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渊书生

十几年后那个初冬的夜晚和多年前的那个冬夜一样。在历经过繁华、落寞之后的我站在四楼顶层的书房门前，望着那无星无月暗淡的夜空，试图从那些四周高低错落的楼房和数团苍白朦胧的灯影里思考出一些生活的要义。

天北远山已经布满灰暗雨雾。雨雾渐渐向着山脚靠拢，空气的潮湿漫延在小城的各个角落，笼罩着我们悄无声息的日子。那时有几缕冰凉的夜风拂过面颊，几滴冬雨落在了我夹着香烟的手上。我任由思绪漂移的脑子，此时空洞如夜的影子。在那夜影最远最暗的空间里，浮起了他瘦高的身影和苍凉的神情。

我想，当年的他一定和若干年后的我一样，也是用这种落寞的心情穿透那扇破败的木窗，默望着阴暗里一脸漠然的夜空，呼吸着同样湿润冰冷的空气，显得那样孤独忧郁、心事重重。

（一）

我考上中专让很多人感觉意外。在一些老师和同学的眼里，我是一个瞌睡很多的糊涂虫，整天跟着几个混混似的伙伴游荡在校园外的每条小道上。

从小就善于伪装的我，在家里可一直是个好孩子。

二十七年前，我在县城中学初三补习。也许继承了祖上不太低的IQ和小聪明，虽然经常逃课，但我的各科成绩依然像历史进程那样波浪式地前行着。在老师的眼里我是一个真正的鸡肋，不守学校纪律，却又能让他们看到升学名额里多出的一份诱人奖金。

我那年的表现可能就是这个学校后来越办越差的一个预兆。

在严格如审讯的监考下，我考完最后一科历史回到家里。母亲正在一个木盆里搓着几件脏衣服，盆里黑中泛灰的洗衣水在阳光下比那些皱巴巴的衣服还脏了许多，散发着皂荚果刺鼻的味道。那天阳光明媚。

我站阳光下，头部的影子投在了木盆里。我轻声地叫一声“妈”，没等母亲抬头问我考得怎样，接着说，“这次如果再考不上，我准备离家出走，我不想吃受气饭……”这是我第一次向家里人挑明，他们对我的管教严厉所造成的真实压力。

也许是对这次考试有一种的诀别愿望，或许是头顶晴朗的蓝天给了我今天解脱般的平静和勇气。我说完后，就在那里默默站着，等着母亲的训斥。

母亲诧异地抬起头望着我，双手握着正在搓洗的衣角。她出人意料的，平静地对我说：“如果还考不上，你就上高中考吧，考大学也一样……”

母亲的话还没说完，我已经把考试工具扔在旁边的窗台，跑进卧室，钻进早晨就没整理的被窝，很快就睡着了。

随后的十多天时间里，我就象一只没有思想的猪，吃了睡，睡了吃，与猪不同的是我会醒着时偷偷抽支烟，然后打开窗子放出烟味，点上一支可以掩盖异味的香。直到那个炎热的中午，我和衣躺在床上做着一个情节诱人的梦时，被窗外母亲急促的脚步和激动的自言自语惊醒。

我从床上梦魇般坐起来，还没下床母亲就已经走到我床前，“好了，这下好了。”母亲用语速很快而且颤抖着声音重复着这几个字。

“今年院子里的花比任何一年都开得好，我就晓得你考得上。”说这话时，母亲眼里已经噙满泪花。

    我脑子一片空白地跟母亲走出房门，屋外阳光格外洁白，格外炫目地铺在院子里。他瘦高的身影就在这个时候从大门口走进了那天院里的阳光。

二十七年前，我们这偏僻的小山城还没有任何游客。历史上这个山里小城土地肥沃，曾经盛产鸦片和各类中药材，对外往来一直比较频繁，常有形形色色过路客为了生计出现在这个山城。

