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说】望人在天北(下)

原创.小说

 (六)

 

师范校的春天来得很迟。在乍暖还寒的日子里有着心爱的二胡陪伴,时间过得飞快。

我在收获音乐和爱情的同时也收获着心灵成长的过程。和音乐相比爱情总显得那样的青涩,让年轻的心经历着逐日更新和相互递嬗的磨砺。

四个多月过去,我的个头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高大爷却显得老去了许多。他依然给房客们打着零工,抽着更加劣质的香烟。

父亲开始和一些过路的房客做些小小的古董生意,收购一些过往藏民的古董和饰品。

高大爷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发黄的线装书,经常在阳光下翻看。直到有一天他翻开书指着上面的“痈”和“疽”两个字请教我读音和区别时,我才知道那是一本关于中医的著作。

 

小院墙角的那丛石榴花火一样热烈地盛开着,山城盛夏的太阳也火一样的热辣。一年一度的展销会又在县城的露天体育场搭起了棚子,许多高半山的村民也赶往县城,挤着采购那些价格低廉的商品。

那天,我在展销市场大门外的路旁,见到高大爷坐在一个矮矮的小凳上,双手拢着两膝。他前面放着一个杂志大小几厘米厚的金属板,连着两根金属线,线头各有一个触针,不时有路人向他问询着什么。我走到他旁边时,他正用两个触针向一个蹲在他前面路人的手指探点着,金属板上面的指针也跟着晃动起来。他告诉路人说他可能患有风湿,肝上也有点小毛病。路人丢下五毛钱有些悻悻地离开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高大爷独自地做着自己的营生。

 

展销会后,高大爷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依然帮着艾铁匠搬货,让金胖子随时使唤。

暑期快要结束的时候,铁匠一家已经在新建的杂货市场租一个门面,全家搬了过去,不再需要每天搬货摆摊。

高大爷去铁匠铺子里帮着磨了几回菜刀,艾铁匠就已经没有更多活让他去做。

艾铁匠搬走后,金胖子碍于他老婆的唠叨,也难得再管高大爷的晚饭。那段日子我感觉到了他生活的窘迫。

 

艾铁匠偶尔时不时地在黄昏时到旅店,来找父亲、金胖子和其他房客聊聊天。在得知高大爷已经欠下半个月房钱后,他瞒着老婆送给了高大爷一套磨刀的家什——一根可以扛在肩头上,嵌着一块磨刀石的条凳,另外给了他几块粗细不一的磨刀石。

老艾建议说,寨子里藏民的菜刀总要磨的,特别是高半山的藏民历来善良好客,随便走到哪一家,见是出力的外地人都会管上一顿饭,晚了也可以留在那里住下。父亲也说,呆在县城吃住都得花钱,艾铁匠的主意不错,至于欠下的房钱等以后有了再说。

一个星期多后,高大爷在艾铁匠点拨下学会了一些磨刀的技巧。高大爷在磨刀时,总是习惯在嘴上叼着一根燃着的香烟。

从那时起,高大爷就离开了我们的生活。

又一年假期,我向母亲问起高大爷。母亲说他回到过旅店一次,住了一晚就走了,后来没再见过他。母亲又说,高大爷回来时天已经很热,他还是穿着我“卖”给他的那身衣服,高大爷离开的那天早上还说过,欠下的一个月房钱以后再还。

 

(七)

 

在师范校的最后一学期,群山、河流还有我的音乐依然动情美丽,但人与人的情谊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实习成绩和毕业成绩,影响着大家毕业后参加工作分配的区域和条件。何况学校每年还要从优秀毕业生里选拔三四名学生,保送到省城院校深造两年,而这类学校多以音乐和绘画为主的艺术类院校。保送生毕业之后,获得的将是大专文凭。他们踏入社会后,和其他中专同学相较就显得更加前途无量了。

即使我对名利生来淡泊,但我在音乐和绘画的痴迷也自然招到了一些诋毁和非议。以至于我在毕业前,找了个借口没上交学校美术展的作品,也没再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

