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弊日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症候潜伏已久。前些年，希腊经济的繁荣，其实是虚拟经济和债务经济结合带来的表面现象，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虽然表面上的繁荣看似烈火烹油，其实内里早已被掏空，一遇冲击便“忽喇喇似大厦倾”。究其原因，可谓“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与《大学》中“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经典理财思想截然相反，焉能久长？！

 

　　(一)“食之者众”:举国民众吃“大锅饭”，经济小国成“福利大国”。希腊2011年底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70%，但政府每年花在养老、失业和医疗等各项社会福利上的开支却居高难下。希腊从小学到大学学费全免，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全民养老保险。希腊人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每年还有长达六周的休假。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前，希腊劳动者退休后的养老金与退休前的工资收入比达到95%，排名世界第三，远高于美国的39.4%。每到周末，希腊人经常是全家老少一同出游，开着越野车，车上绑着游艇，到爱琴海边晒太阳，看上去仿佛是人间天堂。有评论说：“我在希腊从未见人带迪赛或普拉达以外牌子的太阳镜，也从未见人穿范思哲或杜嘉班纳以外牌子的拖鞋。大街上跑的都是奔驰或宝马轿车。如果有人到比泰国近的地方旅行，回来后就会羞于开口。”人们讽刺希腊“像个亿万富翁那样消费，可事实上连百万富翁都算不上” 。

　　（二）“生之者寡”：高福利侵蚀了希腊人奋斗和创造财富的“精气神”，助长了不劳而获的心态。德国前总理艾哈德曾经说过，福利国家里的民众不必依靠自己的努力过生活，而是依靠国家，这使得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希腊社会福利制度助长了人性中好逸恶劳的一面, 销蚀了希腊人奋斗创财的动力。在不工作却能获得大笔失业救济金的“诱惑”下，不少希腊人不想参加工作或干脆装病赋闲在家。希腊许多行业每天只工作4-5个小时，一周只工作4天。尽管加入欧元区之后的几年，希腊经济增长较快，但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信贷消费推动的，缺乏强有力的实体经济支撑，政府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甚微。世界经济论坛《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统计，在全球139个国家中，希腊竞争力排名第83位，在欧盟27国中位居末席。

　　（三）“用之者疾”:公务员范围宽泛、人满为患且待遇过高，大量劳动人口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希腊公务员不仅包括我们通常知晓的政府管理部门的公职人员，还包括出纳、教师、医生和教士等，连码头工人都算公务员，总数大约为1200万人，占希腊劳动人口总数的27%。他们的月基本工资平均为2300欧元，加上各种福利、补贴后大约是7000多欧元。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额外奖金，比如会使用电脑、会说外语、能准时上班等都能获得奖金。公务员不能被辞退，退休后每年还能领14个月的退休金，退休金甚至在公务员去世后还可以“世袭”，由其未婚或者离婚的女儿继续领取。

　　（四）“为之者舒”:“影子经济”大行其道，企业、民众偷税漏税严重。据统计，在希腊，国家无法实行税收管理与监控的地下经济即“影子经济”占GDP的37%，这意味着希腊政府每年要流失近200亿欧元的税收。去过雅典的人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里的房子大多是不封顶的，一束束锈烂的钢筋齐刷刷地指向天空。这是因为希腊税法规定：房子建成后要缴纳建筑税。为了避税，雅典人就让房子永远“尚未完工”，其实房子里早已住上了人，甚至已经住了若干年、若干代。希腊政府对“影子经济”管理不力，甚至有些放任，因此民众中偷税漏税现象就较为普遍了。按照希腊2009年的纳税记录，每10个有收入的人中，7个人申报的年收入都低于15800欧元这一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水平，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缴税。希腊人经常开玩笑说，欺骗征税员是希腊的“国家级运动项目”。

　　“希腊闻名于世界的将不再是历史古迹，而是财政废墟。”这是英国《每日电讯报》对希腊作出的评判。按照希腊政府目前的债务水平，未来30年间其经济每年必须维持12％以上的增长才能还得了债。如果不考虑内部紧缩政策的有效实施及外部援助的有效开展，这个数字对希腊而言不啻为真正的悲剧神话。

