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归何处

             十年幽忧含泪歌
                 -------由卢照邻自决想到的
                   文/春归何处

         

卢照邻，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治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唐代诗人，与王勃、杨炯、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

唐代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大唐的繁荣气象给用士之人以高涨的热情。李白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杜甫坚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就是例证。生于初唐的卢照邻也不能例外。

后人一般认为卢照邻生于太宗贞观九年，卒于高宗永淳元年，这个时期正是大唐国势蒸蒸日上的时代，统治者重用人才，无疑给时下的文士一个施展才华的春天。生于斯，长于斯的卢照邻自然是幸运的，他渴望建功立业，依靠自己的满腹学问来实现自我的价值，与大唐风貌不无联系。

贞观九年，卢照邻出生，十二岁的他便离家求学，先后从师于当代两大著名的学士曹宪、王义方，随受小学及经史，从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比及弱冠，为邓王（李渊十七子，唐太宗之弟）府典签，从事处理文书的工作，卢照邻少年才俊，雄姿英发，满腹经纶，极受邓王爱重，一次宴饮，邓王曾指着卢照邻对群臣说，：“此即寡人之相如也。” 王府藏书十二车，这对于勤奋好学的卢照邻来说，无疑是如鱼得水，他在浩瀚的书海里遨游，采撷知识的浪花。从典签这条路走向成功的还有司马迁、司马光，班家三口等，所以，意气风发的卢照邻自然也希望由此实现“学而优则仕”的梦想。他与同时代的士人一样，渴望建功立业，对政治，尤其是染疾前一直抱着儒家的积极入世的思想进行热切追求。他虽身在蜀地，却也像其他的文士一样，怀着“望长安”情节，即便他身居下僚，也念念不忘长安，甚至在诗中直抒自己慷慨从戎，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横吹曲辞·刘生》）

“邦有道而仕”，然而，这种时代风貌和卢照邻本身的不懈努力并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生涯仍以失败告终。

但据李云逸《卢照邻集校注》中《卢照邻年谱》记载，他当过的官如下：高宗永徽五年（６５４）为邓王（李元裕）府典签，时年20岁；高宗麟德二年（665)初，时年31岁，出为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四十岁左右染疾不再仕。这种极为普通的的官职与卢照邻昂扬的政治追求是有极不相符的，对自己的壮志难酬，不得重用，他有过很多悲愤之叹：“无由如宣室，何以答吾君”（《至望喜瞩目言怀贻外知己》）；“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将。”（《狱中学骚体》）《悲才难》中的这段文字借言他人表达了怀才不遇的心境：“近有魏郡王公曰方，华阴杨氏曰亨，咸能博达奇伟，覃思研精，探孔门之礼乐，吞鬼谷之纵横……王则官终於郡吏，杨则官止於邑丞。何异夫操太阿以烹小鲜，飞夜光而弹伏翼？......以方圆异用，遭遇殊时。故才高而位下，咸默默以迟迟。”

 

生活毕竟不是书写化学方程式，可以通过分子的配平实现公平，我们常常慨叹命运不公，就只能在神而玄的天道之中去寻求一种慰藉。其文才高，其人位卑；文章汪洋恣肆，人却辗转飘零；文历千年而不衰，其人命运悲苦且早逝。那段邓王府的生活，算是光鲜的，耀眼的了。

一个作家最幸运的是时代给予他一个开放的舞台，一个舒展心灵的空间。大唐之于卢照邻，就是一次契机，一个舞台。那时的大唐，散去战争阴云，已见复兴的景象，那时的长安，百业兴盛，渐成繁华都市。“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很多的文人开始自觉地展示和呈现大唐的富庶景象。于是，卢照邻也迎来了自己诗意的春天。

