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木冲...

 过去的老师，主讲四书五经，意在科举，重在做人，实为文史哲等社科类。如今的老师则学科繁多，涉猎甚广，而且轻经史，重技术；轻做人，重智慧。显然，仍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便显得相对牵强。学生们偶尔对你老师这么说说，你也不要窃喜。倘若老师巴巴地这么去要求学生，那就显得老师太过骄情了些。虽然，老师们也多以‘既教书又育人’自居，学校也多这么提倡和要求，但实质上，从老师们所教的内容来看，教知识是真，教做人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说说而已，别当真！

 如今的老师早已经跌落神坛，已经从神圣的师道尊严沦落到谋生求存的寻常职业，已经沦落为众多行业中最普通的一行。但国民对其精神指望尚不减少，动则便以所谓的‘心灵工程师’来要求它，这便构成了一对不折不扣的矛盾。作为职业之一，自然会以求生求存而立命，因此，仍将‘终身为父’之尊放在它身上，便过份了。

 科举千余年，已经在国人的骨子里种下了‘及第则为官’之理念，‘跳龙门’即读书的唯一目的，读书也像似一种变相的投资。

 扩招前的高考虽然不再是‘考中大学即为官’，但大学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实质上，则依然延续了科举及第的思维方法，考中（哪怕仅仅是个中专）就算是‘读书，读出了名堂’、‘上学，学出了头’。

 那时的高考选的是精英，教育也旨在造就和培养精英，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录取率自然不可能太高，一般不足十之一二，能考上的当然都是尖子，起码也是优等生。这些学生上了大学后，自然求上进，讲理想，进取心强烈，学习动力可观。

 而今天（特别是扩招后）的大学，录取率常常在十之七八（甚至更高）。因为，今天的教育是普及教育，旨在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而所谓的为国家培养人才倒在其次。别看教育部天天在喊，高校的唯一目的是培养人才，其实，那也是说说的，你当不得真。

 任何一种制度，如果针对的都是全体受众，那他绝对不是为了‘才’，而仅仅是为了‘人’。显然，绝大部分人都能上的大学，还指望它能像当年那样神圣，还指望它能像当年那样值钱，还指望此刻的学生们还能像当年那样好学上进，就太天真了。

 当年的考场上也有作弊的，但那绝对是过街老鼠，人人都耻之以鼻，而如今却截然相反。上学期末，我按学校的教学计划，也监了几场期终考试，考场上倘若哪个学生能偷偷地看上别人一眼，倒像英雄似的。你管得稍微严些，倒像似做错了事一般。世风之不辜，人心之堕落，让人心寒！

 何况，如今的大学生不包分配，这势必造成相当比例的学生毕业出来后无法就业。但国人的心理定位却改变并不多，总觉得大学生一毕业就应该高人一等，殊不知，如今都是大学生，你要高谁一等？

 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想有一份体面工作的心理定位，自然也加重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于是，找不到工作就怨政府、怨学校、怨社会，唯独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想想也是，教育的本质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

 假设教育的目的只是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不妨设想这种制度的极端情况。举国上下一个个都是博士，此刻全民的文化素质不可谓不高，那又将如何？

 此刻，每一个博士都在其专业领域是权威，便谁也不会服谁；每一个博士都是高智商（情商未必高），便谁都骗不了谁，却谁都觉得能骗得了谁；每一个博士都觉得自己应该被重用，于是，便没人愿意去扫大街，没人愿意去看大门，没人愿意去做民工。此刻，已经不是一山不容二虎，而是漫山遍野都是老虎，这个社会是不是很恐怖！

 自然界需要老虎和狮子，但同样也需要角马和羚羊；需要大象和犀牛，更需要豺狗和蛇，甚至苍蝇和赖蛤蟆。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各有各的立命之本。这便意味着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和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有一个‘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不仅需要博士，也需要文盲。

 我不知道博士和文盲的比例究竟多少才合适，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比例一定存在一个最优值的，这个最优解可使得全社会相对最和谐、相对最理想、相对最稳定。

 我无意，也无权，更无力给出谁应该是博士，谁应该是文盲。我也无法提出一个所谓的受教育的标准和原则等等，但是，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我相信一定有那么一个比例存在。当然，或许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有希望归纳出一个所谓的参考值，但这似乎不是我所能独立完成的，也不是我写这篇日志的目的之所在。

 我之所以在这里妄谈所谓的教育本质，是想说，作为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应该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即使因家庭经济等诸多原因，使你无法接受相对理想的教育；即使你大学毕业后无法获得一份相对理想的工作，你也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唉声叹气，更不要只知道抱怨社会、抱怨家人、抱怨环境，却不去奋斗，不去争取。狮子固然能吃掉角马，但水牛同样可战胜狮子。动脑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