　　民主治理的危机

　　是什么蒙住了希腊人的眼睛，让他们变得如此急功近利，为了眼前享受而牺牲长远发展和后代福利呢？或许正如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所坦言的那样：“希腊的危机反映了欧洲乃至全球更广泛的危机，这是一场政治危机，是民主治理的危机。”也就是说，希腊的问题，表面上看是受金融危机冲击所引致的经济和财政问题，实质上则是希腊数代政客在西方民主模式下为当选上台或连任，以透支国家未来为代价迎合选民导致的结果。“一个把选票作为商品来交易的政治阶层，是造成希腊悲剧的原因之一。”(洛蕾塔·纳波莱奥尼：《民主在希腊不灵？》，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4月26日)

　　(一)为迎合广大选民，执政党不负责任许愿并不顾财政承受能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选民是希腊政党赢得执政机会的社会基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民众为了争取高福利，积极选举承诺实行高福利政策的政党上台。执政党为了维护执政地位，获取选民支持，一方面持续增加福利，另一方面则不断减少税收，每次选举都好像是一场究竟谁能给民众更多简单好处的比赛。减税意味着国家收入的减少，提高社会养老金、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则意味着政府开支的增加，这一减一增的结果，自然是财政日渐捉襟见肘、入不敷出。随着民众期待越来越高、社会福利越做越大，当财政收入无法支撑社会福利时，政府只好举债度日。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希腊为了分享加入欧盟而带来的低利率好处，不惜通过投资银行的帮助，利用金融手段对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行“包装造假”，到2009年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再也无法遮掩，才被迫将13.6%的赤字率公诸于世，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二）为犒赏忠诚选民，执政党把公务员职位作为奖品大肆派发。忠诚选民是希腊政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提供公务员岗位是希腊政治家长期以来犒赏忠诚选民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们时常会向追随者承诺：“一旦我当选，一定保证给你的孩子在政府里谋个差。” 这样，无论是执政党连任还是更替轮换，公务员规模都会“肥胖”一圈。过去五年中，执政的新民主党为报答忠诚选民，向他们提供了10万个公务员岗位。据媒体报道，2009年秋季大选前，希腊政府突然增加了2.7万多个领取薪水的人，可是很多名字只出现在工资单上，根本没有职位和办公地点。“十羊九牧”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希腊财政支出的压力。

　　（三）为笼络利益集团，执政党打着各种旗号维护其垄断地位。利益集团是希腊政党派阀政治的经济基础。执政党一般通过以下手段笼络利益集团：一是加强行业管制，提高准入门槛，减少他们的竞争者。1974年以来，希腊共有10万条法规出台，平均一天就产生8条。有评论家辛辣地评论道，希腊政府虽然在促进经济发展上低效，但在出台加强管制方面的法规上却效率极高。这些法规着力维护利益集团既有的垄断地位，将新的竞争者拒之门外。二是为利益集团设立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如果你要在希腊经商，你就要付1%的开始费给律师养老基金；如果你要为你的产品作广告，你就要付20%的广告费给记者养老金协会；如果你要买票上船，你就要付10%的费用给码头工人养老基金；如果你要买一张足球赛门票，你就要付25%的钱给警察养老基金。其中许多收费事实上给了那些已经消亡了的组织。比如，过去大船无法在一些岛屿港口停泊，旅客必须乘小船上岸。现在，大船已经可以在所有岛屿停泊了，小船已经不复存在，但乘客仍要支付子虚乌有的小船费。据统计，希腊大约设立了1000多种收费，每年收费金额超过其GDP的30%。三是政府采购只面向个别指定企业，保护它们免受激烈竞争。

