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茶添香时

               过完不谙世事的童年，我也步入了青少年时期，青少年时期多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我读书的几个时期是这样的：49年古历9月4日来凤解放时，蕉溪小学停了几天课又开始上学了。50年夏，因蕉溪小学停办，我秋季转入城一小读四下。学校改制成秋季招生，我因此留了一级。53年时因年龄小，成绩不是很好又留了一级。54年秋至57年夏在来凤一中读初中。57年秋至60年夏在恩施高中读高中。

        初解放，解放军进驻来凤。其中有个部队的人进我家看见开始红的柑桔，就说掏钱要买，我们家说不要钱，他们摘了两盆柑桔，强留下20元钱就走了，那钱给的太多，我们拗不过他们，只好收下。接着，我们家进驻了兵。每天都可以看见大路上连续不断的部队入川。常德街还围着很多战马，马屁股上火烫着“军长”“师长”字样,听说那马都是缴获来的。以后听说了剿匪，镇反，抗美援朝等事。在懵懂中，我看了第一部电影“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是分两次放的。上部在考棚{当时的体育场}放的，下部在一中旁的西湖部队大礼堂放的。听说这之前还放过{团的儿子}，大哥看过，我们没看到。

         大姐和六姐在我们姊妹中是最先结婚的，大姐夫是最先工作的。大姐上街，先是住在江西街，也就在我家隔壁的朱家，后迁到盐街的曹家。六姐和大姐同时去恩施参加医院的护士培训，后来六姐因怀孕害喜，没有培训完毕就回来了，所以六姐没有工作，大姐培训回来后就参加了工作。大姐夫在文化馆上班，经常下乡，他们的大儿子家振就放在我们家里。大姐夫很关心我，当年谢家环假期在文化馆办补习班，大姐夫就叫我去补习，当时都是一些大女娃，老师教通分，约分等，我听不懂，也就未学好。文化馆有很多书，大姐夫给我办了个借书证，我就经常去看书。大哥在这期间也给我从恩施带回两本画册，我还记得那书名{谁是最可爱的人}，画册中的主人公是冯玉祥。在家里，父亲也给我订了{恩施报}和{新华电讯}，父亲一回家就点文章叫我念，他还经常口念诗词，然后让我跟着背。我记得先是无言绝句，开始念三遍，要我背，后来只念一遍就要我背。练绝句练律诗，练了无言练七言。我现在还能背出那时练习的七言：“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天马不前。......”。这对我以后的强记忆能力是大有好处的。在53年元月城一小建立了少先队，这年六月，我就加入了少先队。毕业时，汪运梅，罗启华和我就留了级。第二个六年级，我一下子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成绩稳居班上前三名。54年进初中时，只分两个班，我分在甲班。读初中时，我很调皮。在读初一时的一个晚自习时间里，我做完了作业，没事做，自己感觉听到了下晚自习的铃声，在教室喊下课了，就又跑到教室外大声喊，结果整个学校都被喊下课了。后来才知道离下课时间还差20几分钟。第二天，我被喊到学校的大会上受批评。初中二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叫周畅清，他很喜欢我，但同时也全力揪正我的调皮。每次上课我坐不了几分钟，认为学习到了，就在课桌下玩东西而不专心听讲。周老师就叫我看这课后的练习做不做得到，见我做得到，就要我预习新课的内容。在自习时，只要看见我的作业一做完，他就要我看新课后的练习题是否做得到。就这样，我养成了预习，复习的好习惯，更形成了一到新学期，就把全本书都首先看一遍的习惯。把能弄懂的，弄不懂的在心里自然区分开来，等到老师讲授时，就着重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内容，这样，我的成绩就更加的好了，在班上是第三名。同学们都说单算文化课的话，我是第一名，因为我的副科中的体育和劳动两门科分数低，把主科的分给扯下来了。我小时候长疮，被剃了光头，在读初中时才留了长发。我给大哥写信时说：“头一偏，头发就甩上去了。”大哥就夸我写得很形象。我在学习上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在个性上始终是心直口快，包不住话的特点。父亲在板桥，在江西街的写对联，都写了“话到口边留半句，理从事处让三分”对子。现在想来，是父亲的自勉，也是对我的劝诫吧。

          57年整风时，省长张体学到来凤，要全校师生帮党整风，班上同学推我当代表，还在会上发了言。57年高中招生名额减少，把初中毕业生进行劳动教育，团县委专门派人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在经过这番教育后，我和二姐凤珍被恩高录取。进校后，学生首先是参加农村大辩论，我们班要去的是恩施白杨。那时，我右脚嵌甲穿肉，走路都痛，我就想请假不去。找班主任龚见龙请假，他不批准，我就把脚解开伸给他看。他见我脚又烂又臭，就很不高兴地同意了。寒假提前放假推迟开学，老师整风反右开始。回来凤后，城关镇组织我们学生到梅河搞劳动。我们住在田南山家，白天在队里烧火灰，挑牛粪，晚上大家一起摆龙门阵，摆新峡豹子多，弄得我听后不敢起来解手，又不愿叫醒同伴，有次就用茶罐装着，天亮后再到倒。这事被同学们知道后，笑话了我几年。