想到家里就那一个破小旅店的收入,想到残疾多年的父亲,我只想早早参加工作给他们分担一些担子。我不愿去那省城院校,也不愿去其他条件更好的县城,只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安宁地生活。我做出这些决定还有其他一个原因,那就是和一起相处了两年并让我深爱着的恋人,也在毕业前的这个学期无故离我而去,跟另一个男生走在了一起。

少年的心是柔弱而悲情的,少年的心也是沸腾而火热的。那些不可预知的打击和挫折就像一场猛烈的凄风暴雨,让他开始学会享受沉静、悲悯和孤独带给他的沧桑之美。从那天起,我的二胡演奏让我的老师——师范校一个非常沉默的中年数学老师,更加欣赏。特别是经他认真指点过《梅花三弄》和《二泉映月》,更是让他听后满含泪水夸赞不已。毕业后我才知道,我的二胡老师对二胡的痴迷,也是缘于爱情之花在他人生路途的凋落。

离校前的那段时间,在我重新认识和观望现实的日子里,只有和我一直相好且臭味相投的“诗哥”陪着我。在学校我俩都是因为有着跟别的同学不一样的爱好和执著,而被同学归入了另类。我们都属于不太“现实”的那类年轻人。我喜乐,他爱诗,他大我几月又跨了年头,我叫他“诗哥”,他称我“二弟”,也就是写新诗的大哥,拉二胡的兄弟。我们两个的恋人在学校也是和我们相似的好朋友。戏剧性的是,我和“诗哥”都在那黑色的一周里终结了各自的初恋。

从此,我的二胡更加凄怆、伤情,他的诗作也更加朦胧、怪异。

 

毕业时,“诗哥”和我的综合成绩依然靠前,但学校尊重了我们意愿,我如愿回到了自己家乡一个小山村做了一名小学教师。“诗哥”也回到与我相邻的家乡教书、写诗。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年关,母亲无意间给我提到了高大爷。她说,这些年这里的长住房客差不多都有一些家信,但从来没看到过老高的一封来信,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结过婚,也不知他是不是真有老婆和娃。我说,有的,前年他给我提到过,可能是这些年自己一直在乡下不方便写信联系吧。母亲“哦”了一声似乎相信了我的话,也没再提起过这个疑问。

 

年前,“诗哥”从邻县骑辆破自行车赶了一百多公里找到了我。那晚,我们在我的卧室里,关起门就着一大盘油炸花生米,甩掉了两斤白干。我们在这半年里第一次如此畅饮,第一次畅叙了踏进社会后的内心经历。“诗哥”半年里酒量大增,我在吞下不到三四两的时候,他已经喝完自己那瓶并主动拿过我的酒瓶,给自己的大杯子倒过去了半瓶。他说,出去半年,他发表诗歌的稿费全买了酒,酒比恋人好,诗也比恋人好,有了它们就很开心和满足了。

“诗哥”杯中酒又去掉一半时,他问我,你知道她们为什么离开我们俩吗?我已经有些迷糊的大脑突然又清醒了许多,我知道他说的“她们”是谁。他说,我们都傻啊。

他拿起酒杯,猛地喝了一大口说:“你的那位跟了谢晓彬,你知道谢晓彬的老头子是谁吗?”我茫然地盯着他又摇了一下头。

“副县长啊,哥们!毕业那学期,他的副县长老头子刚提拔当上了县长……我的那位可就没你那位有追求啦,跟了一个没学识、没品味的瘪三,那小子给我倒夜壶都不配。”

“诗哥”涨红着脸,一口甩下了杯中剩下的半杯烈酒。“我上了两个月的班才有人给我说,那小瘪三的大哥是一个暴发户,家里有两钢材厂,两兄弟一人一个……”他说完盯着空杯沉默起来。我把自己杯里的最后一两分给了他一半。我们一起干了杯。

我说:“也许她俩跟了别人,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他沉默一会儿后,轻松地点了点头,我们相视而笑。

年前的旅店,已经没有了驻留的房客,没有了前年的热闹。那晚,他听我拉二胡,我听他朗诵他的诗歌新作,后来我拉二胡他读诗。那夜,我们眼里一直饱含着青春的热泪,直到天已黎明。