两年前父亲在建筑工地重伤了一只腿后，我们就开了这家小旅店——民生旅店。

我和母亲的心情，跟那天的天气一样，特别的好。母亲特别热情、和气地告诉他，旅店的十几个床位都已住满，让他去别处看看。他放下手中唯一的行礼——一个有拉链的大黄帆布提包，动也不动地站在阳光里，没有离开的意思。

山里夏日的中午，格外灼热。那天，他穿着厚厚的灰色高领套衫，外面还罩着一件已经褪色的草绿色“军装”。他这身与季节不配合的装束，让我记忆深刻。

“去另一家看看吧。”母亲说话的声调还沉浸在我考上学的幸福里。

“大姐，我已经问过好几家了，能不能想想办法？”他用带着外地口音的普通话向母亲询问，声音低沉、焦急还有些可怜。他说完话，细细的汗珠已经密密地渗在他布起了皱纹的额头，闪着晶莹、油亮的光点。

我以为，是母亲的那天的心情决定了高老头的去留。

在好消息带来的颤栗般的激动平复后，我帮母亲从登记室墙角搬出一架单人铁架床，踏着“咯吱咯吱”的过道旧木板，在二楼祖屋右间通道他搭了一个临时床铺。

在我往钢架床上铺垫子的时候，他两条细长的腿，直直地立在那里。这床明显短了许多。

“明天有人要走，将就一下。”母亲转过身，他感激地接连说着“好，好，谢谢”，两只骨节很大的手紧紧捏在一起，有些习惯性的局促。

（二）

民生旅店，就是我家这两层有些破败了的祖屋。历经了一百多年的沧桑，祖屋整个框架已经倾斜，几根粗壮的梁柱已被虫子驻过。这幢祖屋就这样成全着框架建筑“墙倒屋不塌”的优势。

每年的春节以前，我和母亲都会寻来一些废旧报纸，用浆糊在已经贴过纸张的板壁上再帖上一层，修补那些裂缝。两层六间老屋除去一间登记室摆放了十七八个床铺。

登记室厨柜上有一台20英寸的电视机，墙角放着十几胶壳热水瓶。天黑后，店客们大都会聚在这里，抽着劣质的烟草，喝着搪瓷杯里的粗茶，看电视，闲聊。

那晚父亲给他登记时知道他姓高，比父亲大十岁。店客们在那晚都跟着父亲称他老高。

老高在那晚昏暗的灯光下给大家递上几支烟后，大家问长问短和他说了很久的话。我后来以为，那晚大家一定是对老高带着外省口音的普通话感觉好奇——他是到我家小店来的第一个外省人。

他住进小店的一个星期以后，常住的几个店客对老高产生了新的兴趣——他是这店里唯一一个没有营生的闲人。

晚上大家照例挤在登记室里看电视聊天，有人和他攀谈时，老高开始也会零碎又慢吞吞地答上几句。后来，当他感觉到大家对他本人的兴趣已经超过对他外省口音的兴趣后，就开始学会了保持沉默：大家瞎掰时，他总在嘴角叼着一支劣质香烟把双手叠在一起按在腿上，眼睛盯着那只有两个台节目的电视一动不动。别人多问他两句，他也最多从叼着香烟的嘴角“唉”一声。他的这种怠慢态度，让一些人觉得很没面子，虽然大家看在店主的面子上，没有把心里的不快写在脸上。

店客们对老高的开始疏远始于香烟。

那些年，外乡人大多是通过香烟相互结识——陌生的店客一方递上一支香烟，大家就有了问长问短的话题；即便一方不抽烟，也会很快熟识起来。我们这里把烟草称作“和气草”，在民间的交际中历来受到重视。

老高在第一晚给大家递过一次香烟后，就难得再摸出自己的香烟，而只是接过别人递来的香烟。也许大家开始并不在意。直到那晚，他在抽过别人递给的香烟后，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摸出一支烟自个儿点燃抽了起来，他点烟、抽烟，眼睛都没有离开过电视。他的这个举动让登记室里抽烟和不抽烟的人都感觉十分尴尬，这种无理和自私的不礼貌，更是犯了大家交往的“大忌”。