        转眼就要到春季开学了，大姐送我去做了脚趾甲切除术。脚好后，我就和同学，途经高罗，宣恩走去恩施上学了。到了恩施才知道，这个假期，大哥是在痛苦折磨中度过的。我到二中去找大哥时，他的同事先是不让见，后我说我有东西放在大哥那里了，他们才让我见到大哥。大哥简要的述说了他被批判的事，一边听大哥说，我的泪水一边哗哗的流。我担心大哥，也不知道他今后该怎么的度过。后来大哥要去开荒，叫我把他的书搬到我学校来保管好，以后带回家。给同学们说起这事，同学们也是一脸的泪水。这以后，我们学校也掀起了反右消毒活动，所谓的反右消毒就是整右派的亲属子女。一天，我们班开会，班主任点名叫我自己消毒，我就讲了大哥被划右派挨批爱整后，我哭了的事，结果同学发言帮我消毒。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批判会。58年学校勤工俭学的活动多，先是太庙开荒，当时，因我留下来给学生河电站挑石头，所以没去成；接着就是柳州城开荒，这次，我和同学一起去了。对劳动，我从未怕过，哪怕每次都是劳动得掌上起泡，我都能坚持下来，我认为这是对自己意志的最好的磨炼。在下半年时，学校先是成立了校民兵团{在军区领的枪}，接着让我们带枪到咸丰参加大办钢铁。我们去后住在咸丰师范，到河对面的铁厂坡挖铁矿，然后挑到扬世坝去炼铁。这样干了十来天才回恩施。一回到恩施又调到建始磺厂坪挑硫磺，说是支援国防。去了几天后就逢霜降节，那天磺厂坪就下了小雪，还夹杂着雨。由于几个学校{高中，农校，师范，卫校}的几千人来回的踩，道路泥泞又滑，我们经常摔跟头。我呢，只有一双球鞋，底子磨光了，一走一摔，很是伤心。后来学校允许我们可以登记先借钱，我就去登记借钱买了靴子。天天这样的挑，肩膀挑得痛得受不了，有经验的同学就给我们说："头天肩膀二天脚，三天四天看吃喝",意思是要过肩膀痛，脚痛，吃不下饭几关后就会因习惯感受好些，我就从开始的肩挑六七十斤增至八九十斤，这样的坚持了下来。从建始的磺厂回校后，学校又组织拔白旗批自专道路。我因为爱看书，特别爱看中外名著，又被拔了白旗受了批判。这一年来的政治运动，很让我心灰意冷。但是，在学习方面，我没有放弃。恩高实行的是五分记分制，月考，期考的成绩总要在后面墙壁上公布。每次文化课，我是全部五分，劳动，体育都是三分。59年，我得了中耳炎，当年的青霉素是三元多一支，相当于半月的伙食费。当右派的大哥就把他开荒的得来的钱给我寄来十几元钱，然后又寄天麻党参要我带回家。大哥揭右派帽子后请我进了一次馆子。中耳炎后来又翻了一次，这两次诊治中耳炎花了三十多元钱，接着，视力也一天不如一天，加上冬天光线很暗，我就坐在第一排也看不到黑板上的字了。检查后，知道视力是450度。给八姐写信说了这事后，八姐给我买了眼镜寄来。说到大哥和八姐，我一辈子也是感激不尽！在我读书阶段，父母已无力送我们上学了。九姐接济二姐，八姐接济我。三年高中下来，八姐共寄给我三百多元，那时的工资低，我的花费是八姐工资的三分之一。59年时，我和同学在操场边开了一块荒，种的萝卜交给校食堂，还得了钱。学校的勤工俭学从58年开始，实行“大五一”制，即五周学习，一周劳动。我们班承包了学校的煤炭，先从龙凤坝河对面20里的地方挑到龙凤坝，然后用班费买的那手拉车再拉到学校。我那时劳动观念强，不怕苦，也不怕累。那时锻炼的自己可以肩挑九十几斤呢。平时星期天，我和同学们也相邀到城里干活，在清江河拾石头，挖土方，那一天只能净挣两三角钱的，干了几个星期后，我居然买了一条围巾。围着自己劳动所得买来的围巾，那高兴劲可想而知。

         59下半年，全国性的灾荒开始。学生的粮食指标虽是30斤，但恩施是，苞谷，面粉一吃就是几个月，真让人受不了。那时也是蒸钵饭，一蒸钵的苞谷饭只有现在粑粑差不多大，吃了必须去接开水喝肚子才会饱。没多久，我身体就有些浮肿了。在60年高考前进行体检时，我被定为第六型浸润性肺结核，同时被检查出得传染病的有20几个同学，我们吃饭是隔离的，本来就缺营养，再加上缺吃的，我们就天天煮茶叶吃。校医张先国是来凤人，他给我听诊检查后，说我没得肺结核，应去复查。我独自去医院拍了片，结论是“心肺正常”。我拿这结论去学校，学校反映上，上面说要拍片确诊，再拍片后，得出的结论是病变很不分明，是一种异样病变，在日本才能鉴定。学校提出既然不能定论，那就应该让我参加高考。这时候，离高考时间不多了。因为体检的事，虽然我的理科成绩很好，我还是放弃理工科，决定考医农类。高考前夕，成份好的同学被召集开会，要他们填重点专业，以接好革命班。看见这情况，我对前途很灰心，心想即使成绩再好，如果按成份来录取，我是无望的。虽然心是忐忑的，我还是填了自愿：武汉医学院，中国科技大学。高考时，我自我感觉良好，在医农类，我应算是第一名吧。高考后，我没打算回来凤，就到大山顶大哥那去了。这时的大哥，也在59年十年大庆时揭了帽后在特产中学任教。我从枫香坪走过大龙潭，在屯堡吃早饭后，问路到沐潕去.那时走的全是小路，一路的山，一路的小道。当天到了沐潕后，我去问询大山顶的去向时，才知道已经走超过了，大山顶在去沐潕的半道，而不是要经过沐潕，我走超过了。第二天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顺着公路往回走，大概走了三四十里时，到了药材场场部。一打听，离学校还有一段距离，当地人要我继续顺着公路走，别下山，横走一条人行道才会到。药材厂给大哥打了电话，等我刚走到分岔口的路口，就碰上了来接我的大哥。大哥他们学校是岩墙茅草屋，那厕所只是用包谷杆盖着的一个粪坑。大哥带我看了他养猪的地方，给我讲他种甜菜，党参和挖天麻的事，我对大山顶生活印象深的是吃四季豆子，那是有一寸长的颗粒；还有就是“八一”时吃的那糯米饭，一人一斤半。在大山顶玩了近20天，快发通知了我，我就回到了学校，在学校，我天天去看那公布栏，看看有我的录取名单没有，一次次的去看都是失望而归。按当时的规定，录取了就有“录取通知书”字样，没录取的也有通知单的。几个未录取的都得了回执，我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有人说我的通知一定被人卡了，要我去学校问一下，我说算了。过了几天，学校通知我到州教育局报到，要我去工专的中专部教书。从此，我的学生生活就此结束，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对于我为什么没能升学，86年入党时，为成份填的“工商业地主”一项，镇委书记丁立仁认为应是地主，有人说查档案以求确定，查档案的人告诉我，档案显示54年，57年派出所给我登记的字样都是“不同意升学”，成份写的是“资本主义地主”。

