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之湄

 

 　　　　　　 　　　
       4月1日清晨，醒得太早。随手翻开一本书，是沈从文的书信集，其中有些是他生前没想到会发表的自呓般的文字。自1949年1月到8月，正是他被人认为“精神失常”的一段岁月。他在妻子张兆和的信上胡乱圈点，内容大致为：我的痛苦这个世界上没人知晓，生活已经失去意义。

　　那时他因郭沫若的一句“反动文人”的定论而否定自我，直觉自己的写作时代已经过去。精神压力巨大的他应梁思成与林徽因之邀住在他们清华园的家里，以疗养身心。许多真挚的朋友盼望他早日康复，他反复自语：没人知道，其实我根本没有病。他也感觉到，有些人其实是在等着看笑话。




 

 

 
 

　　在呓语里，他说：翠翠，你在一点零四的房间里酣睡，还在想着我吗？我死了也想着我吗？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那个小说中“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的人，也是沈从文自己啊。原来，他一直未能忘怀少年的情怀——他在自传里，写下了一段孽缘：一个白脸女孩和弟弟，趁着他的爱情正燃烧时，骗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令他不得不离开家乡。

    而他将未曾在自传中落笔的美好感情，嵌入了小说《边城》中。朴素洁白的期望，欲语还休的心动，用生命表达的纯粹，闪烁在字里行间。



 

　　在痛苦无法排遣的许多年后，他还挂念着她。而三三（张兆和的昵称）也排在翠翠的后面。我终于有点理解了他对张兆和的爱恋，有许多无法言述的情愫。其中有许多映照着对翠翠的憧憬：美丽、忠诚、纯真、微黑。而张兆和还多了翠翠所没有的大家闺秀的才气。沈张二人的恋爱，未必为对方完全懂得，却可恒久。因为他对自己的懂，因为她的纯粹高洁。

　　幸好，他有她。那个虽然不太懂得他，却一直用自己温暖坚定的爱心去支持和抚慰他的妻子。后来他曾在家自杀，也幸亏担心着他的她匆匆从干校返回，及时发现而救了他一命。




 

　　从此以后，沈从文开始了另一条命。他的痛苦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他丢掉了那支光彩夺目的文学之笔，开始托生为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我仔细读过其填补国内空白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与其他关于“瓶瓶罐罐”的文章，功力胜于如今的文物专家不知多少倍。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沈从文，不论什么文物入了他的眼，所有的来龙去脉都清晰起来。许多人都震惊于他惊人的记忆力以及渊博深厚的古文及文物功底。他只是微微一笑，甚至对于“故宫解说员”的工作，也做得十分尽心尽责。在文物面前，讷于言的他，随时可以口若悬河。

　　他埋葬了文学世界里的沈从文，成就了文物专家沈从文。无法言说、无处排解的痛苦，开成了一朵朵奇葩。看到那些一丝不苟的文字，与之前的文学之笔截然不同，但也同样圆润、朴素、悠远，印着他个人的标记。只是，我依然会有流泪的冲动。有些人的有些转身，即便与世无争，即便毫无声响，即便当事人一直微笑，也让旁人难以释怀。




 

　　一个死过一次的人，还畏惧什么，还有什么不可失去的呢？还有哪种痛苦，无法化成春泥？故而，在一次批斗中，他与老舍等作家被逼跪成一圈，中间是熊熊燃烧着的他们从前的作品。在灼人的热浪与辱骂、鞭打面前，沈从文安之若素。事后拍拍灰回家，依然进行自己的文物研究。老舍在此事后，却不能从身心深重的痛苦与屈辱中解脱，当天自沉湖底。

　　在北京一个小巷里的一间斗室，沈从文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了文物研究。他美丽忠诚的妻子，每天给他送饭。有时，上顿的饭菜都凉了，他还在不辞劳苦地涂抹写画。张兆和只能倚门无奈地一笑，不能理解这个人为了什么要如此自苦。她只能安慰自己，毕竟他已经“正常”了。



 

　　这个世间只有一个沈从文，天分过人，外表温和，内心倔犟。当年郁达夫好心劝慰这个在小旅馆流着鼻血写文章、几近饿死的文学青年放弃文学之路时，年轻的沈从文带着湖南人的“一根筋”和走投无路的无奈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当鲁迅在报纸上痛斥他的时候，他保持了冷静与克制，仍不改文风；当郭沫若代表一种新环境全盘否定他的时候，他差点放弃了生命，但重新站起来时，更加骄傲——谁都知道，郭本人对于文物有着相当的造诣。

   后来，时为社科院领导者的郭沫若也不得不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并撰写了序言。沈从文自始至终，没有说过郭的一句不是，哪怕1949年时自己都快被这个强势的人逼疯了。

　　一个人面对挫折和痛苦的态度，决定了他的人生和成就。

　　真的，这个世界一点儿也不可怕。黑暗也不会黑得真让你走投无路。只要内心够强大，性情够执着，苦难不过是露珠，迟早会在阳光下化为轻雾。它可能会改变你的轨迹，却不能摧毁你的尊严与傲气。当然，它也可能是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一切由你自己决定。