夜晚登记室里的人里，也有舍不得随意递烟的人，但他一定会克制住自己——不递烟的时候自己绝不独自抽。

夜里，店客们挤在一起看电视里的香港武打连续剧。卖铁货的老艾在闲聊中掏出烟盒，逐个给大家递过一支香烟后，却唯独没有递给眼睛还盯着电视的老高。大家抽着老艾的香烟，话语也多了起来。后来又有人给大家递了一圈香烟，同样没有递给老高。

那晚没人理睬老高，也没人和他搭话。

第二天清晨，老高很早就叼着纸烟，双手拢在衣袖，在院子里慢腾腾转悠。算命小刘笑眯眯地叫了一声，“高老头，早啊。”然后递上了一支烟。老高在接过这支烟的那个清晨之后，就被店里的人叫作了高老头。

某老头，在我们这里是一种不受人尊重的称呼——在叫“老头”的时候都习惯的拖个儿化音，更显得蔑视和轻佻。直到有一天我主动和他打招呼的时候叫了一声高大爷。

父亲从来没叫过他高老头，也没像当初那样再叫他老高。

父亲那天和我一样叫他高大爷，可能是因为高大爷个子高大却皮肤很黑加上一脸的沟壑，的确象个大爷。就这样，其它店客也跟着店主和店主的儿子统一了对他的称呼。

（三）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江湖的认识就从那个时候就固定了下来。我以为，其实真正的江湖并没有小说和影视里那样总充满打打杀杀、轰轰烈烈的传奇。当年我们那个小小旅店其实就是一个江湖。到这里来住的都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人物：卖铁货做假货的，卖跌打药算命卜卦的，做裁缝做药材生意的，以至还有靠卖血为生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存的理由和方式。

高大爷在香烟问题上显示出了自己的自尊，从那以后他都很早就选择了上床睡觉。

在一次帮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我见到他床前木板上堆着很多吸得很短的烟头，还有一地的烟灰，就知道他在睡前一定很喜欢抽烟，而烟瘾很大的人都有自己烦心的事。

因为睡得很早，每天早上，高大爷都是第一个起床。他习惯在嘴角叼着香烟，把双手拢在袖里在院里来回转悠。虽然他在香烟上表现出了吝啬却很客气地和每个走出房门的房客打个招呼。

近一个月，他都无所事事。除了和没出门的房客聊上几句就和父亲下下象棋，我偶尔也在旁边看看。他的棋力和父亲差不多，经常互有输赢。他们一下就是很久，父亲管着他的香烟，偶尔还会管上一顿晚饭。

高大爷和父亲相处一段时间后，母亲见他虽然没有事，却也可以陪陪闲在家里的父亲，就和父亲商量过将他的房钱从原来的每天一块五降到了最低的一块钱。

白天很少有人留在店里。他和父亲下棋的时候，虽然难得掏出一回抽烟，却也总记得给父亲递上一支。他们经常一边下棋一边也随意拉一些家常。他那时告诉过父亲，他来自河南当过兵，有个老婆在家乡的乡下，有个儿子初中没读完就在家里帮着。不过，家里人对他当过兵这事一直表示怀疑，其它房客也和我们一样不大相信。那年月，住在民生旅店里的人都喜欢虚构自己的经历。

当我被师范校录取的消息传来后，店客们总会有事没事在父母前面奉承两句。

夏日中午的阳光有些刺目。母亲在楼上收拾房间的卫生，我坐在楼道下的阴影里无聊地翻着一本父亲看过的古典小说。店里一个穿着和气度都比其他店客显得儒雅的从事“行医”的中年房客，走进了我身旁的阴凉，和我主动聊了起来。

“我原来也是当老师的，你知道不？”我放下书，摇摇头。他慢腾腾地举起右手，轻轻理了理向后脑梳齐的长发说，“我教过一个学生，后来当了陀牌酒厂的厂长。”陀牌酒我知道，是那个时候最便宜也最流行的酒，加过香精很好喝。