        1960年9月上旬，我就到恩施的工专报到了，准备中专的开学工作。学校的学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应城等县市填报考入的学生；另外一部分就是录取的恩施地区内八县的技工生。我负责技校学生部的招生，学生自愿报名，我面试后当面录取。这一年共招了四个班，开学后，我教俄语。12月份学校开始精简学员，中专撤办。在工专工作的这几个月里，我大哥生病进城住院了。我是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告知的，也许是大哥托他的同事通知的我吧。接到电话后，我进城到东门找了，又折到六角亭下才找到了大哥，大哥这已是几天没说话了，我一见到大哥，眼泪就流出来了。了解到大哥病情有所好转，医药费都安排好了，我才放心回家。回家后给母亲说起大哥生病一事，母亲也哭了......

         回来凤没多久，我就去恩施教育局办了调动手续调回到来凤。到来凤后，先是分到函教院培训小学教师，没教上几天，我就分到来凤一中去教书了。第一学期教一年级地理。第二学期教一年级两个班的地理和三年级一个班的俄语。这学年结束，我身体又出现了问题，我吐血了，医生检查后说是浸泪性肺结核，住院治疗时，给实习生作透视演习时，医生又说不是那病，从此我心里明白，我是得了一种可疑性结核病，后来，治疗好后，我就安心了。

          61年夏，一中精简学员后，我被调到旧司的四方石{小公社中心小学}小学教书。在四方石第一年时，我教五年级。第一学期只教语文和各班音乐。第二学期语数包干。那学校当时只有一个校长，一个主任，一个工友，六个教师，共九个人。我教学讲究的是：关爱学生，知识落实。第一学期时，县教研室巡回检查中，其他学校很少有被检查班及格的，我的班及格了。他们就找我谈话，要我介绍经验。学年结束，我被评为县模范教师。62年秋，我跟班升教六年级，在63年的小升初考试中，除第一名是区中心小学的学生外，我班的吴岐山，姚本高分别获第二名、第三名。62年冬，燃单干风，大讲阶级斗争，同时中苏分歧也公开了。63年春季集训时，我的厄运又到了，当时县委书记张习堂在我们旧司组巡查时，有教室就提什么“慕尼黑阴谋”。张当时讲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怎样怎样，我在下面就说了三个字：“不是的”；他又解释德国人怎样怎样，我又说：“不是的”；第三次时，他又胡讲一通，我第三次说：“不是的”。这下子惹马蜂窝了，他气恼的走了。下午开会时，主持人在台上大说：有些年轻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接着李武成第一个冲上来发言批评我，我受到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批判，也开始了我的“运动员”生涯。64年，小四清变成了大四清，教育界搞的“洗澡”，讲的“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实际上仍是政治运动。我被教辅组，学校的领导搞了一个小型谈心会，不是批判的批判会。原因是：62年六姐用童子军领带补裤子，拆了的国民党徽印子隐约可见，被人诬为拿国民党旗反攻大陆。四级干部会上被作典型例子讲了，所以全县都知道。我也就理所当然的当"运动员“了。64年冬，大姐又被定为煽化的地主份子，被遣送回了土堡。母亲看着形势不好，叫我不要回家。64年我被调到东流司小学，还是教六年级语数。我的学生办的刊，吸引了当时教辅员张治玉，他查看学生的作文后，觉得我的学生水平很高。

        我64年冬参加了县组织的优秀教师经验交流会，在会上作了发言。回区后又在教师会上作工作经验介绍。就是在东流司小学，我学会了拉二胡。拉得不怎么好，
，但能拉些简单曲子。65年的大办耕读小学，我驻勤俭大学，发动群众，组织学生办起了大队耕读小学，它是以后的勤俭大队小学的前身。冬天县里要召开耕读教育表彰大会，当时要给另一个教师辅导的耕读小学的模范基层干部写材料。我就这事闹了一个风头：那个老师写不好材料，说他在那边隔壁和那干部说话，要我在这边记录。那边谈了个把小时，送走干部后，我这边的文章页写出来了。当时，大家还不信，等我一念出内容来，大伙儿都称我奇才。高洞小学的校长卞如德说：“刘庭泮是高洞的才子！”

        66年文革开始，暑期在一中集训，就是有名的“82天”。一开始，不少大字报就瞎编攻击我，最初是要我交出国民党党旗，还说我在学校给学生作文课时讲“横刀一切高举高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又说我上美术课画的点头是朝西方。我一下子被这些“罪状”吓晕了，当然也就想到过死。当时的同事彭泽茂暗中劝我要挺住，还问这些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我给他详细的解释了一番：所谓的国民党党旗是六姐补裤用的童子军领带，补在裤子上，看着有点党旗的影子；作文课上，我要求他们的作文尽可能突出这点；一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在黑板上板书时，按照第一“横扫”......第二，第三，一次竖排，是学生故意把这些连起来做整我的文章。彭泽茂听后劝我不要和他们硬着来，于是，我都承认了他们所说的，还写了近似于悔过书的思想过程检讨书。像编小说情节一样，写自己不满阶级路线。关于国民党旗，我确实拿不出来，编都编不来的，我就说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是实事求是的说的，你们若不信，可以到派出所去调查的。后来，他们不再提国民党党旗的事了。我问王兆恩老师，他说派出所开了个证明，派出所说“他们不知道这事”。82天里，我被批斗，被压制人身自由，没有水洗澡，洗脸，洗脚只发一杯水，监视我的一个民办教师还故意刁难我，见我吃了饭洗碗，就随时喊“快点走”，路上碰见人，更是生怕他人不知道他是监视我这个黑帮分子似的喊：“老实点，快走！”

