参加了三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第一次国内战争，也叫北伐战争（1924年到1927年），我们是配角，国民党是主角。抗日战争（1937年到1945年），我们党还是唱配角。国民党还是主角，这一点应该承认。第二次（1927年到1937年）、第三次（1945年到1949年）国内战争，国共两党唱对手戏，而且战争主动权逐渐从国民党手中转移到共产党手中，直到我们取得彻底胜利。但是1949年后，战争并没有远离我们。新中国建立刚8个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我们先后派出了数百万志愿军，在朝鲜跟联合国军打了三年。朝鲜战争刚停战，我们又悄悄地参加了越南战争，虽然没有调用大量的兵力，但付出的物资、装备、技术却是巨大的。累计到1975年，投入到越南战争的物资总量，比投入到朝鲜战争的多得多。

　　这期间，1962年，我们跟印度又打了起来。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此后，1969年，我们在北部边境跟苏联打了几场小规模的战斗；1979年至1989年，在南部边境跟越南打了一场规模较大、耗时10年的战争。事实上，我们跟国民党的内战并没有结束。至少在毛泽东时代，内战还延续著。金门炮战，就是证明。如此看来，1989年之前的60多年里，我们党几乎始终都处在战争的氛围中。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大体可以分成两类：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国内战争比较单纯，就是国共内战。国际战争比较复杂，有基于共产主义国际义务的“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战争，有基于边界领土争议的中印战争，也有基于……毛泽东说过，战争好比一所学校，好比一座熔炉。战争让我们党学到了许多东西，锤炼了我们党的肌体，锻炼了我们党的意志。世界上几十个共产党，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共产党，像我们党那样有著无比强壮的体魄和无比坚强的意志。这是战争带给我们党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战争也使我们党拥有了在常规陆战方面的最为娴熟、无与伦比的战役指挥能力。一位以色列的军事专家得出结论，我们的战役指挥能力仅次于二战时的德国，排名世界第二。虽不足为训，但我认为还是靠谱的。我们党在国共内战时期，几乎是同时酝酿、组织、指挥了辽渖、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主力150万之众，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为数不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战争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战争，也带给我们党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党的最宝贵精神财富即毛泽东著作，几乎全部是有关战争的。这不免给我们党带来一定局限性。我们党似乎更习惯于战争的环境，而不适应和平的环境。事实上，我们冷静地看一看，从1950年到1979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们打了六、七场大大小小的战争，这在二战后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政权来说，是不是有点过于频繁了？过于频繁的战争，消耗了我们国家宝贵的资源，更严重的是，这些战争让我们党，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并导致国家体制的失衡、给民众利益造成巨大损失。

　　战争的负面影响我归纳了几点：

　　第一、滋长了我们党绝对正义的思维习惯。我们党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二战之后的国内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蒋介石国民党败逃台湾，而大陆则由我们党完全、彻底掌控。这一结果，当然可以证明我们党佔据著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正义制高点，但如果将其绝对化，就有可能成为我们党的包袱，事实上，我们党在建国后二、三十年里的一些折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背上了这个包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摆脱成王败寇、这一陈旧历史观的束缚。在人类普遍觉醒的20世纪，坚持正义的一方，最终能够在战争中获胜，这可以说是定律；但是，逆定理却是不存在的。别说短暂的胜利——如纳粹德国1940年在欧洲大陆的胜利、军国主义日本1941至1942年在太平洋的胜利，根本不能证明正义在他们一边，即使获得了持久胜利的一方，如美、英、苏、中（国民党统治）等国家，也不能证明，他们就能持久地代表正义。国民党在二战期间代表了正义，但战后不到四年，即走向了反面，最后被代表正义的共产党打垮。苏联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战后虽然还辉煌了40年，但也最终走向了反面，最终导致彻底崩溃。我们党在国内战争中，虽然代表了正义的一方，但在取得了战争胜利后，如果不能坚持原先的政治理念，而总认为正义一方做任何事、无论怎么做，都能体现正义的话，那么也是要走向反面的。毛泽东的历史教训，对我们党来说，是极其深刻的，我们不能忘记。

　　第二、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我们党的危机感。在二战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危机感过重，机遇感全无。我们党在改革时期，对世界局势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和平、发展是主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将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工作中心。这是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作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贡献。但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局势，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才出现的吗？显然不是。当我们摈弃了陈腐观念回过头去看，便很容易发现，其实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就已经出现了和平发展的大格局。即使在的冷战的情况下，和平发展的机遇，还是存在的。亚洲所谓的“日本复甦”和“四小龙”，不就是在冷战期间产生的吗？也就在别的国家趁“恐怖和平”（大量核武器对峙下的和平）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却是在危机重重的感觉下过日子。我们选择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说明了我们对来自外部的危机感十分强烈。所谓“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也是这种危机感的一种表达。战争是战争，革命又何尝不是战争？我们总认为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导弹，就无法获得国家安全。我们党的注意力几乎全在战争上，哪还有“和平发展”的影子？而且，我们当时认为，大的危机还是来自外部。具体地讲就是来自美、苏。一般来说，一个执政党有危机感并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如果是因为自己局限于以往的经验和感受、缺乏对世界大势的正确判断能力、发生认识上的偏差而形成的过重危机感，就会对我们党的事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危机感过重，错失发展机遇，我们党在执政的前30年，发展状况是很不理想的。

