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之湄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吴宓赞其：“才情学识兼具，新旧中西俱通”；学界称其：“中国博学鸿儒，当代文化昆仑”；世人惊其：“大师风华绝代，天才卓尔不群”。无论是人们熟稔的《围城》，抑或是近乎天书的《管锥编》，都一次又一次地惊讶了国人，感叹了世界。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百年钟书，文化榜样。2010年11月21日是钱钟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清晨，新街巷30号、32号门前，人头攒动。人们捧着鲜花，前来缅怀故居的主人―――钱钟书先生。聆听讲座、瞻仰故居、发行邮册、举办座谈会……无锡人通过举办简朴而隆重的系列活动，纪念这位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文化大家。

    100年前的今天，无锡岸桥巷秦氏宅内，一名男婴呱呱落地。他，便是日后被誉为文坛泰斗、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岸桥巷、无锡七尺场(今新街巷)、东林小学、前西溪、无锡师范、崇安寺、辅仁中学等地，都曾留下当代文化大家的足迹。“钱钟书10岁之前，位于新街巷的钱绳武堂尚未建成，他和家人在无锡过着租居生活。”致力于“无锡时期”钱钟书研究的江南大学刘桂秋教授说。钱钟书出生于岸桥巷租住的秦氏宅内，1911年又随家人迁至胡桥，租住在韩氏宅、1915年迁大河上侯氏宅、1919年迁留芳声巷朱氏宅，直到1923年钱绳武堂建成，钱钟书这才进入位于新街巷30号生活，即现在的钱钟书故居所在地。

    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被破格录取，这个人就是钱钟书。他数学考试极差，可英文、国文却是特优，英文还是满分。主管老师欲退不忍，欲取不敢，便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校长亲阅试卷后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

    钱钟书19岁一入清华便立下“横扫图书馆”的志向，他开始开创一项又一项的“纪录”：读书数量第一，发表文章第一。每日只从图书馆抱回一大堆书，边看边用又粗又黑的笔划下佳句。馆内很多冷僻线装书借书单上，只有他一人的名字。而且但凡他看过的书，只消阅读一遍，基本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对于这种“照相机式的记忆能力”，同窗们自叹弗如。当年的同窗许振德回忆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世人知晓钱钟书，多因《围城》蜚声在外。但真正奠定他在学界地位的，还是那部《管锥编》。这是先生研读了《周易》等十部中国古籍所作的札记和随笔总汇，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西语原文，引述了四千位作家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该书自问世以来，不要说读懂的人寥寥无几，就算是通读一遍的人，也屈指可数。

一

　　对于现代青年来说，钱钟书无疑是一个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的人物。

    如今的中国坊间所知道的钟书先生，其实基本源自于他的名声，而这些名声的大部分，其实源自于电视剧《围城》当年的影响，当然，若有更深，基本上就是杨绛先生所题的那段“围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再多，就没有了。

　　钱钟书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澹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风靡海内外。

    钱钟书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独立的学术人格，他毕生都是一个学者，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一心一意做学问。在当今社会，这种品格更难能可贵。现在的学术界，有很多人被浮躁社会风气所感染，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诚信，甚至丧失做人的基本品行。纪念钱钟书先生，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操守。

　　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一些人不远万里，从港台、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唯恐不及。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风趣若是。

　　他越是避客，便越是有人想见他。于是，他不是客客气气地辞谢，就是借故以病推托支开，甚至是毫不客气地拒绝。记者们偶尔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直闯上门，他便立在门口，小谈片刻，时刻作出“送客”的姿态；或放进客人，又缄口不言，绝不谈自己，更不透露自己的生活、创作情况，常常弄得记者们狼狈不堪，空手而返，很难有什么收获。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藉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钱钟书就是钱钟书。

　　二

　　钱钟书，宇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至1938年在欧洲留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围城》；翌年出版《谈艺录》。解放前主要在几所高校教书。解放后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

   钱鍾书、小名“仰先”，又作，“仰宣”，学名“钟书”，字“哲良”，后改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

　　钱先生出生后，因伯父基成“无后”而被“出嗣”过去。并很早就随伯父接受教育。期间学习和阅读了《论语》、《孟子》、《毛诗》等经典著作和《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唐》等文学作品。

　　1920年伯父去世，先生改由父亲钱基博亲自教育，之后更是阅读了大量的古诗文，国学基础逐渐深厚。慢慢地，他开始代父亲写信甚至做文章了。其中国学大师钱穆《国学概论》一书的序文，便出自钱先生之手，而且一字未改。可见其少年时一代已是才华横溢。