卢照邻真的不愧于“人间才杰”之誉，他“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回凤惊”。一篇七言歌行《长安古意》，用传统题材以写当时长安现实生活种种生活情状，托“古意”实抒今情，“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诗笔纵横奔放，富丽而不浮艳，将帝京之都长安的生活情状描写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它不仅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横暴奢靡及其互相倾轧的情况，也抒发了下层志士儒者的不平。他也“放开粗豪而圆润的嗓子”歌唱，“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歌唱崇高的爱情，这是一声自由的呐喊，“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闻一多语）。卢照邻为文，笔健意厚，叱咤文坛，“如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可见当时他的影响之大。如此这些，暂且作为他命运“得失公平”的一种平衡吧。

仕途坎坷，有才不获骋，或许是封建时代文士共同的遭际，行路难，空余叹。如果说卢照邻的仕途不畅是人生的大败，那么他形体残损便是人生的大失。正值卢照邻年富力强之时，却不幸染上风疾（风痹症），居长安附近太白山，因服丹药中毒，先是一条臂膀废掉，后来一条腿也随之瘫痪。手足软垂，口眼歪斜，语音蹇涩，步履不正，所有这些突如其来的重大生理变化，是一个曾经健康的人所无法承受的，如同当头一棒的垂直打击。就这样，卢照邻开始了十年的幽悲饮泣之路。

重病缠身，卧病在床，连端碗粥饭都物理为之，无限悲苦中，他递上了辞呈，心有不甘地。

原本贫寒的家境，因为治病，更是捉襟见肘，面对残酷的疾病之痛和艰难的生活现状，无奈至极的卢照邻不得不以一篇《与洛阳名流朝士乞药直书》，遍呈朝中名士，开口求乞，“若诸君子家有好妙砂，能以见及，最为第一”。在文章的末尾，说得很直白而可怜，如果没有丹砂可赠，“无者各乞一二两药直，是庶几也”。

幸运的是，那封写得哀戚凄凉的公开信，在京城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好友闻讯，纷纷来到床前，嘘寒问暖，不时捎来衣药，给他病弱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当代才子卢照邻生病，也惊动了药王孙思邈老先生，年过九旬、白发苍苍的老人亲为医治。在这期间，卢照邻曾经以弟子的身份向药王学医求治。老人家一再要他坚定康复的信念，稳定情绪，并且对如何养生、处世提出了自己的高见，核心要义是两个，一个是要自慎自珍，一个是要有忧畏之心，“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振之灾”，这两个人就医治疾病的话题曾经有过长长的谈话，《新唐书》、《太平广记》等都有大量引用的。

山中隐居，服丹养病，面对重疾，卢照邻和死神对峙，更和命运斗争。僵卧山中，手中无钱，但膝下有书；与世隔绝，远离尘嚣，但风月可伴。

人生需要留白，生病就是一种留白，能让人重新审视人生，沉淀心灵，实现一种大道归真。“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卢照邻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路，他将自己肉体的疼痛和精神的寂寞化作奋笔疾书，将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全部灌注到字里行间，芬芳生命了不朽。他含泪而歌，“岁将幕兮欢不再，时已晚兮忧来多。东郊绝此麒麟笔，西山秘此凤凰柯。死去死去今如何，生兮生兮奈汝何？”时隔千年，依然荡气回肠。

生命机体的残损，却让他收获了精神的完美，或许这又是命运中的另一种得失平衡吧。

然而，十年，之于平常人不过是弹指间，但之于卢照邻，太过漫长，漫长如黑夜，漫长如寒冬。“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深山之中的卢照邻此时就像一只折翅的鸟，一尾伤鳞的鱼，远离红尘，远离庙堂，面对寒来暑往，面对明月清风，朝朝暮暮，月月年年，独自承受着无尽的病痛，无期的时光，那是怎样的孤寂，怎样的熬煎啊！

帕斯卡尔说，人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王位的丧失固然使人悲哀，倘若还能有高贵的精神来支撑，就可以为王位的恢复去和多灾多难的命运抗争了。只是，卢照邻这次对垒的是无以转机的命运，即便是精神再高贵，终是难抵绵绵无期的悲痛。

