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羊羊

 


 

掌握权势的经历会使对权势的热衷大大加强，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微不足道的权力，也适用于独裁者的权力。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那个和平安宁的时代，当出身高雅的女士们雇佣很多仆人时，她们在家务方面行使权力的乐趣是与日俱增的。同样道理，在任何一个独裁专制国家中，掌握权势的人由于不断体验到权力所能提供的乐趣而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既然对人类所行使的权力表现在让他们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那么，受到权力欲刺激的人就往往更容易给他人施加痛苦而不是增添乐趣。如果你由于某种合法的理由向老板请假离开办公室，他的权势欲更容易从拒绝而不是同意中获得满足。如果你想得到一项建筑的许可，与此事有关的小官吏说“不行”所得到的乐趣显然比说“行”更多。正是这类事情使权势欲成为一种那么危险的动机。

如果要使嗜好和欲望成为快乐的源泉，就该使它们健康，与我们所爱的人的感情，与我们社会的关系和谐一致。有些情欲可以通行无阻，而没有什么限制，有些情欲却不能，例如，某人喜欢下棋，假如他碰巧是一位单身汉，有自立的能力，那么他丝毫不必限制自己的棋兴。但是如果他有妻子儿女，并且没有经历独立的可能，那么他应当非常严格的限制他的嗜好。好酒狂与大吃大喝者即使没有社会的束缚，从他们自身的利害上着想，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的纵欲会损害健康，几分钟的快乐将带来几小时的痛苦。如果要使情欲不成为痛苦的根源，则要受到整个塑造的制约。制约性的因素是：健康，保持自己的各种能力，维持生活所需的足够的经济收入以及一切最重要的社会责任。诸如对妻子儿女的义务等。为下棋而牺牲这一切的人，实质上害处不下于酒徒。

你奉献的爱，本身应当是强健的而非胆怯的，希望对方卓越优异多于希望对方安全，尽管不是绝对不顾及安全问题，如果胆小的母亲或保姆，老要孩子提防可能发生的危险，以为每条狗都会咬人，每头牛都会撞人，那么可能使孩子和她一样胆小，使孩子感到除了跟随在她的身边之外，便永远得不到安全。对于一位占有欲过分强烈的母亲，孩子的这种感觉也许使她欣慰。她可能希望，他依赖于她胜过他对付世界的能力。从长远观点看来，在这种情形中，孩子可能比完全不获慈爱的结果更坏。人在幼年所养成的思维习惯可能持续终身。恋爱中的许多人是在寻找一个逃避世界的小小避难所，他们确信，在那儿即使不值得钦仰也能得到钦仰，不值得称赞时也能得到称赞。家庭是许多男人逃避现实的住所；恐惧和胆怯使他们感到结成伴侣之乐，以致原先的恐惧感也烟消云散。他们从妻子那儿寻示以前可从不明智的母亲身上得到的东西。但是，一旦发觉妻子把他们当作大孩子看时，他们倒又感到吃惊了。

所谓真心的爱，是双方彼此一种真正的兴趣，这种兴奋不只是获取各自利益的手段，也是共同利益的一种融合，是真正快乐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凡是把自己封闭在铁墙之内而不求开拓视野者，无论他在事业上怎样成功，总不免错失人生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如果一个人青年时有过忧伤，或是中年时受到伤害，或是任何导致迫害的原因，则一般的结果是使他对人类产生愤懑或仇恨，形成排斥爱的纯粹的野心。太强的自我是一座牢狱，倘若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充分地享受人生，就得从这牢狱中逃出来。能够真心地爱，便表明一个人已逃出了自我的牢狱。得到爱是不够的，得到爱时应当释放出你的爱。唯有得到爱和给予爱平等存在时，才有可能达到最好效果。