　　1929年，钱先生破格考入清华大学，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此间就以超人才华获得“人中之龙”（吴宓语）和“天才”（冯友兰语）的盛誉。

　　1933年，钱先生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受聘至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了

　　1935年，钱先生与杨绛结婚，之后共同留学英国。1937年夏，钱先生从牛津大学埃克赛特学院英文系毕业，以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文学士学位。之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

　　1938年秋，钱先生受聘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9月回国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1939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滞留上海直至全国解放。在此期间，曾任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上海图书馆英文馆刊总纂等职。

　　1949年9月，钱先生受聘北上，出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同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的工作。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6年该所改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在外国文学组任研究员，后被文学所所长郑振铎先生借调到古典文学研究组任一级研究员。

　　十年动乱期间，钱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划为“改造”对象。1969年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72年以“老弱病残”者身份调回北京。后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文学所研究员等职。期间曾出访过美、法、日本等国。

　　钱先生于1998年12月18日与世长辞，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当年他的“奇书”《围城》出版后虽然十分畅销，洛阳纸贵，但却颇有争议，毁誉不一。

　　他不愿趋时不求闻达。因此，在国内，自解放之后至“文革”以前，他并不为人所熟知。而且可以说坐尽冷板凳，默默无闻。

　　1979年，他的煌煌巨著《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洋洋四大册的著作极大地震动了学术界。1980年，《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更为畅销不衰，多次印刷，累计已达百万册，甚至屡屡被盗印。之后，《谈艺录》、《七缀集》的出现，使钱钟书更加大放异彩。他虽未必“著作等身”，但所作却字字珠玑，为读者赏爱、叫绝。

　　于是，不少青年惊奇地“发现”了钱钟书，其惊喜程度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如果说《围城》使人们喜爱钱钟书的话，那么《谈艺录》、《管锥编》则更使人们在他面前倾倒了。

    有人曾经认为，像钱钟书这样博闻强记的学者现在不一定适合了，因为互联网让知识的记忆和共享变得轻而易举。对此胡范铸教授很不认同，他反问：“互联网诞生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反而没再出现钱钟书这样的文化大师？”他说，钱钟书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问家，但他更是思想家，《围城》被喻为一部“思想者的小说”。而他的学术著作《管椎篇》、《谈艺录》等，在思想性和学术性上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度。钱钟书一生博览群书，却从不死读书，而是把知识吸收成自己的思想，他在治学上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打通。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学界和教育界仍有借鉴意义，不管是教书育人还是从事科研，都要善于将知识融会贯通和应用。

　　三

　　人们惊呼，钱钟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物，是个天才!

　　他的确是一个天才。

　　钱钟书的天才首先表现在他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说起他的记忆力之惊人，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已去世多年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恐伯还没有第二人能和他相比。国外的学者说钱钟书具有“照相机式”的记亿力，一点也不夸张。在进入小学读书识字之前，钱钟书已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以及《七侠五义》、《说唐》等古代小说。钱钟书读书过目不忘，任人从书中随便抽出一段来考他，他都能不假思索、流畅无碍地背出来，连书中好汉所使兵器的斤两都背得出来。吴忠匡在《记钱钟书先生》一文中说，钱钟书在蓝田的国立师院任教时，图书馆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他都浏览过，但见他看过的文集，仅明清别集就有千种之多，这些别集，不管是大家、名家，还是二、三流的小家，别人随便拿一部来考问他，十之八九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复述其内容，有的甚至一字不差。别人不敢相信，屡次考他，他也竟屡试不爽。而且，他的记忆力似乎也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衰减，几十年前读过的书，仍然如昨日刚看过一样记忆犹新。1979年，将近七旬的钱钟书在美国访问，再次证实他的记忆奇才。费景汉说钱钟书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夏志清说，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表演”使得洋同事面面相觑。至于水晶的记述就更有意思了。他说“......谁知白之教授刚引到这里，钱先生立即像《红与黑》小说的男主角于连背诵拉丁文圣经一样，将下文‘不比寻常穿篱挖壁---’咿咿呀呀背诵了起来，这种惊人的记忆力，只能借用《围城》里形容孙柔嘉的句子，差可比拟听者的惊讶：‘惊奇的眼睛(此地应改成嘴巴)张得像吉沃吐画的O一样圆’。”

