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蓝！

  拿在手里的演员表显示，《一九四二》的主要角色十九个，次要角色有五十多个。

  难怪有看到剧本的影评家调侃，这电影是《活着》与《建国大业》的结合体——既有小家庭的感情戏，又有大时代的史诗感，是冯小刚自《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一路下来的熟门熟路。

  原著作者兼编剧刘震云则说，这部小说本来不适合拍成电影的，因为是纪实体小说。“电影需要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小说里都没有。冯小刚把这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冯小刚公布的海报之一。

  ■本报记者 王 迅

  楔 子

  上海电影节上，《一九四二》专场记者会，冯小刚一坐下来就侃侃而谈。

  “我为什么要拍《一九四二》？”

  “我觉得《一九四二》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来的。我父亲是湖南人，我母亲是石家庄人，我以为我是从湖南来的，其实看完那电影你就会知道我们都是谁。我们都是一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知道了我们从哪来，我们好知道接下去往哪走。”

  而同样的问题丢给原作者刘震云，他用了一个极其实在的说法：“听听那些人死前会说什么。”

  “1942年，当河南遇到旱灾的时候，蒋介石根据用空间换时间的理论，想把河南甩给日本人，当日军占领一个地区的时候，要对沦陷区的人民负起赈灾的责任，日本人醒悟过来，他们就在山东河北一带按兵不动，这个时候出现政治的真空。我们河南人逃荒一般往陕西，在政治的真空中，有300万人一个一个就饿死了。这也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饿死的300万人对待自己被饿死的态度，如果换成欧洲人，他会追问‘我为什么死？谁把我饿死了？’但是我们河南人，临死的时候会想， 我的好朋友，他三天前饿死了，现在轮到我了，至少我比他多活三天，我值了。”

  这个一点也不不好笑的冷幽默背后，是刘震云作为一个灾民后代的痛苦记忆——“我的母亲，就是被我的外祖母在逃荒的路上收养的。”刘震云说，记得小时候老母亲经常跟他讲，当年在饥饿的时候，不断舔他外祖母手腕，一直把外祖母的手腕舔得白骨森森。“我的母亲就是这么被养大的。”

  这个细节也和其他故事一起被加入了电影，带着人们重回逃难路上。

  母 亲

  往一个充满了数字和考据的调查体纪实小说里加故事，过程很漫长。（注：调查体纪实小说，这是刘震云的说法。）

  电影故事的轮廓模模糊糊出现在2001年9月，一个闷热的下午，在冯小刚位于北影主楼背后的两间小平房里。“我的平房门口插一个国旗，国旗在台阶下面有一棵槐树。当时开了一个座谈会，征求大家的想法，把小说发给大家。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小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但是大家都在泼冷水，这部小说变成电影，不太可能，它全是事件，没有人物，这个结构怎么弄。我说震云怎么办，震云问我那还弄不弄？那当然得弄了。震云说怎么弄？无外乎是两种办法，一种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就是一些聪明人坐在宾馆里信口开河侃出来这种故事，现在这种聪明人特别多，很多宾馆里坐着一屋子一屋子这样聪明人在那侃着，编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他说他觉得他是一个笨人，我说我也是，我们两个笨人，走了另外一条路，沿着灾民走过的、经过的路途，我们也走一遍。”冯小刚回忆道。

  两个人就这么着上路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把河南，从延津开始，一路巩义、洛阳，后来一直到潼关，最后进入到陕西，然后一个回马枪，又杀回到山西。跟着回来，一系列故事就自己跳了出来。

  走到巩义的时候，有一座教堂，看教堂的老大娘叫刘和平，那会儿90岁了。老太太牙都没了，刘震云就问她，你经历过逃荒吗？大灾吗？她说，哎呀，年年都有灾，你问的是哪一年？震云给她推大概1942年，是民国三十一年。老太太说，那年有大灾，俺们村300多人，大概死了有一半。跟着老太太说了一个让刘震云和冯小刚非常触目惊心的事，她说她的一个叔叔在逃荒的时候，快饿死了，奄奄一息趴在树下动不了，突然一阵剧痛，从昏迷中醒过来，发现一个灾民拿着一把镰刀在割他屁股上的肉，他说俺还中，俺还没死，那个灾民说，你不中了，你救救俺们。

  接着她又说了一件事，说她的亲妹妹在逃荒的路上，被父亲卖了，她母亲知道之后，急了，举起扁担就抡，人贩子以为要打他，就跑，就躲，万没想到，她的母亲抡起扁担是要拍死自己要卖出去的孩子，因为她急了：“我宁可把这个孩子拍死，我也不让你把她卖了。”

