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格物，再致知
个人日记
经典摘录：
文|薛仁明，作者、讲者 、行者。曾长期隐居于台湾台东乡下，2009年开始撰写文稿。现于台北、广州、上海均辟有专栏，聚集于两岸的中国文化发展以及个人的生命修行。除了写作之外，也经常在两岸各地进行中国文化的相关讲座。著有简体《孔子随喜》《人间随喜》，另有繁体《胡兰成天地之始》等书。
今天，因文字之泛滥，引来各式各样的光怪陆离；因信息之爆炸，也招致步步进逼的毁灭与崩解。远的不说，单看今天的读书人，竟日与文字为伍，成天理论逻辑，但脸上的抑郁苦闷，却是年甚一年。我这回到北大讲座，有人明着说，早先没读过我的书、甚至没听过我的名字，但冲着讲座题目，他就来了。这题目是《躁郁时代的读书人》。
比起寻常百姓， 读书人之所以容易躁郁，当然是因为文字。由于掌握了文字，他们可以分析，可以知解，他们可雄辩滔滔，可议论不休，正因如此，他们会党同伐异，会愤懑不已，也会不时怒气冲天；所以，他们躁。另方面，文字衍生了种种的理论与概念，众说纷纭，层层叠叠，如葛藤般，将他们缠绕得既纠结由矛盾，遂无所适从、莫知所以：于是，他们郁。因为文字，所以他们躁郁。
这在佛家，名曰：“文字障”。
因此，禅宗不立文字。
正因为不立文字，真正的禅者，一向与躁郁离得极远。。且看那唐宋神僧，呵佛骂祖、棒喝交加，个个生龙活虎；他们挑水砍柴、活在当下，个个安然自在。他们使用文字，却不执于文字；他们对文字的可能异化，比谁都清楚。宋代有圜悟克勤。曾编《碧岩录》，人称“禅门第一书”；然而，他最杰出的弟子大慧宗杲却“虑其后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于是，又将此书付之一炬。
现今的台湾，亦有禅者林谷芳先生，深得言语三昧，辩才无碍。但他总说，“语言无实义”。新近出版的《禅-----两刃相交》一书中，他还特别强调，‘语言的假相幽微，常须等到境界现前时才能打破”。同样地，尽管他深谙文字，书中却屡屡告诫，“文字的逻辑与美感会让行者迷恋”；即使独具魅力的禅宗公案，他也毫不客气，明白指出，“后世禅子在此丧失性命者不知凡几”。
如此戒慎，是为了不落入“文字障”；如此戒慎是为了拨开文字的阻隔，如于直观，与物冥合。如此一来，便穿透了重重迷障，看到事物的本然；见到了本然，便与物无隔。这样的与物无隔，若换成中国更古典的话来说，就成为“格物”。
禅宗的能耐在于“格物”。眼下的读书人就少了这本领。他们不能“格物”，因此，于人、于己，皆有万阻与千隔。于人有阻，故躁；于人有隔，故郁。总认为透过文字，才能准确的知人知己：也只有透过读书，才能解决躁郁与不安。结果，恰好相反。
《大学》里说，先格物，再致知。我们的祖先，凭着直觉，通过修行，契入了全然直观的世界；从此格了物，与物无隔；从此，对着世界心生欢喜，充满好感。于是，他们进一步想了解，想说明，这就是致知。格物是感，凭直觉，是在文字之先；致知则需要思考，得有赖文字说明。发明文字，是从格物，走进了致知。
走进致知这一步，有其必要，但也有其风险，后来历史之异化，正在于致知既久，遂忘了格物根本。尤其日后的抽象学问，强调“客观”，抽离感情，成了彻彻底底的无感之知。知识理论一旦与格物脱钩，便不断复制繁衍，不断恶性膨胀，最后，成了不堪承受之重担。于是，读书人越忙着思考，理论结构越是严密，便压得自己越喘不过气来。当代读书人之所以形容枯槁，学术论文之所以干枯乏味，都是因为跳过了“格物”，只忙着无根无本的“致知”。
“格物”是“致知”的根；修行，是学问的基础。眼下有本新书，名曰《闲愁万种》，作者言道，“理论必要是生于修行”。寥寥一句，却有千钧之重；饱受躁郁之苦的读书人，可不仔细玩味？
