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影轩主

                                             --------题记

 1、

   那件事发生在我十二岁那年一个初秋的午后。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上午我刚刚去学校报过到，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初中生。

   尽管小学在村西头中学就在村东头，尽管那年暑假我已经不止一次从中学那两扇无法关严的大铁门空隙里钻进去，透过窗户上那块打碎的玻璃向初中一年级的教室看了好多遍，可当我真正坐在中学教室里的时候，心头仍然有按捺不住的兴奋。

   首先是同学中多了好多新面孔，毕竟这所中学是周围四个村子合办的，其他三个村子的孩子在上完小学后就汇集到这里来了，当然是优胜劣汰以后的；其次是老师换了，小学的老师大都是我们本村的民办教师，说着和我们一样一样的土话，一点神秘感都没有。比如教数学的李老师，按村里的辈分他还得管我叫姑呢。中学的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们大多来自城里，会说好听的普通话；再就是课本也多了很多厚了很多，数学不叫数学改叫代数了，还增加了英语，物理，等等新科目。

   而我，以全班考试成绩第一名的身份，理所当然毫无悬念地当选为班长兼学习委员。

   班主任刘老师是一位和蔼的中年女性，她先让各位同学自报家门，并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员，然后要求我们利用下午和明天的时间，把各科的课堂练习和家庭作业本准备齐全，最后她特意叮嘱，每人准备一盒水彩颜料一个颜料盘一支毛笔，说是礼拜一教我们画画用。

   是的，中学生肯定不能用蜡笔画画了。我刚刚翻过新发的《美术书》，那里面不再有简单的向日葵，取而代之的是荷花等复杂的花卉。荷花瓣儿上那由上到下由深变浅的色彩，蜡笔无论如何也表现不出来。我见过水彩，就是各种颜色的小方块摆在一个盒子里，有十二色的，有十八色的，还有二十四色的。据说蓝色和红色可以调出紫色，红色和黄色又可以调出橙色，简直就像万花筒一样奇妙。

2、

    但是，我们村的小卖部没有水彩。不光没有水彩，就连英语练习簿也没有，那里只卖酱油啊醋啊盐啊之类的东西，要买精细的东西，要去十里路以外的光明商店。

   光明商店是市灯泡厂开的商店。灯泡厂当然是生产电灯泡的，生产的电灯泡就是“光明”牌的。那时候我已经知道灯泡是爱迪生发明的，但具体的灯泡是怎么造出来的对我来说依然十分神秘。灯泡厂的厂区可大了，里面有好多生产车间。除了生产区，还有演节目和放电影的礼堂，还有职工澡堂。我在那个礼堂里看过《白毛女》，也在那个澡堂里洗过澡。每天下午，灯泡厂的大卡车都会拉着废弃的材料开出厂门，然后卸到我们村东边的山沟里。我和荣荣经常去那里捡东西，运气好的话能捡到完整的灯泡。不过那些灯泡一般用不了多长时间，往往是刚刚拉开开关，灯泡里就腾起一阵白烟或者黑烟，钨丝烧断，灯泡就不亮了，有的干脆就“砰”的一声爆炸了，弄得满屋都是玻璃碴子。虽然妈三令五申不让我去捡灯泡，我还是经常偷偷跑到那里去，因为那片玻璃碴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样子，就像传说中放射着光芒的宝库，更像流淌着钻石的河流。

   光明商店就开在灯泡厂的门口，一拉溜五间大平房，大到服装鞋帽，小到针头线脑，商品无一不全，是方圆十里之内的大商店。我非常喜欢看他们卖东西。那个戴着眼镜的老头总是坐在一个类似阁楼的东西里面，他的头顶上方是四通八达的铁丝，铁丝上吊着好多大夹子。每一条铁丝都通往一个柜台。如果有人买东西，售货员就把开好的小票连同收好的款一同夹在夹子里，然后一扬手，铁夹子就顺着铁丝滑到老头头顶，老头头也不抬就能准确无误地把它摘下来，然后噼里啪啦拨一阵算盘，找了零钱，再把夹子滑回去，售货员把东西和零钱递给顾客，这笔交易就算做完了。