　　第三、国家体制的军事优先特徵过强，产业布局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资源利用的巨大浪费。在毛泽东时代，确实发生过民生优先，还是军备优先的争论和矛盾。早在1953年，就发生了梁漱溟跟毛泽东之间所谓“小仁政”、“大仁政”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关于顾及农民利益的诉求，不过是“小仁政”，而“反帝才是大仁政”。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根本的原因，也是为发展军备服务的重工业和为民生服务的农轻产业发展比例失调。经济部门几乎就是中央军委的总后勤部。到了“文革”期间，国家的基本职能，几乎就剩下了“继续革命”和“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是首当其冲的。可有限的资源用于备战之后，备荒、为人民也就只能被挤到一边去了。到了毛泽东去世时，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判断基本准确。

　　第四、将军事指挥的高度集中原则，移植到国家管理体系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这是长期的战争环境，给我们党造成的一个弊端，过于追求国家领导核心的“纯洁”，“路线斗争”、整肃“反党集团”频繁，造成治国人才大量损耗，政治局势动荡，外部的压力巨大，而内部的权力又是高度集中，于是最高领导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上下必须绝对“保持一致”。稍有不一致，就会引起最高领导人的猜忌和震怒。正常的国际交往也被套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毛泽东时代，党内高层斗争如此频繁，跟毛泽东对外部世界重重威胁的感受是分不开的，不习惯于利益多元化、不同意见共存、通过民主决策机制，选择最佳意见的体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跟领袖意见高度一致的结果就是，成绩可以斐然，灾祸也必然巨大。用战争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非友即敌，造成国际孤立。我们党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当年的冷战格局、阵营对垒的形势，似乎很对我们党的胃口。因为我们有极强的阵营情结，于是，世界上几十个最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又因为我们有极强的马列主义情结，又把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划入必须打倒的修正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我们就成孤家寡人了。用纯粹意识形态的、虚幻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的正常利益，导致我们国家的正常利益长期受到损失。我们反美反苏，自以为能够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使我们自己陷于极端的孤立……我们忽视了世界文明人类的主流认知，那就是反对形形色色的暴力（包括因宗教、种族、政治等因素引发的暴力）；反对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战争；反对以种种理由实行极权体制。有人说，美国打东打西，为什么不被孤立？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被美国打的，多半是问题国家。这些国家的一些行为，早就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如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利比亚等。此其一。其二，美国并没有通过战争直接获得利益，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这就使得它的战争行为，像是警察在执法。美国也因此获得“国际警察”的诨号，这里面有褒有贬。其三，才是美国所打的旗号，什么反对“独裁”、“大规模杀伤武器”、“恐怖主义”等，很是蛊惑人心。当然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富强之国，便是正义之乡，人们通常有这样的思维。而我们中国，恰恰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我们党执政后的几十年里，显而易见，战争带来的消极因素，要大于积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影响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国家制度、民众利益和对外关系。为什么我们总认为，世界上远超我们的强国，“亡我之心不死”？为什么我们总认为，只有在实力上超过这些强国，我们才有了安全保障？如果世界强国都有灭了弱国的想法，那些上百个中小国家，将如何生存发展？如果有人质问我们：强国总有灭弱国的想法，是否意味著中国强大后也要灭了别人，我们将何以应答？当我们几十年来，喋喋不休地念叨“某某亡我之心不死”的时候，我们似乎并不理会世界的疑惑。但就是这些疑惑，慢慢变成了疏远，使我们这个时时刻刻有著危机感的国家反而遭到了孤立。

　　第二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这是我要重点谈一谈的。数千年来战争无数。远的不说了。近100年之内的战争，对我们有著深刻影响的，应该就是二战、抗战、内战、冷战和最近的反恐战争了。冷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冷，我们参与了朝鲜战争，死伤百万，耗财百亿，比我们在内战中的消耗还大。将这些战争联系起来思考，用一种客观的思维方式思考，就是不带党派意识、只考虑一般意义的民众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在战前、战中、战后的得失，看看能给我们那哪些启发。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党在二战、抗战中，还处于弱小地位，影响力有限。对内、对外真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是内战。是长达22年的内战，将我们推到了世界舞台上。所以，我们历来研究战争，似乎也多著墨于内战、尤其是三年解放战争、尤其是三大战役。对席卷全球、历时6年的二战，和中国历时14年的抗战，研究不多，甚至好几年是空白。总结历史教训，向来我们的党史观念很强，世界史、民族史、国家史的观念就要逊色得多。这不是好现象。我们党离不开国家、离不开民族、离不开民众，国家、民族、民众离不开世界。毛主席说过“中国有那么多省，一个省就抵得上一个小国家，合起来就是一个联合国。”但那是一种调侃，当不得真。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是离不开世界的时候，那么对二战历史的研究，就不会有疏离感了。二战有两个战场：欧洲、北非的反法西斯德国的战场和太平洋、东部、东南部亚洲的反军国主义日本的战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那就是太平洋战争。二战的意义对世界来说具有普遍性。而太平洋战争对于中国（当然也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的意义，则具有特殊性。

