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果

 1955年，我遇到小珍的时候，她像一朵花，开得正好。我在军队，是一个小军官。政治挂帅，不是乱世，胜似乱世，军队时常要收拾局面，恢复秩序，天天如履薄冰。女人是混沌里的净土，是喧嚣中的清音，她们故作世故的浮面之下是随时都冒出来的天真，世故是真的，天真更是真的。男人是章鱼，有很多手去抓这个世界，而女人，她们只抓住男人的一两条手臂就心满意足地叹气了。是啊，是叹气，小珍总在最快乐的时候深深地叹一口气，为什么这么幸福啊，她总是要问，快乐的不像人过的日子，她总是这样说。我也是，明明她就在眼前，却还感觉想念她。我们像踩在软绵绵的云层上，一下子就离太阳很近，只要我们在一起，周围的一切都像是被阳光镀上了金边，什么都是暖调子。“你看，小鸟在修理它的布鞋呢”小珍仰着头，拍着我让我看，树上一只灰色的小鸟把一只爪子提到胸前，奋力啄着，我们一起看，都笑。我的世界就这样充满了小珍看到的和她对看到的所表达的语言。许多年后回味她的话，我还想，为什么小珍认为小鸟修的一定是布鞋呢？

 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可以想象，1957年，反右运动，五七干校，出身决定一切。她的父亲是现行反革命，已被押入死牢。我的上级三番五次找我谈话，军人绝对不允许和这样的人结婚，如果我们结婚，我肯定被赶出军队，小珍则别有用心破坏革命军事堡垒等等罪状。“那样你们在一起只能更痛苦”。那段时间，小珍苍白的脸上燃烧着黑黑的大大的眼睛，她好像在那段时间把所有的心力都燃烧掉了，以致后来再见她，她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除了灰烬。

 后面的事情让我快快说吧，我希望时间未曾给予这段往事发生与展开的机会，可它们都是确实发生了发生过的。我结婚了，四年后由于立场错误，被发配到一个偏远地方的煤矿劳动，妻子迅速离开我，留下一个三岁的儿子，小雨。我和小珍虽然不再见面，但我们还在一个城市，我确信我们可以看见对方的一举一动，我想着她该怎样哭，怎样辗转难眠，怎样和一个根正苗红的工人结婚，当听到她丈夫嫌弃她的娘家，动辄打骂她时，痛苦已经不再是痛苦。四年后，我知道在极少数的人的一生中，也只有那么一次，他和她的关系是不能了断不能分开的，因为分开了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带着支离破碎离开她，还不如当初为做一个全人，死也死在一起。

 在离开这个城市的前两天，心无所托，知道她被打得回了娘家，我非常想她，我们四年没有见了，哪怕偶然碰见也不曾。敲开门，她站在我的面前，像无数次站在我面前那样。人到底是熬不过光阴的。时间如沙漠，浩浩荡荡，却空无一物。浩浩荡荡的回忆，空无一物的现在。她脸色苍白，慢慢说：我都知道了，也知道你会来。漏风的房子里，我们各自捧着大茶缸喝热水。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丝不苟地将茶缸捧在胸前，认真大口喝白开水，却慢慢咽下。我凝视着她，好像一直以来，我从来未曾不这样凝视着她，她的姿势让我想起修布鞋的小鸟，我不禁微笑起来。还是暖调子，虽然流散在大片的沉默中。沉默也是暖的，熨贴人心的。只要在一起，别的都是多余的。

 我记得我们最后的对话是：

“你怎么打算？”

“打算？打打闹闹，不行就算”，她平静地回答我。

 我跟她和她母亲告别，她突然说：你这两天很忙，你把小雨送来我家住两天，我到时给你送火车站去。我说好。离开她，转身走开，尽量没有感觉。回去的路上，看到大风把树叶吹下，灰色的树叶，也只是相碰一下，旋即分开，其实是只要相碰，势必分开吧。

 我准备把小雨先送农村父母那里，再去煤矿。我们分手是为了不连累我出军队，可是分了手还是出了军队。这是对我的回报，这回报我觉得还不够狠。如果没有命运一说，很多事情无法解释。可是有了命运一说，很多东西还是无法解释，比如为什么我这么想大哭，这么想抱住小珍，没有一点缝隙地紧紧抱住她，说不要分开不要分开。

 站台上，小珍牵着儿子的手，站在我的面前，像无数次那样，站在我的面前。

“小雨长得很像你”，小珍笑道。

“我给你织了件毛背心，毛衣来不及了”小珍还是笑着。

“打打毛衣，跟你算算帐，这也是打算”小珍慢慢再开口。

“嗯”我终于说出了话：“多保重。车要开了，小雨，说阿姨再见！”。我牵过孩子的手，可是他绷着脸，不肯叫。我不能再多说话，语言和眼泪好像是一个出口，我要是让语言出来，我的眼泪也要出来。

 安顿下来，车已开了。

“小雨，你为什么不跟阿姨再见啊？”

“她不让我叫她阿姨”

“那叫什么？”

“她让我叫她妈妈”

“……”

“我叫妈妈，她哭了，亲我的脸，还喊你，说好孩子”

 小雨从衣服内襟一个临时缝上去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着的包，“车开了，让把这个交给爸爸”。我打开，里面是钱和粮票，钱里有毛票。

 我攥着手绢包，我看着儿子的脸，在那被小珍亲吻过的脸上，深深地，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