“诗哥”没有接受我留他一起团年的建议,要骑车去相会草地县一个在校时藏文班的朋友。他离开时说,到了草原就会有诗作,也就有了酒钱。

 

(八)

 

乡下教书的第二个年头,我和中心校一个数学老师真心相爱了。

袁静是个娇小的女孩子,沉默、安静。在学校常常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对孩子们特别好。她喜欢听我拉二胡,我喜欢吃她烧的一手好菜,我们都是那种与世无争只愿过着平凡小日子的小人物。我们的恋爱让双方的父母都感到满意,在征得双方父母同意后,我们很快订下了婚期。

 

乡村小学中午不放学,孩子们离校要比城里孩子早很多,有的孩子要赶很远的山路才能在天黑之前回到家里。

放学后的初夏山村校园一片葱绿宁静。学校几个老师相约逛出了校园。

下午的太阳走进了薄薄的云层,山谷里拂过了一阵清凉的夏风,空旷的校园静得只有离做晚饭还有一段时间,我在空旷的黄泥球场,放置一把木椅拉起了二胡。每当我拉二胡的时候,袁静站在我身后较远的树荫下静静的听着。

在这出尘的山村,一曲《空山鸟语》让我们享受着一种愉悦、自由和满足。

曲半,我隐约听到两声熟悉的咳嗽声。我停下曲子转过头,就看见他肩头扛着一根磨刀凳站在球场上。我把二胡靠在椅上快步走了过去。

他身上还穿着我送他的那件灰色大衣,大衣领口、袖口和衣角已经已经破旧得散开着脏黑的布条。两年多没见,他明显苍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过去更深更多。艾铁匠送他的那根磨刀凳的脚上钉着铁皮和木条,显得和他一样破旧而落魄。他眼里迷蒙着一层泪光,声音颤抖着对我说:“我路过这里听到了二胡,我就知道肯定是你。”说完几颗泪珠就已顺着脸颊滚落。

袁静到校外农家让了只母鸡和一些蔬菜,我去一个同事那里又让了一包烟和一瓶酒。

我给高大爷点上了一支烟,满上了一杯酒。我不知道这两年他经历了些什么,却隐约猜得到他的不容易。一块鸡肉在他嘴了嚼了很久才慢慢咽下:“哎,大牙都快掉完了。”他艰涩的笑了一下,就转过身子咳嗽起来。袁静给高大爷盛了一碗鸡汤后,端起小盆里的母鸡对我说:“我再去煮烂一点。”就去了内屋。

“肺病还是原来那样吗?”我问他。

“原来抽烟就咳,现在多爬会儿山路也会这样,怕是没得治了。”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对我说:“那年在你家团年后,我就没喝到过这样的好酒了,你爸的脚下雪天还痛吗?”

“高大爷,烟你就别抽了哦!”我没有回答他的问话。

“戒不了啦……”他吸了一口后强忍住了咳嗽。“你知道的,儿子没了以后我就只剩下这一口依靠了,死在这上面也没什么啦……”

高大爷随后给我谈起了这两年一经历。他告诉我自己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磨一回刀也得转上大半年再回去才有两个生意。如果不是寨里人心肠好,好些时候没刀给他磨也管上一顿饭,自己早饿死了。他说,高半山藏民和你们干部不一样,这些年吃的虽然不缺,但钱还是很紧的。

袁静把煮得稀烂的鸡肉给高大爷盛了一大碗。他双手接过,转过头问我:“是你媳妇吧?结了?什么时候的事?”我说:“还没呢,今年国庆办。”高大爷举起杯子一脸的兴奋:“来,喝一个,恭喜你,你真有眼光,不错!不错!没想到我还能活到看到你结婚。”他说完,用脏脏的衣袖止住了将要滑落的眼泪。“你别介意啊,我是高兴,为你们一家人高兴。”