父母之乐最初的根源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感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独具形式，使生命在身体的其余部分死了之后延续下去，而且将来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再使生命延续下去，这样延续不断地延长生命，借助生殖细胞而能永生。另一方面是权力和温情的深层融合。刚出生的孩子是弱小无能的，做父母的自有一种冲动要去满足他的需要。这种冲动不仅满足父母对孩子的爱，而且也满足父母对孩子施行权力的欲望。只要孩子尚在弱小无能的状态，父母对孩子表示的爱就不能免除自私的因素，因为他们的天性是要自己保护弱小部分。但是孩子稍大的时候，父母的权力之爱，和希望孩子将来有好结果的想法就发生了冲突。虽然父母控制孩子的权力，在某种限度内是天理，然而孩子在尽可能多的方面尽早学会独立，也是值得想望，而这种希望也与权力欲是不相容的。有些父母对于这种冲突始终没有觉察出来，总是对孩子搞专制，直到孩子起来反抗为止。然而，还有些父母觉察出这种冲突，发现自己受着这种情感冲突的折磨，而失掉了做父母的快乐。当父母对孩子百般爱护以后，结果发现孩子长大了，完全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样子，父母便会产生耻辱感。父母要孩子成为军人，他偏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或像托尔斯泰一样；父母要他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却入伍参加了百人团。这类问题并不仅仅在孩子发展的较晚阶段才冒出来。如果你去喂一个已能自己饮食的孩子，那么你便是不管孩子是否快乐，而一味只顾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尽管你的本意是减少孩子的麻烦。如果你使孩子过分强烈地意识到危险，那你可能希求孩子依赖你。如果你给孩子露骨的爱并期待孩子爱的回报，那你应力图用感情来征服他。在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方法中，父母的占有冲动常常使孩子步入歧途，除非孩子自己是很小心的，或是心地很纯洁的。当代的父母意识到这些危险，有时在管理上便失去了自信，这样在孩子方面情形更坏，反而不如允许父母自然些，即使稍有错误也不妨有自然的主张，因为最能引起孩子心理困惑的恐怕就是大人失去主张和自信，所以与其小心谨慎，毋宁心地纯洁。父母若真心期盼儿女的幸福，胜于占有儿女的欲望的话，并且有足够的智慧，就不必根据精神分析的教科书所言的，单是生命的自然冲动便能把他们引导上正路。

一个有专门技能的女子，最好在做了母亲以后仍能自由运用她的专门技能，这样她和社会才会两受其益。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和哺乳期间，她可能无法做到，但是一个婴儿过了九个月，就不应当再成为母亲工作的障碍。每当社会要求做母亲的为孩子做出不合情理的牺牲时，她若不是一个不寻常的圣徒，就将希望从孩子身上得到报酬，而这报酬超过了她有权希望得到的界限。凡习俗称为自我牺牲的母亲，在大多数情形中，对她的孩子总是特别的自私；因为做父母这件事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生的一部分，若把它当作整个人生看时，就不能令人满足了，而不满足的父母可能是感情上贪婪的父母。因此，从孩子和父母亲双方利益着想，做母亲的不应当和其他一切兴趣与事业绝缘，这是重要的。如果她对于抚育儿童真有什么特殊才能，并且有一定的知识能把孩子管好，那么，她的才能应该进一步施展，她应该专门去抚育可能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一群孩子。当然，一般的父母，只要履行了国家最低的要求，都可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说他们的孩子应如何教养，由何人教养，只要他们选择的范围是有资格的人员之内即可。但是不应有一种成见，要求每个母亲都得亲自去做其他女子能做得更好的事情。对着孩子手足无措的母亲（而这是很多的），应当毫无迟疑的把孩子交给一般宜于做这种事情而受过必要训练的女子，因为抚育孩子并不是母亲天生的本领，对孩子过分的担心是占有欲的烟幕，许多孩子在心理上都是被母亲的无知与多情所弄坏的。父亲一向被认为不对子女多操心的，然而子女爱父亲也不亚于爱母亲。将来，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应当越来越相似于现在的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只有这样，女人的生活才能才多于的奴性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孩子也可以从日益增多的关于儿童身心培育的科学知识中受益。