　　“财政是一种与政治联系最紧密的经济问题，因而政治决策必然是确定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陈共：《财政学》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6版)希腊的民主迎合和放大了选民及利益集团的贪欲，政客们散举债之财，聚私己之票。当膨胀的欲望与短缺的资源正面遭遇，矛盾必然激化。2010年，当希腊财长公布政府赤字率不是6%而是高达14.7%时，主权债务危机就此爆发，即便政府再提高利率，国债也难以顺利发行了。即使我们把希腊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财政刺激政策的因素考虑在内，仍然可以将“民主赤字”视为其主权债务危机的最主要原因。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布坎南曾经警示：“短缺确实是生活中的一个现实，不能面对这一事实的政治制度威胁着繁荣、自由社会的生存”，这一现象在希腊出现了。

　　民主赤字

　　西方理论家一直宣称西方民主是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但为何在希腊它却导致了这么大的问题？原因之一，是一味迎合选民的“民主”会带来其副产品——不断膨胀的“赤字”，这是包括希腊主权债务在内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人们对西方民主反思后的共识。原因之二，或者讲更深一层的分析，是希腊民主本身还是一锅半生不熟的“夹生饭”，其“民主赤字”当然就表现得更加突出和典型了。中国晚清思想家严复曾经提出“社会有机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经济、文化、政治彼此配合，不同环节和不同个体相互依存的有机组织，只有在各方面条件的综合支撑下，制度才能顺畅运行。西方民主也不例外，它至少是由一套国家制度和一套大众参与制度共同构成的，其国家制度主要体现为法治文化、公民社会、责任政府这三大支撑要素。希腊是在1974年因为一次革命、一场群众运动、一个军政府下台之后，匆忙引入了多党制和自由选举，而作为民主支撑条件的国家制度却付诸阙如。在这种背景下，希腊的民主更多地带有虚假乃至民粹的成分，虽然外表上披着一袭看似华丽的选举外衣，但内里却爬满了“虱子”，西方民主好的一面没学到多少，劣的一面却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长期被外族奴役的历史以及东正教价值观现代转型缺位，使得希腊现代法治文化薄弱。希腊长期被外族统治，自公元前30年以后的近两千年间，先后臣服于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缺乏本民族独立的政治环境，人们不敢信任法律，只敢信任自己的家人和密友。1822年希腊独立之后，以前作为奥斯曼统治者包税人的希腊农村贵族摇身变成了统治集团，但其主要工作仍是征税，且把不少税收用于自己的享乐，民众对他们并不尊敬。在这种情况下，希腊民众缺乏对国家和法律的信任，不少人以不守规矩、能钻空子为荣，遵纪守法的人常常被看作是傻瓜。另一方面，希腊东正教价值体系现代转型不到位，也使得希腊文化呈现出一种非理性、依附性和保守性的特点，而这恰恰是与现代法治文化相背离的。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按照次序排列，最有利于西方民主生存的文化分别是新教、欧洲天主教、拉美天主教、东正教。希腊东正教为绝对精神和大一统精神所主宰，渗透着古罗马的专制传统，强调等级文化，热衷浪漫主义，偏重于精神上的炫耀。希腊东正教价值观的现代转型，并未产生一种自律、理性、独立、务实的精神。英国学者曼宁指出，民主需要秩序的平衡，而秩序需要法律的保障。法制的完善，公民法治精神的生成，政府依法治国原则的确立，均是民主所需要的政治条件。一个缺乏法治文化的社会，是难以建立有序的民主制度的。

　　（二）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发育不良，使得民众无法有效整合和理性表达利益诉求。一般而言，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与壮大，社会与文化的多样化，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协商性关系的逐渐形成，是西方民主的重要社会基础。在希腊，民众对市场机制不推崇甚至不少人还持怀疑态度，市场经济不发达，中产阶级占比不够大，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这种社会结构，使得官民之间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团体结构和制度。这就意味着在散漫无常、动沙流水般的民众之上，直接矗立着政府部门；民众“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无法有效整合和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往往以无序状态聚集上街对抗；政府则缺乏稳固的公民社会基础，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政治模式。