　　先说说二战意义的普遍性。包括列宁在内的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在一个历史时期具有真理性。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的这一论断正式对这场战争的理论总结。但是到了二战，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规则，由原先的英、法、德欧洲列强主导世界，变成了由美国主导世界。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基本规则就是通过佔有殖民地扩大商业网络，为本国资本增值拓展市场，一次拓展，终身享用，这种商业模式，就产生了世界上许多弱小国家沦为殖民地，而一些大而弱的国家，则划出土地成为租界，殖民地和租界都是垄断市场，别的国家要想佔有，那就把舰炮开来吧。所谓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根子就在这里。20世纪初，美国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美国原来就是英国的殖民地，知道里面的苦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力不济，暂时还不能跟英法德抗衡，所以就提出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规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的事情，用市场的办法解决——搞自由竞争。在美国看来，英法德俄等老牌殖民主义搞领土扩展，扼杀民族自由、交往自由，无疑是一种罪恶；而苏联搞世界革命，搞共产主义国家集团，跟老牌殖民主义无异，同样扼杀民族自由、交往自由，也是一种罪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具有了这样的理念，只是无力付诸实施，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可以说美国加入到二战中来，就是抱著改变世界秩序、废旧立新的理念的。从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一直到《联合国宣言》，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产生的、反映了国际新秩序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本，基本原则就是民族自由（包含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公民自由（包含尊重国民权利、保障人权）、交往自由（包含经济交往、人员交流、信息流通）、和制止非法战争（以《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为依据）。从20世纪初开始，人类社会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实践，今天是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了，那就是：将英法德俄的旧秩序、苏联的共产主义秩序和美国的新秩序这三种国际秩序相比较，美国主导的新秩序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秩序。当然，今天看来，美国主导的新秩序也出现了问题，但这不会影响二战时期的国际大格局。

　　对于二战的认识，我们党始终在列宁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之间摇摆。初期，我们是坚信二战与一战一样，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包括日本攻打中国蒋介石政权，我们党也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战争，还是我们党当时的基本战略。但当纳粹德国大举进攻苏联后，我们才认为战争性质改变了，是世界进步人类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以后军国主义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我们的看法也没有改变。如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我们也会把它看作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但事实上，二战从一开始，其性质就不同于一战了。这是因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已经不同于世纪初的世界了。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苏联的产生，打破了世界的原有的格局，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制约，它起到一种牵制在用。有人说，苏联当时也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逻辑行事的，如它跟德国一起瓜分波兰，侵犯芬兰等。但我要说，与其将当时苏联的这些动作看作是与帝国主义如出一辙，不如看作是苏联在德日意咄咄逼人的态势下的一种自我保护行动。但是，苏联的出现，并不能有力地改变国际旧秩序，而且，从苏联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表现来看，其骨子里依然流淌著沙俄血，毛泽东老一辈领导人，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新沙皇，是有道理的。所以，真正致力于改变国际旧秩序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正是美国的崛起和最终加入二战、主导二战，才使得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一种新秩序完全取代了旧秩序。这个脉络很清晰，就是从威尔逊的14点建议——到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宣言。

　　重点要说的是太平洋战争对于我们中国的特殊意义。几乎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中日关系问题、中美（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关系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截止二战结束，50年来的中日关系史，就是日本下定决心灭亡中国、中国不懈努力救国的历史。而且，十分遗憾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首都南京被佔3年，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几乎所有最为富饶的地区，全部被日本佔领，可以说，如果没有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支援，如果日本不是主要败于太平洋战场，单靠中国自己彻底赶走日本侵略者，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一个军国主义加神道教的野蛮的日本不复存在，消除了中国百年大患。二战奠定了中美盟友关系，由原先的日本主导亚洲，变成了有中美共同主导亚洲的局面。美国主导世界，同时协助中国主导亚洲，削弱了英国的影响，根本上消除了日本的影响，遏制了苏联的影响，这应该是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格局。关于中美关系，我将在第三个问题中详谈。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必须是务实的，所谓务实，就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利益，为最终目的作为出发点，处理中国跟苏联的关系。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幌子，事实上掩盖不了其帝国野心。苏联在二战后期，就远东对日作战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帝国心态，应该是很明显的，国民党政府深感苦痛，为什么我们党却不以为然呢？我们的媒体，应该多播放、登载些二战纪实资料，让我们的人民更多地瞭解二战中的美国和苏联。苏联打纳粹德国并非其主动行为，如果不是希特勒首先对苏联发起大规模闪电战，苏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会打德国。俄罗斯民族像是没有进化好的人种，在高度文明的同时，却又保留了许多野蛮遗迹。