  在电影《一九四二》里，徐帆饰演的灾民花枝就是这个不愿卖掉自己孩子的母亲。

  神 父

  这个叫刘和平的老人，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那场灾难中，还是个小孩子的她，家里很多亲人都没了。她每天泪流不止，后来被一个传教士带到教堂里。传教士手摸着圣经对她说，我跟你说一句，你学一句。主呀，擦擦我的眼泪……

  刘和平说从那以后，她就再没哭过。

  说到这，刘震云忍不住问，老人家你跟我说说天堂是什么样？老太太说了一句话让他至今难忘。“老太太说天堂是什么样，天堂是玉石铺面黄金街，跟着下句话，说的是喝口凉水都不饿。这是一个灾民，一个饱受饥饿折磨的人才能说出来对天堂的想象。喝口凉水都不饿，不用吃粮食，可想而知，当时饥饿在灾民心里留下多少恐怖的印象。”

  老太太最后给刘震云和冯小刚唱了首歌，歌词是“圣神的河，喜悦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愁，全都洒落”。

  听着歌，两人都忍不住鼻子发酸，于是在电影里，出现了一个传教士，张涵予饰演的安西满。这个被外国人养大的中国乡村传教士，灾难发生的时候，他觉得主派他来带大家出苦海，但往后的一系列现实把他的理想和信仰彻底摧毁了，到最后他也对神产生了怀疑，他开始质问上帝知道不知道这件事，知道了，为什么不管？

  “究竟为什么要让我们承受这些？我们能到哪里去？”撕破教士袍的安西满发疯似地狂奔在焦黄的土地上，最后栽倒在地——因为饥饿而空洞的身体，一旦被夺走了信仰，便不堪一击。

  老东家

  当然一个故事还是有主角的。《一九四二》的主角有两个，有钱的地主老东家，没钱的佃户瞎鹿。

  “一个东家拴上几匹马，赶上马车，拉一家人去逃荒。穷人逃荒，还不叫逃荒，地主的逃荒是真的荒了。”冯小刚这么解释他的人物设置。

  故事进行到这里，冯小刚有点犯急，因为刘震云在剧本里写了三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三个队伍，灾民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国民党的军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还有日本的军队也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冯小刚急，这得花多少钱？刘震云犟，必须这样，要不灾民们的精神不会崩溃。这个段子被冯小刚写在了微博里，被娱记们写成了新闻，标题是“刘震云要让冯小刚破产”。

  回到故事里。在逃难路上，老东家显然走得比佃户更远，但是走了几个月，走到潼关的时候，家里的人死的死、卖的卖、散得散，人没了，马车也没了，什么都没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追问，我逃荒的目的是让家里所有人活，为什么到潼关的时候所有人都没了，我为什么要逃荒？我逃荒有什么意义？于是他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大家问他你回去干嘛，说回去不更得饿死了，马上就要到陕西了。老东家说，他没想活，只想死得离家近点。

  再往前走，转过一座山，日本军队也在往前走，一个小孩趴在一个尸体上，在哭，老东家摸了摸尸体，说别哭了，身子都凉了。这小女孩的回答，是老东家没有想到的，不是哭她母亲死了，是哭“我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了”。

  “行，叫我一声‘爷’，咱俩就算认了，咱俩就是亲人了。”

  “爷！”

  老东家一把把孩子抱在怀里。一老一小拉着手，逆着日本的军队还有灾民的队伍往山下走，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影片最后接着是字幕：15年之后，这个女孩是俺娘。

  黑白阴冷的画面，就这样留下了一抹暖色。

  减 法

  然而对于看过小说原著的读者来说，电影的剧本还是少了些东西。小说《温故1942》里提到了一个事实，对几千万面临饿死境地的灾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闻不问，是美国记者白修德用照片将这一惨状告诉世界，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在真心实意地帮助灾民。小说的结尾写道：“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1942，得到的最后结论。”

  小说带来震撼和反思之外，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人的生命和“爱国”“亡国奴”“汉奸”这些价值观上的冲突，要如何看待？然而在目前有关这部电影的所有新闻中，都看不到涉及这一问题的内容……

  冯小刚说，电影要表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民族有顽强的生命力。

  刘震云说，故事的核心力量可能是中国人面对灾难的幽默感。

  绕开了小说里的敏感问题，却也无损电影震撼人心的力量，狡黠的冯小刚就这么四两拨千斤地回到了自己擅长把握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