他见我似乎感染了好奇，就接着说，“后来我这学生和我一样辞职不干了。”见我没有追问，他就把眼睛向着屋顶上方望去，有些感慨地说，“他比我能干多了，运气又好，到西藏开车拉沙，一年就挣了几千块，听说现在已经是万元户了。”

走过楼道口的母亲实在听不下去，就在楼上插上了一句：“是西藏拉石头发的财吧？”房客马上一本正经作了纠正：“是拉沙，没错！你不知道在西藏拉沙有多挣钱……”母亲笑着回了一句：“拉萨应该是地名吧？就象我们自治州的州府。”那房客马上红着脸不再吭声。他那时肯定不知道，穿着汉人短装的父亲就是藏族，祖辈就是从西藏过来的。我们现在站着的位置上面，空着像过道一样的那块房间，解放前就是我们家族做佛事的经堂。

后来，我无意间看到这个爱吹牛皮的医生趁着天黑，到隔壁王大娘家的草筐里抓了几把猪草，回到房间在一个铁钵里锤得稀烂。第二天他把这“草药”加上一个鸡蛋抹在了一个脸上化脓的病人脸上。

接到师范校的录取通知一周后，家里准备摆几桌酒席庆祝一下。除了父母的兄弟姐妹和邻居，住店的客人也都被邀请。那天入席以前，父母破天荒的用去不少酥油，打了七八壶酥油茶招待大家。除了自己的亲戚，会享用的店客却是不多。

亲戚和店客们一直都说着夸赞和祝福的话。这天我收到了二十几件礼物，有自来水笔、塑皮的笔记本和胶纸板的相册。

少数几个店客没有什么表示，也被邀入了席，高大爷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的高大爷已经非常拮据，对一个没有任何事做而只能坐吃山空的人，家里人很理解也有些同情。

几桌酒席就摆在院子里，上桌的菜多是山里出产的松茸、蕨苔、干牛肉、老腊肉之类，每桌还有一盆清炖的土鸡。为了这值得庆贺的喜事，父母已经拿出了家里最好的东西。

记得那天院四周角落里，白的、粉的、红的凤仙花在枝节上团团簇簇挤在一起，和今天这个日子一样喜庆、艳丽。家里备足了本地青稞酒和亲戚们送来的咂酒，很多客人入席不久就放开了心情，说笑声飘在院子的每个角落。

这天下午，我第一次看见高大爷喝醉。席间，抱各种心态给他劝酒的人很多，他也没推过杯。青稞酒和头道咂酒，入口香甜、醇厚，但后劲霸道，本地人也不敢多喝。

黄昏的落日在西面山头燃起了一面晚霞，橘黄色鲜亮的霞光投在每个人的身上，桌上的瓷器碟盘和酒杯里的水酒都泛着晃动的光亮。映得大家面庞和心情都很火热。

亲戚们差不多离席到了后院喝茶。房客们还在酒桌上举着酒杯相互敬劝，有的陪着父母一直说着赞叹、祝福的话。

我有些不自在地离席转到二楼过道，扶栏望着天北还在燃烧变幻着的云霞，还有院中今年茂盛的花花草草。高大爷带着身上的酒气，脚步绵软、踉跄地想要回房休息。他走过我身边时，站在了我的左侧，用右手轻轻压在我的肩膀上，表情就象那些院角的凤仙花：此一时的鲜艳，怎么也掩饰不了近秋的落寞。也许，那天开始我也开始进入了“少年说愁”的季节。

默默站了一会儿，他望着渐渐暗淡下来的云层，有些幽闷地自言自语说，“如果我儿子也好好读书，像你这样考个学多好……”

