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的外交家风采
个人日记
傅莹,现今中国最杰出的的女外交家,也是国际最知名的中国女外交家。绝对是个大美女,更是个大才女。
有传,傅莹是著名爱国将领傅作义的女儿,北平和平解放时期,中共在傅将军家里的卧底。傅作义立有大功,其爱女的策反也是功不可没。
经证实,以上属于误传。
其实,傅莹的父亲名叫阿民,蒙古族人。官至内蒙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亦是同为蒙古族的艾思奇的学生。知道艾思奇吧?与毛主席同代的著名哲学家。
傅莹16岁上山下乡,在内蒙古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的广播站劳动。文革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专业,法语为其第二外语,后又学习了罗马尼亚语。1997年起,历任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公使衔参赞、驻菲律宾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澳大利亚大使、驻英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现在官至正部级——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
有外媒形象地赞誉过,傅莹“天鹅绒手套的温和外表下是铁拳”。更有日媒扼叹“傅莹是其强大对手,安倍将尝中国铁拳”
一次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妄称“中国外交是否会更加咄咄逼人”时,傅莹幽默而又果决地回答道:“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注意到中国记者都笑了……很多中国人的意见包括媒体人的意见,是希望中国更加强硬一些”。这是中国其他外交官从未讲过的话。
在对话基辛格时,傅莹明确警示美国“勿对中国桌面握手桌底踹脚”。
在回应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称“中国军费快速增长,看来并不那么和平。”傅莹立马反问那个记者:“中国国防很弱难道就和平了?”
傅莹甚至直截了当昭示:“中越南海争议中没有美国位置!”
......
午餐随访录
(此文稍有些长,不过读来很有意思)
2009年,傅莹行将卸任中国驻英大使、告别伦敦之际。这次约访,她的身份已变: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会议的官方发言人。三月中旬,“两会”落幕,她答应了这个饭局。
我提早到了内蒙古大厦。地毯的色彩热烈,有大块橘色。两名年轻女服务员正弯腰趴在餐桌上,摆放着三头羊、一匹马、一个白色蒙古包。当然,都是玩具,只是让客人有些蒙古的联想。
傅莹她穿了件灰色细格西装外套,白衬衣,一条紫色灰底的围巾,闲适而不失庄重。与她结识是她出使伦敦期间,一直称她“傅大使”,再难改口。前年基辛格访华,傅莹在这里宴请了他全家。她说,那是基辛格第一次吃蒙古菜。服务员向他敬酒,献哈达,肉食一道道地上桌,他吃得尽兴。我说,在钓鱼台今年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刚见过93岁的基辛格。我问她,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四十多年,访华上百次。他对中国的看法有大的修正吗?
“我认为他比较稳定。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没变,而是没有脱离中国的实际。当别人觉得中国不行的时候,他没有对中国失去信心。当别人觉得中国可怕的时候,他也不会跟着那股风走。每次来中国,他要跟中国领导人谈话,也要接触普通中国百姓。你看他评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讲中国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亲眼看到的。对中国,他从来没有迷失过。那么多研究中国的人都会有恍惚和摇摆的时候,对中国的预言错了或者没看准的时候,他很少有这种情况。”对这位中国的老朋友,她显然颇有好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年轻的女外交官傅莹曾是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中国领导人去新加坡访问。有时候李光耀会设家宴,就在他家后院里,很温馨,灯光、烛光。
你说,中国领导人不接受谁的风格?傅莹反问我。
“我在外交这个行业干了一辈子,从当翻译到直接参与。中国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的交往,一直是有交锋的。外交这个东西,就是有来有往,是有事要谈。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不同,相互间肯定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这代人奠定的外交理念特别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能帮你的,帮你。办不了的,也告诉你为什么。我想让你办事,也会有你干得了和干不了的。利益问题上,各国都有自己的位置......李光耀最大的贡献,是他从新加坡的利益考虑。有的人批评他,认为他这样或那样。你不可能指望他从中国的利益出发......”