听，窗外风吟，看，天空鸟翔，而晦暗的屋子里，却是抱病床榻的残疾之躯。曾经的繁华绮丽，春风得意，都重叠成现实里追忆的苦痛，病痛难除，反而如火中烧，理想与现实横亘着的无法逾越的鸿沟，今昔的落差，令卢照邻心力交瘁。难以排遣的，如潮袭来，不甘放下的，如风散去。他含悲叹息“钟鼓玉帛兮非吾事，池台花鸟兮非我春”，不可名状的失意之悲袭上心头，他想到了死。于是他用朋友们的资助，在具茨山下买了数十亩的田园，为自己预先建造了墓室，每日僵卧其中，等候死神。

 

世事多变，心凉如秋。女皇武则天登基了，好友骆宾王失踪了，药王孙思邈离世了。一个个坏消息接踵而来，不断摧毁着渐冷渐木的身体。那一天，斜阳无语，黄昏暗下，卢照邻最终还是抵不过心里的熬煎，在夕阳里拖着残损的身影，蹒跚着移向颍水，然后抱身一滚，投进了颍水的怀抱。

水花四溅，一个生命化成几许涟漪，残阳如血，颍水缓流，如一曲挽歌幽唱。

卢照邻这颗照耀初唐诗坛的璀璨之星就这样陨落了，他的死，让我联想起中国及世界文艺史上不少的自杀现象：

　　1893年，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

　　1905年，中国的近代革命家陈天华蹈海自杀；

　　1927年，诗人兼学者王国维自溺于颐和园昆明湖；

　　1941年，饱受精神分裂折磨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投入马斯河自杀；

　　1961年，美国作家海明威，由于多种疾病的困扰，在海边将双筒猎枪管含进嘴里，扣动扳机；

　　1972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口含煤气管自杀；

　　1989年，诗人海子在山海关枕轨自杀；

　　1991年，台湾作家三毛在台北自己寓所的卫生间里，用丝袜上吊自杀；

…………

而今读来，也是令人心疼不已。

哀莫大于心死。这些自杀的人群中，有的是病于己，有的是病于时，但都是心死人死。说到底，人还是脆弱且可怜的，作家尤其神经质，总觉得自己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亦难以和世道人心妥协。

仓央嘉措说：“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任你一一告别。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不是闲事。”死生之大，略见一斑。

谁都知道生命的可贵，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有谁敢轻言死事？有谁肯狠心抛别亲人？有谁愿意舍弃这人间无边春色？我想，卢照邻活着，一定是觉得生不如死，所以才毅然决然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从《五悲文》和《释疾文》里，透露出他决意了却残生的众多信息，“岁去忧来兮东流水，地久天长兮人共死”，“嗟不容乎此生”，“恩已绝乎斯代”，笔下充满了悲凉、悲愤和悲哀。与亲属诀别之后，他纵身一跃，投入茫茫颍水，委身鱼腹，一死解千悲，是实践生。

他悲剧的一生，留给了后人的不断地思考和探问。或许，从政治、心理、情感都可以做死因的推断，然而，这都不是我所需要的。生命与生命相对，就是一种心灵的解码，一种灵魂的洗礼。

这又使我想起了作家史铁生。他年轻时就双腿瘫痪，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一直靠三天两头的透析维持生命，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可他一直在跟病魔搏斗，向死神抗争。他的大部分优秀作品如《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都是在他病中完成的。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的病和他病中的坚持，可能中国当代文学中就会失去这些灵性充沛、思想深邃、情感饱满、文字精湛的传世之作。如今，他反倒是因脑溢血而猝然离世的，也给自己的生命划上了一个较为完满的句话。对于死，他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如何面对生死，两千年前身居监牢的使徒保罗的榜样应该其实更值得效法：“我的热切盼望和期待是：我在任何事上都将不至于蒙羞；而现在也能像往常一样，无论藉着生，还是藉着死，总要满有胆量地让基督在我身上被尊为大。”

诚然，对于生命，我们都会虔诚地看待它的可贵，那就敬畏它，好好珍惜它吧！

愿生如夏花，逝如秋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