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愚醉醒

一、毛泽东时期：大跃进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则表示，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回国后，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一部分人的积极回应。 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支持。1958年3月，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党和毛泽东提交了两份报告，该报告肯定了10年超过英国，20年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冒进”立场受到了批评。

“超英赶美”很快成为国家的施政方针。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的口号是“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要求五年内，钢产量由335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由39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到了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更加不切实际的跃进指标：粮食产量1958年要达到7000亿斤，1959年要达到10500亿斤；钢铁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他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大跃进运动”很快进入高潮。

农业大跃进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主要做法是发动群众，打旱井，修水库，造水渠，深翻土地，高度密植。其实，“深翻密植”的做法对粮食增产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骇人的粮食增产指标根本不可能实现。为了完成增产指标，各级干部就谎报数字。数字报得高了，就能得到表扬，报得低了，反而会受到批评。在这种鼓励说谎的机制下，全国各地释放出一颗颗粮食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就曾载：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亩产7320斤；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春社早稻亩产44308斤。河北徐水甚至声称：一棵白菜500斤，一亩山药120万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的确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年底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将1958年的粮食产量公布为7500亿斤。实际上，当年的粮食产量只有约4000亿斤。到了1960年，粮食产量又降到2870亿斤。

工业大跃进贯彻“以钢为纲”的方针。主要做法是发动群众，全民大炼钢铁。有资料说，截止1958年年底，全国被发动起来参加“大炼钢铁”的民众就高达9千万人。乡村并不具备炼钢的设备和技术条件，为了完成国家分配的任务，群众发明了小土炉。小土炉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在乡间，一眼望过去，小土炉星罗棋布，烟火点点，颇为壮观。建造小土炉的建材不够，拆毁文物建筑就地取材；铁矿石不足，群众把家里的铁锅、铁铲等金属器皿杂碎放在炉子里冶炼；焦炭不足，发动全民上山砍伐森林。据后来的统计，1958年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但是，其中合格钢铁产量仅为800万吨，土法炼出的基本上是一些废铁块，甚至只是一些混合着煤渣、生铁、泥土的混合物。

毛泽东的“大跃进”不仅导致国家经济结构失衡，以及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还把中国带入一场空前的大饥荒。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场随之而来的饥荒共导致中国1700-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有人总结说，“以粮为纲，全国饥荒！以钢为纲，砸锅炼钢！”

二、华国锋时期：洋跃进

大炼钢铁，反映出技术落后的弊病。到了华国锋时期，国家已经开始清醒地意识到科技的重大作用。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华国锋也在科学大会上做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的》报告。当时国家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工业发展所需的燃料、动力、原材料紧张。为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国家计委要求，在原先43亿美元外汇的基础上，再追加65亿美元用于购买国外先进成套设备、技术专利、单机。但国家在经济发展思路上，似乎并没有摆脱“大跃进”思维。华国锋要求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依靠群众运动促成“一个新的跃进形势”。他号召全国人民“抓纲治国”、“大干快上”，“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

1977年9月，华国锋要求高速发展国民经济，责成李先念、余秋里重新修订“十年规划纲要”，并制订八年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的规划和未来二十三年设想。12月，华国锋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关于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以及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经济计划汇报要点》。1978年2月，经修改的《十年规划纲要》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十年规划纲要》规定：十年内，工农业生产平均增速达到8.7%，其中工业增速要达到10%；财政收入总额1.28万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580亿元。到1985年，工业生产指标要达到，钢6000万吨、煤9亿吨、化纤150万吨、原油2.5亿吨。

《关于经济计划汇报要点》规定：在“五五”计划的后三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产量达到6700亿斤，钢产量3600万吨，原煤6.5亿吨，原油1.3～1.5亿吨，发电量3000亿度，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总额为1200亿元。

按照《十年规划纲要》，从1978年至1985年，全国需要新建或续建120个大项目，投资规模达到了建国28年的总和。《纲要》实施后，1978年一年就签了22个大型成套项目，支出外汇78亿美元，仅购买洋机器设备的资金相等于“文革”前十多年的总和。如此庞大的投资规模，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