         我是1966年9月9日被斗争的，10月回旧司，在旧司拦河坝劳动改造。劳动我不怕，早已经习惯了，只是心理压力大。但是在这次劳动中，我的腰闪了，造成脊椎变病。在抬16个人抬的大石头时，刚起杠，和我同一根杠子的姚金城突然甩杠，使得我腰一下子闪了。后来，白天可以劳动，晚上睡下就爬不起来，解手也站不起来。上医院受限制，难友帮我拔了火罐，当时有所缓解，但以后隔几年大发一次，每次发作时就痛得我泪流。劳动不久，高星天老师知道我和袁自立是受委屈，就说要相信党，只要八分钱寄信就可解决问题。于是我就把真实情况向专案组详尽说明，专案组派人来和我谈话，找我谈话时，张应乾老师也在场，他还说了一句：“年纪轻轻的会反么子党呵？”，对我是同情。

          在旧司兽医院楼上，我们所谓的黑帮住了一个多月。早上天天读个把小时毛主席语录，白天劳动。学习毛主席语录时，一百条能背，诗词35首能背。老三篇我只花了四个早晨，{愚公移山}花了两个早晨，另两篇一天背一篇。把段继扬看得目瞪口呆，说我背得快，他们都比不上。劳动了一个月后，县里来人宣布平反，这样，我们就回到东流司小学了。我接着一个其他老师教不了的五年级乱班教。这个班的班风很乱，那老师教不了，才给了我教。我接手的第一天上课前，站在教室门口，里面传出的声音是“刘庭泮黑帮”。第一节课下来后，学生不再喊了。第二天，班上的纪律井然，其他老师都说是怪事，说我了不起。其实，没有什么的，那节课中最捣蛋的一个学生{杨志万}在屉子里点火柴，从他衣服上看到闪了一下光，我心里明白，但是假装没看见，又讲了几句课后，我叫他答问，他哪里答得到呵？我便说他上课搞了什么，走过去变戏法的把火柴从他身上拿出来，然后我对着同学们说：“喊黑帮，闹课堂都没有必要，以后我哪里讲得不好，欢迎大家举手提出来。我把课讲好，你们把我讲的学好”。这个班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转变过来，全校师生在心里，都对我产生了好印象。以后，我在学校都是教毕业班。怎么差的班，我接过来都会变成优秀班，这在全校起了稳定作用。

           66年的寒假，造反派开始造反了，我参加了红联“新小教”。67年冬天，来凤的两大派红联和工农文学发生武斗。11月6日来凤城发生流血事件。红联开枪打死了工农文学两个人，农村工农文学像刮地皮风一样疯起来了。区教育站怕我们在东流司不安全，把红联的老师集中到旧司。都认为区直机关和中学生是红派，人多会安全一些，哪知这里更不安全。8日，旧区大楼被围。9日，我们从窗户往外看，看不出外面有多少人集结，只听见外面喊声震天，火枪声、爆炸声混杂在一起震耳欲聋的。我知道外面危险 了。下午，楼开始被烟熏，烟从木板孔缝钻上来，我们几步之内都看不见人影了。袅袅上绕的烟味中夹杂着辣椒味，呛得我们直咳，泪流。下边的人在喊：“学生下来。”。学生下去后后，楼上只剩下不多的干部，教师，大家都说下去。我估计活不了，看别人下去没发生什么，也准备下去。走之前，我对王兆恩说：“请相信我不是反革命，我们都是保卫毛主席路线的。我死了，也是为革命而死。”我从楼梯走下去，脚还没落地，就听见在四方石和我一起教过书的62年下放得李道国，以及吴菊英的保姆田菊香喊：“刘庭泮是地主崽崽”。我脚一落地，一把砍刀的刀背打在我头上，我晕了倒下来。有人一拉，我又站起来，等我清醒了些后，看见前面的梭镖对着我刺来，后面的刀子也砍过来。拉我的人喊：“我是总部的，要杀的你们已杀了，不准再杀了！”。他手拿一把刀左右急愰，挡去了杀来的刀枪，他拉我跑出区委大院。路上一直有人用梭镖戳来，把他打离开了我。到了东流部他们的总部，见到和我们一起被抓的陆训锦和李琼章，陆训锦的头上手上都在流血，李琼章是女的未受伤。等我们坐定后，听他们说起禹子高和魏国志两人被工农文学杀害的事。救我的那人是东流坝窄子口的人，姓向，他说我是他的老师，他不准他们杀我。我细想，其实，我未教过他，也许是冥冥中我不该死吧。我在东流坝被关了两天后，由东流司的工农文学的人把我接回去了。当天，教辅组会计田宗彦从东流司路过，说可帮我逃到文坪{红派势力占优势的地方}去，我担心出东流司范围后还有几里路会不安全，田说他人熟，别人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这样，他带我从校后的卢家院子进了文坪。在文坪小学住了一晚，又和田老师一起来到了来凤县城。回到家后，父母知道我被围，被抓的事，父亲说：“别人都说你完了，我说我一辈子做了那么多好事，天不会灭我儿子的。我一点不着急。”这次惊吓，使我像惊弓之鸟一样直想逃离。在家待上今天，我就乘车跑到恩施的大哥那儿去了。大哥这时在碾盘教书，我在他那儿住了几天才回来凤。

         68年5月中旬，武斗气焰渐浓。5月18日，妻子生病，在新坪医院住院。在新坪我听说城武斗开始，一中学生罗启全等被炸死。我心里又开始惧怕了，就决定去恩施大哥那躲躲。接受上次教训，我不在旧司区内停留，从革勒高山到咸丰，从咸丰到恩施。我去大哥家住了较长一段时间，大概住了十几天吧。在大哥家和家恒一起捉螃蟹，大哥那时也在遭难，二女秋红已出生了，大哥家基本上靠着丈人家的照料生活的，这时候去打扰他们家，我心里也是很内疚的。我回来还去了大哥的屯堡丈人家。回来凤后，我们住文化馆，躲炮弹，挖地洞，遭了几多的惊吓。武斗结束了，我又回学校教书，父亲也在这阶段去世了。

