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奔跑 ---我的知青生涯
个人日记
王秀侠
县里要收集整理知青材料，当负责人通知我时，我内心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不堪回首的往事，又历历在目。但是农村打造了我，教育了我，锤炼了我，这一点是肯定的。以致我在后来历经了好多艰难困境，都轻松过来了。
身陷窘困
知青下放是在68年暑假开始的，那时的政策是“一刀切”，几乎全部毕业生都要下放，有亲戚的奔亲戚，没有亲戚的，“知青办”给统一安排。
我们家是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被赶下乡的，我清楚记得，刚从学校回来，看到家里门被封了，只好到奶奶家吃了中午饭。回来就蹲在家门口，等爸妈回来。突然听到有敲锣声，远处过来一队人，都戴着“高帽子”，我也站起来看热闹，突然心被撕碎了，走在最前边的竟是我父亲，高帽子是用白纸糊的，上边写着“打到走资派资本家王培栋”，王培栋三个字还打上红×，我当时就呆了，伫立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眼泪哗哗的流，等队伍过去了，再回头，我的几个要好同学都没了。从此，再也没人敢给我说话，他们都躲着我，用歧视的眼光看着我，日久，我变的沉默无语了。
当天下午，母亲带着几床破被子，领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老家——良梨公社李阁大队阎庄生产队，借住在原本属于我们的两间东屋里，（当年土改分给了王挑）。没有门，一个用秫秸连起来的当地称作“薄”的东西立在门旁，晚上在上边睡，白天挡门。冬天，睡在用豆秸堆起来的地铺上，姊妹三就挤在一起取暖，盖着一个僵硬的粗布棉被，我们从来不脱衣服，身上的虱子滚成团，有时痒的难受，就脱下棉袄用手逮。刚回家，本家户祖的都送点萝卜，红芋，后来，听说我父亲关在学习班，也都开始回避我们家。为了能干活，我们姊妹三个的年龄都写成18岁，直到现在身份证上的年龄和真实的年龄还相差五岁。我的知青生涯从此开始了。
学会生活
下放了，没有经济来源，首先要学会做针线活，女孩要顾点体面，刚开始学纺棉织布，冬天的夜晚，一盏煤油灯，四辆棉车子，二妹妹和我对脸，娘和三妹妹对脸，微弱的灯光下，千万次的重复着这么一个动作，什么时候纺满一个棉穗子，才可以收工睡觉。那时根本没有卖鞋的，自己就得学着做，纳鞋底一晚上就纳一只，手都被绳子勒出血，得好几天才能做成一双。最难熬的就是推磨了，抱着磨棍抵着肚子，一圈一圈马拉松式的走，只要一上磨道，我就呕吐，从开始吐到结束，后来就落下了头晕病。有时都想：我不吃行了吧，能不能不推磨？但是不能，我们得吃饭，我们得生存。那日子，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烧锅，对知青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树枝、树叶，麦茬都是主要燃料。有时夜里下雨柴火湿了，没有办法，第二天就干瞪眼吃不上饭。
与小伙伴一起去割草，人家回来一过秤，都是45斤，我的只有30斤，后来才知道，她们敢在粪头里掺土，我都是一颗颗甩掉根上的泥。从此，人家就避开我，怕我坏她们的事。
最最难忘的是68年挖文夹河，每户要出两个人，俺家没有男劳力，我和二妹一起干了一个冬天。男劳力住在工地的棚子里，我们女的就住老百姓家里，寒冬腊月穿单鞋，二百斤的泥兜子，妹妹和我咬着牙、挺着干，妹妹那时只有13岁呀。
68年--70年，自己家开始盖房子，母亲领着我们拉土填坑，去南山拉石头。拉石头不是女孩干的，我们姊妹几个都干过，往返百十里，脚上的泡不说，两个大腿内侧全都磨破了皮，肉和裤子黏着腿，每次回来，母亲都用盐水沾着给我们洗擦，怕感染。那种疼痛只有我们自己咽下，用了三年的时间，总算盖起来三间属于我们自己的土房子。
