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蓝

    原始社会里，没有官和权力一说，一切社会事务靠约定俗成的传统准则进行管理和调停。随着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相继出现，官和权力的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尤其在崇文尚武的封建时代，民众深知当官好处多多，尘世间屡有趋奉权贵的拜尘之徒。或者自己无能为力，便期冀从子女身上打开突破口。宋武惠王曹彬周岁时，父母以百玩列于席，观其所取。结果曹彬左手执象征征伐的干戈，右手取象征礼仪的俎豆，而后又抓取象征权力的大印，其父母乐不可支，认为曹彬日后必成大器。

    汉朝时，做官要靠“举孝廉”，由地方长官举荐“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人。有人为了显孝，把自己的亲生幼儿活埋了，声称省下粮食来奉养老母。还有人父母健在，就用木头刻块灵牌，每天对着牌位供奉磕头，好被举荐为官。南宋时，官方推崇理学，懂理学容易为官，许多读书人就戴着高帽子，脚穿破靴，打扮成理学家的样子，谋取官职。清代以八股取士，读书人写文章就以“且夫”“然则”为时尚，以图仕进。

    清光绪年间，一个叫张传声的安微人，花钱捐了个河南候补道，加花翎二品衔。可是当时河南还没有职缺可补，此人按捺不住，官瘾提前发作。每天早上穿戴官服，演练起道台升堂办公的好戏。只见其威凤凛凛从内室走出，中门的仆役敲响一块铁铸的云板，模仿衙役那样呼喊：大人下签押房办公了。里里外外的仆役都紧张有序地各就可位，“张道台”走到外堂就坐，仆人端上茶水，门卫手持十几张拜帖上前，声称某某某禀见。“张道台”装模作样地翻阅，然后煞有介事地指示一番。办完了“公事”，还要一本正经地退堂。每天都要如此演练一番，当作“岗前培训”，虽未上任先过把瘾再说。

    这张传声既然捐了官，为何还要“侯缺”呢？因为古人入仕，除了科考，还有捐官、举荐等途径。刚开始职多人少，一旦考上、捐款、举荐就可以做官。后来“僧多粥少”，科考中举、捐款到位、举荐有人，都只是获得通向官场的“敲门砖”，还要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候”着。

    古人做官“七十致仕”，除非有人犯事被开缺，或是官府新设职务，要不然一个萝卜一个坑，退出一人进一人。那么多人花钱买官，候补的官员如过江之鲫，没有轮到就只好死等或“等死”。有统计显示，清末四川一地，候补道员多至50多人，知府20多人，通判、知州、知县多达400多人，以至于“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委差，衣食俱乏，冻馁而死”和“孑然一身，典质俱尽，自刎而死”。

    久居官位一旦退下来，有人竟然出现官瘾复发、六神无主等症状。唐德宗时宰相崔造打算退休，但犹豫不决，家人亲戚都劝其别放下大好的名利，只有大女儿体谅为父的辛劳，劝其急流勇退，休官享福。崔造遂下定决心，提前致仕。回到家后才发现多么不习惯，做宰相时，门庭若市，求之者川流不息。致仕之后，门庭冷落，再无趋炎附势者敬财献物。一两年下来，崔遣“居闲躁闷”，唉声叹气。后来终是耐不住寂寞，又复出任职，权力的诱惑就是这么大。

    做官似乎意味着可以拥有一切，一曰施展抱负，报效国家；二曰光宗耀祖，彪炳史册；三曰名利入囊，惠及子孙；四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旧时的“官老爷”，每次出行都有人用轿子抬着，下轿时有人跪地请安。官不论能力，也不管人品，只要大权在握，其它都不在话下。即使酒囊饭袋，草包一个，照样发号施令，下人无不低头哈腰认真执行。下人被老爷使着，官气被奴气宠着，这样的待遇怎么会不上瘾？鲁迅说过，“轿夫如果不对坐轿的人含笑，中国也早已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回顾历史，会惊奇地发现，成瘾性“物品”对中国人有巨大伤害的，一个是鸦片，一个是官本位。鸦片给中国人带来一连串的灾难，戕害人的健康，阉割人的精神，致使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废驰，沦为“东亚病夫”。而官本位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鸦片只是近代以来才毒害中国人，而官本位的危害源远流长，浸透血脉，腐蚀灵魂，甚至变成了遗传基因。

    近观现实，很多人只是把做官上瘾视为“人之常情”，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获取个人私利最有效手段，并不以官瘾为疾病，不过已经引起媒体和医学疗治的注意。2008年《中国青年报》曾经刊发文章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做官成瘾列为一种临床精神疾病的国家”。根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发现，当今最突出的有六大“官瘾”症状：

   （1）认同“有钱的”不如“有权的”，占72.3%

　　有人认为，“当官就是吃皇粮，无后顾之忧，既不用担心下岗，又不用担心单位倒闭，捧着铁饭碗，混混一辈子”，因而都想“当官掌权，出人头地”。比较起来，虽然商人中也不乏财富显赫者，但是有起早贪黑、摸爬滚打的艰难创业; 有波诡云谲、暗潮汹涌的激烈商战; 更有时不时地为“当官的”明里暗里勒索贿赂的各种无奈。难怪很多人有意无意瞧不起商人。

　  （2）评价人看官阶等级，占66.1%

　　在中国评判一个人，最典型的是对其“盖棺定论”时以级别论之。在死者的墓志铭上，刻上他(她)曾经做过的官职，以此当作这个人一生最大的荣耀和成就。而在美国，即便是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也只写有三行字：“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3）对于做官的亲友同事以职位称呼，占53.8%

　　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见布什总统，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总统”，那他肯定不但感受不到尊敬反而会感觉受到了揶揄。但在中国，两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如果其中的一个突然当了官，就算之前以姓名相称惯了，另一位也得马上改口称他为“某某官”，否则对方非但会觉得不受尊重，更有可能给你小鞋穿。

　  （4）见周围人做了官，自己也想去做官，占40.1%

　　恨官、想官、爱官。为什么? 这里的权力诱惑太大。免费的车、免费的房、呼风唤雨的权、不劳而获的钱……人们最恨的是“贪官”，可心底最敬畏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价值观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杰作。

　　(5）认可“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有本事”，占33.5%

　　有人说，现在的教育就是：“好好上学、考大学、当官、发财。”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毕业生选择了“下海”创业或者较有活力的私营企业等。但是，今天的大学生择业时，传统的热门职业已不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就业的第一选择大多是政府机构，因为那里除了有稳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最小的风险外，还有机会当官。

　　(6)对故乡的主要领导如数家珍，占21.6%

　　当一个人被问及自己是哪里人时，得到的回答除了地理位置、特产名胜，最具特色的往往就是“现任某某领导是我的同乡”。即便追溯历史，也鲜有列举文学家、艺术家之类的，相反，不是举出曾经出了哪位皇帝，就是诞生了哪位宰相。虽然很多人有仇官倾向，但还是喜欢拿自己故乡出的官员来装点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