         68年冬，清斗。我先是在东流司挨斗，每天早上，别人天天读，我就天天挨打。三个进校的贫下中农，一个在我前面问，后面一个也在问，要我承认所谓的问题，我不承认，前面站的就打我的头，后面站的那个就打我的背，另外一个对我就是脚踢。几天下来，我就成了一个背痛、下巴痛得咽不下饭、腿上也是伤的人。我找管清队的卞如德说情况，我说：“再怎么样，我是劳动力，以后还得靠身体吃饭，你们这是摧残我的肉体，不合毛主席的指示的。我请求把我押到公安局去，那里还不许天天打呢。”第二天，卞如德就叫我去挖蔸蔸，以供大家烤火用。在年前时，我们再次到旧司集训，在这里，有是派性斗争，一派挨打。据统计有38人被斗，31挨打。我这次呢，因为从高洞来的的那两个参加批斗我们的是和妻子本家沾亲带故的，或是熟人，我再未被打。69年九大前后，把我们几个被认为问题不大的组织起来去学习班，没多久就“解放”了。

         集训完毕回来后，我帮卞如德搞忠字牌。下半年我调到新坪学校，由于安排的校长不落实，老师来了又走，我就天天去打哈望，后来在12月份时才开学。开学时，校长石定武改了前任校长的安排，把我从中学改到五年级当班主任。中学由一个毕业没有几年的本科女老师当班主任。后来，中学乱了套，全校除了我带的那个班，都乱了套。其他班逢场时，一天只来三五个人，根本不能上课。一上课，中学班的学生就到我教的班教室外围着。我是一年四季都是水草鞋，即使是冬天，也还是水草鞋，我是很喜欢他们围着教室的，我感觉暖和。那时的学生都喜欢我，下课了，也是喜欢围着我说话。这样的情形，公社就反映上去，文化站的何剑峰来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把我和张治玉隔离，只准做饭，不准我们参加他们的会议。晚上，我天天读毛选四卷，读三遍，就读得很熟。只要别人随便报一句毛主席的话，我就能迅速的选到所在地方。他们开了一个多星期会后才通知我们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你刘庭泮是老同志，为什么不给年轻同志指点一下。我简单的说了几句后，最后以校长自己作了自我批评，此事才算了结。

         70年春，他们为了达到整到我的目的，就把我调到来凤与咸丰交界的高山公社天上坪大队任教。天上坪离旧司说是六十里，其实不止，实际路程应是八十里。因为是三上两下{上到天上，下到河谷}。从高洞河的家开始走，早晨出发，天黑才能到校。从新峡河上去，吃早中饭走，也要走到黑才能到校。那时年轻，走路基本上都是小跑，只是在经过人多的时候才是正常的走。从天上坪下到坡底堰塘坪，要走一个小时，上去呢，要走一个半小时。这个一个小时候的路程里，是看不见人烟的，路边的树林里，有坟场，有悬崖。有时眼看天要黑了，我就往上跑，也不管什么怕不怕的了。刚到天上坪时，进校贫下中农代表带着我一家一户 的介绍说：“这是刘老师，到我们这里来改造的。”我在天上坪的住房是个吊脚楼子的尽头的一间房，很多板壁已经掉了，我砍来包谷杆编成排围着房间挡风。我住进去后，老乡给我讲那房间之前死过一个人，那个人玩捡来的手榴弹被炸得难受，嘴里喊着“哪个来做好事帮我补一刀呵，让我快点死，”后来他就真的痛死在那里的。我晚上是麻着胆子在那睡的，后来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这学校是大队修的，有人告诉我学校的后门口死过一个女孩，打板栗的篙子掉下来，戳在她头上，当时就 死了的。我那时心想：真是的，住在那里都有死鬼。那时，我白天上课，晚上对上记工分，开会都要把我叫去，说是要我接受再教育。那里的家长和学生很好，我刚去没有菜吃，今天这个学生带，明天那个学生带，我还总是有菜吃。冬天逢他们杀年猪，也是这家接吃饭，那家接吃饭的。天冷了，孩子们带我去拣炭。来咸交界之地，开荒时的树被烧成炭，满窖满窖的，用藤一捆就是一大挑。我怕别人说我们拿炭，孩子们就说有人买才卖，没有人买也就放在这荒山上了。天上坪的学校是复式班，我开始教的是一年级语文，还带小二初的数学。开学那天，教室的窗外站了很多家长，他们都是很好奇的来这里看第一个公办教师教书的。我过去教的是小学毕业班，在区里也听过低年级的课，所以也教得很顺。复式班数学，也有把握不住时间的时候，有时这边讲多一点，那边上课的时间就自然少了一点。后来，这些初中班学生合到中心学校去了，在那里，他们的成绩比中心学校学生还强。这批学生现在来凤城镇工作的就很有几个。姚慧云、李木成、黄应碧这几个学生我就在县城遇见过。

          天上坪海拔1000米，洋芋产量特别高，我第一年种的洋芋到放假前还剩77窝，结果挖了七大半背篓。我的秋粮就是吃自己种的苞谷、红苕，把自己的供应指标的三分之二拿回家给孩子们吃。那两年，我还借到一本{新华字典}，晚上时，我就用一个笔记本按音序归类抄字，不认识的还注明简单解释。覃金龙老师看到我抄的字后，到处说，后来很多人都知道我抄字典好学的事。

           72年春，中心学校要调我去教初中，我不愿去，就推说脑筋大不如前，他们带信给我，问我是否要翘屁股，我才勉强去了。我后来愿意调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在天上坪教学其间，一次全区现场会演戏，区武装部长说学生扮演的角色丑化了农民形象，硬说是我排练的，还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更由于葩坪{天上坪那学校就在葩坪}的两个教师发生了两性关系，批评男教师时，把我和杨思明也带着批判了几句。所以我不愿在高山教书了。

           72年秋，我调到旧司区中心小学任教。在这里，我教了三年的小学五年级，然后教了两年的初中。这里的校长张应乾不整人，还很赏识我，要我当教研组长。在这教书几年，我心情舒朗，教学积极性很高！班级年年被评为先进班。有次在县城集训时，张应乾向上面提出：刘庭泮带的班年年是先进，他个人能否评为先进教师。这要求遭到了吴菊英的反对，我也没有被评上先进教师。凡是上面有什么活动，张应乾都是要我去搞。什么区里的民兵训练要搞什么材料呀、县里培训通讯人才呀、教育界推广统计和优选法呀......这样，我过了几年没有政治上不公正待遇的生活，直到1976年止。

           人的生活总是由工作和家庭两部分组成的，说了很多工作上的经历，我也说说我的爱情，家庭，婚姻生活。由于从高中毕业一直因为政治成分问题，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显得复杂而周折......