第一次挣钱
奶奶租住的房子在城关医院对过，大概九个平方左右，因为年纪大没有让去农村，她的邻居是县玻璃店的老板刘云坡，揽下一个活，这个活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南关药材公司后边靠铁路有一个长五十米宽四十米的坑，要把这里整理干净，表面看上去就是些苇茬子，但是淤泥里面都是烂药瓶子，嫂子和我两个人干了25天。每天四点多从二十多里路的家开始奔跑，来到城里开始干活，两个人一天干下来，也就是五，六平方这么大，表面的活好干，脚下的烂瓶子，要用手扣出来扔到岸上，每天脚丫不知道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口子流着血，就那样坚持着，最后拿到22元钱，因为她联系的活，她是大人，我是小孩多得3元钱，活干完了，负责人说“多少人都是看看这活，摇摇头走了，恐怕找不到比这更难干的活了”。拿到钱，交给母亲，母亲和我抱着头痛哭了一场，说“这钱一定要花在刀印上”。首先买了一瓶“红汞”，先治治脚上划破的血口子。接着我买了一块的确良布，做了一个短袖褂，出门才舍得穿，又买了一双丝袜，美美我的玉足。这双袜子谁都借，男人相亲、女孩见面都借，大脚小脚都靠我这双丝袜“装光”！22元钱，足以让我有太多太多的梦，也感觉自己很富有。
第一次坐火车
长到16岁没有坐过火车，和母亲一起捡煤渣，看到火车，常常想：我什么时间能坐一次火车，死了也值了。一次父亲结束了学习班的批斗，被遣送到葛集农村“蹲牛棚”。去之前，允许让父亲回家一趟，父亲说：“咱上城里，我让你坐趟火车”。砀山到李庄十几公里，也就是几毛钱，本来父亲是想买个半票，谁知没买成，上车正好该查票，查到我，我就指指父亲，父亲也拿不出票来，列车员就摘掉父亲头上的破草帽，露出在学习班被剃掉的光头，张着没有牙齿的嘴，（挨斗时磕掉的四个门牙），父亲怕闹大，就在车厢里找熟人，找到了照相馆的赵大爷，借了钱补了车票。至今那种说哭不是哭说笑不是笑的窘态一直烙在我心中，从此我也读懂了父爱的良苦用心。父亲迫害致死三十多年，我依然清晰可见父亲当时的尴尬和无奈。人生第一次坐车，没有什么高兴和欣喜，留下满满的酸痛记忆。
偷梁换柱
自从离开了学校，就没有再见到朝夕相处的同学，自己如同做错事的孩子，总是躲避着熟人。收获季节，十几个年轻妇女用绳子跨在肩膀上，拉着马车去李庄粮站交公粮，到城里轧花厂送棉花，每次我都夹杂在她们中间，用自己纺线织的花手巾，包着一个锅饼或窝窝，那时已经有回城招工的同学了，我多么羡慕他们啊。一次知青办的熟人说：“照顾你们家一个名额，因是商业部门的，就分到饭店当服务员”。我一听激动的如同“范进中举”，服务员一月18元，也比当农民强啊！多少个白天和黑夜没有睡好觉，临近月底，有传言说：招工名单就在在三八饭店门口贴着，我偷偷去了几回，看了好多遍，怎么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后来听说，我被人家顶替了。
一批又一批的招工回城，没有我们的份，一次次的推荐上大学，更是不敢想，我这个名字如同消失了一般，不再有人记起。后来索性就不再有这个念想了。
1969年暑假，学校里缺教师，当时是三、四年级在一起上课，复式班，一半时间教三年级，一半时间教四年级，大队反复考虑，也只有我比较称职，于是书记李明恩照顾了我们家，让我补了这个缺。当教师的那段时间，虽然只有五元钱津贴，但是我很快乐，有种出人头地的感觉，我如饥似渴的学习，认真备课，中心校派老师去交流经验，我还真代表李阁小学去讲课，结果受到了当时教办室负责人李云生和中心校的王校长表扬。