　　我们今天的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超过了原居第二的日本。我们好像很在乎经济实力超过日本的意义。但我却觉得，超过俄罗斯、且让俄罗斯在很长一个时期远落后于我们，意义要更大。20世纪，有两件大事我们绝不能忽视：一件是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兴起，一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苏联“十月革命”起，到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一个可观的阵营，一时影响巨大。但是，从60年代开始，这个阵营就慢慢显露出松动迹象，大小齿轮咬不紧，一直到中苏公开决裂，甚至在边境屡屡发生战事。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苏联终于撑不下去了，解体了。整个东欧也转型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兴起和衰败，触目惊心，对我们的影响甚大，但对世界的影响却是有限的。真正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是二战以及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二战后至今的六、七十年来，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较大的战争，一个朝鲜战争，一个越南战争，是冷战的直接产物，似乎有著国家集团之间角逐的背景，但最终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而是在大国斡旋下双方妥协了，或停战，或一方撤退。有人说，数十年来世界大战没有发生，是因为大国核威慑在起作用。我觉得，核威慑有一定作用，但不会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二战后逐步建立并完善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和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二战历史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认识了。事实上毛泽东主席在二战期间写的一些文章中，也谈到了二战是怎样从“帝国主义战争”演变为“进步人类的反法西斯战争”。他的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而进行的“卫国战争”，使得二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毛主席的这一结论应该没有问题，但论据似乎有一些不足，全面地来看，二战之所以不同于一战，二战的历史进步作用之所以比一战更为显著，是因为有一股人类的进步力量，加入到战争进程中来了，这股进步力量，除了苏联，还有美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对战争性质演变的作用要大于苏联。

　　1941年8月1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大规模闪电战已经一个多月，而珍珠港事件尚未发生，美英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在纽芬兰湾的威尔斯亲王号战列舰上秘密会晤，并共同发表了一则声明，史称“大西洋宪章”。此声明很简短，共列出八条内容，大家可以看看。正是这所谓的“大西洋宪章”，加上苏联的被迫参战，彻底改变了二战的性质和走向：一场新强盗反对老强盗的二战，变成了世界文明进步人类反对野蛮、落后人类的二战。自此，一直到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发布《联合国宪章》，基本上就是沿著“大西洋宪章”的思路走来的。西方世界，因为美国取代英法发挥了主导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游戏规则变了，过去数百年来，凭藉武力，通过掠夺殖民地资源，谋求经济、政治霸主地位的旧游戏规则，被自由主义的在各国独立自主基础上，通过自由贸易增长财富的新游戏规则所取代。美国是这一新游戏规则的倡导者和捍卫者。60多年来，不仅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而且还造成了20世纪后50年的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游戏规则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我们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决定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默认这一游戏规则，根据中国国情，实行这一游戏规则。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游戏规则的正确。所以，二战的伟大意义，不仅仅在于消灭了几个法西斯战争机器，更在于战后有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也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战争胜利的一方是否秉持正义，不看他宣扬的如何，而是看战后他是否能给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带来进步、文明和发展。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美国是秉持正义的国家，这是没有异议的。我们的宣传部门，在制作节目回顾二战历史时，不应该迴避这一事实。

　　第三、澄清对美国的认识；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对外战略的支橕点；重新认识二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意义，实质上就是重新认识美国。我们党在二战期间对美国的认识，还是实事求是的。但战后、特别是我们党执政后一个很长时期，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未能处理好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是我们党遇到诸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美国有一个准确的瞭解，对我们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认识美国在二战前后的变化？有相同，有不同，相同的是，美国一如既往地维护著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不同的是，美国对苏联的态度有了变化。美国认识到苏联的战略意图，允许苏联在欧洲和远东获得一定程度的“势力范围”，这等于说，美国对战前的旧秩序，在苏联身上，有妥协，“大西洋宪章”公布时，苏联正遭受法西斯德国的疯狂进攻，所以，此时的苏联是欢迎“大西洋宪章”的。