            我的婚姻伴随着阶级斗争而起伏变化着。参加工作后，母亲总是催我考虑找一个女子成家。61年冬，我觉得我在一中教过的三年级的周亚芬{未升学}不错。因为姚祖贵的妻子是土堡人，和周家家相识，她也愿意撮合，于是我写信托她带了去，对方也答应了，我们就这样订了下来。62年端午节时，四弟庭运代我去拜的端午，63年春节也去拜了年。这个春节后，我在一中受批判的事女方知道了，本来就嫌我家成份不好的周家，于是给我写了一封绝交信，我的第一次找对象以失败告终。

            因为六姐的国民党党旗事件风波，我再也不敢在城镇和城边找对象了。

             63年5月，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叫黄凤英的民办教师，开始，她还有意的，我还和陆姐夫一起去过她家。后来，她也是因为我的成份问题，而拒绝了和我的交往。64年春，四方石小学所在地的蓝红玉对我有好感，学校女教师胡双云出面对她一提这事，她就同意了。蓝家算是革命家庭，她大哥是小公社书记，五哥是解放军，六哥是教师。我们不敢公开谈，完全是由胡暗中牵线订下的。64年夏季的教师“洗澡”事件的暴露；再加上下半年在恩施大四清，蓝被抽去，我区教员颜雁翎也抽去，他们一起集训时，颜说出了“洗澡”事情，蓝被迫给我写了一封分手信。蓝后来嫁到大河社谭，79年难产而死。她大哥的几个孩子后来都在我班上读过书，真有点山不转水转的味道。

            因为成份问题，家里一直为我的婚姻事着急，同事也帮我想办法。我因为几次的谈对象受挫，我对成份好点的女子不抱希望了。

            64年秋我调到东流司学校教书后，65年冬，高洞河小学的彭泽茂老师说，他们学校旁边，有个刚毕业的初中生叫邓荣芝的女子，是富农出身，未能升学。彭问我的意见如何，并带我我看人。当时，我对人长得怎样时没计较的，我记得他们问我要什么条件的，我总说：“是女人不是男人就行”。这句话后来成了笑话。去看时，队里正放工，他们说走在前面的已有主，是第二个别看错，我看了后说可以我谈。我写了封信由李琼章老师送去，邓去城里问她堂姐后，第二周就回信说同意。我在彭老师的陪同下在她家与她见了面。她是孤儿，母亲在54年去世，父亲在59年去世，是嬢嬢和叔父抚养了她长大。她也是因为成份不好未能升学，毕业回家后就一个人开伙。66年的那次运动，她替我担心，还到旧司水库工地去看过我。我感到她在我落难时能和我在一起很不错。在66年冬天，我们便结了婚。说结婚，冷清得叫人伤心。学校那时放假，学校只剩下两个老师在校。我把邓接到学校，拿出事先称的喜糖，请这两个老师吃。我们这就算是结婚了。以后逢假期，我就住在她家。我和她共育三个小孩：大儿刘安前是67年10月7日{古历9月初四}出生、二姑娘刘咏梅是70年1月30日{古历69年腊月23}出生、三儿刘安昆72年1月6日{古历71年冬月20}出生。

           在那非常时期，我的父母亲是怎么度过的呢？一解放，板桥家里的门口就挂了一块20几厘米的板子，上写着户主：刘元祥；成份：工商业兼地主。“地主”就成了我家的罪名。初解放，父亲还对我说共产党好，世界大同，贫富场等是千古无人做得到的。父亲做生意很高兴，还搞了人寿保险，每月缴5角。抗美援朝捐献，他都积极响应。镇压枪毙人，都说都是有罪。万恶淫为首，细数起来都犯了“淫”罪。父亲还对我说他解放前信奉“君子群而不党”，要他加入国民党，他不干。要他当保长、商会会长，他也不干。他怎么都没想到，现在还会遭嘿。父亲讲迷信，刚解放时，由于我身体差，给菩萨许了要我讨三年米的愿，所以有时是二姐，有时是毛哥，都陪我去讨过粑粑。

          52年春，我们所在的七村开始土改。有次开会还把我们年小的都叫去了的，地点在河对门的川洞里，当时大哥在恩施读书，八姐，九姐在读中学，毛哥、二姐和我都去了。川洞里亮着灯笼、火把，临开会，又说什么子女不能参加，要我们几姊妹回去。他们给我们一个火把，走到半路火把就烧完了，我们三个最后是摸黑回到家的。那次会后，就喊我们全家从板桥的家里搬出来，住到小灵观庙去。家里的东西除了五大财产，基本是由我们搬。我们搬了一张简易床，一个灶台和铺盖衣物，其他的家具都没搬。我把爸爸从广州给我买的那个球抱了出来。八姐、九姐中午回来也只拿了她们自己的东西。在小灵观庙，吃住都是在正殿东侧的一间房里，嬢嬢一张床，我和母亲一张床，毛哥就和父亲睡在豌豆杆上。晚上，蛇就在屋里游来游去。耳朵总是听见蛇咬吃青蛙的声音。有次 ，我们从豌豆杆里还摸出蛇来。那时吃的多是蚕豆，蚕豆不易消化，吃后，拉出来的是豆皮和整个豆子。父亲有劳务，在大红岩沟{青钢林下}修水库，我和毛哥去送过饭。有一天，听说要在堰堡山下的唐家开我家的批斗会，我一天都是提心吊胆的。放学后，父亲告诉我们，会上喊斗争，斗不起来，没有一个人出来斗。于是宣布我们家是工商业，搬回城里住。第二天，我们就把这些破烂往桂子湾张家搬。搬家那天，父亲的好友王世才被绑在小灵观庙，他本是中农，这时把他划成了富农。他对父亲说：“你家脱苦了”。当天夜里，他就上吊自杀了。不久，他家的成份改成了中农。在板桥土改过程中，有个姓邱的工作队员和另一王姓女队员勾搭上后，把我家二公公原来住的那房子要去了，他俩从后边开会进出。我是调皮蛋，几次爬到嬢嬢的床背后从上面的空处往下看，每次都能听见他们的调笑声。姓邱的经常找我父亲要钱，父亲一次次的给。后来生意做不转了，才决定上报他的那种卑劣行径。父亲当时怕无证据，就在给他的钱不注意的票面上“刘瑞帧印”的私章。后来，父亲就去举报了他，在他身上搜出有印记的钱，他无法辩驳，就被弄去劳动改造，让他在田里扯猪草。