　　(三)根深蒂固的恩主—扈从关系的政治传统，在当代演变为政客和选民之间的“投桃报李”。在奥斯曼帝国数百年的统治下，希腊人需要寻求高官的保护，以免遭受侵害，由此产生了恩主—扈从关系的政治传统。独立以来，希腊未能实现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顺利转型，恩主—扈从关系的政治传统挥之不去。1974年希腊结束军政府统治、实现西式民主化，但由于传统政治的影响以及政党制度不完善，希腊政治中恩主—扈从关系的影子仍然随处可见，并演化为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礼尚往来”。希腊政客普遍缺乏政治使命感。希腊彼雷埃乌斯大学教授哈尔多维利斯·吉卡斯说：“希腊大多数政客认为，国家是一个与其无关、自我运转的强大机构。他们只是将国家作为其保有权力的工具，半数时间花在了电视亮相和媒体宣传上。” 政客为得到更多选票，承诺胜选后将给特定选民更高的福利待遇或减少税负，而该党派的支持者则倾巢出动，全力为其助选。随着政党不断轮换更替，整个社会福利水平亦随之不断提高，制度性税收渐渐减少，举债规模越来越大。

　　行笔至此，我突然想起传统家庭与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间的一般差异：传统家庭或有好几个孩子，兄弟姐妹竞相表现，积极争取长辈的赞赏和喜爱；独生子女家庭则往往变成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长辈们相互去竞争一个孩子的爱，为此不惜满足孩子提出的不当要求。希腊民主下的民众就像“被宠坏了的独生子女”：一方面想享受高福利，另一方面却不知责任为何物；希腊民主下的政府，就像那些独生子女家庭中的父辈祖辈们，为得到“孩子”的“爱”和选票而争相邀宠。在这种情况下，选民“逐渐产生从他们的政治家那儿获得面包和马戏的希望。如果政治家们不给他们提供这类东西，他们就会选举其他的政治家来取而代之。有鉴于此，极少有政治家会拒绝”。(布坎南：《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长此以往，国家便逐渐被引向了“民粹+福利”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民主”无异于西班牙思想家奥特加·加塞特批判的“超级民主”：“在这种民主当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

　　一叶知秋：西方民主的缺陷

　　其实不仅是希腊，目前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了债务的泥淖之中，没有几个国家不是欠了一屁股债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债多还是债少、内债为主还是外债为主、今后还得上还是还不上而已。为此不少学者质疑：西方民主国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普遍“寅吃卯粮”，民众福利要求越来越高，生产动力越来越弱？

　　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中的民主化迄今为止已经历了三波。第一波民主化起源于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第二波民主化主要集中在二战后独立的殖民地，第三波民主化则首现于上世纪70年代的南欧。问题在于，这三波民主化的国家目前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过度化的问题。典型的当属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第三波民主化的南欧天主教国家，它们同希腊一样先后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之中。剖析其深层次原因，大都是在过度民主之下，选票左右了政府决策，短期考量绑架了国家长远利益。当然，它们情况比起希腊来要好一些，毕竟经济块头比希腊大，实体经济基础比希腊坚实一些，祖宗留下的老本更多一些。次典型的是第二波民主化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海地等殖民地国家，它们大都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现代国家制度尚未基本建立之前，匆忙引入了西式选举民主，软弱的民选政府无力冲破民粹主义和利益集团的束缚和制约，无法科学制定并有效执行发展战略，宏观调控也力不从心，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民粹主义+贫富分化”之中。有些西方学者称印度的民主是“不成熟的民主”，捆住了它发展的手脚。在印度多党议会制之下，各党派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笼络选民，争取选票，他们不大可能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去换取国家的全局利益，加上党派之间争吵不休、相互扯皮，许多政策难以出台，即使出台了也无力推动。哪怕是美国、英国、法国等第一波民主化国家，尽管它们是在先具备法治文化、公民社会、责任政府等基本条件后，民主才内源性地成长起来，但目前也面临着过度民主导致的债台高筑、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谓积弊丛生。

　　西方民主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问题，主要还是其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陷，主要体现在：

