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
个人日记
苏共“脑控”的前因后果（一）：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任何一次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都是为了打碎和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使之无法镇压人民。马克思大为赞赏的巴黎公社那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作法，主要都是弱化强制手段的措施，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认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反复强调，“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等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就要使国家转换成“一种不是原来意义上国家的东西”。随着阶级的消灭，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区，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到国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便由工人来管理国家。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要有一套防范机制：第一，所有人员选举产生，随时撤换。第二，国家官吏的薪金不能高于工人的工资。第三，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查的职能。
恩格斯曾批评1891年党纲草案（即爱尔福特纲领）没有提出min主和废除军事官僚机器、实行“不靠官僚制”的“美国式的完全自治”，并指出美国“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恩格斯还赞赏地说：“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和50发子弹，还有哪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是马恩一贯的主张。
在经典作家的语境里，革命成功后遵循宪政min主规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我们在苏联模式的国家里却看到了与马恩表述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境。
在那里国家机器不但没有弱化，而且发展得空前庞大，它的“矛和盾”不是用来捍卫老百姓的利益，而是与旧体制一样，是为少数官僚集团服务的，而专政的矛头是对准那些要求宪政min主的人。新统治者表现得极其虚伪，虽然口头上仍然宣传政权的min主性和人民性，但实际上是把那些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送进集中营，或者扼制住民间的声音，使其无法发声。
正如卢森堡所质问的，这种国家的专政机器到底是对准谁的？它“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党的领导人是指挥者和统治者，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在这种国家体制下国家机器不仅会压迫无产阶级自己，而且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对“多元层面”的极端不自信，和对自由言论的惧怕，势必会像它所推翻的政权一样，借助国家机器实行防范，管理、压制，把镇压变成为一种常态。
二战末期随着苏联坦克的推进和撑腰，东欧亲莫斯科的gong产党势力后来者居上，很快做大，成为所在国家的主导力量，但是选民基础依然薄弱。1947年波兰关于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民公决只有7%的人投了赞成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在进行议会选举之前，民间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gong产党的拥护者约占10%左右，匈牙利在1945年的自由选举中gong产党得到17%的选票。显然通过公平的自由选举gong产党是不可能马上就能上台执政的。就像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在1990年4月4日所说的，苏联把“一个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新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
1947年冷战爆发，斯大林结束了在东欧实行的“人民min主”政策，命令gong产党快速掌权，重拳出击资产阶级党派，限制除gong产党外的一切政党活动（即便仍有一些min主党派苟活下来，也都成为装饰点缀性的“花瓶党”），并以小吃大吞噬掉社会min主党，使所有的竞争者迅速化为乌有，同时还成立gong产党情报局全盘领导、充当后盾。这样东欧gong产党就以权力垄断、行政命令的方式成为唯一党派或第一大党。这个过程在捷克被称作“布拉格政变”，在匈牙利叫做“辉煌三年的”结束，在波兰被看作是“min主制度的终结”。从这些称呼中就可以看出人们对短暂的“min主试验期”的怀念之情。
这些gong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要加强警察系统的控制和震慑力量，以公权力的扩张、以政治正确的强迫性，迫使其他人认同。1948年捷克gong产党仅在布拉格市，一下子就任命8名gong产党人全面接管警察系统，引起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min主党12名部长集体辞职，以示抗议。于是gong产党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不能做“开放体系下的被选择者”，必须使“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min主”，在gong产党出于少数以及缺乏民众基础的情况下，万万不能搞min主，只能搞专政，因为只要允许选择，就会出现无法预料的局面，gong产党就可能下台。
这样，坚持理想和保住权力变成为一对矛盾，最后对强力意志的崇拜、和以国家调配和计划改造世界的自负占了上风，很快理想主义便蜕化成特殊的专zhi主义。所以国家的专政机器的重要性，在夺取政权以后，主要就体现在它对权力的维护、和对异己力量的镇压，强迫人们在没有选择的选择中屈服。于是畸形的无限膨胀专政机器，努力把它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靠制造恐惧来维持其正统性，并用反复灌输、教化和宣传的方法，让人放弃经过自身判断得来的信仰。此种模式的创造者认为，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在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对强权的依附便会成为一种常态，久而久之人类自由的天性便会萎缩。
于是我们在这类国家看到了，与马克思“去国家化”相反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专政机器极其发达的“管制社会”，专政机构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政权统治。
这种体制由于合法性不足，自身的紧张感和过度防范心理，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下，和内心虚弱的实质下，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人都想象成“假想敌”。同时又要不断制造出魔鬼的存在，以证明专政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和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东德的一位新闻工作者说，“这是一个设计出来的，只会制造焦虑的体制”，它对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任何行动都会高度敏感，可见它的公共支持率是多么的不稳固，自信心是多么的缺乏。在这种双重困扰的思路下，控制社会就变成为重中之重。他们对无法掌控、不可预见性的事情总是充满了恶意想象。
东欧剧变之后，东德的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承认，“我们只有通过隐瞒以下的事实：即人口中的大部分，也许是大多数是反对我们的，我们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为了不给对抗留下任何空间，党的意识形态要占有垄断性的，超越一切的叙事空间。它通过心理操纵、教化宣传、行为掌控和专政手段来保持其稳定性，所以我们需要强化压制分歧的体系，以此来镇压异见分子、震慑社会，把任何不友善的观点消灭在萌芽中。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权力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丧失自我是最好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执掌的政权。