           后来，我家住上街了。街上在全县最后搞土改，地主要交余粮钱，所以我家又被第二次土改了。我家定的余粮钱是六百元。现在看来，那不是钱，可在那时，六百元是天文数字。父亲把我们再江西街的那栋屋卖了，才卖得两百元。我们家交不出，去找向雨田借，未借得。就又去陆润记 家借，陆家给我家借了若干尺布，卖后得的钱，再加上用家里的一些货物作抵，才缴清余粮钱。

            我们家的生意慢慢的变为文具店，每天卖的货要记账，假期我去守铺子，有时每天的营业额是一分钱。53年、54年靠生意已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母亲和嬢嬢先是给大生{织布厂}倒纱，后是自己纺棉花，每天两人纺到深夜可纺一斤纱，调纱有4角钱的收入。另外，我和母亲、二姐冬天就用纱织帽子卖，每天纺到半夜的纱可织一顶帽子。好卖时，一顶帽子可赚一角钱。我的手工好，织的帽子又快又好，家里人都夸我。那几年里，一家七个人的生活开销，还得供三个在恩施读书的大哥、八姐、九姐的费用。其生活艰辛可想而知。家里生意一天不如一天，本钱由解放初的500元，到公私合营前只120元了。小学毕业，我和二姐上了初中，毛哥在来凤没考起学，别人邀他到咸丰去读书，父亲说要留一人在家做事，毛哥就没去成。家里与周老八合开“工民印刷厂”。有一部石油机，便用入版印本子。那时的本子是毛边纸印的，零售是二分钱一个。平时卖不了几个钱，开学时，学校来批发，批发价是一分五。我记得的一次开学前，我们就卖了一百多元钱。但是，把成本一抛开，一个假期也只有几十块钱工钱加利润。

             1953年过年时，父亲去四川买白皮纸，正碰上来凤卯洞空降特务，我们全家担心极了。父亲回来后告诉我们，他在路上被查问，被耽搁了时间，十几担的白皮纸全被雨水打湿了，我们就在“大生”借烘房烘干这些纸。

              54年，我们家搬到陆家铺子后就逢第一次选举，公布选民名单，父母喊我们去看，我们只看到嬢嬢的名字，我们才知道父母居然没有选举权。

               八姐和九姐参加工作前，家里很困难。55年报名时，家里才凑齐一人的钱，母亲给我做工作，说 先让二姐报名，叫我等几天再去报名，那时的我不理解母亲的苦心，我委屈的哭了。我和毛哥就去印刷厂做事，我们学的木版印刷，我学什么像什么，学得很快，速度不比专业的工人慢。

               56年，公私合营，学校要我们回家给大人做工作，父亲同意了合营的事，我们家的印刷厂就合入了国营印刷厂。公私合营后，父亲和毛哥在厂里继续做活。寒暑假时，我也去印本子，一天可印六七刀纸，可挣几角钱。在印刷厂的两年里，是父亲一生最快乐时光。这时大哥、八姐、九姐都参加了工作，负担减轻了不少。父母有时还可以去南剧团花上五分钱去看戏。在这阶段，我和八姐发生了有生以来的不愉快事件。事情是这样的，父亲要我写信给八姐，家里的上辈有几座坟没有立碑，大家以后要穿坟立碑。我就给八姐写了父亲的意思，八姐很生气，说我是地主的孝子贤孙，还断绝了对我的接济。我反复给八姐写信认错后，八姐才继续接济我。

              57年，大鸣大放开始了，印刷厂动员父亲写大字报。那时正逢寒假我在家，父亲告诉我，他对共产党没得说的，就是有些年轻人打蛇不埋乱扔，以后蛇骨会害人；还有就是麻雀有吃虫的一面，不能当四害去打玩。父亲还把稿子给我看，我对父亲说，听说整风反右是连起的，要小心。父亲说领导还表扬他，要他多写呢。

               58年春天，来凤反右开始，父亲虽未被划为右派，但有不乱扔蛇和不打麻雀之说，把他从印刷厂清除开来。这以后，父亲就赋闲在家，生活又陷入困窘之境。 他迷上了王阳明的理学。我回家了，他就给我讲王阳明，我受的是新式教育，那时还不能理解父亲，不愿听父亲说的那套，有时还出言顶撞他。58年大办食堂，开始两餐干饭，过年前一干一稀。59年供应自然减少 ，一家人一餐称16两别的夹6两米饭。记得60年春，我去上学，临走时，我吃了四个6两米的饭，也就相当于父母一天的 。我不知事，还感到肚子未饱。后来，大姐夫批评 了我。60年食堂停了，都回到家里开伙。家桓当时在我家吃住。母亲就总是宁可自己少吃，也要让外孙吃饱。从那时起，嬢嬢就和四弟分出去开伙了。我从恩施分回到来凤，看到嬢嬢他们菜和得很多，还听说嬢嬢在吐血，我怕四弟被传染，给他递钱去拍片，结果没问题。61年春，嬢嬢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父亲要四弟通知九姐。嬢嬢住进医院才一天，便死在病房了。第二天，我和父亲、毛哥、四弟、家振把嬢嬢送上山了。当时，我在一中教书，向学校请了一天的假。那时生活紧张，父亲用一元钱买了一个饼子，我们5个人分着吃的。接着，六姐因怀孩子害喜被百纺下放回家。62年，八姐和大哥都回了家，父亲虽然心情不好，看到他们回来后，顿时开心了许多。父亲又提笔练起字来。我还记得他写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贴在房里。