   老头仿佛已经和阁楼融为一体，从没见他离开过。我曾经偷偷地看了他一上午，他确实没动过地方，我甚至怀疑他不吃饭也不尿尿。老头很少抬头，偶尔看看门口，从眼镜上方划出来的目光，贼亮贼亮的。

   最吸引我的还是商店里那些小食品。八分钱一包的大米花，一毛钱一包的山楂片，既便宜又好吃。我们这里属于丘陵地区，不出产大米，能吃上香甜的爆大米花真是一种享受。山楂片就更甭说了，酸酸甜甜的，入口即化。每次吃山楂片我都不舍得嚼，而是小心地把它放在舌头上，让它慢慢地，慢慢地融化，然后缓缓地，缓缓地滑进喉咙。

   光明商店的门口有一根水泥电线杆，电线杆上挂着一个公共汽车的站牌，那是唯一通到我们这里的18路汽车的终点站站牌。这路汽车通往火车站，中途经过师范学院，和市立医院。电线杆下面坐着一个卖冰棍儿老太太，她的冰棍儿箱子里不仅有二分钱一根的普通冰棍儿，还有五分一根的奶油冰棍儿和巧克力冰棍儿。

   离光明商店不远，是一家银行，再往西是一家邮局。这就构成了一条虽然短但很完整的街。那条街街是那时候离我最近的最繁华的地方。如果顺着这条街一直往西走，就进了城。城里有百货大楼，那是全市最繁华的地方。但那里离我太遥远，抓不着的东西就不是我的，所以我对此忽略不计。

    当刘老师要求我们买那些学习用品的时候，我决定下午就和王英去光明商店。

3、

   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味儿的新书，被我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到床上。新买的黄色帆布书包里只剩下一个新铅笔盒。铅笔盒盖的右边是一支遒劲的梅花，左边是一句词：她在丛中笑。里面分为上下两层，中间那层可以拿下来，还可以当镜子照，虽然照出来的不很清晰。盒盖的里面照例印着幼稚的《乘法口诀表》。这个铅笔盒连同里面的一支新钢笔一支新圆珠笔一把塑料直尺以及一块新的香橡皮，都是嫁到城里的二姐送给我的。本来，出去买东西不必带着铅笔盒，可我对它爱不释手，就没舍得从书包里拿出来。我把新书包斜挎在肩上，每走一步，铅笔盒就轻轻地拍我屁股一下，里面的文具互相碰撞，发出有节奏的咚咚的闷响声，感觉好极了。
   我跟妈要五块钱买文具。妈一边从她枕头下面的手绢里往外拿钱，一边问我都买什么东西，跟谁一起去。当我拿了钱快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妈大声说：梅，别从小路走啊，走东边的大路！我答应一声就跑远了。
   前边说过，我们村离光明商店有十里路。这个十里路指的是走大路的距离，还有一条小路也能到那里，只有七里地的路程。大路是从我们村的东头先往东走，到达灯泡厂倒垃圾的那个大沟，然后折回头往西北一直走就能到。小路是从我们村直接往北走，先下一个坡，走到沟底，过了石桥再爬上对面的坡，就能远远地看见光明商店了。大路很宽很平坦，可以跑汽车，小路很窄坡度很大，自行车都要推着走。
   如果给这条小路画个图的话，可以看出它基本是个U字形的，两边是山坡，中间是一条河，河上有一个石桥。河是季节性的，夏天河水荡漾，冬天就裸露出干涸的河床。河对岸的坡上离小路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突出的岩石，岩石下面有一个不知什么年代形成的洞，洞并不深，一眼就能看到底。这个洞像张开着的大嘴，又因为上面那块岩石又扁又平，所以大家都叫它“蛤蟆嘴”。蛤蟆嘴有时会有人住，通常是衣衫褴褛的要饭的，或者是头发纠结成片的精神不正常的人。没人住的时候，空荡荡的山洞和烟熏火燎的洞壁更让人感觉阴森森的。不管里面有没有人，每次路过那里，我都是飞快地跑过去，不敢回头。
   妈不让我走小路并不是因为小路不好走，而是因为小路太僻静，曾经出过事。两年前，一个放羊人在蛤蟆嘴里发现了一具女尸。当我跟着好多看热闹的人跑来看时，女尸已经被放上担架，盖上了白布。挤在人缝里，我只看见她从白布下飘散出来的头发，随着担架的起伏摆来摆去。尸体已经被辨认过，是我们邻村的一个姑娘。她妈妈跟在担架后哭得死去活来，“闺女呀，你死得冤啊”的哭声，在山谷里显得尤其凄厉。我听见有人悄悄议论：被人糟蹋死了。当时的我并不明白“糟蹋”的具体所指，但我觉得这个词除了“破坏”的解释，还有一层暧昧的意思。

