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

    回家后，常与母亲聊起过去的事，无非就是那些从前如何艰难的日子。关于那些吃的尤其多，像一个豆豉碗都得抢着，吃菜包饭之类的，都被母亲翻了出来。然后又与现在的生活比较，诸多感慨，我说：“现在很多人在网上发帖子，都说怀念老毛的日子。”母亲并不知道网上的事，对于帖子更不清楚是何东西，一辈子与田地打交道，虽略有些文化，却也不与大政治沾边。所以，我们所感慨的政治，她便不懂，只管听着。但毕竟不是愚钝之人，我与小妹的讨论，她总算明白其中的因由，说道：“说那时候好，当然有那时的好处，但只说好不说坏，也许是另有原因的吧。至少像我们这样的只与田地打交道的农村人来说，如今的日子，单从物质上说，要比当年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们都是过来人，母亲这话，又如何不是呢？

    于是，又聊到了当年什么都是“票”的事情，诸如布票，粮票，肉票等等，这些东西，虽然年代不久，但其实，因这些票与我们家，没有半点关系，所以我早已经遗忘。母亲说起来，便又重新焕发了记忆。那些年，国家计划经济，什么都用“票”来控制，买布得有布票，买米得有粮票，买肉，自然得有肉票。然而，这些有票的，也不是我们这些种田的人。而且即便有票，没有钱，也买不起布，买不起肉。这都是事实。

    闲聊中，母亲说起了一件我早已经没有印象的事。

    那年，她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割了些红薯藤煮猪食，顺便把好的叶子摘下，扎了，挂在门口叫我卖。却没料到不一会儿，我却大哭着跑回家告诉母亲，说是被人拿走了。母亲安慰着我说不要紧，并告诉我她知道是谁拿走了。然后她放下手中的活儿，跑到工商所去，那些红薯叶果然便是工商所的人拿走了。原因当然是私自卖东西，是犯法的事儿，自然是要没收的。母亲现在说起这事，其实，大都是因为那时我的哭相过于夸张，所以只作是笑话来说。似乎对于被拿走红薯叶也没多大的想法。毕竟当时事实如此，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摆卖东西的，摆卖就没收，这是任何人也不例外的事情。至于母亲是如何拿回红薯叶的，我们一直也没有问过，总以为大概也因为那些工商所的人大都是乡里乡邻，终究还顾全这份情面吧。这回子，母亲却把原因说了出来，她说当时她找到了工商所的人，要工商所的人把红薯归还，工商所的就拿摆卖是违法的大道理跟她说，母亲说：“我难道不知道是违法的事么？之所以要偷偷的摆这几扎红薯叶，不过是为了能卖了换钱买盐而已。”即便如今听到这话，我和小妹尽管笑着，但也知道这笑当中有多少苦涩的成分在内。

    其实，从小过的便是苦日子，却因为都是农村人，对于政治啦，制度啦这些大是大非的东西并不明白，所以莫说是小孩子，即便是村里的那些略读了些书的老人们，除了会跟晚辈们读一些经书外，也从不知道政治为何物，也便都过着些无知无觉的日子。苦也罢，乐也罢，过一日便是一日，队长吹哨，便上工，等队长再吹哨，便下工。到年终时，大家分，多也好，少也好，即便有怨言，也不过是一时的。就像如今，母亲说起当年的日子，也是笑着的，于当初的日子，也仅限于怀念，却无一丝怨怼。这也许就是别人眼里愚昧的农民吧。

    我跟母亲说：“我记忆最深的是分田后的第一次收成。那时，你站在窗户，对着隔壁的伯娘说，什么地方收几担，什么地方又收几担，除了交公粮，购粮，还有多少多少剩下。那个欢快的样子。”母亲笑道：“你想，每年拼命的干活，到年终时，却还是超支，最后得向生产队借谷过年，来年又拼命的干活，可是到了年终欠的没还清，又得继续借。都没个了结。就连你们搞勤工俭学的那些谷子，也得帮补着家里用了。分田到户后，第一次自己有了余粮，又怎么能不欢喜呢？”母亲所说的勤工俭学的事儿，现在倒还是记得清楚的。那时，学校每到夏收秋收季节，都把学生放回家去帮忙，但收假时要每个学生，上交多少斤谷子，算是响应“颗粒归仓”的号召。 而我们是真的到田里捡的，只是捡回来之后，先把好的留下来，上交给学校的，就是些稍差一些的谷子。在这上面，几乎家家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方法来蒙骗学校。诸如将谷子放在水中浸泡，使谷子显得饱满。甚至在谷中渗点沙子也有人干。为的就是要把捡来的好的留下来自己帮补家用。可见，当时家家的生活情况，其实大概也差不了许多。（劳动力多的家庭，不会超支，但是似乎交上去的谷子也不会多，因为，谷就是财富，谷多的家庭跟现在钱多的家庭一样）