“国庆节那天你能来吗?高大爷。”他一脸兴奋的说:“来,肯定来……不过……”“你来就行了。”我打住了他的话头。

那晚,我在校外一百多米远一个学生家给他找了个住处,并交待他早上到我这里吃早饭。学生们陆续来到学校的时候,我让其他同事拿出家里菜刀让高大爷给他们磨了。他离开时,我从袁静手里接过三十块钱强行压在了他的手里:“我和袁静已经是一家人了,我们两个人拿工资,这三十块钱你拿着。”

高大爷极力推脱着,喃喃地说:“我还欠你着你家二十块的房钱,怎能再要你的钱……”

“我结婚那天,你把二十块钱交给我爸,就算结了房钱,剩下的你自己留用吧!”高大爷收下钱,扛着磨刀凳,一脸泪地走了。我和袁静把他送到了校门外。

 

(九)

 

我是家族孙字辈的老大。长辈们都很重视这个里程碑似的婚礼。外县的亲戚们也赶了数百公里长途汽车,提前到了我家。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清晨高大爷是亲属之外第一个来到我家的,当时我刚起床换上新郎装。他还是穿着那件破旧的灰色大衣,但洗得干干净净,袖口吊着的线布条已经剪去,头发刚理过,胡子也刮了。在印象里,他是第一次以如此隆重正式地出现在宾客面前。

客人们差不多还没来。他在把欠下的房钱交到了父亲手上,父亲又推给了他。父亲说,“我们也算几年的朋友,这点钱就算了,以后也不要再提。”

“谢谢桑哥,真的不好意思!”高大爷有些腼腆地把钱放回上衣口袋时,掏出了一小团红布:“你家公子结婚这么大的喜事,我也得送他一个贺礼……”他摊开红布取出了里面的一枚银元。那是一枚民国时期的“袁大头”。

“这是我出门就带身上的,一直没舍得换……”

“太贵重了,老高,你自己收好,我们不能要。”父亲坚持着推辞。昨天,我单位同事最高的厚礼也就十块钱,高大爷这样重的贺礼也让我感到惊讶。

“这些年,你们一家对我都很照顾,我没有其他东西,也不知道怎样感谢……桑哥,如果你们看得起我就收下,如果不收下,我现在就走……”我和父亲看到高大爷一脸的诚恳和湿润的眼,感到很为难。最后父亲还是收下了高大爷的贺礼,并转手交给我说:“快谢谢高大爷,你要收好了。”我把“袁大头”收起来时,他笑得很欣慰很满足。

婚礼按嘉绒藏族的习俗举行。这一天,我们一家换下了平日的短装,都隆重地穿戴上了本民族的服饰。有亲属、街坊和老房客的捧场,婚礼很热闹。那天的高大爷表现得异常的兴奋和快乐。他和金胖子、艾铁匠坐在一桌,干了我和袁静的两杯敬酒后,又回敬了我们一杯。

那天,我第一次见到高大爷那么爱说话,他边喝酒边讲着一些他这两年的经历,还时不时停下来夸上新郎新娘几句。他不时的给一起呆过的老房客敬酒,金胖子那天也被高大爷感染了,很快醉眼迷离。

给亲戚朋友敬完一圈酒,我也喝了好几杯。我和袁静给在民政局上班的老同学赵二宝打了个招呼后,又到厨房给准备婚宴的大厨们敬了几杯酒,献了哈达,表示感谢。

第二轮酒席安排下来,我看到高大爷一脸醉态地站在以往听我拉二胡时的过道上吸着烟。我让袁静去招呼一下学校的同事,就走到了他跟前。

我摸出红布包着的银元递给他说:“高大爷,这个你还是拿回去吧,你的心我懂,我们一家人都心领了,只是这太贵重了,何况你……以后有什么你也可以应个急。”

高大爷没有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些年的眼里,为什么总爱时不时地含着朦胧的泪光。

“这块银元是我父亲去世时,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他说,“我在部队当兵,到矿上做工,直到后来儿子没了的时候,都一直带着……那次肺病闹了很久……再难的时候我也没换。”他低沉的声音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

“我从我父亲手里接过这块银元的时候,就想了以后传给儿子,我们穷人家哪用得起这东西。”