　　我们为什么要反美？是美国要侵略我们？不是。是因为美国反共，是的。美国不赞同共产主义学说，更是竭力反对共产主义者在各国的“社会革命”实践。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它自己国内，就是在政治上极力压制共产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清楚，反对共产主义，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执政者的诉求，也是那里的多数学者和普通民众的诉求，这种诉求在二战前和二战中，也并不怎么强烈，但在冷战期间，尤其是苏联彻底崩溃之后，共产主义几乎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共产主义在一些国家的糟糕实践，为反对者提供了有利且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将冷战的双方，称作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主动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惜巨大牺牲地扩大这一阵营、保卫这一阵营。但是，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一定要跟美国对抗？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战之后，紧接著就是冷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说得再直接一点，就是苏联跟美国的对抗。苏联挟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声势，在上世纪50年代，确实是咄咄逼人，四处出击，大有横扫全球的架势。但是，人们忘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国，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新游戏规则。反对这一新游戏规则，实行另一套游戏规则——共产体制，这就是冷战的实质。一开始，社会主义阵营相信所谓“物理性”（借用朝鲜当局的话）的对抗更容易见效，于是就有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用“民族解放战争”的逻辑解释这辆场战争是很勉强的，北方打南方是“民族解放战争”，南方打北方不也同样可以打著“民族解放战争”旗号吗？所以，在解读二战、冷战历史时，最好把“阶级论”暂时放在一边）。现在看来，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两场战争意义不大。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之后，我们已经认可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社会游戏规则，而且获得了很大成绩，回过头来在审视那两场战争，真的意义不大。有人喜欢用所谓的地缘战略解释朝鲜战争，什么“战略屏障”、“唇亡齿寒”。但那是以反美、反西方为战略前提的，问题是，我们真的一定要反美反西方吗？不错，我们信奉社会主义，并且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信奉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反美吗？坚持社会主义就一定要跟美国、跟西方势不两立吗？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把社会主义当作了区别敌我的政治标准，当作瞭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标，当作了一种战斗武器，上世纪50至70年代就是这样的。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曲解。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探究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说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事实上是在对如何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平衡作出一种选择而已。资本主义是一种选择，社会主义也是一种选择。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承认资本存在的合法性。以前我们是不承认的，认为社会主义就必须跟资本“作最彻底的决裂”，但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资本，资本为劳动创造条件和机会，没有资本，现代意义的劳动也不存在。当然，也因为有了劳动，资本有了增值的可能。资本为劳动创造条件和机会，劳动为资本增值提供可能，这都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以资本为出发点，通过为劳动创造机会，生产出各种社会消费品出售，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以实现资本增值，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资本。从资本到资本，大众消费市场不过是资本赚取利润的一个中间环节。但有趣的是，资本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必须让更多的民众加入到消费市场中来，也就是说，必须要让民众买得起各色消费品，大到房子、汽车，小到毛巾、肥皂，还有各种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文学、绘画等等。所以聪明的资本家愿意从高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劳动的报酬给了劳动群体，时刻诱导劳动群体购买各种消费品，把给劳动群体的钱又赚了回去。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客观上——请注意，仅仅是客观上，而不是主观上——为大众消费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于是就有人认为，这样的经济模式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资本与劳动的利益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把劳动群体当作出发点，有意识地鼓励资本为民众多创造就业机会，有意识地——是主观上，而不仅仅是客观上——增加劳动群体的报酬，有意识地让更多民众能够加入到消费市场中，有意识地为民众拥有更多的财富创造政治、法律和社会的条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劳动群体的福祉。从劳动到劳动，中间环节，如投资、开厂、生产、销售、消费……几乎跟资本主义的逻辑一样。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所以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区别，只是在出发点和落脚点上的不同。事实上，当资本主义发展顺利时，仅从过程来看，跟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到了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两者的区别就比较明显了。今天发生在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就是保护资本，牺牲劳动。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就不应该是那样的了。因为人类社会既需要劳动，也需要资本，劳动跟资本并不是势不两立的，所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逻辑也不是势不两立的。事实上，今天在世界各国，资本主义逻辑中也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逻辑中也含有资本主义因素。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但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因素。我们不会强求别国也按照社会主义逻辑行事。社会主义是对内的一种政治诉求，而不是对外的一种政治诉求。当我们将社会主义作这样的一种新诠释时，中国威胁论就可以消除得差不多了吧！（笑声）总之，社会主义是而且只是一种对内的政治诉求，不能将它作为对外的政治诉求。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党是将它作为对外政治诉求的，不仅用来对付“美帝”，而且还用来对付“苏修”。

　　我们习惯于将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直接延伸为对外战略构思，延伸为军事部署，延伸为战争。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思维方式，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一历史教训我们应该记取。因为我们热衷于将政治诉求延伸为战略构思，延伸为军事部署，乃至延伸为战争，我们义无反顾地参与了冷战中的两场热战，一场是朝鲜战争，另一场是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的对手都是美国。对这两场战争做认真的反思，这是我想著重谈一谈的。如果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改造旧世界”的目标，那么热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社会主义阵营打著“改造旧世界”的旗号进行的，至少我们中国党是这样认为的。那时叫“尽国际主义义务”，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帮助社会主义阵营实现“改造旧世界”的伟大使命。但实际情况却远不是这样。二战后，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都出现了一个国家南北分割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通过二战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南北分割是有协议的。条件成熟了，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不是没有可能。但苏联却等不及了。这里存在两个因素。一个是苏联自身的直接的战略利益需要。另一个则是苏联对刚成立的新中国，存在深刻的不信任，它需要有一种战略态势，就是让中国跟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世界隔绝，最好是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以此牵制中国。紧挨著中国的朝鲜和越南，恰好可以被苏联所利用。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站在正常国家的立场，这两场战争毫无必要。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战争的结果，弊大于利。战争将中国不仅置于美国的对立面，而且还置于联合国的对立面，那时的新中国，几乎在跟整个世界对抗。对抗就必然遭到封锁、禁运，而且时间竟然长达数十年之久。对一个有著五、六亿人口、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外交境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中国白白损耗了两千亿美元的社会财富，就是这两场战争，让中国成为真正的一穷二白！更严重的是，这两场战争，恶化了中国周边的态势。因为跟美国对抗，跟联合国对抗，使中国失去了二战同盟国地位，失去了享有二战胜利成果的机会。今天钓鱼岛问题的形成，固然有日本浑水摸鱼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如果我们很好地继承、并珍视民国政府的二战遗产，不要彻底破坏跟美国的同盟关系，与美苏冷战保持距离，那么今天的东亚战略态势，将一定是另一种局面。没有朝鲜战争，朝、韩的关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糟糕；美、中、俄、韩、朝五国联手，维持对战败国日本的遏制，这显然对中华民族最为有利。中国即使不能将琉球收为己有，也可以设法恢复琉球国，如此，哪还会有什么钓鱼岛问题？今天，除了钓鱼岛问题，朝鲜问题也是很棘手。坦白地说，朝鲜已经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任何国家，通过正常途径、正常方式跟朝鲜打交道，都行不通。我们不主张用武力去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如果国际社会不作为，朝鲜的不经意崩溃，必将殃及邻国。我们要做好准备，要使用必要的武力，防止朝鲜危机外溢。后的世界局势，显示一个迹象，是美国在代表世界的主流，而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并不代表。