　　(一)过于偏好迎合“众意”，常趋向非理性行为。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民主不一定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更可能是建筑在多数人的随意性上。这话讲得也许有些过分，但也不乏合理成分。首先，人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凝固的。人性中有自我的一面，有逐利的冲动。西方选举政治尽管迎合了多数人的意愿，但“众意”并不必然等于最大的合理性、代表公理和正义，个人利益的加总也不必然形成最大的共同利益。其次，选民的思维通常是“联想式和感情用事的”，他们容易“屈服于非理性的成见和冲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缺乏对公共利益的整体考量。第三，由于许多选民面临专业知识不够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他们在判断国家发展大势和根本利益所在时，往往容易轻信和盲从一些简单化的观点或短期趋利之举。

　　(二)抑制了政治家的专业判断和独立见解，往往使之短视和随意。政治尤其是政府运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专业领域，需要决策者付出长期有针对性的学习与实践。在西方选举政治之下，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其真知灼见常被选举制造的所谓“民意”所遮蔽和扼杀。而那些选举中获胜的政治家，未必就擅长行政工作，更不一定就具有当好行政长官所需要的品格、知识和经验。相反，为了拉选票，他们往往制定和出台不合理、不科学的政策。那些真正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治国理念和政策观点反而常被情绪化的选举运动所淹没。

　　(三)易为社会舆论所左右，受制于媒体背后的利益集团。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有一种趋附时尚的心理，其政治判断易受社会舆论影响。这就为利益集团通过操纵媒体来操纵民意，进而操纵选举和政府决策提供了途径及可能。以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为例，他一身横跨商界、政界、体育界和娱乐界，特别是牢牢控制着意大利菲尼维斯传播公司，加上对国有RAI电视网的控制，实际上意大利90%的电视市场都在他一手掌控之中。尽管丑闻不断，他仍几度出任意大利总理。西方民主政治下，社会舆论是如何被利益集团劫持和操纵的，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新观察季刊》主编、尼古拉斯－伯格鲁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内森·加德尔指出：“新的现实环境要求增强政府的统治能力，设计更好的管理体制——既有更多的制约，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换言之，一种健康的民主，要求公民做到守法自律、独立思考，对民粹主义政客和激进思想的蛊惑具有一定的免疫力；要求政治家具有责任意识、担当精神、专业理性和创新能力，不是简单地跟在选民后面亦步亦趋，而要成为社会民众的领路人。北欧国家瑞典、丹麦在上世纪90年代社会福利制度也一度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其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比希腊还高。但它们适时通过改革渡过了危机，如引入名义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对失业保险、伤残保险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等，使领取条件更为严格，减少了福利依赖；同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严格税收征管等。此次欧债危机中顽强屹立的德国，其国民对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自律性强；政治家则富有远见和牺牲精神。如早在十多年前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就顶着巨大压力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削减薪酬、失业、养老等多项社会福利，增加企业利润，鼓励企业投资，德国民众则坚强地承受了改革带来的阵痛。正是这一着眼长远的改革使德国经济逐步恢复了创造活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保持了强劲势头。如果今天我们从特定角度来看，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欧盟改革及世界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谈何容易

　　当我把目光重新移回希腊时，不禁再次叹息——希腊不是德国，萨马拉斯也不是施罗德和默克尔。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关系欧盟经济发展，但其解决受到了政治生态的制约。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先后6次为希腊提供了总额超过500亿欧元的巨额援助贷款，可收效平平。2012年10月底，希腊政府提交给议会的预算草案显示：2013年该国债务与经济产出的比例为189%，2014年将达到192%，几乎粉碎了人们到2020年希腊债务与GDP之比将降至120%的期望。2012年11月7日，希腊议会以153票赞成、128票反对通过令希腊民众集体反弹的新一轮财政紧缩方案，按照纾困协议，希腊必须在2013-2014年共削减135亿欧元的预算赤字。紧缩方案虽然可能为希腊赢得更多的救助资金，同时也可能令希腊的衰退加深，并破坏本就脆弱的三党联合政府的稳定性。议会审议期间，10 万人在雅典市中心宪法广场示威，全国两天大罢工，公共交通停驶，学校停课，政府办公室停工，垃圾堆积在街上。希腊民众被宠惯了，节不了衣、缩不了食，财政稍一紧缩，就连续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艰难困苦乃至绝境之下，希腊能否凤凰涅槃呢？至少目前看来，这条路是困难重重的。