他把指节长长、长满茧子的大手放在我的肩上说,“你就收下吧,什么也别说了……那天早上你们把我送到校门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你们一家还有你的新娘子都是好心人,都是多福的人……我以后多半就留在这山里了,如果你们想起的时候能清明送我几张纸钱……”他忽然住口,一脸欠疚地望着我。他想起今天是我的婚礼,应该有些忌讳。

我不再提他这份贺礼的事,我们沉默着想着各自的心事。“你去招呼客人吧。”他话声有些伤感,“我没你爸那样的福气,但我心里是把你当我儿子一样看的,你懂吗?只是心里想……”他用粗糙的手在湿润的眼角轻轻抹了一把。

“高大爷。”我没有走开,轻轻唤了他一声。“我问过民政局上班的同学赵二宝,他说你们退伍军人现在每个月都有些补助的,你应该写信问问你老家民政局啊!”

他用有些落寞的眼神望着我,脸上有些苦涩的淡淡笑了笑,“我在寨子里这些时间也听村民说起过这事,我现在这样子跟孤人也差不多,我真的不想再回去了,那点补助我没心要的……”

他望着西面山头,接着说:“如果回老家,我也只剩下伤心。孩子没了,我要那补助做什么?留给谁?还是这里好,只要活着能动的一天我也不会饿着。”

高大爷在那天黄昏走的,还是我和袁静把他送到了街口。

那天母亲收了一些父亲的旧衣服给他打了一个包,另外从厨房包了一包没动过的熟食,还有一小袋牛肉糌粑让他带上,艾铁匠和金胖子也悄悄塞给了他几块钱。

那天是我见过他的最后一面。想到他离开时的孤独和落魄,其实我很想告诉他:他也是我的亲人,因为即使生活得那样艰辛,但他没伤害过任何人,做过一件坏事。他对我一直充满慈父一般的爱,我细腻的心思感觉得到。

 

(十)

 

第二年的冬天很冷,每天清晨把手伸出来,都会触摸到被子外的刺骨冰冷。老人们说,这是山城几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

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无雪干冻,黄昏过后的急风里飘起了大雪。雪片斜斜地穿过小院飞进了寝室门口,小院中央的灯影里,飞舞的雪花在夜风里旋转成了一个灰白圆柱。寝室木窗的玻璃也很快被飞雪封住,看不清了外面的世界。

“下雪不冷,化雪冷。”下雪时,气温不再那么冰冷,雪中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温情。终于盼来了今年的第一场大雪。

我和袁静都因这场迟来的大雪不能入睡。夜半之后,仓惶的风儿已停了下来,我们打开木门站在门前,静静地相拥在一起,默默看着无声无息快速向下堕落的雪片。

看着小院中越来越厚的积雪,在我安静的脑子里突然闪过高大爷身影的时候,袁静有些担心地小声说了一句:“不知道高大爷现在在哪里?”我没有回答,只把她拥得更紧了些,在这落雪无声的暗夜里。

雪夜带来了一个小城空气里的湿润,我被一阵雀鸟的叫声唤醒。袁静已经不在床边,窗外小院对面的屋顶堆上了厚厚的白。窗棱上的积雪应该是早起袁静除去。和袁静一起除去小院积雪后,又有一大群麻雀如一团深褐色云一般飞过小院上空。每当山里下过大雪,这些小生灵们就只能成群到小城里来觅食。孩子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的欢闹给这个冬季山城带来了久违的生机。

晨阳在融化了一半积雪,就在接近中午的时候藏在了云层之后。气温突然降了下来,随后吹起了不紧不慢的冷风。

夜里,旅店里的房客们挤到登记室里烤火,金胖子,小刘这些长住户也都来了。大家围着铁皮柴炉,烘烤着化雪时又回到了冰冷里的心情。从街上回来的算命小刘告诉大家,他在街让听说很多高山村都受了雪灾,死了很多牛马。登记室里挤着烤火的差不多是外地生意人,但大家脸上都显露着真实的忧虑和担心。

