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林书法

好些时间以来，总是向往山林。虽不是出身大都市，可内心深处对于山林总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愫，看着阳光透过森林，洒落在地上斑斑驳驳，那是一种极富诗意的影像。我喜欢拍摄风光，犹喜山林，通过照片去看那逆光投过的树冠，那绿，绿的透亮，绿的很有生机。所以，我一直想做一个隐居者。

早先，我很讨厌陶渊明，认为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犯了渎职罪的官员，既然选择了做官，那就要踏踏实实、恪尽职守去做好自己的本分，到了半道却思想上开起了小差，归隐了山林。那种“带月荷锄归”的逍遥和自在实在令人艳羡。现在看起来官场的黑暗、宦海的沉浮着实令人望而生畏。农人生产是为了生计，十分辛苦，不像文人做农活纯粹是为了消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逍遥舒适的日子在陶渊明的眼里是多么的自在和惬意。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将帅们吟诗唱和，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然而，历史不幸的是给了这次神仙会一个逆转，会议顿时风起云涌。毛泽东此刻也想到了陶渊明，在他的《登庐山》一诗中写到庐山的自然景观：“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面对此情此景，毛泽东内心情感翻滚，“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无论是国际情势还是国内形势都是他十分堪忧，因此，毛泽东此时想起了陶渊明的“桃花源，”他不禁自问：“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伟人之心常人难以揣摩，但毛泽东透露出他厌倦此时的工作想退隐山林的情感应该是有的，因为他此前曾给人说他要去做一名乡村教员的。

文人也罢，伟人也罢，他们心中的山林应该都是一样的。中国的历代文人多为官场的失意者，他们喜欢政治，喜欢在执政的理念中体现他们的思想，可往往与当政者思想相悖，因而往往遭受排挤和打击，因而也就往往会产生厌倦之情，归隐山林的情绪就如日剧增。历史上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就是典型的归隐者，可这些归隐者大都死的很惨，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很有建树，可他们的政治抱负却成为他们的不归路。

再看看中国古代的文人山水画，大多是深山密林之间一幢茅屋，有书童、有挚友、有美酒、有美女、有丝竹，可谓是文人梦中的最佳去处。他们或骑马、或骑驴、或步行、或拄杖、或乘一叶小舟，山道崎岖，高山仰止，一派高古之气，仿佛就此不食人间烟火。仔细想想，这一切都不过是文人们的幻想和一厢情愿罢了，说得粗俗一点是那些文人们的意淫罢了。试想想，有那一个山林可以供这样的夫子们悠闲地漫步、谈笑和论道？谁供养给他们的伙食？谁能长久的无偿的让这些人自在的活着？即便是富家子弟那也不能长期的呆在这里等待破落。所以又有人说：“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这就是文人们的自圆其说而已。一个人要想归隐山林，那就要做一个农人，既要生产，也要经营，坐而论道，空谈误人。像陶渊明那种“荷锄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耕种方式那是一定要饿死的。“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古代官员的隐居一定有其坚强的物质作为后盾保障的，除了用不掉的俸禄还有收受贿赂的脏银，这些就是他们隐居的物质保证，没有这些，隐居就是一句空话，就是作秀。

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隐居场景是古代文人厌倦腐朽官场和没落社会的一种发泄、一个表达、一种诉求。“我自狂歌空啸日，”那只能是文人无聊的一种自我发疯的情绪释放，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宿命思想在做怪，世界无我，我无世界，很想超越，逃避现实，脱离责任，自甘堕落，消极对抗。

我向往山林，也想做一个隐者。近日，在仲山森林公园居住，每日里，看云起云落，听松涛风声，欣赏山雨欲来的气势，看日出东方落西山的朝霞和夕阳，虽不是十分的惬意，却有着一个隐者的自在和满足。早晨很早就起来，梳洗之后喝一杯开水，开始一天中的文字书写，心就随着笔墨在起伏，难得的一份宁静啊，使得书写很快就进入到最佳状态，提按自如，使转自然。心随笔墨一起飞，那感觉就是一个隐者的感觉，隐者的状态。山林中的气候温润异常，宣纸就在这环境里变得十分的温柔，那墨汁泛着绿光，在笔的带领下起起伏伏，很顺畅的一路走来，或诗、或词就在这意境里得到表达。

午餐过后，走在山间小道上，踩着松软的野草，走在松林间，听着鸟鸣，心中无我，走得累了，看那蓝天，云来雾去，全在山水之间。等到了屋子，冲个热水澡，一身清凉，喊几个朋友来喝茶，品茗聊天，海阔天空。下午，兴趣来了，挥毫泼墨，写的不再是文字而是心中的情绪，或浓、或淡、或重、或轻，心中的情绪就全在这字里行间了。晚上，看看新闻，看看《聊斋》，就进入一片梦想，小倩、婴宁、阿秀，那人、那妖、那狐、那怪，就一一呈现在我的梦里，也许是树的精灵，也许是花的仙子，毕竟，梦是美丽的。

想做隐者，故喜好山林。一日，小妹造访，问我：“久居山林，难道不闷么？”我道：“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在此习字作画，品茗听松，何闷之有耳？”做一闲云野鹤，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