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为什么那么爱画他的小毛驴?(附毛驴图80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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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胄——笔下可爱的毛驴
黄胄1925年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那是一个荒僻的小村,祖父是乡里戏班会头,小时候,他常画“戏子人”没人教,全凭喜欢。初中只上了一年就因父亲病故而辍学,为了学画,他背井离乡流落到西安,过着漂泊的生活。
黄胄一生画驴无数。被誉为世界闻名的“画驴大师”
黄胄先生说过:“在我这一生中,青年时期接触过四位画家,他们对我的成长起着决定的影响”。这四位画家是司徒乔、徐悲鸿、赵望云和韩乐然。
韩乐然先生早年曾留学法国,学过油画,接受了很多当时先进的东西,尤其是思想方面。20世纪40年代初,韩乐然先生一个人游梭于秦川一带,他很需要一个背画架,同时又能聊得来的人,这时黄胄与他相遇了。
黄胄陪伴韩先生在八百里秦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在这段日子里,应该说韩乐然先生给了黄胄很大的精神力量,在视野方面使黄胄更开阔了。1944年初,黄胄又拜对自己一生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赵望云先生为师。
1945年冬,赵望云先生的朋友、河南《民报》社长傅恒书约黄胄去他那里工作,到黄泛区写生。黄泛区内哀鸿遍野、瘟疫横行,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使黄胄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震撼。他用国画、漫画、木刻各种形式画了《遍地汹汹黄水》、《就这样活下去》、《孩子快死了》等几百幅作品。
人们常说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黄胄先生则更彻底,他认为,“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
1949年参军后,黄胄来到了新疆,从此一生与新疆结缘,创作了大批反映祖国大西北的作品。新疆人民也把黄胄看作了自己的画家。
无论是八百里秦川,还是新疆广袤的土地,黄胄所见最多的动物就是毛驴,故对毛驴印象最深。参军后,部队驻地老百姓家家户户养毛驴,黄胄助民劳动学会了饲养毛驴。文革期间,黄胄被关进“牛棚”,放了三年的驴。长时间观驴、放驴、与驴接触、与驴为伍、以驴为友、和驴对话,这或许就是他艺术创作的生活源泉吧。黄胄先生认为,驴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他的名言:“驴比人好。”
黄胄与驴“结缘”,不能不提及“文革”。当时黄胄成了批判的对象,造反派说他是“驴贩子”,画的驴子和女人都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将他下放到北京莲花池劳改基地改造。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磨豆腐、卖豆腐,这时,他喂了一头小毛驴。黄胄卖完豆腐之后,常常到一个小酒馆要上二两老酒,饮完之后,再赶着毛驴回家。时间长了,小毛驴对黄胄经常喝酒的小酒馆也熟悉了。有一天,黄胄卖完豆腐回来,因太累了,在小驴车上迷迷糊糊睡着了。走到小酒馆的时候,毛驴便停下了脚步,看到黄胄还在熟睡,就在他的耳边叫了几声,黄胄一看又到了小酒馆,驴子自己已经停了下来,便用手捋捋小驴子,又和它亲了亲,进店喝酒去了。
黄胄先生画驴出名后,“驴价”接连暴涨,其实黄胄画人物和其它题材功力都极深,而朋友多点名要驴,黄胄则一一应之。后来,要一头驴不行,一定两头以上,黄胄依然以一笑应之。但是,索画者越来越多,黄胄应酬不了,累病了,自称欠了朋友不少“驴债”。其一是黄宗江。五十年代,黄胄刚应徐悲鸿之邀,自西安来京,宗江便大赏他的毛驴画得好,希望得到一幅,黄胄欣然允诺,不料一拖三十年。其后宗江屡向黄索画,黄胄或因忙或致病,未能完成前诺。一日,黄胄偶遇宗江于黄山,宗江旧事重提,事情已隔三十年,黄胄觉得十分抱歉,宗江说:你不马上画,立个欠单也可以。黄胃便用毛笔写道:“二十年前欠宗兄公驴母驴各一头,母生母,子生子,难以计数,无力偿还,立此存照。黄胄于黄山一九八年七月十日”此事传为艺术界佳话。
黄胄生于1925卒于1997年,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画家之一。黄胄先生的作品,手法简练、概括,去掉了许多繁琐的细节,弱化了明暗和体积感,突出了人物的生动性和笔墨的自由流畅,弥补了严格写实给水墨人物画带来的弊端。他对当时画坛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使笔和墨活了起来。他的作品与中国古代绘画有血脉相连的传承关系。他使被搁置、中断了的传统中国画又涌动起新鲜的血液,在新中国的绘画和中国画传统之间建立起了精神上的联系。而他的作品又明显不同于古代的绘画,他用全新的精神、意境和手法,开辟了水墨人物画的新时代。
其实,黄胄的画并未对小毛驴进行丝毫粉饰,生活中的小毛驴就是靠自己的踏踏实实,靠自己的实力,赢得乡村百姓的喜爱。朴实的村民绝不会傻乎乎整日饲养着一个毫无用处只会摆架子的小毛驴。
黄胄曾在所画的小毛驴上题句铭志曰:“无能力拒虎豹,有能力曳耕犁。任劳任怨忍饥寒,文人笔下遭卑视。千年冤屈虽未平,自与牛兄比高低。”寥寥数语,胜似《三戒· 黔之驴》百倍。
毛驴在新疆最为低贱,那里最重的骂人话就是“伊懈克”(即毛驴子)。可是,这种最遭人鄙视的动物,却给黄胄以无限的慰藉。这份感情,令他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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