文|薛仁明，作者、讲者 、行者。曾长期隐居于台湾台东乡下，2009年开始撰写文稿。现于台北、广州、上海均辟有专栏，聚集于两岸的中国文化发展以及个人的生命修行。除了写作之外，也经常在两岸各地进行中国文化的相关讲座。著有简体《孔子随喜》《人间随喜》，另有繁体《胡兰成天地之始》等书。
今天，因文字之泛滥，引来各式各样的光怪陆离；因信息之爆炸，也招致步步进逼的毁灭与崩解。远的不说，单看今天的读书人，竟日与文字为伍，成天理论逻辑，但脸上的抑郁苦闷，却是年甚一年。我这回到北大讲座，有人明着说，早先没读过我的书、甚至没听过我的名字，但冲着讲座题目，他就来了。这题目是《躁郁时代的读书人》。
比起寻常百姓， 读书人之所以容易躁郁，当然是因为文字。由于掌握了文字，他们可以分析，可以知解，他们可雄辩滔滔，可议论不休，正因如此，他们会党同伐异，会愤懑不已，也会不时怒气冲天；所以，他们躁。另方面，文字衍生了种种的理论与概念，众说纷纭，层层叠叠，如葛藤般，将他们缠绕得既纠结由矛盾，遂无所适从、莫知所以：于是，他们郁。因为文字，所以他们躁郁。
这在佛家，名曰：“文字障”。
因此，禅宗不立文字。
正因为不立文字，真正的禅者，一向与躁郁离得极远。。且看那唐宋神僧，呵佛骂祖、棒喝交加，个个生龙活虎；他们挑水砍柴、活在当下，个个安然自在。他们使用文字，却不执于文字；他们对文字的可能异化，比谁都清楚。宋代有圜悟克勤。曾编《碧岩录》，人称“禅门第一书”；然而，他最杰出的弟子大慧宗杲却“虑其后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于是，又将此书付之一炬。
现今的台湾，亦有禅者林谷芳先生，深得言语三昧，辩才无碍。但他总说，“语言无实义”。新近出版的《禅-----两刃相交》一书中，他还特别强调，‘语言的假相幽微，常须等到境界现前时才能打破”。同样地，尽管他深谙文字，书中却屡屡告诫，“文字的逻辑与美感会让行者迷恋”；即使独具魅力的禅宗公案，他也毫不客气，明白指出，“后世禅子在此丧失性命者不知凡几”。
如此戒慎，是为了不落入“文字障”；如此戒慎是为了拨开文字的阻隔，如于直观，与物冥合。如此一来，便穿透了重重迷障，看到事物的本然；见到了本然，便与物无隔。这样的与物无隔，若换成中国更古典的话来说，就成为“格物”。
禅宗的能耐在于“格物”。眼下的读书人就少了这本领。他们不能“格物”，因此，于人、于己，皆有万阻与千隔。于人有阻，故躁；于人有隔，故郁。总认为透过文字，才能准确的知人知己：也只有透过读书，才能解决躁郁与不安。结果，恰好相反。
《大学》里说，先格物，再致知。我们的祖先，凭着直觉，通过修行，契入了全然直观的世界；从此格了物，与物无隔；从此，对着世界心生欢喜，充满好感。于是，他们进一步想了解，想说明，这就是致知。格物是感，凭直觉，是在文字之先；致知则需要思考，得有赖文字说明。发明文字，是从格物，走进了致知。
走进致知这一步，有其必要，但也有其风险，后来历史之异化，正在于致知既久，遂忘了格物根本。尤其日后的抽象学问，强调“客观”，抽离感情，成了彻彻底底的无感之知。知识理论一旦与格物脱钩，便不断复制繁衍，不断恶性膨胀，最后，成了不堪承受之重担。于是，读书人越忙着思考，理论结构越是严密，便压得自己越喘不过气来。当代读书人之所以形容枯槁，学术论文之所以干枯乏味，都是因为跳过了“格物”，只忙着无根无本的“致知”。
“格物”是“致知”的根；修行，是学问的基础。眼下有本新书，名曰《闲愁万种》，作者言道，“理论必要是生于修行”。寥寥一句，却有千钧之重；饱受躁郁之苦的读书人，可不仔细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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