“对外交往当中,不能说什么事都自己拿着,需要在得失之间权衡。有必要的话,该放手就要放手......这里头,还是要有是非观的。”
“近代以来,中国外交从哪儿开始的?西方国家的外交,源自战争,需要停火、谈判,包括划分殖民地。中国外交,是从改变屈辱地位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始的。鸦片战争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的外交是被别人强加来的。我在英国当大使时,了解过19世纪、20世纪这段历史。中国的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怎么去的?是被英国人逼着去那儿,租给你一幢房子,请你来看看大英帝国是什么样子,要你接受他们的很多要求。清王朝被迫在英国开了公使馆。多年后,1942年民国政府的外长宋子文赴英,要求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不只是宗主权,被拒绝。直到2008年,英国人还只是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而不是主权。2008年我作为中国大使与英国人就这个事谈了多少个回合。时任总理温家宝和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布朗在钓鱼台吃晚饭,一直讲这个事,讲“西藏问题”的由来。最后,英国明确承认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1949年以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个体的外交官再出色,也难有作为。”
现年62岁的傅莹,是幸运的。文革中,她在内蒙插队三年,做过广播员,放过露天电影,后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进入外交部后,再到英国留学攻读国际关系。她出使的第一个国家是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她是中国的第一位蒙古族大使、第一个派驻要国大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女性副部长。文革中,毛泽东的外甥女、文静的王海容,曾昙花一现,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傅莹很想多聊聊她现在的工作:中国人大。我告诉她,我连续跑了五、六年“两会”,仍很困惑。一些代表坦承,人大的功能至今仍是一枚橡皮图章。不觉得人民大会堂里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干系。
她显然不满意我的说法,喝了口奶茶:“在英国,每年议会开会,第一次女王演讲,也是打不到车的吧?没有哪个出租车司机会往西敏寺那儿跑,进不去出不来的,这种情况在哪儿都一样。”她就我对中国人大制度的责疑,作了一个有关交通管制的解读。
2013年傅莹转任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之前,一辈子的历练和积累,都在外交。如果让她选,她会去政协。她的先生、民族学家郝时远在那儿,很多资深的大使也在那儿。现在她倒喜欢人大这份工作了。她说,如果年轻时有选择,或许会选读法律。在她看来,法律与外交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她更心仪确定的东西:“法律很严谨,是非很清楚。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没有那么多灰色地带。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人大制度需要不断完善,很多法律可能不是很完美,执行也不一定很完美,肯定要有一个过程。但是,老百姓的感觉也不可能超越现实。如果没有做得那么好、没有做到,你想让老百姓觉得做得特别好也不可能。老百姓有不满意,我觉得挺自然的。可能外国人看到中国老百姓有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好像就证明中国怎么了!其实我在英国、澳大利亚时,看到人们不满意的地方多去了。对中国的决策层和立法机构来讲,知道老百姓有什么不满意是很重要的,要知道老百姓哪儿不满意,搞清楚为什么,怎么解决。”
我说,人民大会堂里,中国人大开会的方式几乎与五十年前一样,仍是苏联时代的。当然,现在配备了表决器,是个进步。不过领导人坐台上,代表坐台下。很多代表只是在举手和拍手。中国人大制度的改革是不是太慢了?
“人的期望,永远比现实要高,否则就没有意思了。但是,对外国记者来讲,我也比较理解。因为你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外在的东西。对里面的东西,你们能看到的就比较少!人大有责任依法监督政府,有时我们提出的意见也是很尖锐的,但是目的不是让政府难堪,而是希望政府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告诉他们哪里有问题,希望改进。所以,人大不监督有责任,政府不改进也有责任。”傅莹回答得很坦率。
我说,外国记者确实看不到啊!
“你们可能看到,我们人大的报告很少有被否决掉的,虽然否决票在上升。我们人大常委会开会,每个法律基本上都能通过。这是因为我们在审议和沟通过程中,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求共识。比如立法法修正案,已经过了二审,也向社会公布过,经过专家们的千锤百炼,再拿到会上。将近三千代表讨论,一千多人发言。根据这些意见,做了七十多处修改。如果不改,硬扛着,投票的结果就不一定了!”
她又提到英国,她最后出使的国家。她说,这种情形下,估计英国国会不会改,只要能通过就行。中国则是连夜开会,晚上讨论修改,甚至作很重大的修改。再解决不了,还要到代表团一个个去解释和说明。表决时,虽然有人投反对票或弃权票,但是大部分代表会投赞成票。
“如果你们记者在,肯定要小心。要是我,也会小心讲话。你们记者多厉害,到时候如果报不准,说歪了,现在这个时代,信息传播很厉害。”
傅莹半开着玩笑,夹起一块奶皮子,作出反击: “话说回来,英国议会里,有时议员念稿子那么长时间,下面一个人都没有,电视上谁看?!政治里肯定要有些程序性的东西。”
我夹起一条羊排,继续发问。我说,每年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多至三千人。那么多记者,总得有事情让他们报道吧。除了听李克强总理花两小时,一口气念完长达40页的政府工作报告,记者能采访的人和事极其有限。
“西方媒体看中国,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层是对这个制度是否认可,再一层是这个制度运作得怎么样。比如我有时候跟一些欧洲记者辩论,准备记者会之前我要开好几次圆桌会,辩论非常激烈。他们根本上就不认可中国的制度......你横说竖说都认为你们不对。他们的参照系数就是自己的制度。德国这样,你就应该这样。英国这样,你就应该这样。美国这样,你就应该这样。我只能耐心地跟他们讲,我是干这行的,已经讲了三十年。有这个耐心,继续讲!”