    钱钟书另一个非凡之处是他的博学。他的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夏志清称他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舒展称其为“文化昆仑”。钱钟书的古文造诣之高，当今恐伯无人企及。只要看一看《谈艺录》、《管锥编》即令人叹为观止。从先秦到近代，经史子集靡不贯通，尤以集部为最精。他的文言文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不论散文骈文，诗词曲赋，还是小说戏曲，俚语谣谚，他全能招之即来，奔凑笔端，遣词造句，隶事用典，简直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如果把他的每一句话细细注解，用“无一字无来历”来形容，最为恰当。而这些“来历”囊括四部，其数目难以统计，他的古文造诣早为陈衍、徐森玉、胡先肃诸前辈学者称道。而其《围城》、《宋诗选注》等却是地地道道的白话文。他笔下的白话文，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西洋味、古董气与学究气，挥洒自如而又耐人寻味。尤其是《围城》，几乎成为幽默文学语言的范本。

　　除此之外，钱钟书还精通英、法、意、德、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对于一个曾经在牛津留学的文科学生来说，通晓这些相关语言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要做到纯正得没有一点母语腔调，对所有这些语言文学全部贯通，烂熟于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钱钟书是我国英语界公认的权威，当年曾任《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参加翻译定稿《毛泽东诗词》。钱钟书在美国讲学，仅凭其操英语的口才，即令四座吃惊，一位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工作多年的美国学者说，他在美国长这么大，生平从未听过像这样漂亮的英语，算来算去只有哈佛的一位语言学教授的英语水平差堪同钱相媲婉美。再如，他在留学时学习过意大利语，但却从未到过意大利，1978年他首次到意大利出席第二十六届欧洲汉学会，即用意大利语作即兴式的发言。他的意大利语言咬音之准，味道之纯，不输其英、法、德语水平。在报告中他还随意援引意大利文学，所涉及的许多陌生作家的作品，他皆能用意大利语娴熟地背诵出原文，引起了意大利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好奇。

　　钱钟书渊博的学问，一方面是他的天才的表现，良好的天赋使他能很快地掌握运用这些语言；另一方面是靠他的用功与勤奋。他周岁“抓周”时，抓到了书，取名为“钟书”。也许是天意吧，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读书上，上课时也是手不释卷地看自己喜爱的书。他看书有个特点，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警句来或批几个字，据传清华藏书中画线的部分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博学，使他不是老师的学生，而成了老师的“顾问”。吴宓教授就曾推荐他临时代替教授上课，所有课上涉及的文学作品他全都读过。钱钟书还有读字典的兴趣，而且深得其乐，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挨着字母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时读得开怀大笑。他除了良好的记忆力外，还做别人看不懂的辅助性的笔记，每读一书，他都要做读书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供自已写作时连类征引。这样年复一年，日积月累，读遍天下书，可以想见该有多少读书笔记了。据杨绛说，她在1973年为钱钟书整理读书笔记时，即有整整五大麻袋之多，堆在屋里高高的如一座小山，每一本笔记上都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中文、外文，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五大麻袋笔记的内容该有多少!

　　打开《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我们不能不惊叹作者的博学，这些著作纵贯古今，沟通中外，包括数种语言，数以万计的作家、作品，也就是说其数量与中国主要古书总汇《四库全书总目》约略相近。其实，这些只是就已经出版的内容而言的，《管锥编》续集至少还有论五种古籍(据郑朝宗透露：实际上不止五种，很可能还有十种古籍)没有出版，还有作者早已著成，迟迟不愿公之于世的几部专著。钱钟书的博学我们不敢妄测，也无从妄测。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写到“才兼乎趣始化”——如果符合这个方面的标准，那么中国知识分子中，钟书先生则相当合适。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其实大有体现：《围城》自不必说，那些比喻和挖苦的具象化已经根植在很多人的脑海中。但，即便是他那两部渊博的《管锥编》和《谈艺录》，在我看来，其实也有在严肃不苟的学术论据列举中不经意地插科打诨的嫌疑，总有那么一句两句逗得相当到位，皆可让会心人时不时捧上一腹。