　　(一)政治家把选票放在第一位，没人敢大刀阔斧地实行与选民意愿相左的改革方案。虽然欧盟“三驾马车”给希腊开出了紧缩的药方，但希腊政府因在执行中遇到民众的不断反对而推进乏力。民调显示，虽有58.7%的希腊民众支持政府的紧缩计划，但超过86%的民众反对缩减养老金及取消第14个月工资。也就是说，政府紧缩开支可以，但不许碰我的“奶酪”。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不断爆发全国性大罢工，强烈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否则就威胁要停水、停电、停公交。在这种状况下，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即使到了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濒临破产之时，希腊政治家仍然奉行“拖”字诀，各政党还在比赛谁能给选民更多的“糖果”。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一度要把主权债务危机解决方案交付公投。媒体评论，这其实是以公投之名，行逃避责任之实。我们知道，将复杂的经济事务交付公投，尤其要希腊民众自己投票同意降低自己的工资、延长自己的退休年龄、放宽自己的工时、取消自己的福利补贴、自己缴更多的税……以换取欧元区纾困，这无异是天方夜谭。默克尔对此愤怒地表示：“公投赌的是一场必输的赌局；但胡闹玩掉的不只是个人，而是欧元区及全球经济。”希腊政治领域的改革比起经济领域的改革更重要，但触及的利益更深刻，也就更没有政治家敢于开出和吞下苦口良药了。

　　(二)执政党与在野党势不两立、相互掣肘的政治格局，使改革方案议而不决、决而难行。希腊具有欧洲最两极化的两党制，这阻碍了通向理性、非意识形态的改革的共同努力。即使在危机面前，希腊新民主党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仍然勾心斗角、党争不断。他们惯于向选民作出短视的政治承诺，却难以就社会福利改革方案达成共识。在希腊街头的游行队伍中，常常可以看到反对党的头面人物，他们煽动官民对立，号召民众罢工。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内部也不团结，许多党内元老牢牢抱住恩主—扈从的政治观念不放，拒不实行可能损害他们势力范围的紧缩措施和结构性改革，极力捍卫“圈内人”在公共部门的职位和福利。

　　(三)政府贪腐严重使之无法凝聚改革共识，难以实施有效动员。据“透明国际”的调查报告，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中，2011年希腊政府清廉指数排名在第82位，位居欧盟末席。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托尼·巴伯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雅典政府某部门主管发现，手下所有职员除一人外都收受贿赂。他并未去思考如何清除腐败，而是只想知道一件事——其他职员为什么会放过这个唯一的老实人。严重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弱化、领导人道德形象褪色，凝聚改革共识、实施有效动员更是无从谈起。许多希腊人质问：政府不敢改革人浮于事的政府机构，不敢破除官僚主义和裙带关系，却要普通百姓节衣缩食，这合理吗？他们高喊：“政府犯下错误，民众拒绝买单。”可是，这个政府不正是他们这些“民众”投票选举出来的吗？

　　毋庸置疑，希腊人靠举债超前享受高福利的“幸福生活”已经走到了尽头，唯有痛下决心厉行改革并承受住改革的阵痛，才能出现转机。德国财长朔伊布勒曾对我说：“希腊只有被逼到墙角才会自觉变革。”但希腊要改革的不仅是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领域，而且从现在起就得动手推进。“为使经济重获新生，希腊人必须重新认识、并严格要求自己。这需要一代人的改变——从道德、伦理和政治上做起。”（约翰·斯法基纳基斯：《别指望希腊还债》，英国《金融时报》6月10日）只有标本兼顾、辩证施治，痼疾才能彻底治愈。但政治、社会、文化上的改革谈何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