　　所以，中美关系和中（苏）俄关系有著根本的不同，中美关系是世界级关系，而中俄关系只是地区级关系；中美关系能够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中俄关系却无法产生这样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被大多数国家所接收……而俄罗斯（前苏联）却无法推出能够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接收的国际秩序……我们党在处理国与国关系和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过迷茫的，走过很大的弯路。我们不及美国，也不及俄罗斯（前苏联），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党是就将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置于处理国与国关系之上的。在领土、领海问题上，有过将民族、国家利益，服从于所谓的“反美大局”、“国际主义义务”的做法。现在看来，问题就产生了，造成极大的被动，美国也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但它能做到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自由理念的统一。世界上多数国家，相信美国维护自由是真诚的，同时也相信美国维护国家利益是坚决的，苏联不一样，它是借维护共产主义理念之名，行维护国家利益之实，而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却是只要维护理念，不顾国家利益、不顾民众利益。

　　我们党长期的一个应对美国的精神状态，就是宁愿自己日子不好过，也不让美国日子好过。这是中国传统农民、街痞的思维方式，要不得。是我们自己将大西洋宪章的精神遗忘了，民主自由、公民自由、交往自由，我们也是很需要的。我们党内有不少同志，总认为搞好跟美国的关系，是对美国的屈从，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投降主义，是卖国。这是站在狭隘的小集团立场上形成的思维。毛泽东时代这样的思维很普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这样的思维就行不通了。邓小平显然是主张跟美国改善关系的，而且，也正是在邓小平时代，中美正式建交。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几乎可以说就是跟美国关系改善的几十年。看看这几十年我们取得的成绩，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吧。显而易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事实上就是改善跟世界的关系，就是改善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国际环境，就是为中华民族、广大人民创造获取巨大利益的机会。何来屈从、右倾、投降、卖国？！

　　我有一点感到很是担忧：为了实现主义，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常常需要一些正面的宣传，这不免造成对历史的歪曲，“抗美援朝”就是这么一个因正面宣传需要而造成的歪曲历史的典型……我们在大肆宣扬抗美援朝的时候，并同时对其他渠道的信息进行严密封锁，这使得我们的人民根本无法知道朝鲜战争的全貌，只是相信我们的说法，以至于数亿人被蒙蔽了数十年之久，这让我们的纠正工作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以至于一旦真相被揭示，民众不免要受到巨大伤害。