听得出,素来谈吐温婉的傅莹,语调里已有一丝不悦:“他们从根本上不认可你这个制度,所以看不懂,也不可能看懂,甚至是拒绝看懂。”
傅莹当然清楚,中国的人大制度不乏批评者。作为发言人,她当然相信这个制度:“人大制度的好处,在于它有方方面面的人,带来方方面面的信息,让这个国家没有死角......外界特别看不懂的是,为什么中国13亿人口能够治理得这么好,总能不断往前走,总能解决问题?!”
“你说中国集权?……西方说我们集权,所以有效率。我认为这是一种偷懒的说法。他们的制度走到今天,有它的道理……谁跟谁比较,不太好说。你解决不了问题,是你的事。我能不能解决问题,是我的事。西方人容易一会儿说中国多好多好,一会儿说中国多差多差。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好,也没那么差。”
这段话,我曾在另一个场合听她说过,是她的直觉,也是深思熟虑的判断。即便轻声细语道出,骨子里仍有点咄咄逼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高收入国家元气大伤,效率滞缓,对自己制度的自信似乎打了折扣。他们开始羡慕中国的效率、增长与速度。他们不再责疑,而是寻找“中国模式”的合理性。他们高调地向中国领导人伸出大姆指。我明白傅莹这番话的底气。
我换了个话题,问她,可否请张德江委员长向李克强总理建议一下,政府工作报告能否简短一些,也不用全文通读?
“过去也有较短的政府工作报告。凡事都有它的原因。你说哪个领域的事儿能漏了?水利不说?农业不说?工业不说?都得说!谁重要?谁不重要?!中国这么大,发生这么多事,让总理去取舍也很不容易……政府报告有动员人民的任务。你在这儿听两小时,感觉时间长。但在很偏远的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决策怎么回事。听上两小时,就可以把过去一年的事弄明白了。”
中国的事情,越来越多。看来政府工作报告只会越来越长。我说。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前人没有经历过,想都想不到。就像雾霾。在英国,一个时期是烟雾,一个时期是工业污染, 一个时期是汽车尾气,是递进的。而在中国,全都一起发生,结果就产生了新的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新的东西。”
出任人大会议发言人两年,平时低调的傅莹已成公众明星。过去两年,媒体和民间对她记者发布会的表现称赞有加。我问她,有没有听到过激烈、刺耳的批评?
今年“两会”,作为人大代表的傅莹,她的提案仍是有关中国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河流如何维护、界河泥沙如何及时处理、钱从哪儿来,边境道路维护,没有路怎么办。“我咬住一件事,能办好就不错了。”
你觉得媒体可怕吗?我问她。外界向来觉得傅莹很会与媒体打交道。
“挺可怕的!” 她说,她对媒体的戒备, 因于她的惨痛教训。在菲律宾和英国当大使时,媒体采访时,挖了很多坑,不留神就掉进去了。
我把话题挪到当下热到发烫的话题-“一带一路”。我问她,对中国,是不是过早了?
“九十年代,欧亚大陆桥曾经谈得很热火,但一直是纸上谈兵。二十年后,中国条件有了,资金也有了,可以付诸实施了,怎么就成问题了呢?我们现在帮着大家实现欧亚大陆桥。欧洲以外可能没有人记得了?也许他们换代了!”
傅莹说话,很少提高声调。虽然她已远离外交圈子的谈判桌,她的直觉与反应仍是外交官的。该机敏时机敏。该尖锐时尖锐。该温情时温情。所有的注脚背后,都在国家利益。
”
你平时怎么放松呢?
“走路、散步。” 她答。
“中国这一段时间,大力度反腐败,大家都挺有感触,揭露出来的事情触目惊心。十年前,都无法想象,不能理解。有的官员,贪的钱一辈子都花不掉。这个国家、这个制度、这个党,确实应该解决腐败问题。”
她站起,披上搭在椅背上的紫色围巾,匆匆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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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H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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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
问好了,最近很忙?没怎么见更新?
大脸猫
蝇营狗苟,人人跟走,人畜皆也。
大脸猫
喝多了扎啥也不知了
白杨
傅莹——现今中国最杰出的的女外交家,也是国际最知名的中国女外交家。绝对是个大美女,更是个大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