70年全省农民运动会召开，我被层层选拔，有幸参加市里集训，到省里参加比赛，结果，我参加的中长跑400米、800米，以及女子400X100米接力比赛，都拿到了第一。遗憾的是，我捧着奖状回来，替我上课的本家嫂子，怎么也不愿意把民师的位子让给我了，并且说“他家受管制，怎么能教书？”我委屈死了，参加比赛跑掉了民师，这让我咋在人前抬起头来，于是我不顾一切地找到了当时体委负责人周孙明，他专程找到良梨公社书记，重新给我安排了一个赤脚医生民额，算是对我的一点安慰。
我当“接生婆”
刚开始我只是打针、拿药，一年后，良梨公社医院的妇产科忙不过来，抽调我去帮忙，戴医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她是妇产科专家，跟着她学习了三个月，老师说：你可以单独作业了，记住胆大心细就行了。后来回到大队，社员们都很信任我，其中有三件事让我永生不会忘记的。
第一件，本家的永立嫂子生孩子，我听听胎音很正常，顺产接了一个，刚包好这个大的，一看胎盘怎么还没有下来，心中疑惑，仔细一摸，吓出一身冷汗，肚里还有一个硬疙瘩，我抓着脐带往下引，生下一个肉疙瘩，这可怎么办呢，我看看这个肉疙瘩里边有黑头发在晃动，我不知所措。这时候，我本家婶子拍着地嚎啕大哭，说：“这是个怪物，扔了吧”！我急中生智，扔了也是死，干脆拼一下，我忙用剪刀剪开象西瓜皮一样的胎，竟是小孩的脸和身，又一个生命在我手里诞生了，尽管就三斤多一点，但毕竟是龙凤胎啊。后来起名，大的叫春唐，小的叫春梅。从此我便在当地有名气了，周围几个庄子都来找我。
第二个是西边翟庄的横胎位，先下来一只胳膊，孕妇一直在哭嚎中，我当时就慢慢的把胎儿的手推进去，然后给她辅助，左手抚摸着肚子，右手慢慢给她移位，结果连续三次，一用劲都是胳膊先出来了，没有办法，我只有把手伸进去。结果还是先露的屁股，我那时作为十七八岁的姑娘，真的很沉稳，孩子生下后，产妇的老婆婆给我磕头。
第三个是我们南边三里路的张楼，她的孩子很顺利，生下来没有气，我抓着两条腿拍他的小脚丫，结果两条腿的皮都滑落了，原来是死胎，经历了这一次后我就很后怕，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憨大胆”。
现在，这些孩子们都在三十五岁左右。每次回家，遇到他们都还说，“我还是你接生的呢”。后来考大学时的作文题是“难忘的事”，我就一气哈成写这篇作文，结果在宿州市得了满分。
每每回想起这些，心里就有无限的感慨，我的《赤脚医生手册》足有两寸厚，让我翻的像“铺衬卷”。我曾多次被评为公社优秀医务工作者。农村真是个大课堂，让我得到多方面的锻炼。
爱心救人
73年我去县城参加考试，所有参考者都在东关党校学习班集中，下午复习结束，我去县城，路过东关城门桥，看见围着很多人，我走近一看，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孩子，躺在地上，鼻子、嘴都在流血，脸是紫色的，大家七嘴八舌的说：这小孩从桥上掉下来，可能不行了。我走过去一摸脉，还有救，当时什么也不顾了，抱起孩子就向南关医院跑，接诊医生说：“我们没办法，你们去西关县医院吧”！我抱起孩子就又跑，到了县医院门口，正好边春和医生下班，他让我把孩子放在地上，开始挤压胸部，后来他又嘴对嘴的人工呼吸，几分钟后小孩“哇”的一声，喷出带血的米和红薯样的饭，小孩得救了，他们家里爸爸妈妈爷爷赶来的时候，小孩已经过来了，他们给医生磕头，给我磕头，千恩万谢的场面令人感动。第二天，他们家写了感谢信送到教育局，当时的局长是宋局长，大会表扬了我。也就是这封表扬信，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被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同意参加考试。
跑出希望
。