    有时候，看网上的帖子，那些洋洋洒洒的万字长文，一千个，一万个的赞当年如何如何好，而那些没有真正经历过的人，面对如今的种种，似乎也觉得当年确实是好，便充当起愤青来。面对这些帖子，觉得写帖子的人除了刻意维护过去外，便是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当时的农村去看看情形。当然这是撇开所谓的大政治而言，中国的农民们，似乎最关切的还是自身吃穿住行这么些细小的事儿，所以再大的政治争斗，政治利益，又或者是国家利益，似乎也较不过可以吃饱穿暖。换句话说，所有的政治考量，在没见识的农民眼里，可以轻易的被一日三餐所击败。通常挂在官员们嘴上的“民生，民权，民主”，其实，在政治上毫无意识的农民眼里，什么权，什么主，似乎都不及这生要紧，生也是官给的，权也是官说的，主也是官作的。也是，倘若连生也解决不了，这权，这主都不过虚话而已。这也许也算是朴素的农民意识吧。（其实，按事物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有利总有弊，单纯的说以前是好的，又或者单纯说现在是坏的，似乎都是错误的，可惜没有人再这么辩证的看事物了，便只有以偏概全存在）

    家人之间的聊天，便更没有政治性质在内，所以，与母亲和小妹所聊的，便全当是对儿时的回忆。总的来说，都满足于如今一日三餐的温饱之中，所以没有太多的愁苦在内，只当了笑话。我说：“那时的生活，似乎并不觉得苦。”这一点，母亲倒是没有半点犹豫，说道：“确实是。与我们家相似的情形多得很，似乎还真没有一家有苦的表现。”我不解，说道：“为什么？”母亲笑道：“这有什么，日子再苦，总会过去。”然后又说：“其实，重要的是一家人都健康，开心。这是什么都比不上的。”

    我默然，母亲这话，其实包括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在内：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依靠。然而，这个道理似乎在如今的社会中，却是行不通的。当然，我无法反驳母亲的话，毕竟，与当今社会不合，并不说明这道理就说不通。就像现在，一家人聊天，吃饭，母亲绝对不会因为所吃的东西比不上别人而不开心。

    母亲总结说：“你们兄妹，都有一个特点，其他的穿与用，似乎总是得计较半天，但于吃这方面，似乎就从来没有计较过。”我与小妹便笑。母亲这话正是因为我和小妹买零食的原因。小妹买了黄皮子，红提。我呢，隔天也买了龙眼，还有龟苓膏。在母亲看来，这都是不菲的价钱。而我与小妹，在吃这上面，还真没计较过价钱，也许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吃东西都比穿着重要，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小就被饿怕了的缘故，如果便尽量在吃上面满足自己吧。只是在能力上，与有钱的人比，我们可以买得多与少的问题。

    那天，吃过午饭后，经过市场，忽发奇想，跟母亲和小妹说：“当年我们吃的那个头菜煮猪肉啊，那味道真好。我等下去买头菜和猪肉。”她俩人并无异议，买头菜的钱是我付的，而猪肉钱，则是小妹付的。回去之后，将头菜浸淡了和猪肉一起煮了。还加了许多的佐料，自信要比小时候吃的单纯就是头菜煮猪肉要好，但吃起来，哪里有过去的那种味道呢？

    我当然明白个中的原因，无非就是那时的环境与现在的环境不一样而已。将这事跟小妹和母亲说了。小妹倒没有说什么，母亲却笑着说：“还记得村里的二伯娘吧，有次在我们家里闲聊的时候，说：‘现在的鱼啊，腥；现在的肉啊，臊；现在的鸡啊，肉不结实，……’”这二伯娘说的是事实，现在的东西，用的都是催长的方式，三两个月，猪鸡鱼都可以上市。自然没有了过去踏踏实实养大的那种味道。但母亲要说的却不是这些，她说：“二伯娘的话马上被人反驳，说：‘二嫂，你现在不过就是有了点钱而已，如果是过去，我看你也没有这么多话说。’”这二伯娘，当初便和我们家一般的穷，终日也难得见一见肉。如今却是极有钱的人家了。也许这才是根本的原因。

    母亲说这件事，其实并无深意。然而却让我想起了很早的时候，就读过了《芋老人传》这篇文章，而且，知道这文章之后，依文中的表面之意，我便也常常拿这来取笑一些后来发了财的朋友，但凡他们嫌某某东西不好的时候，便说“时，位之移人”。过去的美味佳肴，到如今便是再普通不过的食物。其实，我常常告诫自己：即便时过境迁，但很多人与事都必须要保持不变。可如今，我虽然还挣扎在生活线上，依然会觉得头菜煮猪肉不如从前，难道便也成了这般的人么？想想不禁汗颜。

    想起《芋老人传》，便又不禁想到现在的这个社会。这些年里，物欲横流，人人逐利而生，钱成了一切。开口是钱，闭口也是钱。除了钱外，再没其他东西。很多人便连爱情，亲情，都拿钱来计算，朋友就更不在话下，往往便成了利益工具。芋老人告诉那个已经贵为宰相的曾经的穷书生所说的话，“时，位移人”而视糟糠之妻为芋，视贫贱之友为芋，皆弃而不顾，放到现在，依然是极为准确贴切的话。

其实人的一生，应该拥有的财富，不应该简单的停留在钱上面。有钱，或者钱多，可以获得丰富的物质，这固然是幸福，没有钱，如果拥有一份丰富的精神财富，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