　　张兆和在沈从文逝后，轻声说道：斯人可贵。她的妹妹张充和补充：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汪曾祺）
     

 

   沈先生逝世后，傅汉斯、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副挽辞。字是晋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张充和写的。词想必也是她拟的。只有四句：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贴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这位四妹对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荒芜同志编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写的最好的一篇，我以为也应该是张充和写的《三姐夫沈二哥》。

　　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他在填履历表时，“民族”一栏里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选择。湘西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大都有一股蛮劲，狠劲，做什么都要作出一个名堂。黄永玉就是这样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发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小时侯是一个顽童，爱游泳（他叫“游水”）。进城后好像就不游了。三姐（师母张兆和）很想看他游一次泳，但是没有看到。


 

  

 
   我当然更没有看到过。他少年当兵，漂泊转徙，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吃的东西，最好的不过是切成四方的大块猪肉（煮在豆芽菜汤里）。行军、拉船，锻炼出一副极富耐力的体魄。二十岁冒冒失失地创到北平来，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

   冬天屋里生不起火，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地写。我1946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实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他在信里说了一些他刚到北京时的情行。——同时又叫三姐从苏州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枝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



 
 

　　 


   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他应该算是个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时，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契而不舍，不怕费劲。一个时期，沈先生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写东西不是很快的，从来不是一挥而就。

   他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时夜间写作，竟至昏倒，伏在自己的一摊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我不就亲眼看到过他的带有痕迹的手稿。后来还常流鼻血，不过不那么厉害了。他自己知道，并不惊慌。很奇怪，他连续感冒几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


 

　　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自如，若不经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来的。《边城》一共不到七万字，他告诉我，写了半年。他这篇小说是《国文周报》上连载的，每期一章。小说共二十一章，21*7=147，我算了算，差不多正是半年。这篇东西是他新婚后写的，那时他住在达子营。巴金住在他那里。他们每天写，巴老在屋里写，沈先生搬个小桌子，在院子里树萌下写，巴老写了一个长篇，沈先生写了《边城》。

   他称他的小说为“习作”，并不完全是谦虚。有些小说是为了教创作课给学生示范而写的，因此试验了各种方法。为了教学生写对话，有的小说通篇都用对话组成，如《若墨医生》；有的，一句对话也没有。《月下小景》确是为了履行许给张家小五的诺言“写故事给你看”而写的，同时，当然是为了试验一下“讲故事”的方法（这一组“故事”明显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谈》和《一千零一夜》的影响）。





 

 

   同时，也为了试验一下把六朝译经和口语结合的文体。这种试验，后来形成一种他自己说是“文白夹杂”的独特的沈从文体，在四十年代的文字（如《烛虚》）中尤为成熟。他的亲戚，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说“你的语言是古英语”，甚至是拉丁文。沈先生讲创作不大爱说“结构”，他说是“组织”。我也比较喜欢“组织”这个词。“结构”过于理智，“组织”更带感情，较多作者的主观。

  他曾把一篇小说一条一条地裁开，用不同方法组织，看看啊一种开式更为合适。沈先生爱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个性的字迹。蜘蛛网似的，这里牵出一条，那里牵出一条。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有时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来的，以至三姐后来不许他改了（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个极其细心、极其认真的义务责任编辑）。沈先生的作品写得最快，最顺畅，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从文自传》。这本自传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只用了三个星期，一气呵成。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他的《湘西》、《湘行散记》和许多篇小说可以作证。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起棉花坡，谈起枫柳坳，—— 一到秋天满城落了枫树的红叶。一说起来，不胜神往。黄永玉画过一张凤凰沈家门外的小巷，屋顶墙壁颇零乱，有大朵大朵的红花——不知是不是夹竹桃，画面颜色很浓，水气泱泱。沈先生很喜欢这张画，说：“就是这样！”八十岁那年，和三姐一同回了一次凤凰，领着她看了他小说中所写的各处，都还没有大变样。家乡人闻听沈从文回来了，简直不知怎样招待才好。

   他说：“他们为我捉了一只锦鸡！”锦鸡毛羽很好看，他很爱那只锦鸡，还抱着它照了一张相，后来知道竟作了他的盘中餐，对三姐说：“真煞风景！”锦鸡肉并不怎么好吃。沈从文说及时大笑，但也表现出对乡人的殷情十分感激。他在家乡听了傩戏，这是一种古调犹存的很老的弋阳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对年轻人打鼓失去旧范很不以为然。沈先生听了，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




 

　　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兄弟怡怡。他们都很高尚清白，无丝毫庸俗习气，无一句粗鄙言语，————他们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温雅。一家人于钱上都看得很淡。《沈从文文集》的稿费寄到，九千多元，大概开达家庭会议，又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一万，寄到家乡办学，沈先生也有生气的时候，也有极度烦恼痛苦的时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见到过，但多数时候都是笑眯眯的。

   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中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