现在知识分子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有文学才能的人，发现没有独立运用他们才能的机会。他们只能受雇于心地狭窄的实利主义者所把持的团体，这些团体又坚持要他们制作在他们看来是有害而荒谬的东西。假如你能问英国记者或美国记者，对他们所做工作的报社的政策是否相信，我相信只有少数人作肯定的回答，其余的都是为生活所迫，出卖他们的技能去促成他们认为有害的事。这类工作不可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当一个人安于做这类工作时，会变得玩世不恭，以至于在任何事上都不再能获得心满意足的快乐。我并不责备这类工作的人，因为对他们来说饥饿的威胁太严重了。但我觉得，为他个人的快乐着想，如果事实上可以办到，最好还是做他自己不致完全挨饿而又能满足建设欲望的工作，不去做那种薪金虽高而对自己没有价值的工作。失去自尊心就难有真正的快乐，凡羞于自己工作的人就难以有自尊心。

    忧愁、疲劳、神经紧张的原因之一，便是对那些与个人没有切身利害的事不感兴趣。结果是意识老是集中在少数问题上，每一个问题也许都含有一些困惑的成分。除了睡眠之外，意识永远不得安宁而下意识界的思想却在慢慢地酝酿智慧，结果弄得极度兴奋，不大明智，烦躁易怒，并失去了平衡感。凡此种种，均是疲劳的原因和结果。一个人愈是疲劳，对外界的兴趣就越弱，为此，他就不能在兴趣上面得到放松，于是他更加疲劳。这种恶性循环容易导致神经崩溃。对外界的兴趣之所以能使人放松，是因为其不需要任何动作。作出决断和训练意志力事，都是很累人的，尤其是那些没有下意识的协助，只能仓促决定的事。

凡工作完了能把它忘掉，直到下一天重新开始再想起的人，其工作效率一定远胜于在休息时间还操心的人。要把工作在应当忘记时忘记，对一个工作之外还有广泛兴趣者来说，比一个兴趣索然者更容易办到。然而，关键在于这些闲情逸致不应当运用已被白天工作弄得非常疲劳的官能，不应当借助意志力和当机立断，也不应当像赌博一样含有经济成分，而且通常不应当过于刺激，使精神疲倦，使下意识同样的不得休息。

不管你所烦恼的事多么重要，总不该把全部头脑清醒着的时间都花在上面。

一切闲情逸趣，除了具有使人得以放松的重要作用之外，还有其它许多裨益。首先，它们能帮助人保持平衡意识。人们非常容易专心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社交圈和自己的工作之中，以至于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整个人类活动中是如何渺小，世界上有多少事情丝毫不受我们所作所为的影响。也许你要问：为什么要记住这个道理呢？答案是多方面的。对世界应有真实的生动的整体感，使它和我们必要的活动相一致。人生在世不过数十年的光阴，在这短促的期间内，我们要尽量了解自己，了解这个奇异的星球，这个星球在宇宙中的地位及一切应当知道的事情。尽管我们不能完全通晓，但我们忽视这个求知的机会，就等于进戏院而不听戏。世界充满了悲欢离合、可歌可泣、光怪陆离的事。如果人生在世而不尽量的体验与欣赏，他便放弃了人生给予的恩惠。

再者，平衡意识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有时是很能抚慰人心的。由于我们过于看重自己所生活世界的一角和生与死之间的短促时光。因此我们变得过于兴奋、过于紧张和过于压抑。对于我们自身这样地关切，这样地看重，结果实在不妙。诚然，这种态度可以使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但工作效率不会更高。少量的工作达到好的结果胜于多量的工作达到坏的结果。也许，这些主张与鼓吹紧张生活者观点不同。那些过分重视自己工作的人总是有坠入偏执狂的危险。他们只记住眼前追求的一两件事而忘记其余的一切，认为在追求这一两件事的时候对于其他事情的损害是无关紧要的。要预防这种偏执的心态，最好的方法便是要对人生以及你个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有一个开阔的视野。用开阔的视野预防偏执狂心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种开阔的视野除了有此作用之外，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