————苏共“脑控”的由来因果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反复强调，“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等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就要使国家转换成“一种不是原来意义上国家的东西”。随着阶级的消灭，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区，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到国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便由工人来管理国家。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要有一套防范机制：第一，所有人员选举产生，随时撤换。第二，国家官吏的薪金不能高于工人的工资。第三，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查的职能。
恩格斯曾批评1891年党纲草案（即爱尔福特纲领）没有提出min主和废除军事官僚机器、实行“不靠官僚制”的“美国式的完全自治”，并指出美国“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恩格斯还赞赏地说：“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和50发子弹，还有哪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是马恩一贯的主张。
在经典作家的语境里，革命成功后遵循宪政min主规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我们在苏联模式的国家里却看到了与马恩表述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境。
在那里国家机器不但没有弱化，而且发展得空前庞大，它的“矛和盾”不是用来捍卫老百姓的利益，而是与旧体制一样，是为少数官僚集团服务的，而专政的矛头是对准那些要求宪政min主的人。新统治者表现得极其虚伪，虽然口头上仍然宣传政权的min主性和人民性，但实际上是把那些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送进集中营，或者扼制住民间的声音，使其无法发声。
正如卢森堡所质问的，这种国家的专政机器到底是对准谁的？它“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党的领导人是指挥者和统治者，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在这种国家体制下国家机器不仅会压迫无产阶级自己，而且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对“多元层面”的极端不自信，和对自由言论的惧怕，势必会像它所推翻的政权一样，借助国家机器实行防范，管理、压制，把镇压变成为一种常态。
二战末期随着苏联坦克的推进和撑腰，东欧亲莫斯科的gong产党势力后来者居上，很快做大，成为所在国家的主导力量，但是选民基础依然薄弱。1947年波兰关于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民公决只有7%的人投了赞成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在进行议会选举之前，民间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gong产党的拥护者约占10%左右，匈牙利在1945年的自由选举中gong产党得到17%的选票。显然通过公平的自由选举gong产党是不可能马上就能上台执政的。就像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在1990年4月4日所说的，苏联把“一个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新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
1947年冷战爆发，斯大林结束了在东欧实行的“人民min主”政策，命令gong产党快速掌权，重拳出击资产阶级党派，限制除gong产党外的一切政党活动（即便仍有一些min主党派苟活下来，也都成为装饰点缀性的“花瓶党”），并以小吃大吞噬掉社会min主党，使所有的竞争者迅速化为乌有，同时还成立gong产党情报局全盘领导、充当后盾。这样东欧gong产党就以权力垄断、行政命令的方式成为唯一党派或第一大党。这个过程在捷克被称作“布拉格政变”，在匈牙利叫做“辉煌三年的”结束，在波兰被看作是“min主制度的终结”。从这些称呼中就可以看出人们对短暂的“min主试验期”的怀念之情。
这些gong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要加强警察系统的控制和震慑力量，以公权力的扩张、以政治正确的强迫性，迫使其他人认同。1948年捷克gong产党仅在布拉格市，一下子就任命8名gong产党人全面接管警察系统，引起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min主党12名部长集体辞职，以示抗议。于是gong产党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不能做“开放体系下的被选择者”，必须使“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min主”，在gong产党出于少数以及缺乏民众基础的情况下，万万不能搞min主，只能搞专政，因为只要允许选择，就会出现无法预料的局面，gong产党就可能下台。
这样，坚持理想和保住权力变成为一对矛盾，最后对强力意志的崇拜、和以国家调配和计划改造世界的自负占了上风，很快理想主义便蜕化成特殊的专zhi主义。所以国家的专政机器的重要性，在夺取政权以后，主要就体现在它对权力的维护、和对异己力量的镇压，强迫人们在没有选择的选择中屈服。于是畸形的无限膨胀专政机器，努力把它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靠制造恐惧来维持其正统性，并用反复灌输、教化和宣传的方法，让人放弃经过自身判断得来的信仰。此种模式的创造者认为，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在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对强权的依附便会成为一种常态，久而久之人类自由的天性便会萎缩。
于是我们在这类国家看到了，与马克思“去国家化”相反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专政机器极其发达的“管制社会”，专政机构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政权统治。
这种体制由于合法性不足，自身的紧张感和过度防范心理，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下，和内心虚弱的实质下，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人都想象成“假想敌”。同时又要不断制造出魔鬼的存在，以证明专政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和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东德的一位新闻工作者说，“这是一个设计出来的，只会制造焦虑的体制”，它对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任何行动都会高度敏感，可见它的公共支持率是多么的不稳固，自信心是多么的缺乏。在这种双重困扰的思路下，控制社会就变成为重中之重。他们对无法掌控、不可预见性的事情总是充满了恶意想象。
东欧剧变之后，东德的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承认，“我们只有通过隐瞒以下的事实：即人口中的大部分，也许是大多数是反对我们的，我们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为了不给对抗留下任何空间，党的意识形态要占有垄断性的，超越一切的叙事空间。它通过心理操纵、教化宣传、行为掌控和专政手段来保持其稳定性，所以我们需要强化压制分歧的体系，以此来镇压异见分子、震慑社会，把任何不友善的观点消灭在萌芽中。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权力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丧失自我是最好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执掌的政权。
————苏共“脑控”的由来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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