　　四

　　钱钟书是“钟情于书”的大学者，但绝不是钻故纸堆的酸腐“学究”。

　　钱钟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俞平伯与钱钟书是文学研究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文研所内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钟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如：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巳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像这类幽默的语言，在《围城)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短篇小说《猫》中写道：“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甚至在《谈艺录》、《管锥编》等纯学术著作中也充满了机趣与幽默。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许，相当的“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密，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怨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创，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指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钱钟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他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可敬而复可亲。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钱钟书性格中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而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他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煌煌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并不满意，并不引以自豪自傲。他说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因此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逐渐地自我完善。他对自己著作中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逐处地查找核对，从不轻易放过，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挑出错误来，戏称之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尤其是愈到晚年，立论愈谨严、愈认真；成果愈大，他愈谦虚，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可贵的精神和品格。

    如《史记》可当才子散文来读一样，《管锥编》其实也可以读出《笑林》的好处。钟书先生就在此中引用过太监自夸贞洁和驼子自诩恭敬的故事、“杜甫通拉丁文”的故事、一对偷情者的野种出生后大骂“老物初未尝计及生我，渠只自求快意”的故事、庄子鼓盆竟是因为“一生旷达，被老婆逼不过，方得脱然，不觉手舞足蹈”亦即终于从“妻管严”中获得解放的故事……
　　文字反映人的思想以及意趣，从字里行间中探寻，其实可见钟书先生虽做学问，却真的一点也不沉闷。钟书先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幽默是聪明的渗透。恰到好处幽上一默，既见讽谕世相之辛辣，又为平淡人生添了热闹气象。
　　但聪明与刻薄很多时候也只隔一步。人太聪明，嘴里出来的幽默其实很容易流为刻薄，如林黛玉调侃刘姥姥为“母蝗虫”一样，钟书先生也爱刻薄古人，甚至打上几个蛮恶毒的比方：如他曾挖苦过清人钱载的诗，说他虽然阳刚，却无硬骨，如同“肥老妪慢肤多褶”，这位钱载，好歹也算得是钱氏本家，听了只怕要吐血于泉下；韩愈一代文宗，因为文字老悔口，在钟书先生这成了“匹似转磨之驴”；梅尧辰也算是北宋名家，钟书先生又嫌他以文为诗“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汤泡干饭”；他嘲戏那些企图通过《论语》来读通《诗经》的学者宛似“梁上君子之一跃而下”；他讽刺研究玉环入宫时是否处女之类治学法，说那种文献考证和“帏幕阴私之话短长”没啥区别，又笑那种以为不是作者便无权品评作品的天真想法无异于说“身非马牛犬豸则不能为兽医”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虽然钟书先生曾喻，好吃鸡蛋者不必非见生蛋之母鸡。但存在于文字中的钟书先生的感觉，除了渊博深彻之外，似乎也是一个有些刻薄的幽默长者。

    相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钱鍾书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不仅用力更勤，而且成就更大。

　　1948年6月，钱先生的《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再版。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补订本《谈艺录》。它主要以文言的形式、札记的写法，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以降直到近代的诗人和诗歌，予以沿波探源、旁征博引、中西对照式的论述和分析，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国学与西学素养、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法论视角。该书被誉为“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诠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夏志清语）。

　　1958年9月，钱先生的《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上承《谈艺录》、下启《管锥编》的学术专著。一共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297首诗作。该书以生动形象的文笔，创造性地把注释和评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既增强了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又是对同类著作传统笺注模式的突破。该书被誉为是“迄今为止全部选本中最好的”（小川环树语）和“难得的好书”（夏承焘语）。

　　1979年钱先生的学术巨著《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共分4册，近百万言。1986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第二版，1991年第三次印刷时，又把《管锥编增订》和《管锥编增订之二》合为第5册，1994年再次印刷。书名采用《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之典，以喻自己虽然视野有限，但却自有一片天地。《管锥编》是一部以古雅文言文和札记形式写成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专著。内容涉及《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10部中国古代重要经典。不仅如此，该书作者还以此书为基点，追根溯源，贯通中西。中间涉及英、法、德、意、西、拉丁等众多语言和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而且引证中西著作4000多种。因此，《管锥编》实不愧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煌煌巨著皇皇巨著。

　　除此以外，先生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尚有以下数种：《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收有《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篇文章，并附有《卷头语》和《附记》等内容；《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收有《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谈艺录补丁>选录》以及《序》、《附识》等内容；《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由《旧文四篇》全部和《也是集》中的三篇论文合并而成。

　　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钱钟书以自己的努力和成就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学者。《围城》已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有十数种不同的译文版本在各国出版。在美国，由于夏志清的推崇，不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法国的西蒙·莱斯不无过誉地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的话，只有钱钟书才能当之无愧。”