　　四、今天，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体制和使命。

　　现代国家，无疑应该是民主国家，是实行民权体制的的国家，也就是民权时代的国家……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它的体制和使命，自然有著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先说说体制。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其不同的体制，体现了不同的性质。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说法和要求，应该有很长一个时期了。我们党对此的基本做法，就是不予理睬。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它。鉴于中国政治的特殊情况，迫使我们党不得不建立并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中国政治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诠释它的，这也是我们党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在需要。因此，在国内战争期间，搞所谓“联合政府”，搞所谓“军队国家化”，都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心里完全清楚。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心里也是完全清楚的。所以内战不可避免。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准备打一场内战了。实事求是地说，内战不是一家能够发动的了的。国民党即使一时不打我们，我们也会设法打它的。抗战以后的东北地区争夺，就是我们党先发动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有了东北根据地，即使其他根据地全部丧失，中国革命一样能够成功。”所以，内战期间，军队国家化根本不可能。毛泽东时代这个问题难以解决……邓小平时代，不是没有考虑，但事实上也还是时机不成熟……到了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期，提出来和谐主题词，是有很深的含义的……，表明我们党今后不再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国家事务，而是用和谐思想取代阶级斗争理论。我们党不会公开表明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但是实践中，会更多地用和谐思想取代它。和谐，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表明不同的政治派别，没有阶级差别，只有利益诉求不同。不同的政治派别，只是代表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而社会中每一个利益群体，都享有自由表达自己合法或合理利益诉求的权利。不同的利益群体，自然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利益诉求的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只是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不是靠阶级斗争，而是靠制定公正的法律。公正的法律如何产生？靠全体国民共同参与讨论。国民参与讨论也有法可依。这样，国家除了那些严重触犯法律的罪犯外，没有阶级敌人，没有所谓“反革命集团”。国家机器对内，只是维护国家依法对一些罪犯执行制裁，而不再是所谓“阶级斗争的工具”、“镇压的机器”了。显而易见，这样的和谐思想，要比动辄掀起“三大”、“五大”政治斗争的做法得人心，没有人会因为各种政治斗争，而感到压抑，当然也就有利于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的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联合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只是由一个政党领导。当和谐思想成为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共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付诸实施时，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我们党自信在一个社会和谐的中国，即使军队国家化实现后，其执政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我们党执政，不再靠“阶级优势”，而是靠“能力优势”。今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政治派别的能力能够超过我们党。我们党的这一优势，至少还可以保持50年。领导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是能力最强的政党当然不行。一个最有能力的政党，领导一个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政府，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就是我们要的中国。我们党不是没有问题，一些干部的严重腐败就是问题之一。腐败就是触犯法律，反腐败就是依法制裁犯罪分子。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党今后绝不再搞什么“打倒某某反革命集团”之类的所谓“路线斗争”。党内干部，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谁违反法律就制裁谁。国家军队的使命，执行的应该是全体国民的意志。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人民军队。那么，今天中国全体国民的意志是什么呢？一是全面发展，二是社会公平。全面发展，就是不仅经济要发展，政治要发展、文化要发展，社会各方面都要发展。社会公平就是国家的总体利益分配，在劳动、资本和政府三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比例。今天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意识到经济发展的迟缓，是国家全面发展迟缓的病根。因此将经济发展放在了首位。为了经济发展，必须搞好跟世界的关系，尤其是要搞好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关系。这是当初全体国民的意志。应该说，我们的军队很好地服从了这一意志。那么今天改革到了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阶段，我们国家的全体国民意志是不是改变了？没有。今天，我们不仅要改善跟文明世界的关系，而且要融入整个文明世界，让我们中国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改善跟文明世界的关系，给我们国家和全体国民带来巨大的利益，融入文明世界。必将使我们的国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而成为文明世界的极其重要的一员。我们国家的军队理所当然地要服从这样的国民意志。融入文明世界，我们就必须走向海洋。中国的长期与世隔绝和落后，是历朝统治者拒绝海洋的结果。这种局面，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彻底打破。纪实政论片《河殇》，表达的正是这一思想。这应该肯定。今天我们国家的海运量，已经佔到世界海运总量的近20%。到21世纪末，中国的海运量，将会达到佔世界的40%。超过美国。文明世界就是靠海洋连结的。各国海军，就是文明世界最强大的的保护神。无论当年的英国、日本，还是今天的美国，都无不依靠强大的海军，维系著与世界的联系。长期以来，中国海军的发展极度迟缓。一般国家军队实力的顺序是海陆空，美国是海空陆，而中国则是陆空海。现在，是应该将这一顺序倒过来的时候了。我们发展海军，不是要像100多年前的日本那样去与英国、美国争夺海洋霸权。我们的宗旨只是：在遵守国际海洋现有秩序的前提下，首先是维护自己国家、其次是参与维护世界各国的海运安全。文明世界各国的海军力量联合起来，只是将挑战国际社会的海洋航运秩序的海洋力量——包括个别国家的海军以及海盗及其他恐怖分子——当做敌人。我们要成为海洋大国，一直是我们的梦想，以前为什么无法实现，一是我们的力量弱，根本问题在于我们跟美国对立多年，美国是今天世界最为强大的海洋大国，又是国际规则的主导国家，发展前沿国家……上一节已经说了，反美战略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把国家的发展前途，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战略前提上，是极端不明智的。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海洋大国，就必须搞好跟美国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不是意味著地缘战略就不重要了？未必。诚然，在经济互惠的作用下，地缘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会小一些，但是，随著科技的大幅度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发现后，地缘战略跟国家资源利用、保护密切相关，地缘战略反而会更加被重视……这突出表现在海洋资源跟地缘战略的关系上……公海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甚至领海内资源的争夺也时有发生……海洋战略的重要意义凸显……在海洋问题上采取守势，不可取……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去攻击谁……就是要尽可能利用我们的大国优势和正确的战略规划，使海洋利益最大化……我们完全应该在国际大战略上，采取跟美国合作的姿态……具体说，就是在国际反恐问题上，我们应该积极配合美国和西方各国……不要游离于国际反恐战略之外，甚至抱著看美国笑话的态度看待反恐，这要不得。关于周边国家战略问题，这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获得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时代处于冷战时期，基本上是用战争思维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我国当作“根据地”，把要争夺的国家当作“前线”、“战场”……这极不正常……我们与周边国家关系，既是一般国家关系，又具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多半是历史因素造成的……我们当然要考虑到这些特殊关系，但我们不能把这种特殊关系放大，甚至超越一般国与国关系准则，比如我们跟朝鲜的关系，很长一个时期，就是处于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前领导曾提出中朝要“正常国家关系化”，指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国家关系……冷战结束后，随著全球化趋势越来越确定，越来越不可逆转；随著侦测、通讯、投送等技术的突飞猛进；而且，国际社会确认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也逐渐强化，周边国家的战略意义已经逐渐弱化。地缘战略也已经变得不怎么可靠了。别说在我们跟国际社会和睦相处的条件下，战略缓冲地带毫无意义，即使我们跟某大国处于敌对状态，依靠战略缓冲地带确保自己利益的想法也是很幼稚的。……事实上，我们固守的地缘战略，恰恰招来了不安全——因为我们的地缘战略是建立在与国际社会敌对的大战略基础之上的，一些大国在我们的地缘战略地带制造麻烦，根本原因是他们对我们的大战略有戒心。……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大战略，并不是我们说说就算数的……就像朝鲜也多次释放和缓的善意，但在它的体制依然如故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的善意。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教训的。要让我们的周边更安全，仅靠所谓的地缘战略是不行的，要设法确立我们新的国家大战略……这个大战略的基本点是：承认迄今为止仍然有效的上世纪40年代确立的联合国精神，包括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一系列准则性文献所体现的人类现代文明精神；承认人类普世价值和普世规则；接受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一体发展的格局；发展并巩固国与国正常关系，接受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民众的富裕、安逸、文明。