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推荐上大学，这是潮流，我这种出身是没有资格的。安徽师范大学来招生，我就拿着我的奖状去报名，报个体育系，离政治远一点也许有希望。文化考试结束后，要到宿州加试体育，我的成绩是：原地跳55公分，一百米跑了14秒，800米跑了第一名，跑步的时候我告诫自己：往死里跑，超过所有考生，你才有出路。俯卧撑我做了 17个，最后一个瘫在地上还在撑。招生的老师连连称赞说“好苗子”！告诉我“等通知吧”！我欣喜若狂在家里等啊等，结果开学了也没有接到通知，我失望了，不，简直是绝望，那次招生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没门了。但是天无绝人之路，都开学好长时间了，我突然接到了《入学通知书》。说是唯一的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名额给了我，我们姊妹仨抱头痛哭一场，我终于走出了那让我痛不欲生的囧地。
我的简历
70年参加省比赛400X100米四人接力第一名，400米800米第一名。
75年破中长跑400米800米1500米安徽省保持十八年之久的省记录。
75年刷新大学生五项纪录并保持至今。
88年参加县体委组织的太极拳比赛获得第一名。
93年参加县妇联举行的书法大奖赛硬笔书法获得一等奖。
02年8月荣获安徽省普通话测试员称号
03年获得全国优秀辅导教师称号
14年10月宿州市作家协会理事
14年11月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14年安徽省演讲学会会员
14年5月、10月两次参加宿州市里乒乓球比赛获金牌。
县里收集整理知青材料，当负责人阚知通知我 ，内心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不堪回事的往事，便一一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镌刻心头一辈子。农村确实是广阔天地，铸造了我的品格，改变了我的思想，教育了我做人，锤炼了我的意志。其实我早有这种想法，讲述自己喜怒哀乐都是情的真实故事。
抄家封门 身陷窘困
知青下放是在68年暑假开始的，那时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刀切，全部都下放，有亲戚奔亲戚，没有的知青办就统一安排。
我们家是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被赶下乡的，清楚记得，我从学校回来，看到家里门被封了，家里翻了底朝天，枕头是稻壳子的被撒了一地。中午到了奶奶家吃了饭，和我的七八个同学蹲在家门口，突然听到敲锣声，过来一队人，都戴着“高帽子”我站起来也看热闹，突然心被撕碎了，最前边的就是我父亲，高帽子是白纸糊的三米高，铁丝扎在肉里脸上脖子上都是血水，上边写着“打到走资派资本家”我当时就呆了，伫立在那里一动不动，眼泪哗哗的流，等队伍过去了，再回头，我的同学一个都没有了，从此没有人敢给我说话，他们都躲着我，用歧视的眼光看着我，从此走路走路边，不敢抬头看别人的脸，变得寡言少语了。
当天下午，母亲带着几床破被子，带着弟弟妹妹回到老家良梨公社、李阁大队、阎庄生产队，借了原本属于我们的两间东屋，当时土改分给了王挑，再转借给我们，没有门，一个用秫秸连起来的当地称“薄”晚上睡在上边，白天挡门，冬天，用豆秸堆起来的地铺，姊妹三就挤在一起取暖，盖着一个僵硬的粗布棉被，从来不脱衣服。刚回家，本家户祖的都送点萝卜，红薯，后来，听说我父亲关在学习班，都开始回避我们家，为了能干活，我们姊妹三个的年龄都写成18岁，因此现在身份证上的年龄和真实的年龄相差五岁。小妹的年龄几乎相差十岁，
从此就是“八年抗战”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
纺棉 织布 推磨 做饭 农活