华国锋的“大跃进”，以大量进口国外成套技术设备为特色，因此又被称作“洋跃进”。盲目追求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指标、高速度，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从基本建设投资看，农业占10.6%，轻工业占5.8%，重工业占48.7%，当时老百姓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缺吃少穿，这样的投资比例完全不顾民生。从投资方向看，主要是生产部门，如1978年生产性投资占82.6%，住房、城市公用设施、文教投资仅占17.4%，这势必造成重生产、轻消费，危害经济可持续发展。有资料显示，由于进口、投资、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激增，导致总需求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7.5%，这是建国以来比较高的通胀，也是第一次通胀。

三、温家宝时期：静悄悄的大跃进

在邓小平和朱镕基时期，中国放弃了群众运动式的经济发展策略，更多地遵循经济规律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加入WTO是这一时期两项最伟大的成就。到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2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到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已经高达8.3万亿元，外汇储备已经高达2.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经连续5年居世界第一位。有了这么多钱，温家宝政府启动了庞大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

2004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根据该规划，至201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8.5万公里，其中客运专线5000公里；至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0万公里，其中客运专线1.2万公里。2008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又调整为：至201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万公里，其中客运专线约7000公里。至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万公里以上，其中客运专线1.6万公里以上。按照“规划”的要求，在“十二五”期间，每年铁路投资额要保持在7000亿元左右，总投入约3.5万亿元，相当于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的42%。根据铁道部的资料：截至2010年底，中国新建高铁营运里程已达5149公里，加上既有线提速，高铁营运里程已达8358公里，在建里程1.7万公里，在路网规模和速度等级等方面，都已跃居世界第一。

铁路建设是一场危及全民生命安全“大跃进”。表面的成绩掩盖不了令人惊恐的安全危机。有新闻报道披露高铁的安全隐患：高铁建设抢工期，造成设备品质问题；高铁路基建成后，不待自然沉降就运行，可靠性受到强烈质疑；建造高铁过程中，工程层层外包，农民工没有接受任何培训就上岗施工；建造高铁使用的化学硬化剂不足，粉煤灰大量短缺，工程被指偷工减料；一名德国专家负责监督施工质量，为保障施工质量，他要求放慢施工进度却无人理睬；有高铁工程师怀疑高铁安全性，表示“我这辈子出门坚决不坐高铁”；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铁路建设中的重大贪污行为下马。高铁不安全也已经变成现实，7.23温州撞车惨剧震惊了世界。高铁问题暴露出来以后，铁路建设急刹车。有资料说，现在全国有超过1万公里的铁路建设项目处于缓建、半停建或停建状态，有些甚至是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

高铁“大跃进”带来了巨额债务。北京交通大学赵建教授认为，如果铁道部继续按计划花费4万亿人民币进行高铁建设的话，那么它“将绝对没有能力偿还债务”。“郑州至西安的高速铁路每天只有11对列车往返，年载客量不足1,000万人次，而它实际可供160对列车往返。这就像是建造一幢160层高的豪华酒店，而投入运营的只有11层，其中这11层的入住率还不到50％。”现在铁道部已经背负着2.1万亿元债务，分析人士称铁道部可能出现债务违约。如果中国财政部实施救援，那么其代价将相当于中国GDP的5%。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温家宝于11月5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出台 “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即“4万亿投资经济刺激计划”。按官方公布的数据，4万亿的投向是：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基础设施1.5万亿；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资金1万亿；保障性住房资金为4000亿；自主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均为3700亿；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2100亿；医疗、教育、文化事业的仅1500亿。4万亿的总投资额中，中央投资约占3成，地方投资约占7成。官方数据说，在4万亿投资及其他刺激政策下，中国经济在危机中仍实现了高速增长，2008年和2009年GDP增长均超过9%。

“4万亿投资计划”是一场巧取豪夺的“大跃进”。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动用国库资金的时候都异常审慎，不仅实现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还要经过国会严格的批准程序。如美国的7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就曾被议会否决，第二次提交审议才被批准。中国的“4万亿刺激方案”却并没有在人大提交通过，而仅仅是国务院自己拍板。这不能不让人拍案称奇。更加令人惊奇的是，有律师要求公开“4万亿”投资计划详情的时候，竟然遭到财政部和发改委拒绝。人们有理由认为：这4万亿里面存在猫腻，存在见不得光的东西。首先，中国的“4万亿”投资计划如同一夜间提出来的，从来没有进行公开的讨论。计划提出之后，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立即奔赴京城“跑部钱进”，用草草拟就的工程项目方案换取巨额项目经费。为什么这么积极，有新闻披露说，所谓“跑部钱进”跑到钱是有提成的，提成比例可以高达五成，甚至七、八成。