现代高等教育的弊端之一，是太偏重于获得某些技能的培训，而忽视了用公正观去开拓人类的心魂。假如你专心致志的从事政治斗争，努力使你的政党获胜，就此而论，这不是错的。但在斗争的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在世界上增加仇恨、暴力和猜疑的方法才可达到胜利的机会。例如，你可能发现取得胜利的捷径是侮辱某个国家。倘使你思维的范围被限制在眼前，或者倘使你深信所谓眼下事情的效果便是一切的道理，那很可能采取这种暧昧的作法。借助这些手段，你眼下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将来的后果可能是可悲的。相反，若你习惯于思考人类过去的历史，认识到人类从野蛮状态中蜕化出来是如何缓慢，以及人类的年龄与星球的年龄比起来是如何短促等等。如果这种思想形成了洗习惯性认识模式，你将发现，你眼下所从事的斗争并不是那么重要，不值得采取一种粗野的手段去冒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人类推回到从前的黑暗年代。不但如此，当你在眼前的目标上失败时，你也会获得同样的认识，即这不过是暂时的。这种想法支持着你不愿采取粗野的手段来达到眼前的目标。你一旦超越了眼前的活动，就会感到正在向未来的目标逐步靠近，在走向未来的征途中，你不是一个孤独者，而是引导人类趋于文明生活的大队中的一分子。若你有了这种观念，不管你个人的命运可能如何，你总会得到一种深长隽永的快乐。这样的人生将与古今为人相联系，而个人的地位变得微不足道了。

一个不肯排忧解闷的人，听任困难把他压倒，是不明智的。这使得他在需要拿出行动去解决困难时，便无力对付了。有些不可弥补的忧伤，如你深爱的人死了，在这种情形下，陷入忧伤之中对谁都没有好处。忧伤是免不了的，必须意料到，然而我们得竭尽全力加以减轻。如果有些人遭受挫折，就非常忧伤，便是完全听任感情的摆布。当然，我承认一个人可能被忧伤压倒。但我主张每个人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逃避这个命运，应当寻找一些消遣，不管是如何不登大雅之堂，只要它本身不是有害的或可耻的就行。适当的方法并不是摧毁思想，而是把思想引入一条新路，或至少是一条与当时的忧伤远离的路。倘使一个人的生活一向集中在极少数的兴趣上，而这极少数的兴趣又受到忧伤的骚扰，便难以做到这一步。当忧伤降临时，你要能征服它，明智的办法是平时比较快乐的时间里培养广泛的兴趣，使心灵能找到一块宁静的地方，借以唤起一些别的联想和情绪，而不致为当时的困境所囿。

一个有勃勃生机与广泛兴趣的人，可以战胜一切不幸。他对于人生和世界有着多方的丰富的兴味，不致使一次打击成为致命。凡为一次或者数次挫折所击倒的人，不能作为他们多愁善感的证据而加以赞美，应当作为他们缺乏活力的表现而痛惜。我们一切的情感都在死神的掌握之中，它能随时夺去我们所爱的人，因此，我们的生活不可置于狭隘的兴趣之上，否则，我们的人生意义和目的就完全受偶然性因素的支配。

某些人无法耐心地忍受一些琐碎的烦恼，而那烦恼可以充塞生活的大部分，如果允许他们那样生活的话。他们错过火车时大发雷霆，晚餐烧糟时恼怒不堪，火炉漏烟时大失所望，洗衣店未把机器洗好的衣服送回时便对整个工业界赌咒要报复。这种人在琐碎的烦恼上所浪费的精力，如果比较明智的利用的话，足以建设大企业或倒闭大企业。明智的人不会注意女仆不曾擦去的灰尘，厨子不曾烧好的土豆和不曾扫除的煤灰。我不是说，他如果有时间补救这些事，而不去设法这样做。我只是说，他对付这些事是不参杂情绪的。忧虑、烦躁、愤怒均是毫无作用的情绪。凡强烈感到这些情绪的人，会说他们无法加以克制。我敢肯定，如果他们缺乏基本忍受，就没有其他方法可用来克制这类情绪。把精力集中于远大无私的希望上，能使一个人忍受个人生活中的失败，或是夫妇生活的不和谐所带来的烦恼，也能使他在错过火车或雨伞掉在污泥中时忍耐。