下放了，没有经济来源，首先要学会做针线活，开始学纺棉织布，冬天的夜晚一盏煤油灯，四辆棉车子，二妹妹和我对脸，娘和三妹妹对脸，微弱的灯光下，千万次的重复着这么一个动作，什么时间休息要纺一个棉穗子，才可以手工。自己做鞋，那时根本没有买鞋的，纳鞋底一晚上就纳一只，最难熬的就是推磨了，抱着磨辊抵着肚子，一圈一圈马拉松式的，只要一上磨道，就呕吐，从开始吐到结束，后来就落下了头晕病。最后都想：“我不吃能不推磨不”？但是不能，也有时候就吃半整的粮食，推四十斤得半夜，只能吃三天，有时候只能吃两天。
有时候有吃的没有烧的，就凑合吃两顿饭，有时候，树枝、树叶，麦茬子，烧锅，夜里下雨柴火湿了，没有办法第二天就干瞪眼吃不上饭。不知道那时是怎么就能熬过来的。每到割麦每人四趟跟着人家来拐，人家会磨镰，我都是凭着力气硬割，人家到头直腰歇一会，望着咱笑话，手上的血泡，晚上放水，第二天磨烂。最毒的太阳下耪地，下雨栽红薯。
一起去割草，回来人家的就压秤，一样的我的30斤人家就是45斤，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人家带着草抓着土，我都是一颗颗甩掉根上的泥。人家还不给我一路，为什么？我小胆，她们一起出去粪箱里有红薯，或者棉桃等偷些队里的东西回家，我从来不敢，还替她们害怕，所以都不让我跟着。
难忘的是68年挖文夹河，每家出两个人，没有男劳力，二妹和我一起干了一个冬天，抬泥，住在工地的棚子里，也有的住老百姓家里，寒冬腊月是赤脚的，水中的淤泥每包就是二百斤左右，我妹妹和我咬着牙，挺着干，流着泪干，为了工分，有了工分才能分粮食，妹妹那时只有13岁。
为了生产队盖房子，每家要去南山拉石头，每户6000斤，我们姊妹都去过，每次回来脚上的泡不说，两个大腿内侧全都磨破了皮，肉和裤子拧着腿，那种疼痛只有我们自己咽下，每次回来，母亲都用盐水沾着给我们洗擦，怕感染。
68年--70年母亲领着我们去南坑拉土，去南山拉石头，自己家开始盖房子，和泥，用三年的时间总算盖起来三间属于我们自己的土房子。
离开了学校，就没有再见到朝夕相处的同学，自己如同做错事的孩子，总是躲避着熟人，麦子下来，十几个年轻妇女拉马车，去李庄粮站交公粮，到城里轧花厂送棉花，都是用绳子双道跨在肩膀上，我夹杂在他们中间，用自己纺线织的花手巾布，包着一个锅饼，那时已经有回城招工的同学了，我多么羡慕他们啊，一个个都回城了，我却在农村干着活，同学熟人朋友都回避着我，一次知青办说：“照顾你们家一个名额”分到饭店当服务员，我激动的如同“范进中举”多少个白天和黑夜没有睡好觉，我被招工了，人家告诉我有我的名字，我在三八饭店门口贴着，我去了多少回，看了多少遍，怎么就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后来说是被老动局负责的把他闺女安排了。一批又一批的回城招工，每一次都是希望--到失望，一次次推荐上学，根本没有谁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我这个名字如同消失了，不再有人记起。后来索性就不再有这个念想。大队开会，我们没有资格参加，就是参加了人家也是指指戳戳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从此我就不出入任何唱戏的、演出的、大的场合。
那年大队里有一个上学的名额，很多人说应该让我们家的人去，人家是给知青的，但是，最后给了青年书记何翠霞，后来说“她走了，没有人能给你们家争了，下一次就是你的”她临走的时候哭了，我也哭了，我心里在滴血，春夏秋冬，八个年头啊，人穷了不可怕，受到歧视和人格的挤压，窘迫了，那日子咋就这么苦长啊！
第一次挣钱