4、

   荣荣正在她家大门前的树荫下等我。 荣荣家住胡同东头，我家住胡同西头，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虽然 荣荣比我大了两个月，但她的个头一直不如我高，学习一直不如我好，所以她一向对我言听计从。

   “梅子，咱们走大路还是走小路？” 荣荣问我。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心里挣扎了几个回合后，最后决定走小路。因为我担心走大路耽误了时间，水彩会被别的同学买光了。 荣荣见我主意已定，就坚决地跟在了我身后。“以后你不要叫我梅子了，咱们都是中学生了，不能再叫小名。”我很严肃地对 荣荣说。“那我叫你什么？” 荣荣傻傻地问。“嗯。。。。。就叫我班长吧。”我沉吟了一下。“那，那，那你以后也别叫我 荣荣，叫我的大名夏荣林。”她还挺会讨价还价的，“行”。我有点不耐地挥了挥手说。
   初秋的天气，太阳虽然依然很大，可吹在身上的风已不再粘腻。村子里静悄悄的，这正是歇晌的时候。小路蜿蜒在山脚下，依山势而建的梯田里，种着些耐旱的地瓜之类的作物。田埂上种着些柿子树和核桃树，柿子还没成熟，核桃已经摘光了。常年的山风把这些老树吹得向一个方向倾斜，苍劲的树枝像是一只只张开的手，随时准备抓住点什么。保护梯田的石堰的缝隙里，一会冒出一棵酸枣树，一会又冒出一丛山菊花。远处的山上，在高高的高压电线杆顶部，有一个硕大的喜鹊窝。我常想，在高压线嗡嗡的响声中，喜鹊能睡着觉吗？还有，下雨了它们怎么办呢？那个窝上有屋顶吗？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和 荣荣讨论过不止一次，最终也没有个结果。
   沟底是个地势平缓的地带，善于见缝插针的庄稼人把玉米地开到了小路两旁。那个人从玉米地里闪出来之前，我和 荣荣正热烈讨论着今天上午学校里的新鲜事。“梅。。。啊不，班长，你说，那个叫刘芳的，老师就问了问她爸爸的情况，你说她哭什么呀？死就死了呗，当这么多人哭，多丢人呀。”“是啊是啊，当时我都吓了一跳。”“还有那个叫曹什么的男生，下了课直接就跑女厕所去了，哈哈，笑死我了。”这些现在看来无足轻重的事，让我俩没心没肺地笑弯了腰。