我想，他是看到今天的我，想起了他家乡的儿子。

又过了好一会儿，他还那样站着。我隐约听到又听到他“唉”地叹了一声，那声“唉”很长很轻，有些无奈，就像一丝秋风拂过了落叶的树梢。

几天后学校开学，母亲送我到了学校，耽搁了一天就回去了。那年我刚满十七岁。

（四）

师范校建在距州府三十多公里的小镇上，青山叠嶂。

在一个狭长盆地间，学校被四周良田、密林、沟谷和一条汹涌的大河环绕，荒僻却景色优美。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学校——有很大的教学楼、住宿楼、花园和很大的球场。我和母亲背挎着行礼踏进校园大门的那天，两排齐整的垂柳已在微风中开始轻轻飘落黄绿相间的秋叶，平整的水泥小道上走过三三两两的少年学子。

我曾经躁动不安的心思，仿佛在这里找到了可以安静、柔软的归宿。

中师校园是一方青春净地。开学不久，我就执著地迷上了音乐和绘画。这些从小向往的兴趣爱好终于在这个迷人的季节得到了补偿。

时光和环境有着改变一个人的奇特魔力，它甚至可以在很短时间让一个人脱胎换骨。我不再向过去那样漫不经心、无所事事。我课堂之外的所有休闲光阴，都被那些舞动的五线谱和迷幻神奇的色彩所占据。

在跟学校一名中年数学老师学习二胡的那段时间里，班里一个模样乖巧、性子机灵的女生开始和我走得很近。周末夜晚的花园，她会站在身旁听我练习刚学会的二胡新曲；晚自习之前的黄昏，我们也偶尔到学校附近的苹果园转上一圈，她给我讲她在州外读书的经历，我也会告诉她我故乡的发生各种趣闻。

在学校，我们没有确定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恋爱了。

离乡求学的光阴虽然充实、愉悦，却又因学子思乡而漫长。寒假学校统一为各县学生预定了回乡的客车，在客车翻过山顶进入家乡地界的时候，山里已经积起了厚厚的冬雪。

回到家的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高大爷已经在院里帮着艾铁匠搬货到街上摆摊了。他身上裹上了一件还是黄绿色的旧军大衣，显得比夏天有了一些精神气。

后来知道，高大爷在我进校不久，就开始给常住的店客们打些下手：帮艾铁匠搬搬铁货，帮金裁缝家买些日用品，有时还帮小胡熬白糖、扯麻糖。我离家的这几个月，他的一日三餐都由这些长期留在店里的人供着。白天偶有闲着的时候，他还和过去一样陪父亲下下象棋，抽着父亲递给的香烟。

我带回了二胡，也带回了爱情。

每天夜里，我都会在旅店对面的新楼小院，练习二胡老师放假前新教的二胡曲《良霄》、《光明行》和其他一些练习曲。

爱情的甜蜜可以让一个少年的心安静下来，暖暖的，软软的，充满愉悦。

高大爷在睡觉前习惯了站在对面二楼的过道，远望着小院的我，亮着嘴角的烟头，站上一小会儿。我怡然自得、轻松快乐的曲子，却因二胡独特凄迷的音色，悠长动情。

我想，他在夜里听着二胡曲，一定想起了远在外省的儿子和老婆。山里的冬天，早晚很冷。如此月夜，祖屋的瓦片上凝结着一层淡淡的霜雾，晶莹着一冬的冰冷。

好几次我回屋里，也能听见他房间传来阵阵咳嗽——空洞、急促、清晰，就像夜里有人悄悄修补着一只铜锣。

（五）

春节越来越近，一些店客已经开始准备回家过年。家，永远是离乡游子们一年中的最后牵挂。

艾铁匠和金裁缝一家老小都在这里，除了出货偶尔外出一趟，已当这里是自己的家了。今年算命的小刘没提过回家的事，高大爷也和往常一样的打着帮工。

父亲以很便宜的价格，从一个过路商客那里倒来几袋灰色的毛料制服，从样式和肩头标志看来像是铁路干部换下的工作服，从新旧程度看来，其中几件是应该有人穿过一段时间。

父亲倒过来这些制服之后却又焦虑起来，不知道怎样处理。

年前，山城的小贩们都拥到街央摆起了各种摊位。我和父亲商量，能不能让我试试把这些衣服给卖掉。

一大早，我在街央占了一个位置，这批制服堆在一个折叠式的钢架床上。日头渐渐升高，街上办年货的人越来越多。我鼓足气，大声地叫卖了起来：“来看，来试试啊，纯毛大衣五十块钱一件。”那时小城的商贩还没有叫卖商品的习惯，我的摊位很快聚起了一圈的人。