奶奶租住的房子在城关医院对过，大概九个平方左右，因为年纪大没有让去农村，他的邻居现在北关玻璃店的老板刘云坡，揽下一个活，干完给50元钱，这个活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南关药材公司后边靠铁路有一个长五十米宽四十米的坑，让把这里整理干净，表面看上去就是些苇杂子 ，但是淤泥里都是烂药瓶子，嫂子和我两个人干了25天。每天四点多或者五点从二十多里路的家手里抱着吃的“锅饼”开始奔跑，来到城里七点多开始干活，两个人一天干下来，只能有五，六平方这么大，表面的活好干，脚下的烂瓶子，要用脚踩到，然后用手扔出来，每天脚丫不知道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口子流着血，就那样坚持着，最后拿到钱我分了22元，因为她联系的活，她是大人，我是小孩多得3元钱，活干完了，负责人说“多少人都是看看这活，摇摇头走了，恐怕找不到比这更难干的活了”。且不说蚊虫的叮咬，我的脚发炎红肿，买了一瓶“红汞”每天抹几遍，脚疼的不能沾地，一个多月硬是熬好的，水和污泥刺骨的疼痛，如今仍历历在目。拿到钱，交给母亲，母亲和我抱着头痛哭了一场说“这钱一定要花在刀印上”清楚的记得，我买了一块的确良布，做了一个短袖褂，出门才穿，买了一双丝袜，这双袜子谁都借，男人女人相亲、见面就借，后来没有袜底，但是盖着脚面子还是借，大脚小脚就我这双丝袜“张光”！22元钱足以让我有太多太多的梦，也感觉自己很富有。
第一次坐火车的惊恐
长到16岁没有坐过火车，和母亲一起捡煤渣里的没有烧尽的煤核，看到火车，常常想：我什么时间能坐一次火车，死了也值了，一次父亲结束了学习班批斗，被遣送到葛集农村那时叫“蹲牛棚”，去之前，让父亲回家一趟，父亲说“咱上城里，我送你坐火车，李庄到砀山十几公里那时是几毛钱，当时车站是可以随意进的，父亲和我畅通无阻的上了火车，本来父亲是想送我坐车买个半票，谁知到了车上就查票，我以为买票了，心里美滋滋的，瞪着眼看查票的，查到我，我就指着父亲，其实父亲隔着我三四个排位，已经查过去了，我这一指父亲被带走了，当时拿不出票来，列车员就拿掉父亲头上的破草帽，露出在学习班被剃掉的光头，张着没有牙齿的嘴，挨斗时磕掉的四个门牙，说哭不是哭说笑不是笑的状态，后来父亲就在车厢里找熟人，找到了照相馆的赵四大爷，借给父亲的钱补了车票。至今那种窘态烙在我心房中，从此我也读懂了父亲爱我的良苦用心。父亲迫害致死三十多年，我依然清晰可见父亲当时的尴尬傻子样的无奈。人生第一次坐车，没有什么高兴和欣喜，留下满满的酸痛记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想过坐火车的事。
69年暑假，学校里缺教师，当时是三、四年级在一起上课，复式班，一半时间教三年级，一半时间教四年级，当时也只有我比较称职，大队书记李明恩算照顾我们家，就让我当了民办教师。当教师的那段时间，虽然只有五元钱，但是我很快乐，有出人头地的感觉，如饥似渴的学习功课，备课，苦力活干的少了，我虽然教的时间短，但是，中心校派老师去交流讲课，我还真代表李阁小学去讲课，结果受到了当时教办室负责人李云生和中心校的王校长表扬，让大家学习我的精神。70年农民运动会，我被层层选拔，参加市里集训，到省里参加比赛，结果集体400X100米接力 ，我参加的中长跑400米800米都得了第一名。遗憾的是，我回来，替我上课的本家嫂子，怎么也不愿意让给我了，并且说“他家受管制，怎么能教红色下一代”，我很委屈，参加比赛跑掉了民师这个让我能在人前抬起头做人的工作，找到了当时负责让我去参加比赛的县里领导，周孙明，他们专程找到公社书记，重新给我安排了一个赤脚医生的工作。
我当过“接生婆”
看到女人挣扎与痉挛，我的心很痛，听到女人声嘶力竭的呼喊，我知道做女人的难，尤其那些牙齿咬出血的女人，屏住呼吸，用尽全力生下自己的儿女，却忘记了苦难露出欣慰的笑容时。这才真正懂得女人的苦难和幸福像蜘蛛网交织在一起，女人抱着自己的孩子又是最幸福的！