            63年六姐夫被处理；64年大姐被处理。家里不仅精神压力大，经济上也没有来源。因为母亲怕我受更大的牵累，就要我别回家。每月的钱是请人带给父母，有时还被人卡着不递给父母，家里就靠毛哥一人支撑。这时，对四类分子的管理也严了，父亲由于表现好，60年第一个被揭了帽，不再出义务工。母亲则每天要去扫街，一周要给太平缸换一次水，三天要到街组去汇报一次。64年，父母搬到六姐家对面的王家去住了。66年破四旧，六姐和我家都被抄了家。父亲的【左书】被抄，连家里的布票、大姐几个孩子的棉袄、毛哥准备讲亲事存的百多元钱都被抄了。接着办除四的展览，他们用板车在百纺拖了很多的布匹，摆在吴家和我家展台上，说是地主份子发了财。父母一直被罚跪在地上。

           68年上半年，农业局的造反派给九姐夫戴了红花游了街，工派将父亲也弄去游街。九姐夫与九姐结婚10年，但父亲未见过他一面。这次游街让父亲很痛苦。武斗升级，家搬进街门口毛哥的妻家。父亲胃上的毛病开始显露，吃饭已经无法正常吞咽了，通常都是在吃的时候，我们去给他捶背才能吞咽一点食物。天天的炮弹四处轰炸，父母担惊受怕，我们还在屋里挖了个地洞。武斗结束，别人都说马上开始批改，父亲更是忧心忡忡。搬回家后，古历七月，父亲就不吃不喝，我们劝他吃点时，他就说吃不下去。我说给他捡药，他说不要，早死了好。可见父亲既是肉体上的病，还有心上的病。八月，我给父亲做通了思想工作，父亲自己开了副中药单子，我去捡药，差两味未捡齐，父亲仰天大叹说：“天要亡我！”。一天，父亲不见了，我们四处找都未找到，有熟人说看见父亲躺在板栗河里，把他拉上来了。我们赶忙去接，父亲带着一床睡席被人扶着走来。后来，父亲告诉我们，他不想连累我们，想死在河里，别人发现后可以用席子把他埋了。我们听后又是一阵伤感。父亲还是除了咽点水，什么也不能吃。眼看着父亲一天天的不行了，母亲说给 父亲剃个头。我给父亲用水洗了头就给他剃头发，头发很粗，刀子就是剃不断，母亲着急的问我还能怎么办，我只好给父亲用推剪推了个平头。古历的8月27日晚开始，每晚万人坟，还有父亲周围出现鬼叫。母亲说父亲的凶期到了，他一辈子做好事，那些小鬼接他来了。39日晚，母亲来喊我，说父亲不行了。我麻着胆子起来来到父亲的床前守了个把小时后，父亲清醒过来，他说：“你们去睡吧，今天我不去，夜晚麻烦人，明天我去。”父亲醒后，四周的鬼叫声也停止了。第二天，吃晚饭时，父亲身上发汗，母亲叫毛哥去喊大姐，屋里就是母亲、六姐、我和大儿安前。头天时就下了帐子的，母亲要我去接气。所谓接气就是上床跪在父亲的头前，把父亲的头用双手抬着让他咽气。我抬着父亲的头时，父亲有微弱呼吸，抬了大约一分钟，母亲就说：“去了......”。我用手一试父亲的鼻子，已无呼吸。我和母亲立时大哭起来，大姐和毛哥跟着我们大哭  。我们把父亲抬下床，放在地上。毛哥在团结桥买了一副简易棺材，是小杉树做的，一圈用了48截料。第二天早上，我和毛哥把父亲抬进棺材，身子虽硬了，但腋下还有余温。父亲的灵柩在家放了两天，除衙门口有人送了一个花圈，落名是：刘晓梅。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怎么称呼她。父亲的生前好友和亲戚无一人到场。当时板壁上有毛主席像，我们要点蜡烛和香纸，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人提议用纸把它盖住可以了。9月初2，毛哥找的几个朋友抬出去的。那时，我害怕别人又陷害我，我就没上去。说到人情冷暖，那时的人已经被摧残得不知道还有这词了。老人过世，别说亲朋，就连他的子女也有假装不知道的。我去给九姐报信时，找她要钱，她给了30元钱，还要我别让姐夫知道。九姐算是有良心的，她没来看一眼，也还叫人能原谅。父亲病重时，除八姐外，我给在外工作的人都去了信，原来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回了，这次听说父亲病得要死了，都像避瘟疫一样，连信也不回了。父亲一辈子给人送棺材，却落得个自己身后只得烂棺材下葬。在多年后父亲卖的坟场变成了水泥厂，连尸骨也无法找到。这些怎不叫人痛心啊？以后，每次从水泥厂路过，我都要祈祷，请父亲原谅我不能给他上坟。父亲去世后，69年母亲随六姐家下放到高洞河，与我妻家是相邻的生产队。母亲来后，给我带过大儿安前；我二姑娘出生时，她也在场，我反而没到毕。我那时正挨批，妻子带信来，看守我的人不告诉我这事，那天雪下得好大。等我回来时，看见老鼠大一样的女儿，心里一阵心酸。妻子平时在家吃点好的，也会喊母亲来吃的。后来，在田坝煤矿的毛哥把母亲接去了，母亲住在他那里的那段时光是最幸福的。毛哥虽然和我们出生一样是地主成份，因为他一直是在煤矿当工人，也就很少像我们这样遭受责难。他在厂里还是很吃得开的，厂里的人对他很好，母亲住在他们家没缺吃少穿的，在那里真正的安享了几年晚年。母亲在毛哥家一直住到79年古历5月出世时。母亲出世时，我 携带妻儿全家都去了田坝，为母亲送终。母亲咽气前，一直口吐白沫，我不停的为她擦着，母亲很久后才咽气，像是等谁似的，也许，她一直都在等恩施的大哥来吧，可是，直到母亲灵柩上山，大哥也还是没出现。母亲的后事安排得很妥当，也很风光。至今，我们都一直去她的坟上挂青和送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