　　在国内，钱钟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厦门大学教授郑朝宗首倡“钱学”，从1979年开始介绍钱著，并招收了专门研究《管锥编》的硕士生，主编《＜管锥编＞研究论文集》。1986年，舒展写了《文化昆仑-钱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1987年，一部分“拜钱同仁”便酝酿要出版一种旨在推动钱钟书研究的纯学术性刊物，此举得到原文化部部长王蒙的支持。1989年《钱钟书研究》创刊，1990年又出版第二辑，与此同时，全国各类学术刊物也纷纷发表研究文章，这样，一门新的学科——“钱学”便正式形成，而且蔚为大观了。1990年根据《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钱钟书与《围城》更成为热门话题，钱钟书开始成为如日中天的大学者和青年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

    钱鍾书先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虽然在数量上不算多，但在质量上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写在人生边上》是先生的第一个作品集，也是其著述生涯中唯一结集出版的散文著作。该书由杨绛女士编订，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初版，1946年10月再版。除《序》之外，这本书收录了《魔鬼夜访钱鍾书先生》、《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读伊索寓言》、《谈教训》、《一个偏见》、《释文盲》、《论文人》等10篇随笔作品。虽然全书不到3万字，但却以哲学的思辨、深刻的幽默和智慧的语言对现代文明的弊病及现代精神的危机予以揭示和批判，通过悖论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独特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人·兽·鬼》是先生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194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到1949年已出了三版。这本书共收有《上帝的梦》、《纪念》、《猫》和《灵感》等4个短篇小说。其得名首先来自于其中所收4个短篇的内容：所谓“兽”，即是指驯服的“猫”；所谓“鬼”，实际既指天府的“上帝的梦”，又指阴曹的“灵感”；只有《纪念》是纯粹表现“人”的。但从深层来看，这个书名与小说故事过程相合，似乎更多地蕴含“人性、兽性、鬼性”相通相转的寓意，无论是兽还是鬼，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化身。因此，《人·兽·鬼》是一本既针砭时弊又开掘人性的短篇小说集。

　　《围城》是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夏志清语）。先生于1944年开始创作，1946年2月～12月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月刊上连载，1947年5月由晨光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以后又多次重版和印刷。该书以审美价值为核心，构成了一个多元价值系统，其中既有广泛的世态讽刺，又有深刻的社会解剖；既有深刻的文化反省，又有深邃的人性开掘。揭示了一个现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悲剧性困境。

　　《围城》自诞生之日起，就因其所提问题的尖锐性和普遍性，所蕴含哲理的深刻性和穿透力，以及所采用表述方式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广受关注，一度出现“洛阳纸贵”的风潮。

　　《槐聚诗存》是先生的一部旧体诗集。由先生于1993年秋冬之间整理删订，杨绛女士工楷抄写，于1994年5月由三联书店以线装影印的方式出版。1995年3月，三联书店又印行平装本，同年9月重印。《诗存》收录先生1934年～1991年间创作的诗作。其中四言诗6首，六言诗8首（含卷末《无题》七首之一），五古16首，七古4首，五言绝句5首，余者七绝、五律、七律等139首。这些诗作主要涉及记游、唱和、论诗、题画、怀亲等内容。表现了作者“忧世伤生”（杨绛语）的情怀。

　　另有199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记述钱先生60多年前与陈衍先生谈话的《石语》，199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鍾书散文》等作品，限于篇幅，不再细说。

六

　　面对着热闹非凡的“钱学”，钱钟书没有欣然陶醉，也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保持相当的冷静与理智，他始终沉默不言。对他来说，名与利皆等之浮云。

　　钱钟书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博学鸿儒。也是一位踏踏实实的中国作家、学者，他不务虚名，落落自甘，澹泊自守，宠辱不惊，虚怀若谷，他没有叱咤风云的权势，也没有惊险神奇的经历，甚至没有“大师”、“权威”的气势与派头，有的只是“叫驴拉磨”般的读书精神、学问修养。从这一点讲，钱钟书是极平凡的，但钱钟书又是极不平凡的，不平凡的是他的学问与成就，更不平凡的是他甘饴寂寞、澹泊自守的精神!