    当我们笑够了准备继续走的时候，就看见了那个人。他就在离我们二十多米远的玉米地边站着，带着一脸的笑。这么多年过去，每当回想起那个人的样子，我脑海里就会出现一张大白纸，没有鼻子没有眼睛，只有嘴巴和满脸的笑。他的突然出现让我和 荣荣愣了一下，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发现对面有人走过来。那人笑着向我俩招了招手，我们以为他要问路，就继续往前走。刚刚走了几步，那人突然解开了腰带，他的裤子呼噜一下就堆在了脚下。我和 荣荣一下子傻在那里，就像蟠桃园里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术的仙女，一动不动。周围突然没了声音，刚才还在草棵里叫着的蝈蝈好像突然哑巴了。阳光透过玉米棵的空隙洒在那人身上和白花花的腿上，摇摆不定的黑的和白的色块，说明有风在吹，但我听不到风声，就像在看一部无声的黑白电影。
   就这样站了有一万年那样长的时间，其实也可能只有一秒钟，我对 荣荣喊“快跑！”，然后转回身拼命跑起来。这时我突然恢复了听觉，我可以听见风吹玉米地的哗哗声，我的脚落在地上的咚咚声，文具盒打在屁股上的啪啪声，我的心脏跳动砰砰声。这些声音仿佛被放大了一百倍，瞬间变得无比清晰。更可怕的是我身后传来的脚步声，一下一下仿佛踏在我的心脏上。我不敢确定那是 荣荣在我身后跑，还是那个人追上来了。潜意识里，仿佛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瞪大眼睛看呀看呀，终于看清那是蛤蟆嘴山洞里那具女尸的头发。我毛骨悚然。
   直到成年以后，我仍然会梦到那天下午的事。梦里有人在后面追我，我拼命想跑快些，怎奈腿里像灌满了铅一样沉。有个声音在喊：快跑！快跑！！

  “小梅子，你俩跑什么？”快跑到坡顶的时候，我们遇上了村里的胜利哥。那天胜利哥带着孩子去城里看病。“沟底，，，，沟底，有流氓，脱裤子。。”我和 荣荣语无伦次地说着。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觉得我的心就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我想，当时我的脸色肯定很苍白，眼神肯定很恐怖。“这大白天的，竟然有流氓？走，我跟你俩去看看。”胜利哥的口气里有一半怀疑一半气愤。
   等我们走回原来的地方，沟底早已空空荡荡哪里还有人的影子，只有满地的玉米被风吹的哗哗响。 荣荣不甘心地走到那人刚才站着的地方，指着地上说：“他刚才就站在这里，冲我们脱裤子.你看，这是他尿的尿。”地上果然有一滩水渍，一只又黑又大的蚂蚁正走到水渍的边缘，用触角碰了碰还湿着的土，绕道走开了。胜利哥没再问什么，他着急去给孩子看病。也许在他看来，这只是两个孩子的恶作剧，根本无足轻重。
   后来我们跟在胜利哥身后，过了石桥过了蛤蟆嘴到光明商店买全了东西，然后坐上村里去城里送石头回来的马车，从大路回了家。

5、

   那件事一直没有人再提起。胜利哥没有，我和 荣荣也没有。我和 荣荣初中毕业后就很少见面，后来各自成家，只有回娘家的时候偶尔能遇见，也只是说些家长里短的话。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那个初秋的午后，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我至今也没弄明白，那个人到底想干什么。他究竟是只想吓吓我们，获得不正常的心理安慰，还是真的心怀叵测，看见我们身后来了大人被吓跑了？
   许多年后，我曾经站在坡顶向沟底看过，发现那条小路并没有印象里那么陡，沟也没有那么的深，小石桥更是短得只有几米的跨度，曾经让我望而生畏的蛤蟆嘴，也只是浅浅的一个小土洞而已。我很困惑，究竟是小时候的印象欺骗了我，还是我的眼光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当年的灯泡厂如今已经变成一片高档的住宅小区，十八路汽车依然从那条街前走过，只是站牌上已不见“灯泡厂”的称谓，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东路东口”。曾经风光一时的光明商店，早已淹没在富丽堂皇的沿街商业房中不见踪影。

   只剩下我的那些记忆，快乐的，沮丧的，高兴的，恐怖的，像是深埋在土下的草种，偶尔会探出脑袋，露出一小片翠绿的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