我从制服边角上扯下几根线料，划燃一根火柴点燃：“看看，闻闻，是全羊毛的哦……你看，这料子多厚实，经磨得很呢……五十块，不讲价。”衣服卖得很快，差不多是高半山村民样子的人买去。

高老头两次出现在我的摊位边，看着我做买卖。虽然临近年关，山城中午的太阳依然灼热，他穿着那件褪色的黄大衣站在日头下，头上已经蒸出了一层油腻的汗水。我选了件型号最大，象是铁路上领导穿的大衣递到他的手里，笑着给他挤了下眼。

剩下一些有些脏破的，经过讨价还价，我擅自作主以三十块一件倒给了一个乡下小贩。

在我收摊回到家时，高大爷已经换上那件灰色大衣，变了个样似的显出了很久没有过的精神气。我把大半天练摊赚的钱交到父亲手上时，父亲用意外又惊喜的眼神盯了我好一会儿。那天我发现自己真是个做生意的料。

夜间的气温很快降了下来。我对母亲说，高大爷今天买了件我卖的衣服，看样子他早晚穿着会冷一些，不如把我那件太大又没怎么穿的旧毛衣给他。那晚父亲抢着表态同意了。

高大爷在我夜里练习二胡曲的时候，还是和从前一样站在对面过道上燃着一支烟，而我每个深夜都会在睡梦里隐约听到他咳嗽的声音。

小院里已经开始有了过年的气氛。艾铁匠的两个孩子和金裁缝的儿子在院里玩闹着翻弄采买回来的年货。我和母亲开始打扫每个房间的卫生，打“扬尘”，用浆糊和报纸修补那些有开裂的木板墙。高大爷也帮着没走的店客做些杂活，少了和父亲下棋的时间。

小城有个谚语：讨口子也有三十夜。大年三十团年是必须要讲究的。家里精心准备了三桌酒席，招呼到了每一位没有回家的店客。店客们也按自己的心意、能力和山里的规矩送给店主一些财礼，以示相互祝贺。

团年宴从中午过后一直持续到了黄昏，活跃的气氛都是话语赶出来的。大家谈论着家乡的故事，讲述着这些年的传奇经历和见闻，菜冷了再加热重新上桌，瓶装酒喝完一瓶又一瓶。那天，我发现一个现象：在酒桌上往往是有钱人的嗓门最高。

金裁缝是个大胖子，酒量极好，到这小城那天开始，他的生意就没差过，这几天他夫妻给别人赶出的过年新衣就挂了半屋。这天团年的房客里他的嗓门最高。铁匠本来最爱吹牛，今天有他老婆田二姐守在身边，也就收敛了许多。只有算命的小刘，靠一张嘴走南闯北，这时少不了用讨好的言语跟金胖子配合默契。

过年的大方和讲究由来已久。高大爷一声不响地吃着肉，喝着相互间敬的酒，抽着同桌递来的香烟，脸颊直到脖子已经通红。艾铁匠开始满嘴胡话的时候被田二姐强行扶回了房间。一直沉默的高大爷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离席，来到二楼过道寻了个矮凳坐在那里，左手夹着一只燃着的烟，右手握着几支桌间房客们递给的香烟，眼睛出神地望着小城西面山头的团团灰云。