　　第五、战争和维护人权的关系。

　　我比较赞赏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经常播放一战、二战、朝鲜战争等战争题材纪录影视作品的安排。这一方面将历史真相缓缓地释放出来，同时也将战争的不人道面目展示在民众眼前。有利于培育民众的理性战争观。我在很长一个时期，对于世界各地民众的反战理念，是持不同意见的。这是因为我们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熏陶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而是站在维护人权的立场，本著维护人的基本需求看待战争问题，就自然会发现，战争中的不人道现象，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接受了。当然，今天人们对于战争中不人道现象普遍不接受的认识，是基于一个重要历史前提的，那就是，自从二战结束后，战争作为攫取一国、一派自私利益的重要手段，已经不再被视为正当，而且难以实现。战争对于一般民众的故意伤害，已经被普遍被认为是一种罪行。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社会新秩序的确立，也使得人类的战争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所以，就我本人来说，谈战争中人道主义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了。战争要死人。让平民为战争死去，已经成为一种战争罪行。极少有人会公然这么做。毛泽东当年在社主义国家一次会议上戏言中国为在全世界取得共产主义全面胜利不惜牺牲3亿国民，立即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这说明让国民为主义战争牺牲的想法在当时就已经不为人们所接受。但战争中军事人员的死亡，是不是就可以无所顾忌呢？也不是。最近一部名叫《集结号》的电影，似乎在反思这一问题。在传统的观念里，从最高统帅部的全局性战争行动，到班一级的战术行动，似乎都会有牺牲局部、以赢得全局性胜利的部署。这在军事行动中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军人不是一般的人。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中的军人，本质上就是跟兵器装备一样的一种物质力量。在兵不厌诈的军事行动中，指挥员为取得作战胜利，不仅有灵活使用这一力量的权力，也有这样的权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毕竟军人也是人。在传统战争中，因为指挥员的指挥失误而造成众多士兵的无谓死亡，也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即使在传统的战争中，尽可能提高指挥艺术，减少无谓牺牲，也是统帅和各级指挥员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就有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最高军事原则。但如何区分无谓牺牲和必要牺牲的界限？这始终是传统战争中最让指挥员伤神的一件事。人类文明的进步往往会自动消解文明落后时代存在的许多恼人问题。今天，随著人们战争观的根本性改变，这个伤神的问题可以说基本不存在了。类似一战、二战那样造成千千万万人死亡的世界大战，人类已经下了决心再也不会让它重演。即使是正常国家之间为了领土、资源、主权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而发动战争，也被制止，代之以在国际社会监督下的和平谈判。那种因维护意识形态、统治者脸面而发动战争，更是被严格禁止。今天，战争被严格限制为：必须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以一定的程序确认后由指定的军事单位实行、且只是针对国际社会公认的犯罪个人和组织，绝不涉及无辜民众、并受到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监督的军事行为。这类似于一种纯法治的警察执法行为。尽管这种战争的理想模式在现实中还时常被破坏，但这不妨碍我们竭尽全力去维护这样的战争观念，并尽可能消除对她的破坏因素。军事行动中如何对待死人的问题，恰恰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政治集团的文明程度。都说美国人怕死，的确如此。战争中的大量伤亡，往往是美国所忌惮的。因为伤亡的是民众子弟，这是对民众利益的极大损害。民众因为战争伤亡超过一定的限度而反对战争……国会就会根据民众的意愿立法终止战争（不为战争拨款就是最好的终止办法）。战争作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就意味著通过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财产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是否还具有正义性？已经引起人类社会的广泛质疑。在以往的战争中，双方统帅都要估算一场战役可能的死伤人数，少则数百人，多则数万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以硫磺、冲绳等岛屿战役的伤亡为依据，估算攻佔日本本土有可能还要付出伤亡百万美军将士代价，这是美国民众和政治家都无法接受的结局，所以动用了原子弹，以期彻底击毁日本统治者对人员死伤能够承受的心理底线……显然，现代战争中的大规模的杀伤，甚至连素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都忌惮了，更何况西方人。二战成为人类大规模战争历史的终结，也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结果。世界上就有一些国家、政治集团就认为，在跟美国对抗的时候，只要尽可能多地杀伤美军的人员，就有可能战胜它……而今天的国际恐怖组织，也是这样认为，只要尽可能多地杀伤美国、以色列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无辜平民，就可以获得成功……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鼓励不怕死的国家或政治集团在跟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作战时，常常不惜以10条命换其一条命。为了杀伤5万美军，不惜付出自己伤亡50万的代价。这种思维显然已经不能为文明人类所接受。从尊重生命的现代理念出发，军事行动中的一方人员在抵抗毫无意义的情况下被俘，不能无条件地视为政治变节行为。在现代执法性战争中，执法人员被犯罪分子俘获或绑架，也是常有的事情。他们通常成为犯罪分子的人质。解决这一类时间跟通常解救人质的警察行动没有本质区别。

　　据说崔永元到韩国参观“韩战纪念馆”，看到一张成千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投降的照片，不禁惊呆了。我想，他不仅是因为照片从未见过的新鲜而感到讶异，更是因为这张照片彻底颠覆了志愿军“最可爱的人”的光辉形象而感到沮丧。这说明我们的观念真的需要来一个大转换：军事行动中一般的投降跟政治变节是不一样的。再说，现代文明的和谐社会，政治开放，所谓的政治变节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今天我所谈到几个问题，不是什么结论性的，只是提出来请大家共同思考。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进一步加以讨论，目的是在国家的领导层面，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大家都能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亿万民众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