    在钱钟书诞辰一百周年之时，纪念日迷恋钱钟书文学作品的人、仰慕钱钟书治学态度的人、敬仰钱钟书人文风骨的人，自发前来，缅怀这位从无锡走出去的文化大家。

    钱钟书先生一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他用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合多种学科知识，探幽人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取得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大家。钱钟书先生于1910年11月21日出生在无锡城区七尺场钱氏家族中。他的父亲钱基博，是一位饱读诗书，国学深厚的学者，为人刚正，曾参与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运动，后从事教育，先后在无锡竞志女学、县立第一中学、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华中师范大学执教，著有《中国文学史纲》、《骈文通义》等多部著作。钱钟书先生在父亲教育影响下，攻读诗书，10岁时入东林小学，14岁进苏州桃坞中学，后转入无锡辅仁中学。在中小学时，他勤奋好学，加之聪明敏慧，成绩优异。在高中二年级时，学校举行中文、英文、算学竞赛，他夺得了中文、英文两项第一。 1929年秋天，钱钟书先生报考清华，尽管他中文、英文等试卷成绩均佳，但数学只考了15分。按照规定，一门功课不及格即不能录取，但校长罗家伦被钱钟书优异的英文试卷吸引住了，破格录取他进了清华。清华拥有一批著名的教师队伍，如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陈寅恪、钱玄同、赵元任、冯友兰等等。钱钟书在这样深厚的学术氛围中，勤读博览。他读的是外文系，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被同学们推举为学生办的学术与文艺刊物《清华周刊》英文副刊主任。他除了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诗文外，还在著名诗人叶公超主编的《新月》月刊上发表书评，并在学者张申府编辑的《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文章。钱钟书先生在清华第三个学年，1932年春天，与清华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杨绛女士相识。杨绛是法学家杨荫杭的女儿，杨氏也是无锡的望族。俩人是同乡，相识后很快产生了爱慕之情，他们相识相爱后的第二年，举行了订婚。也在这一年，钱钟书先生在清华毕业，任教于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外文系。同时兼任英文《中国评论报》的编辑，并在多家报刊上发表诗文。 1935年夏天，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女士在无锡七尺场家中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就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在牛津他在攻读英国文学的同时，还担任了“牛津大学东方哲学宗教丛书”的特约编辑。两年后，他以精彩的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得牛津大学副博士的学位。 1937年秋天，钱钟书先生与夫人来到了法国，在索邦大学进修并研究法国文学一年，1938年秋天回国。清华大学破例(清华对回国学子任教须由讲师至副教授、教授)聘请钱钟书先生任外文系教授。时抗战发生，清华与北大、南开内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钱钟书先生至西南联大执教。一年后，应父亲的召唤至湖南任国立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 1941年7月，钱钟书先生自湖南经广西、海防至上海探亲，本想小住几月即返内地。不料珍珠港事变发生，日军沦陷整个上海，他无法脱身。只能留在孤岛，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 1941年12月，钱钟书先生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他在序中写道，他是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在看书时写下的“零星随感”。其实，钱先生的这本散文集广见博识，意远思深。抗战胜利后，钱钟书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粥馆总编纂兼英文馆刊《书林季刊》主编。同时埋头著述。1946年5月，他在开明书店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他的长篇小说《围城》于1947年1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一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并充满浓郁喜剧色彩的讽刺小说，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据杨绛女士回忆说，是1944年动笔，“镏铢积累”于1946年完成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么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从杨绛女士这段回忆里，我们可以想见，钱钟书是用愤世嫉俗的心态来刻画书中人物的。1948年6月，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在上海开明书店印行。这是一部集我国传统诗话大成，并用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比较、论评中国古典文学的书。该书由开明书店于1949年7月再版，后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重印。建国后，钱钟书先生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1976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钱钟书先生从1953年起，除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剥夺了他的自由外，他的精力全放在学术研究上。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宋诗选注》，这本书的出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钱钟书先生1972年由“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在一间狭小办公室作为居室的环境里，用了三年时间，写成了130万字的煌煌巨著《管锥篇》，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获得了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1978年至1980年，钱钟书先生曾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在访问期间，他的博学多才，使得国外的许多学者惊奇赞叹，引起巨大反响，在海外掀起了一股“钱钟书热”。他的名字被视为学识渊博的象征。他的《围城》先后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多种文字，在美、英、法、德、日、俄、意大利等各国出版。后来，他的其他著作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印行。在巨大的荣誉面前，钱钟书先生一如既往，潜心于学术研究，对名利极其淡泊。他在访美归来时，哈佛大学寄来一张要授予他名誉博士的通知，他未予答复。哈佛大学以为他没有赴美路费，又汇来3000美元，钱先生如数寄还。他为人的这种风范和人格精神，将永远为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