年三十是喜庆和欢快的日子。那一年的年三十却只有高大爷一个人显得有些郁郁寡欢。

我回到寝室取出藏起来的两包香烟和一盒火柴，一并放在了高大爷的手里。自从有了音乐和爱情，我已经决定在新的一年里戒掉偷偷抽了几年的香烟，今天正是时候。

高大爷有些好奇地盯着我，他知道我心肠好，也知道我对他大方，却不知道我也抽烟。

我神秘地对他笑了笑，只说了两个字：“戒了。”他“哦”了一声，眼里就显出了些迷蒙。他有些动情地对我说，“你很争气也很懂事，以后肯定比桑哥能干。”他说的桑哥就是我爸。小城处于藏汉交界处，乾隆帝派兵攻下这里后，要求藏民也得取个汉姓，于是家族就从藏语的“央”音节演化了杨姓。我爸叫杨巴桑。

我摇摇头说，“高大爷你今天喝醉没有？”

高大爷没有回答，我们都沉默着，一起望西面天空那几团已经被落日返照，透出两束天光的暗云。

“我真羡慕你爸，他命真好。”他说，“我这辈子运气不好，当了几年兵，没上过战场也没立过功，退伍后也没能混到公家饭……哎，结婚后我去矿上干了几年，挣了几个钱却闹了个肺上的毛病，你说我运气背不背？”

高大爷深深的吸了口烟蒂，又接上了一支：“你今年十七？我儿子跟你一命，也是属牛。”他的声音伤感而低沉：“怪我，也怪他妈，哎，他那个妈总爱算些小账，一天就在地里忙那点农活。我矿上那几年她就由着不到五岁的儿子四处晃荡，走到哪家就哪家寻饭，就像没有爹娘一样。你说，她妈这样可以节约多少粮食？省下几个钱？我矿上寄回的钱，她不种地也能过啊……”

高大爷真的有些醉了。在逐渐淡下来的暮色里，他红着含泪的眼接着给我讲着：“我得肺病回家后，儿子已经上了小学，那些年，他妈就一直由着他在村上晃荡，有时逛到邻近几个村里，还带个本村两个同龄的娃。”

他见我认真听他讲述也没问他什么，就接着说：“我得了这病，就再也干不了重体力活啦。孩子晃荡惯了又经常不去学校，我就跟她妈闹了几句，一闹这娃就更不想回家……直到，直到那次他们几个和邻村娃打架被戳了两刀……一刀扎在腿上动脉……娃就那样没了，那天他刚满十二岁两天啊。”我怔在了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两行浑浊的泪从高大爷脸颊淌下。

年夜饭还在继续，金胖子高调的话音和院子里孩子们的嬉闹声从楼下传来。高大爷用袖口抹去了脸颊的泪痕，失神地望着我，就像看着他的儿子。没想到高大爷会有这样一段经历，看着他伤心的样子，让人心里紧紧的，很不好受。

我们都心情沉重地想着心事。

过了许久我轻轻问了句：“后来呢？”

“杀人的也是个孩子，家里比我们还难，那家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也就赔了几百块……那娃也给关了。我把娃埋了后，又跟她妈干了一架，哎，娃都没了还闹个啥？他妈走了，带着赔偿的几百块钱和几件衣服走啦，我等了几年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回了娘家，娃都没了还找她个啥，心都死了。”高大爷说完，眼里又蒙上了一层泪光。

他用手掌心轻轻抹了下眼睛，缓缓地说：“我一个人做了几年庄稼，有时到儿子坟上逛逛，唉，没了心肠，我把房子卖了，地卖不了就交给了村里，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过一天是一天……你妈和桑哥都是好人，你心肠好，天老爷看得到，以后肯定富贵……。”

天色已经昏暗下来，气温开始冰凉。楼下金胖子被他老婆和小刘架着穿过小院进了房里。

高大爷脸上的醉红已经褪去，他用双手抹了一把脸，拢了下衣身，站起身子用一只手拉着我说：“今天我说的，你可对谁都不能说啊，你爸你妈也不要说，好吗？”

我用心地点了下头。

我会保守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不需要什么承诺，因为这是一种难得的信任，我心里想。

年三十晚的登记室里，房客们都挤在一起烧着炉火，看着电视里热闹的春晚，除了醉去的艾铁匠和金裁缝。

那晚高大爷没来看春晚，也没有人提起他。

    （下篇《望人在天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