“4万亿投资计划”的效果遭到严重质疑。有学者指出，“北京通过为地方政府提供大规模银行贷款的方式，得以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保持了增长态势，可是地方政府随后掀起的基础设施投资狂潮，必定会为这个国家埋下隐患”。目前中国地方政府正在承受着巨额债务的压力。根据国家审计署六月底发布的数字，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达到10.7万亿人民币（1.65万亿美元）——大约占2010年中国GDP的27%。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近来估计，地方债规模还要大得多，高达14万亿人民币（大部分是欠银行的）。有分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因此陷入停滞，进入衰落的十年。“4万亿投资”的直接效果也遭到批评。有人指出，“4万亿”不仅主要投向了生产领域，并没有真正扩大内需。华尔街日报发表Diana Choyleva的文章说，巨额投资带来的过量货币供给造成了消费品价格、房价上涨等严重通货膨胀。

“城市化”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重大历史进程，遗憾的是，这同时也是一个“大跃进”的过程，没有人权，缺少文明，空前规模的浪费。现在中国城镇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人在城市里不享有市民的基本权利。另据中央农办主任陈锡文说，目前生活在城市的6亿多人口，有至少2亿人没有市民的权利。“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强行收回农民土地，赶农民上楼，对于没有任何社保的农民来说，这不亚于要了农民的命。2010年8月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出炉，结果显示中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一窝蜂建设“国际大都市”。城市地铁建设也在“跃进”。截至2010年3月，全国有33个城市在规划地铁建设，其中获得国务院批复的有28个。按既定规划，到2020年全国地铁总里程将达6100公里，2010至2015年地铁建设投资总额将高达1.2万亿元。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二三线的小城市也需要地铁吗？除了官僚借工程项目“耧钱”外还有什么用呢？中国有一座叫鄂尔多斯的城市，市区人口仅有40多万，下辖各旗县全部人口也只有160多万。而这座城市2010年新建房成交量就高达1000万平方米，预计2011年还会新建2000万平方米。如今，该城已经成为著名的“空城”。大多数时候，整栋建筑里都是空无一人。

中国各行各业都在经历着“大跃进”，遍及各个工程项目。朱镕基不就曾痛骂九江长江大堤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吗？可见中国工程项目腐烂到何种程度。拿桥梁建设来说，豆腐渣工程一个接一个。根据媒体报道本年度发生的桥梁坍塌事件有：4月12日蒙古库尔勒市的孔雀河大桥垮塌；5月29日吉林长春市一座大桥塌陷；7月11日江苏盐城境内328省道通榆河桥坍塌；7月12日武汉黄陂一座尚未正式通车的高架桥引桥严重开裂；7月14日，建成不到12年的武夷山公馆大桥坍塌；7月15日杭州钱江三桥辅桥主桥桥面坍塌；7月19日北京怀柔白河桥塌毁；8月9日海南万宁市一座在建大桥坍塌……。拿机场建设来说，超前建设达到不计成本的地步。有专家估算，一个投资2亿元建设的机场，只有实现年均旅客吞吐量50万人次，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现在至少有60%以上的机场处于亏损状态。这并没有组织机场建设“大跃进”的脚步。按照2008年国家出台《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到2020年，中国民航运输机场总数将达到244个，新增机场97个（以2006年为基数），形成北方、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五大区域机场群，预计工程总投资4500亿元。

中国目前的“大跃进”充斥在各个领域，是一场静悄悄的“大跃进”。与以往的“大跃进”相比，今天的“大跃进”表现在众多具体的行业和项目上，而不是像以往的“大跃进”那样倾全国之力在某个行业上搞跃进，因此这些跃进虽然破坏力巨大却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显得“静悄悄的”。人们会发现，中国的确有钱了，但这些钱都花在了“大跃进”上，而不是改善人民生活。当人民手中没有选票，这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