一个摆脱了烦恼的人，将发觉以后的生活远比他一直烦恼时愉快得多。熟人们的怪癖，以前会使他想大叫大嚷地发泄心中的不满，现在只觉得好玩了。当A先生把火地岛主教的故事讲了三百四十七次时，他便以记下A君所讲的次数为乐，不再企图用自己的奇闻异事愚蠢的岔开对方的话。正当他急急匆匆要去赶清晨火车时，他的鞋带断了，在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之后，他想到，在宇宙史中这类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当他正在求婚时，被一个令人讨厌的邻居拜访打断了，他会想到，除了亚当以外，其他人都容易遇到这类不幸。

快乐的人，生活是实在的，情感是丰富的，兴趣是广泛的。他们之所以得到快乐，乃是借助于这些情感与兴趣。同时，也借助于其他许多人对他们所产生的兴趣和感情，能够博得别人的爱，是快乐的一个决定性原因。然而，只求别人赐予爱的人，则不会得到爱。一般地说，能博得别人爱的人，是能给予爱的人。不过，给予爱是为了别人爱的回报，像借钱算利息一样斤斤计较，是毫无益处的，因为斤斤计较的爱不是真实的，而接受者也会发觉你的虚情假意。

在很大程度上，快乐的人生与善良的人生是统一的。一些专业道德家过分偏重克己之道，这便把重心放错了位置。有意识地克己，使一个人陷于自溺而强烈地感到所作所为的牺牲，结果他常常在当前的目标以及几乎总是在最终的目标上归于失败。我们需要的不是克己，而是把兴趣引向外界。凡专注于追求自我完善的人，是通过有意识的克己功夫来形成美德的，而一个对外界感兴趣的人，则可以自然而然地做到。快乐主义者认为，快乐是合乎道德的。快乐主义者所提倡的行为，大体上与一个健全的道德家所提倡的相同，然而，道德家太偏重于行为（当然不是全体如此）而忽视心态。行为的结果，依照当事人当时的心态可以大不相同。倘若看见一个孩子落水，你凭着救人的冲动去救他，则你在道德方面表现最佳。反之，若你先自忖道：“救一个无助的孩子是道德的行为，我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我必须救这孩子。”那么，事后你将在道德方面比以前更逊色。适用在这个极端的例子上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许多比较不明显的例子。

快乐主义者和传统道德家所提倡的人生态度之间，还有一个更微妙的区别。例如，传统道德家说爱情应当是无私的，从某一个角度看，这是对的。换言之，在某个境界上，爱情不应当是自私的。但是，当忙于获得爱情成功时，自己也应当自然地得到快乐，这是毋庸置疑的。假如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求婚，他热烈的希望她得到快乐，而同时认为她将为自己提供一个理想的自我克制的机会，我认为，这位女子是否真正地快乐，是使人怀疑的。毫无疑问，我们希望所爱的人能够得到快乐，但并不是以牺牲自己的快乐来换取的。事实上，“克己说”包含着自我与自我以外整世界的对立。然而，一旦我们真正地对身外的人或物感到有兴趣，这种对立便随之消失了。由于诸如此类的兴趣，我们能感到自己是整个社会潮流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台球一般的一个个独立的个体，除了撞击以外，和其他个体无联系。一切不快乐都出自某种对立，或缺乏一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缺乏相互的联系，就会促成自我的分裂。没有客观的兴趣和情感之力的维系，自我与社会之间就会缺少一致性。快乐的人不会遭遇这两种分裂的任何一种所带来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会分裂来和自己对抗，也不会分裂来和世界对抗。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自由自在地享受着世界所赐予的美景和快乐，甚至不会因想到死亡而忧愁，因为他感到自己并未真和后来人分离。一个人若能将个人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激流深刻地交融在一起，便能欢畅地享受人生的至高无上的快乐。

当你产生仇恨时，实际上是在造成被仇恨者的仇恨。个人之间互相仇恨只能造成有限的伤害，但大的国家集团相仇恨时，它们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无限的和绝对的。请不要倒退到这样一种思想：你所仇恨的人本来就应该受人仇恨。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应该受仇恨，但我知道对那些我们确认是邪恶的人的仇恨并不能拯救人类。唯一能够拯救人类的东西是合作。

————罗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