下放农村，因为我参加省比赛得了好成绩，县体委周孙明主任给公社书记打电话，并且写了一封信，照顾我，我从此就当赤脚医生了，开始打针拿药，一年后公社的妇产科忙不过来，抽调我帮忙，良梨公社的戴医生是我的老师，她是妇产科专家，跟着她，没有感觉到什么，来了就生，生了就走。
学习三个月，老师说你可以单独接生了，最后大概五个月我都是辅助，偶尔单独操作过。后来回到大队，社员都很信任我，开始了接生，那时接生称“接生婆”，其中有三件事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本家哥永立嫂子生孩子，听了胎音很正常，接了一个很顺利 包好这个大的，胎盘怎么还没有下来，我一摸吓出一身冷汗，怎么肚里还有一个硬疙瘩，我抓着脐带往下引，生了一个肉疙瘩，这怎么办呢，我看看这个肉疙瘩里边有黑头发晃动，我不知所措，这时候我本家婶子拍着地嚎啕大哭，“说是怪物，扔了吧”我急中生智用剪刀剪开像西瓜皮一样的怡，小孩露出脸来，生下来就三斤多。大的叫春唐，小的叫春梅。从此我便在当地有名气了。周围几个庄子都去找我。
第二个是 西边翟庄的当时是横胎位，先下来一只胳膊，孕妇一直在哭嚎中，我当时就慢慢的把她的手推进去，然后给她辅助，左手扶着肚子，右手慢慢给她移位，结果连续三次一用劲都是胳膊先出来了，没有办法只有把手伸进去。结果还是先露的屁股，我那时作为十七八岁的姑娘，真的很沉稳，生下孩子老婆婆给我磕头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
第三个是我们南边三里路的张楼，她的孩子很顺利，生下来没有气，我抓着两条腿拍他的小脚丫，结果两条腿的皮都滑落了，原来是死胎，经历了这一次以后就很后怕。
单独 接了八十八次一个死亡一个双胞胎，现在这些孩子们都三十五岁左右。每次回家有喜事遇到他们都还说，我还是你接生的呢。考学的时候作文题“难忘的事”我就写的这篇作文，结果在宿州市得了满分。
每每回想起这些，虽然渐渐离我远去了，但是心里 就有无限的感慨，我的赤脚医生手册是蓝皮的两寸厚，让我翻的像“铺衬卷”农村是个大课堂，我曾被评为优秀医务工作者呢。
没有伞的孩子要学会奔跑
父亲在学习班批斗时，我每天来城里给他送饭，在良梨的李阁大队闫庄村，离东关学习班二十里路，四个月，那时根本没有自行车，就是靠双腿走路，每次晚上五点才接饭，不送就没有吃的，然后返回，就要跑，为了爱惜鞋，只有赤脚跑，大跑小跑赶在天黑到家，一次天晚了，走在常河门前的坟头窝，吓得头发稍都竖起来了。每天往返，就有了奔跑能力。
七零年安徽省有农民运动会，我代表宿州市参加，得了400米和800米，两项第一。所有人都夸我天生的奔跑本领，其实奔跑参合多少眼泪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知道只有奔跑才能离开歧视和白眼 。
文化大革命都是推荐上大学，我没有资格招工上学，安徽师范大学来招生，我就拿着我的奖状去报名，结果考试要到宿州加试体育，原地跳55公分，一百米14秒，800米跑了第一名，跑步的时候我告诫自己，往死里跑，超过所有，你才有出路。俯卧撑做了 17个，最后一个瘫在地上还在撑。招生的老师看到我跑800米，连连称赞说“好苗子”告诉我等通知吧，我欣喜若狂在家里等啊等，结果开学了也没有通知，我失望了，不，简直是绝望，那次招生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那时简直就是想死，但是天无绝人之路，都开学了我接到入学通知书了。说是可以教育好子女一个名额，我姊妹仨抱头痛哭一场，我终于走出了那让我痛不欲生的囧地。
到了学校我才明白，遇到“伯乐”老师执意要带我，说我有超乎寻常的耐力和奔跑能力。说实在的，为了脱离农村那个地方，我是拼性命的跑。
爱心救人 大会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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