小刘在铁皮炉发红的铁皮上点燃一支香烟,接着告诉大家,街上人传说山城北面的大坝口牧场死了牛还死了一个人,说是死在山腰牛头湾路边,人埋在雪里,下午化了一些雪才被看灾回来的政府的人看到。大家很是吃惊,心情暗淡又有些好奇地问了小刘一些问题。小刘补充说,只听说死的好像是个外地人,也不像是被人图财害命,公安局和民政局的天黑前就已经赶去了。

袁静把手放在我还有些冰凉的手心里,紧紧地握着我,轻轻的说:“会不会是高大爷?”说完眼里已经有了泪花。袁静的话很小声,但大家都听见了。金胖子,小刘几个认识高大爷的长住户都一齐错愕起来,“不会真的是高大爷吧?”小刘突然醒悟似的,嗓音已经沙哑,“我好像是听说死的那人是个老头……也不知道是不是街上那些人乱说的。”

等我从一片空白中回过神来时,一房人已经沉默了很久。父亲苍白着脸听金胖他们说着“不会的,不会是他的”这样宽慰别人也宽慰自己的话。

“又飘雪了,也很晚了,大家散了去睡吧。”父亲心情很差地对屋里人说,“别听街头那些人胡说,应该不是老高,也许根本就没有死过人。”

那天,大家散去时的样子和心情,就和屋外还在孤身游荡在山城里乱窜的雪风一样。我和袁静一夜都难以入眠,我们都相互安慰着对方,期盼着高大爷明天能够安然无恙地走进这个住了好几年的小旅店店门,就像那年考上中专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样子。

天空的灰色云层逐渐淡去,晨光无精打采地洒在院内昨晚散落的新雪上面。赵二宝和同事以及几个公安局警员走进小院时,我们一家子和还有没有出摊的几个房客都感到此时比昨天夜里还要冰凉,晨光里的院子也格外阴冷。母亲和袁静已经泪流满面。

父亲送走民政干部和警员后,二宝留下来和我谈了很久。他说了很多,袁静一直陪在我身边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

高大爷留下的只有那条磨刀凳和十多块钱,去的时候身上穿着我结婚那天母亲给他的一件旧毛衣和我卖衣服那天送他的那件破制服。

第二天,赵二宝又来了我家旅店,说是已经和高大爷老家民政局联系过,经上面研究决定按我们山里的风俗由民政局安葬。高大爷没有亲人,又很长时间住在我们这里,二宝问父亲有没有其他要求。父亲说,“老高死在这里,得按山里的规矩让他入土为安,规矩不能少,但也不会让你们单位上的人为难。”

父亲望了眼我和袁静,我接过话说,“我和父亲还有这里住的几个高大爷的相识,在昨晚已经商量过,高大爷的寿衣金大哥已经连夜赶了出来,小刘哥也看了风水,下葬的程序由他来办,希望能把高大爷埋在北面的那个荒坡下的坟地里……那里埋的人多,不要让他太孤单……”

我抑制住回忆般的感伤接着说,“寿衣和法事开销,金大哥、小刘哥还有艾铁匠说了,不要公家的钱,他们几个自己出。另外高大爷去的时候留下有十多块钱,给他搭个灵堂,不够的钱由我家出。”

在赵二宝同学的争取和运作下,高大爷的灵堂搭了起来。按我们山里的规矩,在这小旅店里和他一起生活过的房客们都为他守了灵夜,烧了一夜的纸钱。我和袁静在他的灵堂前的烛蜡间摆了一瓶好酒和两包好烟。

出殡那天早晨,还是按山里的规矩大家绕着棺木,见过他最后一面。在盖棺出殡之前,我取出结婚那天他送我的那枚“袁大头”,轻轻放在了他的嘴里,以让他在另一个世界可以畅通无阻,多些平安。

那枚“袁大头”是他父亲去的时候留给他的,应该让他带回去,带给他的儿子。

 

 

                              静渊书生2014726日完稿

 


文章评论

尘世俗人

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也许是因为主人公都是“高老头”的缘故吧,我想,书生笔下的高大爷一生坎坷贫穷却生活在一群充满爱心的好人当中,他也算是死得其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